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專家”“公知”的標準,淄博政府犯了天條——破壞了“市場經濟”的鐵律。
1.人家不是一再說嘛:市場萬能,市場經濟就應該自由主義,一切由“看不見的手”“自我調節”;“市場制度最道德”,政府根本就不該插手;“小政府、大社會”,“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管制越多,腐敗越多”,“要像戒毒一樣戒除政府管制”;“有沒有政府,其實沒有太大關系。一個縣有點警察維持一下社會治安就可以了。如果地方自治有規模,連警察都可以省了”,“即使沒有政府,也能運轉良好”;“認為無政府就是天天打仗,就是混亂的觀點,忽略了這種無政府包含著相當的經濟自由的事實”……
根據這些“原則”,旅游區節假日旅館餐館商店成倍漲價怎么了?宰客怎么了?坑蒙拐騙怎么了?那是“市場自由”,是“供求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只要聽之任之,靠“看不見的手”去“自我調節”,到時候一切自然而然迎刃而解——到什么時候?不知道,反正很多地方都被這一套忽悠住了,都一直在按這套辦。偏偏你淄博政府不吃這一套,居然親自出場,三令五申不許漲價、不許宰客、不許缺斤少兩、不許假冒偽劣,建設免費停車場、設立免費燒烤列車、燒烤公交專線,官員親自出面做旅游宣傳……這不是破壞“市場自由”嗎?不是破壞“供求規律”嗎?不是破壞“市場原教旨主義”的“金科玉律”嗎?豈不是“罪大惡極”嗎?
2.人家不是一再說嘛:市場經濟就應該不道德——“市場經濟叫人不偷懶,卻不能叫人不撒謊、也不能叫人不害人”;“市場的邏輯不想改變人的心,而是規范人的行(行為),即以利人之行,實現利己之心”;“作為經濟學家,談道德卻是‘不務正業’”,“我們不妨就理直氣壯地宣稱:經濟學家就是‘不講道德’”;“現在的主要問題不是騙子太多,我們治理不過來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是騙子還不夠的問題,我93年就寫過一篇文章,里面說騙子出現的程度,跟市場經濟的程度成正比,他不騙你,你的制度怎么完善,怎么知道怎么防范?”
按照這些說教,市場經濟成功的標志就應該是到處是騙子,到處坑蒙拐騙,到處“叢林法則”——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爾虞我詐、你死我活,人們“一個個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整天戰戰兢兢生活在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互相算計、虛偽冷酷、孤獨寂寞中;什么溫情脈脈,什么仁義道德,什么真善美,全是扯淡。偏偏你淄博政府領導淄博人民打破了這個神話,讓全國人民突然發現原來中國還有這么一個有情有義有溫暖的地方,能在這里找到久違了的真情、真性、真誠和溫暖,由此知道原來市場經濟還可以這樣搞。這豈不把那些“公知”“X市場”“市場經濟學家”們的臉打歪了嗎?能不讓他們咬牙切齒嗎?
3.人家不是一再說嘛:“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所以“大河有水小河滿”是“謬論”,要求“局部服從全局、個體服從整體”是“違反人性”。
按照這個邏輯,必須“因私廢公”,“先私后公”,先確保旅館餐館商販這些“小河”撈足“油水”,整個城市這條“大河”才能“滿”。然而你淄博政府卻來了個“先公后私”,嚴厲限制旅館餐館漲價——雖然淄博市這條“大河”火起來之后所有“小河”都賺了個盆滿缽滿,但這仍然妨礙了“小河”們“自由”賺足油水,仍然是“違反人性”。
4.人家不是說嘛:“我們必須學會理性思考”,“只講理性”,不講“人性”, “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改革要在理性思考的環境下往前走”;“學者不應該迎合任何人,包括大眾”;“學者不是民意代表”;“改革也好,改良也好,只能在理性的思考問題的情況下往前走”……
這不奇怪。資本只看利潤不看人命,所以資本的世界里只有理性沒有人性,只有“改革代價”沒有“共同富裕”。只要“以資為本”,那就只有數字增減,休談什么人間煙火。而你淄博政府居然“以人為本”,追求“人間煙火”,“人情人性”,這豈不違背了“以資為本”?當然大逆不道。
5.人家不是一再說嘛:要學美西方的“程序正義”、“司法正義”。按照這個“邏輯”,淄博上上下下所有活動、服務、贈品都是沒有辦過保險的,都是有空子可鉆的。只要有機會,一定會冒出幾個公知訟棍找機會抓把柄碰瓷搞法律訴訟,鬧它個天翻地覆。
6.人家不是一再說嘛:要搞好市場經濟,就得“黨政分離”,“政企分離”;“下放權力”,“體面地淡出歷史舞臺”,“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搞“憲政民主”……
然而淄博政府卻用活生生的例子再一次向人們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除了共產黨,除了社會主義,誰有能力如此迅速地抓住機會、如此迅速有效地動員當地各行各業那么多部門全力以赴、不分男女老幼一起上陣?誰能如此迅速地組織協調那么多力量做那么多事:設立燒烤節、燒烤專列、燒烤公交專線、翻修馬路、建設燒烤城?誰能讓老百姓上上下下如此同心協力積極響應熱烈配合?沒有老百姓的密切配合,光靠幾個當官的發號召做指示管用嗎?不僅如此,突如其來這么多游客,稍有差池就會出大事——別的不說,只要出一次韓國梨泰院那樣的踩踏事故就足以讓整個“淄博趕烤”大翻船。而韓國梨泰院當時才多少人?才多大地方?才持續多久?而這次去淄博的有多少人?有多少地方?要持續多久?要確保這么多人、這么多地方、這么久不出任何事故,這需要多強的組織能力?在毫無經驗、毫無先例的條件下那么迅速在那么多可能的高危地區實施那么有效的人群進出管理體系,這份功力是一般人能具備的嗎?
就憑這就能讓人口服心服:只有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才能做到。而這能不把“公知”、“專家”們的臉打得稀巴爛嗎?能不讓他們恨得咬牙切齒嗎?
在當前形勢下,“公知”、“專家”們未必敢赤膊上陣直接硬頂,但一定會玩陰的。招數也不難猜,無非是“捧殺”+“棒殺”——風聲緊就先捧得高高的,等抓到把柄再找機會翻過來一棒子打死。雖然“樹欲靜而風不止”,但也沒什么了不起,總歸“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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