《第一財經》，上海媒體，剛剛發了篇社論，叫《最好的承諾是放手和放權》，這篇社論說：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開眉處且開眉，對民營經濟最好的支持和鼓勵，是相信企業家知道如何經營企業，放手就是放活，放權就是放膽。唯有如此，才能為國企敢干、民企敢闖、外企敢投營造有效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看到《第一財經》的這篇評論，我第一時間就想到的12月剛剛上臺的阿根廷新總統哈維爾·米萊的一系列放手、放權的新經濟政策，說實話，這也沒法不讓人多聯想。
有意思的，也是狡猾狡猾的是，這明明就是一篇當下為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呼喚政府要放手和放權的評論，最后一句還要帶上“國企敢干、民企敢闖、外企敢投”，還要把國企放在前面，其實誰不知道，您所謂的對民企或外企的放手和放權，那就是要對國企的收手和收權。
大家發現沒有，當像《第一財經》在為民企、外企向國家呼喚放手和放權的時候，一定是把所有的民企、外企都假定為好企業，而且是假定為受到了國家打壓的好企業，這時候，就再沒有人提一句中國房地產業的崩潰、中國金融業的風險，其實正是來自于那些曾經被他們吹捧上天的什么恒大、碧桂園和萬科這樣的民營企業了，所以，我現在想問，《第一財經》社論的意思也是要對恒大、碧桂園和萬科這樣的民營企業繼續放手和放權嗎？也是要對美國美光這樣的外資企業繼續放手和放權嗎？也是要對臺積電這樣的臺資企業放手和放權嗎？也要是對滴滴這樣的視國家安全為交易資本的民營企業放手和放權嗎？
我個人覺得，對在中國市場上經營的企業，除了用國企、民企、外企這樣的標準加以區分外，更應該還有好企業、不好不壞企業和壞企業的區別，所謂“合放手時須放手，得開眉處且開眉”，它不應該只針對于民營經濟或外資企業，而是要針對于中國市場上所有的好企業和那些合法經營的企業，而對那些已經被證明的壞企業，無論是民企還是國企，則不但不能放，還要收，還要收得更緊。比如，同為民營房地產企業，恒大和萬達，我看就有明顯的壞與好的區別嘛，但按《第一財經》的意思，我理解當是把許老板放出來，去跟王健林“公平競爭”，這樣可以嗎？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改革開放開始算，已經有40多年，積累了全世界最豐富的發展經濟、發展企業的成功經驗，因為在經濟成長規模上，我們中國是用40年時間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至少100年的路，對此中國人應該更加自信，但我們中國的經驗，絕對不是“最好的承諾是放手和放權”----所以，在我看來，《第一財經》這時候出來一條這樣的評論，其實是要把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的經濟改革引進中國的信號。
然而，據西班牙《世界報》1月3日報道稱，阿根廷國家勞工上訴法院當天裁定，暫時中止阿根廷新政府推動的勞工改革。米萊上任總統不久后，便批準了標榜為“重建阿根廷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法令》，并向議會提交了一份旨在“使阿根廷成為拉美最自由國家”、賦予總統“超能力”的綜合法案。阿根廷《號角報》報道，目前被叫停的是《必要性和緊迫性法令》的第四章節中有關勞動改革的部分，主要措施包括減少員工退休金、解雇賠償金以及不良記錄罰款，同時延長企業的試用期、勞動訴訟制度改革以及減少孕婦假期等。其中，關于試用期延長和解雇條款引發了巨大爭議。根據《必要性和緊迫性法令》，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的試用期將從3個月延長到8個月，且簽訂勞動合同的雙方均可在不提供任何緣由和賠償的情況下終止勞動關系。
阿根廷的全國總工會于去年12月底組織了一場大規模抗議游行，要求司法部中止政府想要通過法令實施的勞工改革，這一要求獲得了阿根廷國家勞工上訴法院的支持，法官宣布去年12月29日生效的勞工改革措施無效。
阿根廷全國總工會的代表在出庭時表示，米萊競選時承諾“終結特權階層”，讓工人從中受益，然而他上臺后頒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法令》中除了損害大量公民、商業和社會權利的措施外，還引入了一項“倒退性勞工改革”，不僅超出了憲法賦予其職權范圍，還未經議會辯論。一名法官也質疑稱，米萊簽署的法令不符合法律規定的特殊立法措施，其中一些措施似乎是“鎮壓或懲罰性的”。
更可笑的是，雖然阿根廷總統米萊上臺前和上臺后，都一直在猛舔美國人的屁股，但他已經大興新政一個多月了，美國政府和美國資本對阿根廷的態度仍然非常冷淡。
《第一財經》策劃和寫作社論的諸君，既然對米萊對阿根廷企業的“放手和放權”如此贊同，回頭是不是也可以把米萊的改革先試用在自己身上試試，比如像米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法令》里規定，為了給企業主放手和放權，無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的試用期將從3個月延長到8個月，且簽訂勞動合同的雙方均可在不提供任何緣由和賠償的情況下終止勞動關系。梨子到底好不好吃，你們自己嘗嘗嘛。
中國有句老話是，板子不打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疼的；中國還有句新話是，中國財經媒體里的知識分子們是改不了要吃洋屎的。
對了，說到中國財經媒體吃洋屎，再多說一個小例子，說《財新》去年年底出了一篇“重溫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所謂重磅評論，文中拿文革影射當下，說違背實事求是，就會誤黨誤國，等等等等；對于這個《財新》，我有一件事一直沒忘，即在2020年3月中旬，當新冠疫情仍在中國流行，而武漢疫情已經得到基本控制的關頭，這時候英國政府在疫情開始大流行之時，突然宣布要采取“群體免疫”，我們中國的媒體《財新》《財經》《三聯生活周刊》馬上雙眼放光了，它們都放著中國已大見成效的抗疫措施視而不見，像蒼蠅逐臭一樣，開始無恥地吹捧起英國的“群體免疫”，換了花樣兒吹捧，它們這種吃起洋屎來甘之如飴的觀點到底有多無恥和多荒謬？這有之后中國的抗疫經驗足以證明了。
去年底，時任英國首相，也是曾經全權操縱了“群體免疫”抗疫政策的第一責任人鮑里斯·約翰遜已經自己出來主動檢討和道歉了，但我們可曾聽到過《財新》《財經》《三聯生活周刊》這樣的中國媒體也出來說一句，對不起，當時是我們錯了？
而就在去年11月8號，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在推特賬號上掛出過一條消息，說他在北京的“財新全球青年領袖論壇”發表了談話，論及當前世界我們面對的挑戰，等等。伯恩斯11月份親自給《財新》上了課，和《財新》12月出臺了這個極盡影射的“重溫實事求是”，這中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呢？你可以有很多開放的理解，但憑我個人對某些專愛吃、只愛吃洋屎的中國媒體的了解，嘿嘿，這是面授機宜、耳提面命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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