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多年來，看到了一些事情，卻總也想不太明白。我們總說一個人才，他所應該具備的較高境界應該是德才兼備，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應該爭取做到德藝雙馨。然而，在現實中，有的人、有的媒體、有的研究者，似乎恰恰不以德為意，而只注重所謂某些名人的才。在他們看來，有德無德并不重要，而他們具備的才華那才是最值得關注與欣賞的。
比如，近年來，一些研究周作人的學者，似乎在這個研究領域里很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他們看來，雖然周作人在歷史上做過漢奸，做過偽官，但他的文學才能還是很出眾的。所以他們認為，對周作人的研究不僅要深入，似乎還要不斷擴大其影響面。我實在不明白，這些研究者花這樣的大的力氣，你要研究周作人，也不是不可以，至少要把研究的領域做得更全面一些。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人物，你不能只看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還必須要看到他在民族氣節、在做人的品德方面的欠缺與缺陷。這樣的研究才能算是比較完整的研究。
現在這些研究者們，幾乎都是把周作人的文學才能當作一種正面的東西來極力推崇。這是很有問題的。如果你不從完整全面的角度來看待一個人，只是片面地夸大他的所謂某些才能的一面，這是要把他當作一個所謂正面的形象來向公眾推崇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樣的推崇本身是不是存在著在價值觀方面的嚴重問題? 因為他們的這種推崇，周作人在歷史上的污點幾乎就被他們完全給掩蓋住了。這種對所謂歷史人物的評價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實事求是? 如果不是實事求是，是不是在做一種虛假的、帶有欺詐性的事情? 這樣的做法難道不應該加以制止，甚至是加以封殺的嗎?
據說，歷史上的秦檜書法很漂亮，寫得一筆好字。但今天在世面上，沒有人再見過秦檜的書法作品。因為在歷史上，他是中華民族的罪人，是漢奸，是賣國賊。他有再好的書法，再好的文筆，他也是遭到中華民族永遠唾棄的敗類。這樣的人，盡管有所謂某些方面的才能與才干，依然不配拿出來展示，依然不配享有對他的所謂才能或者才干的贊賞。
對于一個人才來說，德才兼備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或許由于發展或者建設的需要，有些人才，盡管無德或者少德，但如果能為國家所用，當然還是要盡量利用。但這樣的人并不適合進行廣泛的宣傳，更不適合向公眾進行推崇。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在文史哲領域中出現的這種怪現象，是不是需要某些必要的約束?
再如曾國藩。近年來，出版界出了不少曾國藩全集、曾國藩家書之類的出版物。在我們小的時候，所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曾國藩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劊子手。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曾國藩一下子成了名人，而且還是楷模式的名人。這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后來看到有人說，偉人在年輕時也很推崇曾國藩，似乎這就成了可以隨意出版曾國藩文字的一柄上方寶劍。然而，偉人在青年時代確實很服氣曾國藩，但那是在偉人接觸到馬列主義之前。在偉人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后，對曾國藩的評價主要是看到他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瘋狂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大肆屠殺大批群眾，被人諷為“曾剃頭”。當然，作為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偉人看問題，包括看待曾國藩是從多方面來認識的，既不可能全盤肯定，也不可能一味抹黑。但是把曾國藩看成了當時中國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這一點，偉人是非常明確的。當然，曾國藩在治軍、做人、讀書、待人接物等方面也有一定獨到的見解。但這些所謂才能，都是建立在他作為封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基礎之上的、為地主階級服務與效勞的具體的品性與才干。這些品性與才干或許在某些人們看來，是可以拿過來為人們所用的。
但是，對曾國藩，沒有完整準確的評價，只是拿到他的某些方面的品性與才干，就大量出版他的文字、家書、日記等，完全不考慮曾國藩在中國歷史上的負面作用與影響，是非常不妥當的。盡管曾國藩有許多所謂才能，但他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這樣的歷史觀，導致他雖然具有那些這樣那樣的為今天某些人們所贊佩的才能，但終究挽救不了清王朝的覆滅，也挽救不了地主階級最終的沒落。另外，舊中國一盤散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腐敗反動的清王朝，對中國人民極盡剝削壓榨，把中國搞得民不聊生。這樣的百姓，怎么可能認同這樣的朝廷? 在老百姓看來，國家就是朝廷的私產，與百姓無關。而曾國藩的所作所為，更是加劇了百姓的苦難。他為這樣一個朝廷效力，難道不是對歷史潮流的反動嗎? 曾國藩所信奉的“道”從一開始就是錯的，所以他的那些為統治者剝削與欺壓人民之“道”所服務的“術”，就是再有這樣那樣的用處，所真正能夠起到曾國藩所期待產生的效用也是極其有限的。
對于周作人，某些研究者只講所謂文學才華，卻可以丟棄民族大義。對于曾國藩，某些人只講所謂才干才能，卻可以丟棄階級立場。這種以偏概全的做法，只能在誤導公眾，給社會帶來相當惡劣的影響。
在文史哲學術領域里，還有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就是胡適。似乎因為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胡適還是做了一點工作的，于是今天的某些人也要把他當作所謂文化界名人的楷模和典范。殊不知，縱觀胡適的一生，他的所作所為，既是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效盡犬馬之勞，也是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統治充當了馬前卒的角色。他的那點才華，比起他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所作所為，真的也算不得什么。他仇視馬克思主義，仇視人民革命，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面前，他選擇屈服與順從。這樣的人，今天某些人還要把他作為學人的榜樣，這也實在太沒有天理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及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必須與上述的錯誤做法劃清界限，必須與上述錯誤做法做明確地切割。如果再這樣稀里糊涂地把這些完全與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相反相逆的人物當作什么青年的楷模，那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不過，從這三個事例來看，總讓人感覺在幕后很可能有一只黑手來推動著這種在文史界中的倒行逆施。吹捧周作人，不僅從某種意義上在否定中國的抗日戰爭，而且還在極力淡化漢奸對中華民族的極大破壞作用；吹捧曾國藩，不僅對這個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極力掩蓋其滔天罪行，也在否定太平天國運動的革命性；而吹捧胡適，則是對這個一個帝國主義的走狗和投降派分子極盡贊揚，還要把他奉為中國文化的巔峰人物，更是對中國新聞民主主義革命，對這場革命中對舊世界所進行的文化革命的一個極大否定。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同樣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歷史虛無主義，不僅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革命，否定在革命中做出巨大犧牲的先烈，同時還要大力抬舉和吹捧那些站在人民革命對立面上的反動分子。這就歷史虛無主義所使用的正反兩手。過去，我們批判歷史虛無主義，主要是從它否定中國革命的角度來進行的。現在看起來，歷史虛無主義還通過肯定中國革命的打擊對象，來推行歷史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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