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出版的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分冊》（第5版，5）給出了以上GDP循環圖。據此，繼續批判GDP的資產階級性質。（前四點請讀《政府服務——淄博文旅經濟中的GDP批判》）
5， GDP默認私有產權為必然生產條件。
GDP再生產循環默認勞動、土地、資本作為家庭私有產權進入生產要素市場，投入生產，再分別以工資、租金和利潤的形式經生產要素市場，作為GDP總額回到家庭，這就形成TFP全要素生產和全要素財富貢獻假象，決定了無論社會資本股權如何交叉，生產方式均以維護家族家庭私有產權為中心。
5.1，根源在于指導思想的誤解。
為什么和社會主義理念格格不入的GDP在經濟領域暢行無阻？有些同志認為，馬克思是全要素財富論，這種解讀順應了GDP觀念，阻力最小，但這是誤讀。
這種誤讀，是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描述當做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描述，從而產生像“全要素財富論與活勞動價值一元論是馬克思的觀點，沒有矛盾”這樣的折中主義。
這種誤讀誤解產生的原因，是抽去了資本主義生產特征，無視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是整體的統一，從GDP以家庭私有為所有者主體，通過企業生產主體，再以家庭和企業為市場流通主體，從而把GDP統計的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環節，視作中性，產生所謂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所謂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這樣根本性的錯誤。
5.2，警惕錯誤的指導思想在上層建筑中產生的危害。
與西方接軌開放，實際是與資本主義接軌。這種錯誤傾向戕害了一兩代人，以現行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企業法》（2006年修訂）為例，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產生了一系列實質性的侵害。
在產權保護上，如第三條提出“國有獨資公司、國有企業、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成為普通合伙人”，本意是按照中國特色對公有產權實施有限責任保護，但將國企與境內外私有資本控股的“上市公司”平列，接受華爾街“上市公司”即“公有”公司的資本主義理念，按GDP要求，從法律上淡化所有制性質。這種思想經過反復鋪墊，到上屆國務院，只強調市場主體，回避企業的所有制性質。
在資本與勞動關系上更為露骨。第十六條規定，對企業負無限連帶責任的普通合伙企業“也可以用勞務出資”，即以勞務出資的出資人必須負企業的無限連帶責任，而負有限責任的“有限合伙人不得以勞務出資”（六十四條）。這些規定相對于勞動，生產資料產權具有天然的特權，以資本為中心，重物輕人，忠實體現資本神圣，勞動草芥的資本拜物教，體現了GDP把私有產權視作天經地義。
從1979年提出GNP，到1992年我國建立股份公司法律，再經過以后法律修改，完成了企業生產目的由滿足社會需要為主，向資本增殖轉變，無形中杜絕了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勞動階級在“自由市場”自發創建公有制中小微企業的路徑，以至于華為、南街村等在企業注冊中必須以私人持股方式加以變通，引起其集體性質的社會爭議。
5.3，政策方針與錯誤指導思想的混淆。
公主私輔，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一貫政策，在70年代之前，從我國農業國的實際出發，生產資料私有主要體現在農村自留地上，這一方針受到一線領導從共產風到“三自一包”系統路線的“左”右干擾，受到毛澤東的堅決批評，毛澤東去世后，其意見遭到八十年代初期黨中央的反對。
在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中，毛澤東提出了工商業最早的公主私輔原則，“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一是國家投資不及，二是確有需要，而非毫無原則的私有經濟。在滿足社會需要上，“瑞蚨祥、同仁堂一萬年要保存。王麻子、東來順、全聚德要永遠保存下去。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名稱是封建時代的也可以”（《毛澤東年譜》第3卷47頁）。滿足社會需要是目的，公有或私有是階段性手段，而非顛倒過來，私有化是目的，放棄社會主義內容。
今天討論的，已經是是否正視城鄉經濟成分中的私主公輔，是否回歸憲法黨章和解放以來歷屆領導人關于公有制主體的主張，這和以公主私輔為前提的“兩個毫不動搖”是不矛盾的，如果不能糾正在“馬克思是全要素財富論”這樣的誤讀誤解，就缺乏正確的思想指導，在執行黨中央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方針中失去方向。
5.4，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需要學懂弄通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
《資本論》提出了市場經濟中的兩個坐標體系。“商品的資本主義費用是用資本的耗費來計量的，而商品的實際費用則是用勞動的耗費來計量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7,33）任何一項生產活動，是資本耗費還是勞動耗費，這是不同的階級視角。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批判了《哥達綱領》的“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因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提出這個口號是蒙蔽人的，因此是資產階級口號。
那么這句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的話語，“唯一使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當作屬于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298）。列寧斯大林蘇聯的共產主義星期六義務勞動，中國以鐵人王進喜、陳永貴、王國藩等代表的一代創業者、犧牲者，完全證明了馬克思關于“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預見。
鐵人王進喜在井噴危機時刻以身體作攪拌機
因為《哥達綱領批判》批評了拉薩爾，就斷定馬克思是“全要素財富論”，這是忘記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以及上層建筑現實的刻舟求劍；因為《資本論》提出了資本和勞動互為對立兩個坐標體系，就認為“全要素財富論與活勞動價值一元論是馬克思的觀點，沒有矛盾”，是教條式的形而上學，它們勢必在經濟領域產生思想混亂。
例如，以“全要素財富論”為指導，以此作為“公主私輔”的理論解釋，所謂發揮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各類生產要素的作用，調動其活力，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認識和說法，不過是馬克思批判的“三位一體”公式高水平的變形，貌似公平，實際上隱藏了資本增殖的秘密。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當然可以使財富盡快涌流，但它同時也在作繭自縛，制造危機；特別是默認只有以資本為中心的生產方式才能使一切財富涌流，或者幻想以資本要素組織生產和流通可以擺脫資本增殖最大化的客觀規律，可以回避資本主義無解的內在矛盾，看不清改革開放以來在資本全球化運動中，中國和前蘇聯后期向美國持續的單向的物質財富輸出，實際上解救、緩解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資本主義垂死矛盾的歷史，而這種錯誤歷史觀反過來又加強對資本為中心的市場機制的迷信。
這些模糊認識就會實際上混淆政策界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以錯誤的歷史觀抹殺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運動在計劃商品經濟實踐中的巨大成就，模糊資本家和社會主義企業家的本質界限，排斥群眾路線和調查研究的階級性，放棄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的自覺性，懈怠于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公共服務的“普惠、基礎、兜底”建設，在私主公輔現實中隨波逐流；在貫徹黨中央“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實質上回歸共同富裕的正確主張中，面對即將踏入的智能化時代，經濟運行依然不能從根本上擺脫過剩和相對貧困的矛盾。克服這些模糊認識，我們完全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和修正主義觀念的斗爭中取得借鑒。
6，GDP私有化理念的庸俗經濟學原理批判
GDP并不是一種中性的統計手段，而是一種世界觀，是忠實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識形態。
6.1，GDP在私有化上的非無產階級統一戰線作用
GDP將生產投入視作家庭對物品和勞務的購買，在生產資料所有上支持了阿爾欽“使用自己的錢比使用別人的錢更加用心”的觀點，順應了小生產、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共同要求，資產階級善于以此收買、籠絡廣大小生產，小資產階級，將其欺騙入自己陣營，以壯大聲威。毛澤東指出在家庭單干問題上，不能走群眾路線，而是要加強對農民的團結教育，針對的就是黨內外資產階級的這一策略。但被認為是“極左”，違背了利益原則。
在經濟哲學上，GDP默認“經濟人假設”，以反對意識形態化為名，排斥其他觀念，實際上是保護其唯心的人性論基石不可搖撼。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和相對貧困條件下，勞動者在溫飽后存在著關心階層、階級、民族命運的精神追求，具有對社會主義的向往，但在西方國家因“政治不正確”而成為社交討論敏感區。在我國，在GDP意識形態影響下，公有制不符合“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也成為潛在意識形態，一些人把公有制主體和共同富裕視作“極左”平均主義。
厲以寧、張五常、張維迎等一系列經濟學家的產權觀點，是十月革命以來公有制的對立面，提出產權明晰的強烈主張，實際上是廢除全民所有，形成私有化的立論基礎。其中，厲以寧口是心非，避嫌于私有化，提出虛化土地產權，確權經營權使用權的欺騙性主張，具有民主革命派特征；張五常代表大資產階級，出身陜北農民的張維迎具有濃厚的小農意識，赤裸裸鼓吹私有化。這些人集合在名為“產權明晰”的私有化大旗下，用改革開放的旗幟，溫爾文雅地掩飾“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102）。在這個過程中，理論工作者的“全要素財富論”起到了很壞的作用。
6.2，GDP理念誘發、助長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修正
修正主義創始者伯恩施坦否定分配消費中生產的決定作用，反對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反對改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寄希望于資產階級在分配、消費環節的改良，受到列寧痛斥。
伯恩施坦的繼承思潮接過這個主張，刻意混淆反對平均主義和生產資料私有的本質界限，把維護勞動權益和個人主義混淆起來，啟動勞動力商品化、雇傭化，用一部分人先富掩護權力特權和生產資料在“改制”和資本運作中的大規模私有；混淆管理勞動和剝削勞動，混淆企業家和資本家的不同本質，提出抽象的企業家精神；抹殺生產中主動勞動精神的公私根本差異，無視王進喜跳入泥漿池，少活20年拿下大油田的拼命，和生產假藥毒酒、貪官前仆后繼、不怕絞首架的拼命兩種“拼命”的本質差異，把國企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私人維護其產權和利益最大化的“混改”上，這一切的實質，統統是借發展GDP的外衣，遵循GDP默認私有化生產和流通的結果。
6.3，GDP推動公有制的異化。
進入GDP體系后，公有制基礎上的政治思想工作、民主管理體制，在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關系，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中尊重價值規律等的毛澤東思想話語體系，被經濟學看做意識形態化和“極左陋習”，或所謂“封閉僵化老路”而人為廢止；勞動者主體，員工主體這些本來天經地義的原則，在公有資產資本化后，被法人治理取代；在人與生產資料的自然關系上，我國吸收國內外先進科技，形成了世界一流的先進制度與流程，但企業內部的人際關系被雇傭勞動理念改造，形成嚴格的、空前懸殊的等級制。
以GDP默認家庭私人產權為坐標，以法人治理為名義，對充分競爭類型國企要通過“能混盡混”的“混改”，以取得公有資產運營的“合理”“合法性”。公有制歧視，是自GDP提出以來公有經濟占比日益衰退的根本原因，特別是體制性的阻遏公有制中小企業產生的路徑和空間，淡化所有制形式。
在實用主義的所謂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名義下，在按資分配驅動下，自發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國企改革實踐中，劃分三類分類管控，這是運用價值規律評價國企取得的重要進步，但在市場導向，市場決定機制下，企業產生消極于低收益的使用價值生產、壓縮必要勞動交換價值等自發機制。這些，很難避免馬克思在評價過渡中的公有制形式之一時說的，“再生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520），而這些缺點，是由為資本生產方式量身定做的GDP帶來的。特別是在“公有資本”框架下，資本與勞動的矛盾自發復歸，且更加隱蔽和尖銳。
6.4，GDP必然推動歷史虛無主義，歪曲歷史
長期以來，從經濟學始，熱衷于歪曲解放后我國發展成就，成為一種慣例，用經濟壽命曲線的成長期比較奠基、付出的投入期，用豐收季節比較播種季節，對建國70年詆前褒后，形成錯誤評價，其中GDP計算口徑起到重要作用。
GDP提出之前，生產統計以工農業物質財富為主，人民群眾全面突破資本四個界限所產生的歷史巨變均不被GDP承認。僅以資本的“使用價值的生產受交換價值的限制”為例，在GDP提出之前，中國的農田基本建設，水利設施建設等基本建設，大量依靠農民以工代賑，工程兵、鐵道兵和人民軍隊無償支援地方建設的原始積累，投入最低限度的設備、資金，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勞動時間的節約，而這些改天換地、澤被后世的巨大、巨廣的使用價值在市場交換賬目上顯示無多，其巨大的勞動價值不能被GDP計量。
GDP憑借加入大量的與物質財富生產無關的交換及重復計算，特別是開放資本市場后，對金融市場收支的大量重復計算，這一特征形成了另起爐灶，極大地貶低毛時代的經濟成果，把中國的當代發展記功于1979年提出GDP之后，從而增加對改革開放評價的盲目性。
只談后三十年，這是包括無黨派經濟學家林毅夫在內的各類經濟學家以及媒體的通行做法。林毅夫先生1979來到大陸，對之前的中國農民集體改變命運缺乏感性認識，按照西方經濟學觀點，將中國描述為1978年人均GDP不及非洲撒哈拉以南1/3，完全罔顧新中國在短短30年實現人口和預期壽命接近翻番的奇跡。因為師從于主張農業新生產要素和人力資本的舒爾茨，其老師的這些觀點恰恰順應了分田單干后小農經濟向中大型農場主分化的要求，因此林被追捧為農業經濟學專家。學術研究被政治風向左右，對于追求光明，投奔大陸的林先生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個人悲劇。
6.5，GDP私有化理念對中國工人階級的教益
恩格斯指出，“實際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一種正確的認識。對于具有這種認識的工人階級說來，要知道在每個具體場合下應該反對哪些社會制度并以何種方式發動主要攻擊，這是永遠不會有困難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223）
用辯證的眼光，改革開放給工人階級帶來的最大益處是認識了現代資本主義。歷史上無產階級是和資產階級同時產生的，在中國有其特點。中國現代工人階級主要是解放后工業化的產物，前身是農民，文革中工人階級中表現出的頑固派性，文革后擁護物質刺激、利潤掛帥，對私有化忍受妥協，都具有小資產階級特點的殘余特征。當然，中蘇工人階級都具有顧全大局的無私的犧牲性，如切爾諾貝利電廠核泄漏后，在一線作出重大犧牲的工人代表，正是優秀的蘇共黨員作為；在改革中，兩國工人階級都不惜下崗、失業、破產，整個階級敢于為社會主義改革作出犧牲。對現代資本主義，兩國工人階級都缺乏感性認識，對修正主義的認識和覺醒，必須借助現代資本主義帶來的歷史教訓。
解放70多年來，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從吃定息的工商改造者，到當權走資派，從年廣九的傻子瓜子的資本萌芽到國企“抓大放小”私有化，從外資與中國工商市場結合，開始集中，直至互聯網平臺壟斷，金融壟斷的冒頭，今天的中國工人階級，不僅是世界頂尖的生產力代表，也親身陪伴了資本的潛在、孽生、集中、壟斷的全過程，伴隨了社會財富在資本驅動下快速涌流，自身從絕對貧困向相對貧困的轉變，對資本主義的認識再也不是文革中帽棍辮滿天飛的膚淺認識了，這就具備了恩格斯說的“實際的社會主義則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個方面的一種正確的認識”的一切條件。
人社部發布的《2020年北京市外來新生代農民工檢測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占比達到50.1%，集中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從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的新生代農民工占比大幅提高。碼農、外賣騎手等新生代的工人階級，彌補了父輩對現代資本主義缺乏感性認識的歷史缺陷，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待續）
20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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