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遠東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以下簡稱《教程》）中﹐作者吳敬璉研究員違反歷史事實﹐曲解馬克思主義﹐杜撰了一系列荒謬絕倫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 企圖解構“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胡錦濤） 的重要原則﹐從根本上來矮化﹑丑化﹑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
將吳敬璉這本書和其它作品互相映證著看﹐它們形成了一條證據鏈﹐說明吳敬璉之所以這樣做﹐其制度目標是讓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實現他“向往”的“普世價值”的資本主義“歐美模式”。
進一步看﹐吳敬璉對“歐美模式”的迷信和追捧﹐也真真切切地告訴人們﹐他所要實現的中國“改革”是為“1％”服務﹐而不是為“99％”服務。這是吳敬璉全部思想的要害之所在。因為﹐恰恰是針對資本主義“歐美模式”為少數富人服務的痼疾﹐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美國的著名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等就坦承﹕歐美國家的“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代代相傳。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 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模式”里面“1％和99％”處于對立狀態這類話﹐則像被插上了翅膀﹐因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而飛向全世界﹐既使得“歐美模式”“為什么人服務”的要害問題﹐透過危機及不公平﹑缺乏效率的治理﹐再次尖銳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使吳敬璉采用“歐美模式”來“改革”中國的政策主張﹐到底是“為什么人服務”（即為“1％”服務）的大本大源、大是大非問題昭然若揭﹗
結合中國的產業經濟實況來說﹐基于目前中國私人資本主義基本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國內多數工業行業的產業制高點基本為外資企業占領﹐ 且這種占領還在農業和第三產業進行著的特點﹐吳敬璉還以國企與市場經濟體制不兼容的偽理論﹐ 主張中國徹底實行包括關鍵產業領域在內的“國退民（包括外企 — 引者注）進”﹐ 走歐美資本主義道路﹐其私有化和利伯維爾場“偽改革”邏輯的終點和政治惡果﹐就是導致美歐跨國公司徹底控制中國經濟的全部戰略高地﹐并連累政治﹑外交﹑軍事﹑文化等的附庸化﹐從而為美利堅第一服務﹐為其“1％”的富人﹑權貴等服務。屆時﹐國內的買辦階級和其他大量私人業主則只能繼續屈尊就駕﹐處于附庸地位吃“血汗工廠”﹑“殘湯剩飯”。在這種大格局下﹐包括工、農、兵、學及普通“中產階級”大眾的中國“99％”之小康夢將完全幻滅。中華民族將被美利堅“民營企業”孟山都徹底“轉基因”。
要否定這些評論也可以﹐只是需要吳敬璉能夠在西方經濟學的框架內﹐變戲法似地給出一個能夠讓“99％”滿意的﹑實現“共同富裕”的“歐美模式”資本主義來﹐推翻保羅?薩繆爾森教授關于美歐市場經濟“馬太效應”的判斷。并且﹐解構美歐跨國公司操控﹑入主﹑掠奪中國經濟和分裂中國的“最大化”內生性沖動﹐— 這方面國際案例多多﹐前蘇聯﹑東歐國家就“殷鑒不遠”。 而在2011年﹐美國高調從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重返亞洲”﹑“領導亞洲”時﹐同時要求中國消滅國企﹑全面放開市場的吊詭﹐也不過是故伎重演﹐并與吳敬璉的同樣“改革”主張遙相呼應、內外配合﹑非常默契。
當然﹐有美國人還提出﹐如果中國有人不同意這樣做﹐那么，他就“是改革的堅定反對者﹐是巨型國有企業的支持者”。 所以﹐必須“堅定不移”地推進這種“改革”﹐即不僅讓中國成為對美國不設防的私有化﹑自由化天堂﹐更進一步的是﹐還可以隨勢而為﹐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美利堅的邏輯出發點如下﹕
畢竟﹐共產黨必須保護國有企業這個國家的“公共財產”﹐以維持其政治合法性。
吳敬璉對此應當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因為﹐吳敬璉在要求私有化的同時﹐也要求實行“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以消除他說的中國今天仍在實行的“蘇聯式的專政政權……這種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沖突”。 至此﹐吳敬璉所謂以“憲政民主”為核心的“政改” 是以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為對象的﹐已經是一清二楚的了。“吳市場”此“政改”非黨中央彼“政改”﹐其為誰服務﹐可謂是一覽無余﹑圖窮匕首見了。
簡言之﹐無論吳敬璉如何挖空心思﹑花枝招展、與時俱進、變化無窮﹐一言以蔽之曰﹐此人不變的核心思想是，中國的國企和基本政治制度“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必須改革成資本主義“歐美模式”。如此觀點﹐白紙黑字﹑言之鑿鑿﹐豈有他哉。而這些東西﹐他改頭換面為“新”的“頂頂層設計”后﹐還向中共十八大和“換屆”后的“黨政領導”提建議﹐ 要“高參”一把。其人的癡心程度和黨﹑政﹑財經主流媒體熱捧﹐頗顯詭異。吳敬璉現象﹐值得一析。
本文重點分析的具體問題如下﹕
— 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來考證﹐吳敬璉在《教程》中批判和否定的一系列所謂的“社會主義模式”﹐都是杜撰的產物﹐屬于“偽說”﹐是理論上的“三聚氰胺奶”。他以這種“偽理論模式”和“偽批判”為由﹐從源頭上去否定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去反襯搞資本主義的合理性﹐毫無說服力﹐且連馬克思主義的ABC都不顧了。另外﹐他的手段如此陰損﹐目的能光明正大嗎﹖
— 吳敬璉的中國“改革頂層設計”是舶來品﹐屬于美國“華盛頓共識”的范疇。第一條是全面實現私人“自由企業制度”﹐ 要國企從競爭行業﹑壟斷行業（含“關鍵性領域”）退出﹔ 第二條是建立不“受控的市場”﹔ 第三條是實行“西化”的“憲政民主”。 而他還不時以吳氏定義的“國退民進”﹑“利伯維爾場”和“政治體制改革”冒充黨中央的重大改革決策﹐偷梁換柱﹑以勢壓人﹑混淆視聽﹑誤導公眾。這種位至國務院“智囊”﹑“國家形象”的個人行為﹐在政治上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異動。
— 從西方經濟學的層面看﹐吳敬璉主張在中國實行“歐美模式”的資本主義和“憲政民主”﹐ 搞不“受控的市場”等等﹐ 在理論上顯得漏洞百出﹑不切實際﹐只能禍害國家和人民﹐為“1％”的富人服務﹐且最契合美利堅的私利。而從學術方法角度評論﹐吳敬璉主張“歐美模式”的種種說法﹐也是對西方經濟學和歐美現實情況的一種規避性表述﹐非常片面和矯情﹐經不起推敲﹐也屬于“偽說”和迷惑性言論﹐且連西方經濟學的ABC也都照樣不顧了。在美國﹐連一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授都認為﹐如此主張﹐天方夜譚﹑陳詞濫調﹑昨日黃花﹑不合時宜﹑難以置信。
—“歐美模式”國家公開表態﹐要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已安排好的“國際秩序”﹐反對中國復制“歐美模式”﹐并不給中國的追隨者們一絲一毫的面子﹐ — 這更直接證明中國應搞“歐美模式”的吳氏建議﹐是根本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硬性推銷﹐其邏輯結果是讓中國重新淪為“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的附庸﹐且四分五裂﹑國將不國。不過﹐如果真有這一天﹐某些人假復制“歐美模式”之名亂我中華之時﹐屆時歡天喜地的仍是美國政客。因為﹐他們肢解中國已有言在先﹐且在地球上其它地方多次實演﹐必謂言之不預也﹗ 面臨這種可能性﹐我們不妨再提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之共產黨員吳敬璉﹐你的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改革”為誰作嫁﹖中國的老一代改革學者﹐如薛暮橋﹑孫冶方﹑顧準等的在天之靈﹐哪一位能認同你這種徹底否定社會主義﹑極力主張投靠資本主義“歐美模式”的“偽改革”取向﹖
本文由六部分組成﹕一﹑社會主義重返“烏托邦”﹖二﹑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三﹑資本主義怎么救中國﹖四﹑文武兼施推行資本主義﹖五﹑皈依“歐美模式”﹖六﹑向“十八大”獻禮﹖
一﹑社會主義重返“烏托邦”﹖
在近百年的歷史中﹐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搞革命﹑建設和改革﹐艱苦奮斗﹐歷經曲折﹐總結正反歷史經驗﹐馬克思主義與實踐相結合﹐提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但在《教程》中﹐吳敬璉卻言之鑿鑿地告訴人們﹐從馬克思﹑恩格斯開始﹐社會主義在起點上就是一個無理性的“烏托邦”。他在這本集一生最得意的“學術成果”﹑“政策建議”于一體的代表性作品里﹐一棍子重新把科學社會主義打回空想社會主義﹐變幻成“空心菜”﹐釜底抽薪。
他的“學術理由”何在﹖
吳敬璉最重要的“鋼鞭材料”和“學術理由”十分簡單﹐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抽出兩段話﹐掐頭去尾﹑望文生義﹑曲解一通﹐然后就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設想”﹕“大工廠”﹗ 并且﹐吳敬璉還將這個所謂的“大工廠”模式絕對化﹐橫貫中西一百多年。
社會主義等于“大工廠”﹖更不堪言的是﹐恩格斯還說過﹐大工廠是一個取消個人自由的“專制”體制。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簡直是胡說八道﹑不堪一擊﹑毫無道理和人性﹐實屬人類自由社會之異端邪說。阿道夫?希特勒還是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公民社會”和“中產階級”選舉出來的呢﹗
不過﹐通過理論上的仔細考證卻能發現﹐這個子虛烏有﹑荒誕不經的社會主義“大工廠論”﹐是吳敬璉杜撰并強加于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屬于“七月飄雪”﹑“千古奇冤”一類﹐在理論上沒有一絲一毫的真憑實據。
這里的理由同樣簡單﹑直截了當﹕
第一﹐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提出的社會主義重要原則之一就是﹐“想要使所有國家的運動都采取統一的形式是荒謬的”。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社會主義運動“活的靈魂”。 社會主義沒有什么先驗的﹑普適性的模式可言﹐更何況是“大工廠”的“專制統治”模式了。
被吳敬璉口頭上尊為“先賢”的顧準也曾這樣寫道﹕
馬克思對“未來社會”沒有一成不變的看法﹐他確實真心實意地愿意讓歷史的運動去解決客觀條件完全不同的各國的問題……。
但是﹐吳敬璉對顧準老師的這段話﹐顯然是視而不見﹑棄之如敝屣了。緣由大概是﹐“吾愛吾師﹐更愛普世價值﹑歐美模式”。
第二﹐吳敬璉用來證明馬克思“社會主義模式”＝“大工廠”的兩段關鍵性引文﹐根本就是曲解和偽說。其一采用了張冠李戴﹑移花接木的詭異手法。如在德文版﹑法文版翻譯過來的《資本論》第一卷的兩個版本中﹐明明都是馬克思寫道﹐資產階級辯護士“斥責”說﹕“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將把整個社會變成一座工廠”。 但在吳敬璉的筆下﹐這種明明是別人說的話﹐怎么就成了馬克思本人說要建立“大工廠”式“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直接證據了呢﹖!“天日昭昭”﹐馬克思成了岳飛哩。其二是拿假設當事實﹐沙上建塔﹐想當然爾。如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批評普魯東的分工謬論時﹐曾假設“如果”將社會視為“工廠”的情況。 這種假設性質的東西﹐根本就不能成為證明某種事物是否存在的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但吳敬璉卻認為﹐它就是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大工廠”的又一個重要直接證據﹗
由此可見﹐吳敬璉在否定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時﹐出手的第一狠招就是“假冒偽劣”式。但是﹐用雞蛋冒充阿基米得支點﹐就要撬動杠桿推翻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吳敬璉的結果肯定是不會太美妙的。起碼﹐這說明中國“智庫”的“國家形象”﹑經濟學的“最高境界”者﹐可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吳敬璉內荏而色厲。他在歪曲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后﹐在《教程》往后的文字中愈發不可收拾﹐可謂是“飛流直下三千尺﹐幾多謠言落九天”了﹕ 老祖宗馬克思“大工廠論”荒謬絕倫﹐后來者﹐如列寧﹑斯大林更不堪言﹐一代不如一代。
例一﹐按照吳敬璉在《教程》里的描述﹐列寧領導的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開啟了“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的社會主義道路。 并且﹐《教程》里的列寧修煉得道﹑五蘊皆空﹑立地成佛﹑超越時空﹐居然在地球上還沒有蘇聯這個國家時﹐就在1918~1920年間﹐依據所謂的馬克思“大工廠論”﹐變化出一個“‘戰時共產主義’﹕蘇聯建國初期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且是取消了商品貨幣關系的“世界上第一個計劃經濟體制”﹗ 或曰﹐蘇聯“辛迪加”模式社會主義﹐“一家由政府壟斷經營的大公司”。
而歷史真相卻是﹐1921年初﹐協約國武裝干涉還沒有完全停止﹐ 列寧即在俄國用新經濟政策取代了被稱為“臨時的辦法”的戰時共產主義﹐ 并在1922年底蘇聯成立后一直實行了十多年。這項政策允許實行多種所有制﹑對外開放和國家調控下的市場經濟﹐以走向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歷史上﹐列寧根本沒有搞過吳敬璉連概念都弄錯了的“辛迪加”式“社會主義模式”。
面對列寧這個有市場經濟內容﹐且在蘇聯成立后仍長期實行過的新經濟政策﹐吳敬璉在《教程》中卻怎么也不承認它具有“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價值。吳敬璉在臨時的蘇俄“戰時共產主義”和蘇聯長期實行的“新經濟政策”之間﹐揚前抑后﹑厚此薄彼﹑篡改歷史﹐是為了刻意強調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只錯不對﹐以符合他關于社會主義者一代不如一代﹑1917年“十月革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 的觀點。看來﹐吳敬璉治史的態度非常隨意﹐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讀者一不留神﹐就會上當﹐五內俱焚﹑心智迷失﹐“夢里不知身是客﹐錯把他鄉當故鄉”。
例二﹐斯大林也成為了吳敬璉操縱的“木偶人”﹐思想混亂﹑自相矛盾﹕一方面斯大林繼承了所謂的列寧“辛迪加”模式﹐“國家迷信”至高無上﹐搞計劃經濟﹐且這時“國家所有制更被看作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在相當長的時期中被不少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另一方面﹐斯大林居然文攻武衛“大清洗”﹐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給廢了。
雖然﹐歷史上的斯大林在1936年底才宣布﹐新經濟政策進入了“終結的時期”。 其理由是﹐蘇聯“已經做到在基本上實現了社會主義”。 這之后﹐斯大林仍然一直堅持繼續利用新經濟政策中的積極因素﹐在蘇聯基本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實行國民經濟計劃﹐且對外開放﹑保留部分商品貨幣關系﹑市場調節和個體所有制的混合經濟體制。
應該說﹐吳敬璉在《教程》里歪曲﹑否定斯大林的學說和社會主義實踐﹐還有其特殊的原因。這就是他說的﹐斯大林建立和發展的國有經濟體現了“國家迷信”﹐而國有經濟還是否定市場自發調節的計劃經濟的基礎﹐所以﹐國有經濟不應當“天經地義”。 更直截了當的話﹐據2011年7月4日香港鳳凰財經報道﹐“政府智囊”吳敬璉是這樣說的﹕
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的便是國營部門……。
在吳敬璉看來﹐通過歪曲和否定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學說和實踐﹐就可以導致直接否定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 — 國有經濟﹐并由此而及其它。如此﹐何樂不為呢﹖美國以自由競爭為借口﹐要中國消滅國企。 吳敬璉以否定斯大林和提倡“市場經濟”為借口﹐要中國消滅國企。他們之間的關系是“條條大道通羅馬”﹐配合得天衣無縫。
一切歷史爭論都是服務于現實需要的。吳敬璉在《教程》里﹐不厭其煩地對社會主義思想史和實際探索過程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皆緣于此。
如上所述﹐吳敬璉既無學術上的正當理由和依據﹐為何還如此這般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乃至不惜牽強附會﹑假冒偽劣﹑瞞天過海﹑信口開河﹖
道理還是很簡單。吳敬璉在《教程》及有關文章中﹐曲解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判決社會主義運動從頭到腳都不對﹐是“大災難和大倒退”﹐ 無非是為了反襯他所“向往”﹑倡導的“歐美模式”的金貴﹐給中國改革灌注歐美品牌的“三聚氰胺奶”﹐制度目標是在中國全面實行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要害是為“1％”的美歐資本主義服務﹐兼顧民族資產階級啃骨頭。吳敬璉的這些作為﹐正應了“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成語。
二﹑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
果不其然。吳敬璉在《教程》里結束曲解﹑否定歐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內容之后﹐特別是在結束批判斯大林和蘇聯體制（捎帶東歐各國）以后﹐就從那些虛構的理論和歷史邏輯支點出發﹐開始直言國內問題﹐即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鼓吹“普世價值”﹐拿出了他主張中國走“歐美模式”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頂層設計”﹐清楚地表示出他的“改革”價值取向與黨中央歷來的決定有云泥之別﹑涇渭分明﹑冰炭不容。
在中國問題分析上﹐吳敬璉在《教程》和其它有關文章中所表達的基本觀點是﹕
第一﹐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社會主義沒有合理性。因為毛澤東繼承列寧∕斯大林體制﹐“建立了在自己領導下的全能政府”﹐ 且“仿效蘇聯的榜樣……在國有制基礎上建立以高度集中的行政協調為特征的計劃經濟”﹐或稱“國家辛迪加”。 豈有此理﹐這簡直比斯大林還斯大林﹐這種“政策”使中國陷入“荒謬”﹑“災難”﹑“危亡”﹐ 當然更是“1871~1917年”的“大災難和大倒退” 在1949年以降的延續。
吳敬璉這種對開國領袖和“前30年”全面否定﹑充滿咒怨的觀點﹐嚴重違反歷史事實﹐完全否定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等中央文件的精神。
并且﹐吳敬璉也徹底否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起點﹐即中國壓根兒就不應當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能救中國﹗
由此﹐一個接踵而至的﹑歷史的﹑必然的邏輯提問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99％”受苦受難的舊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共產黨成立﹐領導革命。由此﹐中國天翻地覆慨而慷﹐推翻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三座大山。但是﹐按照吳敬璉主張的“大災難和大倒退”觀點﹐難道推翻蔣家王朝﹑消除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和中國特色的封建勢力﹑搞土改﹑沒收官僚資本﹑探索建設社會主義﹐以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生活質量比舊中國明顯提高﹑實現趕超戰略﹑建成現代工業和國防體系﹑空前龐大的農村水利設施﹑“赤腳醫生”制度和全國性的教育系統（包括“改革開放”所憑借的全部物質文化基礎）﹑自我批評﹑有錯就改等等﹐都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解放軍和億萬中國大眾白忙活啦﹖共產黨﹑毛澤東為誰服務﹖他們一天到晚制造“大災難”﹐連為自己圖舒服都搞不來﹐執政合法性＝零蛋﹖但是﹐他們怎么曾領導廣大群眾﹐把“千古一人”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趕跑了﹐且在“前30年”的世界上贏得了“99％”和包括美歐帝國主義在內的那么多的承認和尊敬呢﹖且有關國內外文獻汗牛充棟﹐難以否認。
吳敬璉的邏輯真是非常古怪。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搞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屬于“大倒退”。 那么﹐錯了就改。但是﹐1949年10月1日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能夠改回到哪里去﹖執政的共產黨還能夠改回到哪里去﹖改成為誰服務﹖騰出空位置給誰﹖
第二﹐中國的“后30年”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使“權貴資本主義”泛濫﹐ 是沒有前途的。2010年底﹐改革開放33年﹐吳敬璉再次在媒體上提出﹐“權貴資本主義就是官僚資本主義。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了。” 2011年8月﹐他又換句話說﹐“國家資本主義趨向就變得十分明顯”。
2011年12月﹐他又提前向下一屆黨政領導人建議﹐“關鍵是需要‘頂頂層’的設計。是要一個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還是要一個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這是我們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2012年2月，在政協廣東省委員會主辦的《同舟共進》和“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2年年會”上，吳敬璉又危言聳聽，說不反對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中國可能中斷現代化進程”。
吳敬璉這些話是什么意思呢﹖無非是指“國進民退”“開倒車”﹑政府干預微觀經濟多了。“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政府支配資源的權力太大”。 而他要求的改革“在經濟上﹐主要就是要減少政府﹑國企控制的資源﹐要實現民進國退”﹐ 其具體內涵就是他在2011年12期《中國改革》中亮明的觀點﹐國企不僅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更要退出“列寧所說的‘制高點’﹐即‘國民經濟命脈’”。 例如﹐目前“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這是“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現”﹐ 等等。如前所述﹐再早一些時候﹐吳敬璉曾更直截了當地說﹕
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的便是國營部門……。
總之﹐吳敬璉就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十五大以來關于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重大決策﹐主張全面私有化。 否則﹐就是他指責的“斯大林體制”的“國家迷信”依然存在﹐改革開放還是換湯不換藥﹐毛澤東時期遺留的“大災難和大倒退”機制在政治∕經濟的重要方面依然故我﹐是“權貴資本主義”。 吳敬璉還信口開河﹐明明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他偏偏說什么中國“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
“權貴資本主義”日益壯大﹐國家“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吳敬璉大嘴巴欲噴黑整個中國不成﹖“新一屆政府”之前的歷屆政府都是“開倒車”﹖“新一屆政府”或黨政領導人應當聽吳敬璉的﹖否則﹐繼續罵你們搞“權貴資本主義”﹐狗血噴頭。這是主流媒體公認的“政府智囊”說的話嗎﹖
“吳智囊”以美國人的話為證﹐自我膨脹﹑胸有成竹﹐繼續侃侃而談﹐指出照這樣下去﹐將如鼓吹中國私有化和“政改”的美國諾斯教授說的那樣﹐“后果很嚴重”﹐即可能“發生很大的社會震蕩”。
當然﹐吳敬璉這樣說的時候﹐中東地區的異常情況似乎正在從一個側面證明他的說法也不是空穴來風。 你看﹐在“國際社會”的攪和下﹐中東一些國家正在大規模游行示威和內戰的槍炮聲中“震蕩”﹐正在歐美國家傳播“普世價值”的航空母艦﹑巡航導彈﹑轟炸機﹑地面作戰指導和“我出槍炮﹐你出人”的淫威之中“震蕩”。就連那些卷旗繳槍的卡扎菲們家破人亡﹑流竄出國之后﹐“99％”也沒指望攀上“共同富裕”高峰﹐媒體也不報道他們是不是還享受原來免費醫療﹑免費上學和低價用水等高福利了﹐只是報道爆炸﹑槍擊不斷﹐基礎設施恢復缺錢少料﹐“100％”的人離不開恐怖生活﹑“囚徒困境”。
同樣的時間背景下﹐2011年5月10日媒體發表的美國國務卿的話更為吳敬璉打氣提神﹕
希拉里談論美國如何應對中東革命時主動談到中國﹐她稱﹐“我們并不因為中國人權紀錄糟糕就拒絕與其打交道﹐我們不拒絕跟沙特打交道……”希拉里的這番話引發了《大西洋月刊》記者的追問﹕“事實上﹐（中國人）現在表現得非常害怕﹖”希拉里回答說﹕“他們擔心。他們試圖阻止歷史﹐這是‘a fool’s errand’。他們辦不到﹐但他們要堅持盡可能長久。”
當然﹐我們也知道﹐“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希拉里說這話不久﹐G7國家經濟復蘇之“福”還沒有真真正正地“瀟灑走一回”﹐2011年8月16日媒體就報道了世界銀行行長﹑“鷹派”美國人佐利克對歐美國家發出的嚴重警告﹕
對于美國和歐洲等主要經濟體經濟領導力信心的下降加上經濟復蘇形勢疲弱﹐將市場推到一個新危險區域。
此時﹐與這種經濟形勢相對應﹐歐美國家有的“燃燒”﹑有的“槍殺”﹐更多的是“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大規模游行示威﹑罷工不斷﹐社會“震蕩”力量在不斷釋放和加快積累。美國“改革”總統的支持率也下滑到30％多﹐但他卻如希拉里所說的﹐“要堅持盡可能長久”﹐爭取連任﹐辦得到﹐還是“辦不到”﹖或者﹐是在辦“一個傻瓜的差事”（‘a fool’s errand’）﹖因為﹐2011年9月美國CNN已經報道﹐當前“逾八成美國人認為衰退卷土重來”。他們都是選民哩﹗ 這之后不久﹐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又興起﹐且傳染了歐洲和亞洲。
而放眼全球﹐世界銀行的佐利克又說了﹐私人經濟﹑利伯維爾場為主體的“全球經濟進入新危局”。﹐歐洲的債務危機更是成為了歐美及全球經濟頭上的達摩克利劍。2011年圣誕節前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再次發出警告﹐世界經濟“處境危險”﹐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正增加美國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風險。 為了防止經濟“斬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實行緊縮政策﹐最大多數人的生活福利水平進一步下降。由此﹐全球各式各樣的社會“震蕩”此起彼伏﹑綿密不斷﹐大有長期化的趨勢。
比較之下﹐社會主義中國情況是不錯的。還是佐利克說了﹐“中國的增長是實用的”﹐“中國經驗可用于其他國家”﹗ 以此對照﹐吳敬璉在中國形勢與前途的問題上以偏概全﹑夸大其辭﹑喋喋不休﹐似乎唯恐中國天下不夠亂﹑前途不夠黑﹐與一些心懷叵測的美國政客﹑教授唱和﹐背后圖個什么呢﹖為美國奧巴馬總統﹑希拉里國務卿和諾斯教授服務﹑當“證人”或“橙色高參”﹖
第三﹐中國應當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就是吳敬璉的意圖所在。針對以上那些按意識形態下診斷的各種各樣的“中國問題”﹐吳敬璉提出的對策方案是﹐中國應當“向往”﹑走向“歐美模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在吳敬璉的中國“改革頂層設計”下面﹐一張桌子三條腿﹐第一條是他偽造的黨的十五大決策“國退民進”﹐ 即要國企從競爭性領域和壟斷行業（包括“關鍵性領域”）通通退出﹔ 第二條是他歪曲的黨的十四大決策﹐要建立不“受控的市場”經濟﹔ 第三條是他要幫共產黨搞“政治體制改革”﹐實現“西化”的“憲政民主”。簡言之 ﹐吳敬璉就是要求在中國全面推行以私人企業為主體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和相應的政治制度﹐或稱“歐美模式”的資本主義﹐ — 這就是三條桌腿上頂著的桌面。
這種性質的“改革頂層設計”﹐可以歸入主張美式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的“華盛頓共識”﹐其核心是為美利堅的“1％”服務﹐思想內容全是舶來品﹐或說準確一些﹐是其“中國版”﹔而在學術上評論﹐它則屬于美國新自由主義暢想曲﹐甚至很不切合歐美國家的實際情況。例如﹐按照吳敬璉權力不干預市場的諄諄教導﹐金融危機中歐美政府就不應當救市。不過﹐好像美國奧巴馬﹑英國卡梅隆一直我行我素，沒有閑心聽共產黨員“吳市場”侃大山。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吳敬璉“改革頂層設計”中制定的資改路線圖是咋回事。
三﹑資本主義怎么救中國﹖
對于非經濟學專業的讀者來說﹐在《教程》里吳敬璉給出的標準答案有點隱晦。他寫道﹕
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改革上所走過的歷程﹐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自由的企業制度和競爭性的市場體系是改革成功的關鍵。
如何詮釋這些被西方經濟學術語包裝得溫文爾雅的“真正的改革”的關鍵詞﹖什么才是“改革成功”﹖最權威的答案來自吳敬璉本人。
（一）什么是“自由的企業制度”﹖
吳敬璉答﹕“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 由此切入﹐“百度百科”的解釋非常契合吳敬璉這位“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的本意﹕
美國是實行自由企業制度的典型國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其非常著名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指出﹕“用‘自由’來形容‘企業’有什么意義呢﹖在美國﹐‘自由’被理解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由來建立企業的意思。”這可能是對自由企業制度最好的詮釋。
一句話﹐“自由的企業制度”就是“美國”（和歐洲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私人企業制度。在吳敬璉眼里﹐在中國全面建立這種私人企業制度﹐“是改革成功的關鍵”﹗ 因為﹐這樣才符合“歐美模式”﹗而從微觀看﹐國企無效率是經濟學“公理”。所以，“民進國退”實乃替天行道！吳敬璉指出﹕
至于國有企業的效率是否高于民營企業﹐則已經有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實證分析﹐對它作出了有翔實數據支持的否定性結論。
但這種說法是非常片面的。因為﹐事實上還有歐美著名學者和“中外研究機構所作的實證分析”表明﹐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中﹐私有化并不是不容置疑、暢通無阻的“公理”，亦非天道。即使國企＝“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它們也并非是千夫所指、路人側目、必欲滅之而后快的妖魔鬼怪﹐不會把一個國家推進地獄。相反﹐在“吳市場”向往的G7國家和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國家資本主義，它是有好處的。就是英國的《經濟學家》也曾刊登報告指出，雖然國家資本主義不完美，但21世紀里全球最強大企業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踐行者，匯集世界四分之三石油儲備的十三大石油企業全部為國家所有。“國有企業的成功身影幾乎存在于任何產業”。問題來了，這種情況是不是“普世價值”呢？
在經濟學理論和實證研究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西蒙等都非常深刻地批評過吳敬璉偽造的這種經濟學“公理”。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了競爭﹐加強監管﹐經理資本主義企業和國企都可以發展。天下沒有“國企搞不好”的公理﹐只有這樣不切實際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斯蒂格利茨寫道﹕
傻瓜式的經濟學理論暗示﹐私有制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私有制畢竟俱足激勵﹐而公有制卻做不到。
無論在公共部門還是在私營部門中﹐高效企業和低效企業并存。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大型國營鋼鐵企業的效率要高于美國的私有企業。美國最成功的行業之一仍然是高等教育產業﹐而且正如我所指出的﹐美國所有一流的大學都是國有的而且不以盈利為目的。
赫伯特?西蒙因其在“現代企業的實際功能”方面的開創性研究而獲得197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曾經指出﹐人們過分夸大了現代資本主義與官辦企業之間的差異。在這兩種體制下﹐每個人都是在為別人打工。用來刺激經理人與工人的激勵機制是完全相同的。……“沒有任何先驗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組織中產生的正面激勵要比在目標多元化的組織中產生的這種正面激勵要容易（或困難）得多。由利益驅動的組織要比其它組織更有效﹐這種結論并不是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組織經濟假設的必然結果。如果這一點從經驗上看是正確的﹐那么我們還需要尋找支撐這一結論的其它公理假設。
不僅如此。這些年來﹐歐美的一些知名經濟學家等已經和斯蒂格利茨連手研究﹐再次據實在《私有化﹕成功與失敗》的報告集中說明﹐國企通過改革可與市場經濟共舞﹑融合﹐且“做得好”。他們的這項內容廣泛的研究成果分別顯示出﹐在全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中﹕
私有企業‘不勝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國有企業做得好的例子卻屢見不鮮。
如果在壟斷行業實現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門比政府更擅長玩弄壟斷權術﹐結果是總體經濟效率并未提升”。
薩平頓和斯蒂格利茨……兩人的研究表明﹐確保私有化卓有成效地實現社會目標的條件與市場趨于帕累托最優的條件完全相同﹕不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包括格林沃爾德和斯蒂格利茨所討論的信息不對稱或其他形式的市場不完備等問題。簡言之﹐滿足私有化的假想狀態是極其脆弱的﹐或者說根本就不存在。
私有化問題遠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識形態思維要復雜得多﹐也比華盛頓共識支持者們的預想更為紛繁。說得好聽一點兒﹐其理論假設遠比當初的思維更脆弱﹔而私有化進程中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卻比他們的想象更為嚴重。
而在對中國國企改革產生過影響的歐洲國家的私有化﹐其實也是有限的政策行動。
歐洲國家似乎并沒有完成對戰略部門實施全面私有化這一宏偉藍圖。僅僅有幾個國家﹐如英國和西班牙﹐完成了對能源﹑電信﹑交通等戰略部門的全面私有化。而其他國家﹐除了近期的一些案例外﹐戰略部門（尤其是能源部門）的大部分資產仍然由國家控制。
私有化的宏觀經濟效果在西歐國家體現得并不明顯。唯一可信的是﹐私有化對公債具有負面影響。……迄今為止﹐那些能正確反映私有化與企業績效因果關系的研究成果﹐還十分少見。……一個令人很感興趣的發現是﹐有相當一部分項目（至少有30％）只是將國有企業的少部分資產實現了私有化。政府對私有企業仍然持有較大的份額﹐看來極不情愿失去對國有資產的控制。這是新發現﹐毫無疑問﹐還有待進一步調研。
20世紀90年代歐洲出現的私有化浪潮代表了企業產權史的一次巨大轉變。然而﹐仍有一種觀點揮之不去﹐即認為私有化沒有明顯改變國有企業的管理方式﹐政府仍在通過直接或間接手段掌控企業。……主要股權的出售并不是避免政府對于私有化企業干預的充分條件。政府能夠通過黃金股來賦予自身廣泛的自由決定權﹐控制已經進行了部分甚至全面私有化的企業。……黃金股在西歐國家非常普遍。……事實上﹐政府利用黃金股來確保廣義上的國家安全﹐防止國防領域的私有化企業被敵方（外國）接管﹐保證公用事業部門提供天然氣﹑電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共服務。這些服務的提供和重點設施的保衛確有戰略意義﹐尤其當私有化不能確保在充分自由和有效管制兩方面齊頭并進時﹐更是如此。
私有化的微觀效應并不明顯﹐無論在私有化企業績效還是在企業治理結構方面﹐都是如此。
另外，200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教授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也從方法論的角度指出，簡單地劃分公共、私人部門十分粗糙，將它們完全對立起來則不可理喻：
現在的制度分析都依賴于十分粗糙的分類﹐把制度安排要么歸入公共﹐要么歸入私人﹐即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或市場的一部分。這導致了對市場失敗和國家失敗的簡單診斷﹕要么需要政府的干預﹐要么需要私有化。……私有化不是靈丹妙藥。
沒有各種公共制度作為支持市場的基礎﹐任何市場都不能長期存在下去。在現實場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經常是相互嚙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絕的世界里。
在對20世紀80年代英國私有化的分析中，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維克斯和喬治?亞羅也曾提出，在現實中：
企業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和監管政策效力的大小一般比所有制問題本身對經營業績的影響更大。……公有制和競爭完全可以相互兼容。
由此可見﹐就是在美國或西方經濟學的領域中﹐吳敬璉主張全面私有化的觀點也不過是蒼白無力的一家之言﹐特別是美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拼命推銷的一種破綻百出﹑受到廣泛批評的意識形態。而在中國國內﹐與吳敬璉相反的觀點和分析更是大量存在﹐且言之有理。
另外﹐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幕滑稽劇是﹕金融海嘯中美國和歐洲政府救市﹐計劃經濟﹑國有化一起上。當然﹐政府偏愛金融界大公司和銀行家貪婪是需要批判﹐但“權力攪買賣”﹑“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也真的派上了用場﹐應當完善運用它的方法。
而在亞洲的“四小龍”中﹐國有經濟作用也不小。其中的新加坡更是充分發揮了國家調控市場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如此﹐放眼世界﹐“國家迷信”﹑“權貴資本主義”等也功不可沒﹐要一分為二。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一畝三分地里，一刀切的“國企無效率公理”=經濟學謊言。而到了2011年下半年﹐在歐美經濟界一片喧鬧﹑驚恐中“二次探底”風險增大﹐歐美政府最擔心的就是缺錢救市﹐恐怕“權貴資本主義”也不給力了。“這也使得推行第二批次的私有化成為歐洲政府面對的嚴峻挑戰”。
當然﹐實事求是看國企﹐并不否認國企制度需要繼續完善﹐一些國企要提高效率，也不否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路線圖。但是﹐吳敬璉似乎并不是在這個角度討論問題﹐他要的是徹底“民進國退”﹐全面否定公有制和國有經濟﹐在“向往”“歐美模式”時當“超越哥”﹐置“歐美模式”等國家都存在吳氏定義的“國家迷信”﹑“權貴資本主義”等于不顧。“閉目塞聽”﹑“掩耳盜鈴”﹑“選擇性失明”﹑“城內高髻﹐城外丈余”﹐此之謂也﹗還有理性嗎﹖
（二）怎么“建立自由的企業制度”﹖
吳敬璉答﹕“國退民進”﹐ 或“主要就是要減少政府﹑國企控制的資源﹐要實現民進國退”。 且這種“國退”的含義﹐應當是全面覆蓋競爭性行業和壟斷性行業﹐包括覆蓋國民經濟的“關鍵性領域”。 再有就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行西式“憲政民主”﹐ 以促進私有化的經濟改革。
可能是吳敬璉自己都覺得“民進國退”的政策建議廣受非議﹑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內部缺乏說服力﹐為了增強其影響力﹐他竟冒天下之大不韙﹐硬將“國退民進”偽裝成中共十五大關于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部署”。
2011年3月﹐自詡由國務院國家發改委主管的《中國改革》雜志﹐發表吳敬璉〈政府主導重要資源分配使腐敗孳生民怨沸騰〉的文章說﹕
1997年中共十五大對國有經濟布局做出了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最近這些年有所停頓﹐在有的部門和有的地區﹐甚至出現了“開倒車”的現象。
其實﹐任何人看看中共十五大報告﹐都會發現﹐其中并沒有這個吳敬璉偽造的“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連半個字都沒有。
相反地﹐為了落實十五大國企改革決策﹐在十五屆四中全會關于國企改革和發展的《決定》中﹐還曾明確地指出﹕
必須不斷促進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
當然﹐吳敬璉還對十五大報告進行了別的嚴重歪曲﹐如說它沒有再去區分公有和非公有。 其實﹐如果當年真是這樣的話﹐現在還需要吳敬璉再說什么“國退民進”或“國進民退”嗎﹖
那么﹐什么是吳敬璉筆下的“民”或“民營企業”呢﹖
當然﹐在吳敬璉眼里﹐早就應當退出﹐但現在還在“開倒車”的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和工人也屬于人民范圍的國企﹐不可能是“民營企業”或“民營經濟”﹐不能簡稱為“民”。
在《教程》第五章〈民營經濟的發展〉中﹐按吳敬璉的定義﹐“廣義的民營企業”是指國企之外的其它企業。“狹義的民營企業﹐則是指私營企業”。從他這一章的主要內容看﹐他筆下的民營經濟主要指“私營部門”和“外國投資企業”﹐民營企業主要指私營企業和外企。“民”主要就是指現在的中﹑外資本家。
由此可見﹐在吳敬璉的筆下﹐所謂的共產黨“國退民進的戰略部署”﹐就是說﹐國企與“民”是對立的﹐所以﹐國企必須“退”﹐而代表“中國人民”﹑“外國人民”的私營企業或資本家必須“進”﹐全面取國企而代之。
進一步看﹐“十一五”期間的“國退民進”結果顯示﹐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都爭取“進”的競爭中﹐還是外資企業﹐特別是頗具實力的歐美跨國公司能夠順利地占據中國各產業的制高點或壟斷地位。 這種威脅到產業安全的市場結構﹐是吳敬璉主張的“國退民進”的必然結果﹐即是他的政策建議“服務”的必然結果。
另外﹐在吳敬璉的“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中﹐萬一國企在競爭中贏了﹐即發展壯大了﹐可以嗎﹖
吳敬璉答﹕不可以。
不僅如此。在這個有關國企發展的大問題上﹐吳敬璉再一次偽造了中共中央的國企改革決策﹐ 并以此為據﹐對國企在改革和競爭中發展壯大給出了根本性的否定。他對香港《鳳凰周刊》的記者說﹕
十五大以后﹐在所有制結構上提出一個說法叫“有進有退”﹐也就是政府要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這是中央明確了的方針。……到了2004年以后﹐不但沒有推動﹐還來了個“國進民退”。
在《教程》中﹐吳敬璉也在多處杜撰了中共十五大的國企改革決策。比如﹐他寫道﹐十五大關于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主要內容包括﹕
……國有資本從非關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退出。
這些也都是吳敬璉憑空捏造的內容。多年來﹐吳敬璉杜撰黨中央改革重要決策幾乎成為了習慣性動作﹐ 就和他不斷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歷史一樣﹐是抑制不住的內心沖動。
2010年以來﹐吳敬璉接二連三杜撰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國企改革重大決策的錯誤行為不斷受到批評。2011年中以來﹐他的宣傳策略也做了相應調整﹐就是在新文章或講話中少提貫徹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國企改革決策了。但舊習難改。在2011年第8期《中國改革》里﹐他又撰文稱﹕
在1993年11月的中共中央十三屆四中全會上﹐通過了題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市場化改革總體規劃。……中國開始按照這個規劃藍圖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它們主要是……通過“國退民進”﹐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
但是﹐在這一更早期的中央文件中﹐并沒有“國退民進”的話或意思。相反地﹐文件中明明白白地寫著這樣一段話﹕
……積極促進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要積極參加市場競爭﹐在市場競爭中壯大和發展。
面對黨中央歷來都表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國企改革決策﹐ 哪一天吳敬璉才能停止篡改﹑偽造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這個退休黨員和國家發改委的《中國改革》雜志﹐就沒人管了﹐還有公信力嗎﹖“從松治黨”＋信口開河＋“新聞自由”＝﹖答案﹐就在老百姓的心中。“你懂的”。而中宣部、新聞出版和互聯網的管理部門竟然拿不出來一個治理比一般“網絡謠言”危害更大的“政治謠言”的方案﹐實在令人意外。是不是“撿了芝麻﹑丟西瓜”﹖“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2012年2月美國參議員麥凱恩可是說了，“‘阿拉伯之春’應當進入中國。”而在這“春天”里，一大特點就是政治謠言滿天飛，迷惑人心，打擊執政黨的權威和公信力，制造思想混亂和族群分裂，美利堅亂中取勝。
當然﹐如前所述，吳敬璉也有自說自話的時候。2011年7月4日﹐胡錦濤“7.1講話”話音未落﹐吳敬璉就在清華大學出席國際經濟學會第16屆全球大會時說﹐國企控制國民經濟的“關鍵性領域”“最與市場經濟不相稱”﹐必欲除之而后快。 接著﹐《中國改革》也發表了吳敬璉的這個觀點。
聯系多年來吳敬璉關于國企改革的種種言論看﹐可以說﹐這里吳敬璉是在公開場合少見地直白表達出了他內心的真實觀點﹕國企不適合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國企應當全面實行私有化。雖然﹐吳敬璉這樣說時﹐又與2010年他在《教程》里說要堅持黨的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國企改革決策相矛盾了。 他準備什么時候再修改《教程》﹐淘心淘肺﹑竹筒倒豆子﹑亮出魚腸劍﹐把心里話全部如實說出來﹐以消彌因“為了打鬼﹐借助鐘馗”而形成的自相矛盾呢﹖
吳敬璉為了盡快“建立自由的企業制度”﹐還呼吁加快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因為﹐目前“政治改革嚴重滯后”﹐“妨礙了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向前推進”。
吳敬璉明確地主張﹐中國的政治改革應當實行“西化”的“憲政民主”。他唯恐讀者看不懂本意﹐畫龍點睛﹐特別地在《教程》第11章中高高舉起了“普世價值”的時尚旗幟﹐明確地寫道﹐政治體制改革“它的核心……追求社會公正是一種普世價值觀”。“這里需要注意到是﹐現代社會所要的民主﹐是憲政民主。……（如）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后逐步完善起來的憲政民主制”。
至此﹐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取向上﹐吳敬璉要中國的政治體制步英國“光榮革命”后塵﹐徹底“西化”的主張﹐已經是躍然紙上了。
而吳敬璉搞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辦法是﹕第一﹐以私有化促憲政化﹐即在經濟上權力退出市場﹐“要減少政府﹑國企控制的資源﹐要實現民進國退”。 第二﹐以憲政化促私有化﹐即消除在政治上“妨礙了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向前推進”的種種難以說出口的因素。 不過﹐在《教程》里面﹐吳敬璉畢竟還是寫下了一些露骨的話﹐如在政治上要堅定地反對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國出現的“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即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建立“歐美模式”中的“憲政民主”。 為什么﹖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不符合“吳市場”要求的“民主和法制”﹗
吳敬璉的這種“政治體制改革”建議與中共中央有關決定是截然不同的﹐ 且他幾乎一字不差地重復了1949年美國艾奇遜國務卿企圖挑動中國內亂的荒唐言論。對此﹐毛澤東主席早有評論﹕不合中國歷史和現實。
至此﹐吳敬璉否定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立場﹐其主張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是什么“顏色”﹐應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了。
（三）什么是“競爭性的市場體系”﹖
吳敬璉再答﹕“利伯維爾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
他將這種模式的要點表述如下﹕
……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商品和服務﹔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并且產生腐敗。因此﹐他們更傾向于歐美類型的市場經濟﹐即利伯維爾場經濟體制。隨著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學者愈來愈多﹐這種思想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
在這段話中﹐吳敬璉“改革”的“市場取向”表達得淋漓盡致﹑一覽無余﹑明白無誤﹕
“關鍵”是中國應當走“歐美”資本主義“利伯維爾場經濟體制”道路。只有走這條道路﹐才能夠保證“真正的改革”成功。
如何定義這種歐美類型的利伯維爾場經濟﹖如前所述﹐私人企業為主體自然不在話下。稀奇古怪的是﹐在吳敬璉的《教程》里﹐這種“利伯維爾場”中﹐沒有“權力攪買賣”。 他引用麥克米蘭的話說﹕
在存在權力關系的任何情況下﹐比如一方管轄著另一方﹐或者雙方都受另一個更高權力機構管轄時﹐所發生的交易都將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絕不是“市場交易”。
而且﹐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建立的民主和法制。
2011年8月4日﹐他自己更透徹地說法是﹕
市場交換是獨立主體之間自主的交換。受控的市場還叫市場嗎﹖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很值得深思。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什么叫市場經濟﹖十四大說得很清楚﹐市場經濟就是一種市場在資源分配中起基礎性作用的經濟。所謂市場起作用就是自由價格起作用。
這里﹐對吳敬璉主張的“利伯維爾場理論”提出幾點質疑﹕
第一﹐就政府與企業﹑市場的一般關系而言﹐從重商主義時期至今﹐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難道企業和市場不都是“在存在權力關系的……情況下”發生交易﹖難道它們不是多少都會受到政府權力的“管轄”﹖例如﹐在歷史上先后出現的政府征稅﹑勞動法和最低工資制度﹐ 是不是“管轄”﹖
大量的經濟史和經濟學文獻證明﹐從西方到東方﹐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不在國家“權力關系”和“管轄”下進行交易和發展的利伯維爾場經濟。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吳敬璉“向往”的當代“歐美模式”市場經濟﹐當然也是如此。而且﹐正是歐美著名的經濟學家指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表明﹕
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真正存在過﹔它們的缺陷 — 不僅僅就它們的內在運轉而言﹐也包括它們的后果（如﹐對窮人造成的后果）— 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干預成為必須﹔……。
一個所謂的自發調節市場經濟可能會演化為黑手黨資本主義 — 以及黑手黨政治體系 — 很不幸﹐在這個世界的一些地方﹐這種擔心是真實而迫切的。
吳敬璉還主張“法制市場經濟”。但是﹐難道相對于各種市場主體而言﹐歐美國家的“法制”﹐就不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國家權力或“管轄”﹐就不是一種通過“一人一票”﹑多黨競爭﹑議會制的“憲政民主”確立起來的可以干預市場的權力﹖
第二﹐就歐美的市場經濟內部關系而言﹐由于壟斷和信息不對稱因素的存在﹐以及存在復雜的政企關系等因素﹐“在存在權力關系的任何情況下﹐比如一方管轄著另一方﹐……所發生的交易”﹐實際上隨時隨地也都可能出現。
例一﹐在市場橫向壟斷的關系中﹐存在少數大企業利用壟斷地位進行不平等交易的事實。
例二﹐在大中小企業協作關系中﹐存在大企業利用“縱向壟斷地位”﹐與中小企業進行不公平交易的事實。
例三﹐少數壟斷大企業利用“金錢政治”操控政府﹑議員﹑媒體乃至他國政治﹑經濟等等﹐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市場交易。反過來﹐政府出于安全﹑產業政策﹑公共福利等等政策目的﹐也通過各種方式影響私人企業。
例四﹐在一般消費品市場上﹐存在“買的沒有賣的精”的事實。
例五﹐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公司給你什么便是什么”的壟斷因素。
例六﹐歐美國家那些私有化以后的部分國有企業（包括已經100％私有化的企業）﹐迄今為止﹐政府仍然在微觀層面控制它們。并且﹐歐洲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仍然保留著大量的國有股權。這些企業與那些原汁原味的私人企業主在經營﹑交易上也是大有區別﹑市場地位是不平等的。
例七﹐歐美國家長期以來都實行產業政策﹐直接用政治﹑金錢手段引導、支持企業發展高科技。這些企業在發展和國內外市場上可謂是得天獨厚﹐享有特權。
例八，歐美國家還在農業中實行高額補貼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但卻要求發展中國家全面開放農產品市場。
在這八種場合中的不平等交易﹐實際上都體現了某種形式的、或明或暗的“一方管轄著另一方”的權力。美國經濟學家早已經指出﹐實際的市場體制中存在不對稱的權力結構。普通人在交易中要受到這種權力結構施予的約束。 如果這種交易因此而“絕不是‘市場交易’”﹐那么﹐世界上還能剩下多少“市場交易”呢﹖
另外﹐眾所周知﹐外部性也是政府權力干預企業交易活動的重要理由之一。
第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受控的市場就是市場。市場主體之間的自主交換只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關系﹐而非是絕對化的獨立關系。
因為﹐西方經濟學認為﹐“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社會去控制和彌補。換個角度看﹐市場交易的外部性無處不在。為了控制和治理這種外部性的危害（如環境污染﹑資源浪費）﹐也不能允許交易主體擁有“絕對”的獨立性。為此﹐歐美國家有各式各樣的政府干預﹑法律干預﹑工會等NGO干預﹑輿論干預等等﹐乃至G7國家還不斷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政治中顯示自己暴力機器的強大﹐干預全球貿易。哪里有一個不“受控的市場”﹐哪里有一個不“權力攪買賣”的歐美國家﹖
再如﹐這些國家的貨幣發行﹑利率﹑匯率決定和關稅﹐都是政府行為或有政府干預。這些高高在上的權力因素個個都在大規模地“攪”動國內外的買賣。
美國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和貿易保護政策﹐既保證了美國在關鍵科技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也“攪”了國內外不少買賣。如“攪”得“堅定信仰自由貿易”的中國買不到美利堅的高科技產品干著急﹐大量美元只能去買風險不斷增加的美國國債和企業債﹔“攪”得中國億萬農民工沒法兒去美國當“帝國主義建設者”﹐只能望眼欲穿﹑望洋興嘆﹐等等。 歐盟又何嘗不是這樣﹗而且﹐歐美兩口子就是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這何嘗又不是一種大大的權力。歐美主導的WTO機制﹐難道不更是一種帶有歧視性﹑非均衡的國際貿易權力結構﹖
由此可見﹐“受控的市場”﹑“權力攪買賣”的市場才是真“市場”。與此相反的那種“市場”﹐屬于美國人說的那種“黑板經濟學”﹐是耍嘴皮子用的﹔或者﹐是歐美的帝國政府在國際貿易中搞“雙重標準”時候用的。
至于西方經濟學界和社會中有關該問題大量爭論﹐著重點不是控不控﹑攪不攪﹐而是如何平衡社會行動﹑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無控市場”和不“權力攪買賣”的偽問題太虛無縹緲了。
另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不僅古典經濟學和新﹑老凱恩斯主義者都強調有必要控制市場﹐即使美國當年“最偉大”的新自由主義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在主張今天已經過氣的“小政府”時﹐也為政府保留了實施產權法﹑契約法和提供國防的政府干預權力﹐ 以防止市場徹底失控。而他設計的貨幣主義政策﹐本身也是以承認政府有宏觀調控權力為前提的。
當然﹐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吳敬璉在《教程》或有關文章中說需要政府搞宏觀調控﹑稅收﹑社會福利﹑公司法﹑反壟斷法和市場監管等等時﹐是不是認為這些都不是市場“受控”﹑“權力攪買賣”﹑“干預微觀經濟”﹖如果是的話﹐他是不是又在自相矛盾了呢﹖
當然﹐一種可能的辯解說法是﹐這些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是“干預”和“管轄”。但是﹐這純粹是搞文字游戲。如果一個進口商不交納關稅﹐海關對他進行執法性質的“公共服務”時﹐這個進口商立馬就能夠體會到“公共服務”和“權力管轄”是“色空無異”的“不二法門”了。
另外﹐我們也不曉得﹐在吳敬璉看來﹐美國“重返亞洲”﹑“領導亞洲”﹑美歐日印等政府在中國東海﹑南海采取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亂攪和﹐合縱連橫，是不是“權力攪買賣”﹖
第四﹐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更是“受控的市場”。吳敬璉說利伯維爾場問題﹐中共“十四大說得很清楚”。 但是﹐恰恰是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報告里說﹕
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分配起基礎性作用﹐……并依據客觀規律的要求﹐運用好經濟政策﹑經濟法規﹑計劃指導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導市場健康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
難道吳敬璉居然認為﹐這里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說得很清楚”的國家調控的市場就是個不“受控的市場”﹐且還是他說的以“自由企業制度”即私人企業為主體的市場經濟﹖
再追問吳敬璉一句﹐相對于真正由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言﹐你主張的那種利伯維爾場“還叫市場嗎﹖”﹐是十四大那個“市場經濟體制”的意思嗎﹖
不僅如此。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同志《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還進一步指出﹕
必須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我們著力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又注重加強和完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克服市場自身存在的某些缺陷……。……我們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系……。
“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系”﹐“克服”市場缺陷﹐這里面就包括有國家調控市場﹐即有市場“受控”的意思。這難道不對嗎﹖
可能﹐當時在人民大會堂左側聽眾席上的吳敬璉﹐心里是反對黨中央的這些決策的。如是﹐吳敬璉完全可以不再“掛靠”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而是自說自話﹐直接說把政府趕出經濟﹑“自由價格起作用”。
當然﹐這種觀點在國外也早就被批評為華而不實了。如美國經濟學教授斯蒂格利茨就說﹕
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鼓吹者強調﹐問題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預﹔轉型的關鍵在于“讓價格就位”﹐以及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他們的觀點代表了一種對歷史的誤讀﹐……。
而在《富國陷阱》一書中﹐英國劍橋博士張夏準也說﹐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推薦的一些新自由主義藥方﹐如“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自由貿易等等﹐自己在發展過程中根本就不采用的。這些國家的虛偽性在于﹐要求發展中國家﹕“學習我所說的﹐而不是我所做的”。目的是“踢開梯子”﹐使后發國家的發展水平永遠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新﹑老帝國主義一樣﹐“在天豈容比翼鳥﹐在地剪裁連理枝”。
吳敬璉怎么就那么相信發達國家說的﹐不管人家怎么做的﹐也去幫著它們“踢開梯子”﹑“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呢﹖
當然﹐無論哪種市場經濟體制中都會發生“政府失靈”和官員腐敗等現象。但是﹐我們不能夠因此跳到另外一個極端﹐去要求一個“無控市場”。這就同現在不能因為有“市場失靈”現象﹐有金融危機﹐就去完全否定市場一樣。
至于吳敬璉說的“所謂市場起作用就是自由價格起作用”﹐ 這在西方經濟學中也是一個空洞的教條﹐且在入門的經濟學教科書中被反復地說明其嚴重的局限性。因為﹐由于市場不完全﹑信息不對稱等原因的存在﹐這只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理論模式”的表達﹐它甚至不能反映歐美市場經濟的歷史和現實的運行狀態。 吳敬璉是應當知道這些基本常識的。但他就是要這么說﹐偏好使然。看來﹐吳敬璉在推銷外國的所謂利伯維爾場理論的時候﹐邏輯是比較混亂的﹐忽視了中﹑外市場經濟的歷史和現實﹐忽視了新古典經濟學一般均衡原理的約束條件﹐忽視了西方經濟學的另一大半是批評“純粹利伯維爾場”觀點的。
由此﹐這里也可以看到﹐吳敬璉不“受控的市場”觀點﹐不僅脫離了他一心向往的“歐美模式”﹐而且﹐離開所謂他“1992年4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我國經濟改革目標的建議”是何其遙遠﹗ 因為﹐在那個建議中﹐他不可能去主張一個無控制的市場經濟。哪里是真﹐哪里是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投機取巧﹖變色龍﹖
另外﹐吳敬璉說的“政府的基本職能……不是在市場上提供商品和服務”這段話中﹐比較特別的一點是﹐他通過這種精心安排的表述﹐又從一個新的側面﹐對國企的存在和發展進行了全面否定。因為﹐他知道﹐中國政府機構本來就不提供市場化的商品和服務。如國務院辦公廳﹐就從來不做買賣。所以﹐在這里吳敬璉實際上是說﹐政府不應當辦國企﹐并經過國企“在市場上提供商品和服務”。無論在競爭性領域的市場﹐還是壟斷性領域的市場﹐國企都沒有存在的必要。黨中央關于國企應當控制戰略性﹑關鍵性等產業領域﹐在競爭性領域有進有退﹐并通過市場向社會“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決策﹐都是不符合利伯維爾場經濟要求的。
至此﹐我們回過頭來看﹐在《教程》中﹐吳敬璉之所以否定所謂的馬克思“‘社會大工廠’模式”﹑否定所謂的“列寧的‘國家辛迪加’模式”﹑否定所謂的“斯大林體制”﹐否定所謂的“仿效蘇聯的榜樣”的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探索性實踐﹐否定中國改革開放后國企發展壯大的必要性﹐都是因為他有了迷信“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先入之見。而這些迷信觀念在他的頭腦里面還比較亂﹐理論和實際情況之間時不時就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了。
我們知道﹐包含私有化﹑自由化﹑憲政民主等內容的“普世價值”﹐這些年在中國頗為一些著名公眾人物和主流媒體歡迎。這引發了“歐美模式”中若干政要的密切關注和支持﹐并裁定中國“普世”派杰出人物可獲諾貝爾和平獎。美國總統奧巴馬還特地在2010年12月10日發布的一份《公告》中﹐針對中國宣稱﹕
我們支持在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權利的人。……今天﹐也是在國際人權日（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Day）﹐我們應加倍努力﹐推進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
吳敬璉也積極宣揚“歐美模式”的“普世價值”﹐契合了美國的政治文化戰略意圖和國家利益﹐ 是不是也被美國政府納入了“在任何地方行使自己普世權利的人”員名單中﹐并予以“支持”﹖
這種說教就能救中國﹖真行的話﹐一度考慮在大陸使用原子彈實現“普世價值”的美國總統哈利?斯?杜魯門諸公早就救中國了﹐還要等到今天﹖
四﹑“政府”文武兼施推行資本主義﹖
吳敬璉在充分自由地應用“批判的武器”即“筆桿子”攪和社會主義改革之后﹐按照歐美的普世價值要求﹐還“向往”用其它批判形式來解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嗎﹖
對此﹐吳敬璉在《教程》中直言不諱地寫道﹕
在從傳統社會主義到現代社會和從命令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雙重轉型期間﹐政府的正面作用需要加強而不是削弱。所謂政府的正面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既要有強制性的﹐也要包括一些誘導性的。……
看來﹐在吳敬璉的“改革頂層設計”中﹐為了在中國推行“歐美模式”資本主義制度﹐是需要準備上演文武之道了。第一位的是使用“強制性”國家力量﹐說白了就是準備使用“武器的批判”即“槍桿子”為標志的“強制”。吳敬璉所謂“打破‘兩暴怪圈’”﹐名曰反暴君﹑暴民﹐ 但是﹐一旦誰要妨礙他“向往”資本主義“歐美模式”﹐“兩暴怪圈”就為我所用。這可真是悟透了美利堅“雙重標準”的神髓。
以史為鏡﹐這也不足為怪。中國的右翼知識界不乏這種“暴力迷信”或“國家迷信”的老傳統。今天的吳敬璉又不過是拾人牙慧爾。例如﹐2010年底﹐王小強研究員撰文再揭中國知識界普世價值派老底﹕
1927年北大蔡元培為維護國內外資產階級和國內地主階級的利益﹐建言國民黨鎮壓共產黨和工農大眾﹑斬草除根﹐推動了“四一二大屠殺”。當時﹐“共產黨人血流成河﹐工農群眾尸積如山﹐蔡元培意猶未盡﹐再接再勵﹑斬草除根”﹐華麗轉身﹐成為著名的政治家。
當時直接推動“四一二大屠殺”的力量還有上海資本家的商會和外商。官﹑商﹑學一體化﹐這就是1927年讓中國共產黨人和工農大眾拋頭顱﹑灑熱血的“鐵三角”﹗
吳敬璉“向往”這位至今還在北大以銅像彰顯萬世師表的“中產階級”前輩嗎﹖答案呢﹐就在他“為維護國內外資產階級和國內地主階級的利益”的“強制性”的政策建議中。
除此之外﹐僅就西方經濟學中的暴力傳統而言﹐吳敬璉這里也是步人后塵。按下早期的案例不表﹐“一戰”結束不久﹐由于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建議恢復德國實力﹐遏制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就說他是﹕
一個人所共知的資產者﹐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死敵。
后來的情況似乎更為嚴重。2002年美國經濟學家E?K?亨特教授指出﹐美國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們﹐曾幾乎都支持采用國家暴力摧毀社會主義制度。 另外﹐這位美國教授還指出了一個著名的經典案例﹕
美國著名的保守主義發展經濟學家W?阿瑟?羅斯托坦承﹐他對共產主義的思想攻擊曾經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財力上的支持。羅斯托認為﹕“若要阻止和牽制不斷膨脹的共產主義力量的推進﹐這樣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并且需要新的觀念來鞏固美國的外交政策”。
由此可見﹐國內外的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有的著名經濟學家﹐為了實現自己的新古典經濟學理想和對現實世界的影響力﹐為了竊取名利﹐進入“權貴”行列﹐在利用“富人經濟學”為資本服務時是不擇手段的。這不僅是中國一些表面上豁達民主﹑溫文爾雅、聲稱“兼收并蓄”的右翼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也是“國際經濟學界”早有的“國際慣例”之一。而在這些大都屬于中產階級的知識界人士的背后﹐則是國內外的大資產階級特別是歐美政府策劃于密室﹑上下其手﹑揮金如土﹐收買﹑操縱“強制性”力量和“誘導性”力量﹐興風作怪。這些經濟學家﹐實乃富人和政客之區區工具爾。
吳敬璉提倡“政府”采取“強制性”手段“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企圖蠱惑“政府”采取“強制性”手段消除對他一心向往的“國退民進”﹑利伯維爾場和“憲政改革”的“阻礙和反抗”﹐簡言之﹐就是“消除”對“普世價值”和“歐美模式”的“阻礙和反抗”。
吳敬璉心念如此﹐真如吹捧《教程》的日本教授青木昌彥評價﹕“前所未有”﹔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劉遵義評價﹕“不能忽視”﹔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沈聯濤評價﹕“指導我們繼續前進的燈塔”﹔媒體人胡舒立評價﹕“學術界廣泛接受”﹔“中國青年領袖”﹑《吳敬璉傳》作者吳曉波評價﹕“從外貌到靈魂都干干凈凈的人”﹐“由他的思想演進出發﹐可以勾勒出中國經濟變革理念的大致曲線。” 登峰造極的是﹐2011年1月﹐國務院新聞辦籌辦﹐中央人民電視臺全球宣傳﹐首站美利堅﹕“歐美模式”迷信者吳敬璉＝中國智庫的“國家形象”﹐— 負形象﹖
國內外一些知識分子﹑新聞人士﹑“權貴”和機構“突出政治”﹑利益結盟﹑言不及義﹑自己給自己挖坑﹐ 由此可見一斑。
在《教程》里﹐吳敬璉深揭狠批社會主義者搞國企是“國家迷信”﹐當他要搞“私進國退”時怎么也“國家迷信”﹐且訴諸國家“強制性”力量了﹖如上所述﹐他已然克隆了美利堅自相矛盾的“雙重標準”手段﹐且運用自如。
不過﹐下面我們將會看到﹐一旦美﹑中有利益矛盾﹐美利堅總統為了美國“1％”富人PK吳敬璉要在中國搞的那個“歐美模式”時﹐還是毫不留情﹑棋高一籌的。2011年利比亞卡扎菲一家的厄運也是例證。雖然﹐大家都是為富人服務﹑為窮人吆喝﹐DV鏡頭中親如一家﹐ 但畢竟是美利堅富人第一﹕該拉就拉﹐該殺就殺。以帝國的反革命的兩手對付虎頭蛇尾的 “綠色反革命”﹐ 理所當然。對中國或吳敬璉要例外﹖
五﹑中國皈依“歐美模式”﹖
如吳敬璉所倡導﹐不僅搞資本主義改革﹐且還是按照“歐美模式”走資本主義道路﹐“能夠救中國”嗎﹖
答案﹕不能。因為它們是為歐美“1％”服務的。
這方面的有關權威評論已經比較多了﹐本文不再重復。我在《為誰作嫁﹖— 經濟學﹑市場和改革》中﹐ 也從西方經濟學角度結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分析過這種問題。這里根據新情況﹑新文獻再說一說。
（一）“歐美模式”加劇不公平
“歐美模式”是為“1％”即少數人富人服務的經濟體制“模式”﹐不能實現“共同富裕”﹐不能復制來為中國的“99％”即大多數人服務﹐不能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價值取向和“模式”。
“歐美模式”對中國多數老百姓有什么好處﹖吳敬璉認為﹐由“向往”而采用“歐美模式”市場經濟﹐政府權力﹑國企等退出經濟﹐在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實行機會均等﹑發展中產階級等政策﹐就能夠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即解決多數人認為的收入不公平問題﹐從而“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場經濟”。 但是﹐僅僅從西方經濟學和歐美社會現實的角度評論﹐這些話幾乎＝“網絡謠言”﹐是一種精心制造的規避性表述和在故意蒙蔽公眾。
美國著名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森在與威廉?諾得豪斯合作發表的《經濟學》（第17版）教科書中﹐就給出了與吳敬璉完全相反的經典答案。按照這兩位美國教授的觀點﹐即使在私人企業為主﹑政府干預經濟范圍較小的“歐美模式”市場經濟中﹐亦即吳敬璉要中國復制的歐美資本主義體制中﹐也根本不可能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吳敬璉的有關言論是信口開河﹑一廂情愿的“賣拐”大忽悠。這兩位反對共產主義的教授在《經濟學》（第17版）中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地寫道﹕
我們的經濟是一種冷酷無情的經濟。……美國人收入差距的擴大﹐許多人窮于無出路的工作和困于潦倒的左鄰右舍﹐不過是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的一種并非夸張的寫照。此外﹐北美﹑西歐﹑東亞一些富國﹐還有世界上其它一些國家的分配也極不公平。
自由主義的競爭會帶來嚴重的不平等。……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在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經濟下﹐收入會得到公平的分配﹗
他們還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下財富分布與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關系﹐認為財富分布的不公平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為﹐更多的財富能夠帶來更多的利潤﹑利息﹑股息﹑紅利和地租等。繼承權還能夠使少數人不勞而獲。他們指出﹐“在市場經濟中﹐財富分布的不公平遠遠大于收入分布的不公平”。而且，其趨勢就是“財富的分配變得越來越不公平”﹐并加重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目前﹐在排除“革命”和“激進”手段后﹐這種狀況是不可治理的。
另外﹐與今天的中國社會一樣﹐美國社會分層已經固化﹐— 在這種分層固化下﹐窮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少之又少﹐社會分裂的鴻溝加深﹐機會均等效應是極度萎縮的﹐畫餅不充饑。
而在1976年出版的《經濟學》第10版中﹐薩繆爾森也曾寫道﹕歸根到底﹐在資本主義中“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 在這種財富分配格局中﹐機會均等能夠實現共同富裕＝宗教的天國教義。
在教科書《經濟學》（第10版和17版）之前﹑之外﹐西方經濟學界的探討和爭論更為熱烈﹐以致薩繆爾森關于“市場經濟加劇不公平”的觀點并不新穎。這里就不多說了。
至此﹐一個相關的問題也就非常明白了﹐即私人資本主義利伯維爾場的競爭有利于勝者﹐財富和收入分配向少數勝者高度傾斜。在極端情況下﹐還會形成勝者通吃的局面。薩繆爾森承認﹐在美國﹐“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例如﹐最近30多年中資本主義國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在弱化﹐多數人工資﹑福利“向底線賽跑” 已經成為一種長期性的大趨勢。中產階級收入持續下降﹐并分化瓦解。美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7。經濟增長并沒有使中產階級和窮人從中受益。蛋糕越大﹐兩極分化越厲害。
金融危機爆發﹐歐美（及日本）社會的兩極分化更加劇烈。 美國“利伯維爾場”率先“墜落”。2011年8月6日﹐歐洲最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 —“墮落的英國” 開始被新﹑老窮人點火“燃燒”。接著﹐歐洲最強大的工業國 — 德國也被點燃。 美國還來不及暗自慶幸﹐“占領華爾街運動”就悄然興起。其他各種示威游行也在歐美綿密不斷。在歐美國家里﹐既然生活質量下降的中產階級和毫無希望的窮人是金融危機最大的﹑最沒有公平可言的“埋單”族﹐他們也就符合政治邏輯地成為了社會動蕩﹑要求變革的主力軍（或潛在力量）。 用馬克思的語言說﹐就是多數人“相對貧困”狀況深化了﹐“絕對貧困”人口增加了﹐這些人開始通過合法﹑不合法的多種形式表達不滿或“自發的反抗”。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首先是為勝者和富人“作嫁”﹐為“1％”的少數人服務的。而其“法治”的基本點就是維護這種狀態。于是﹐窮人被忽視了。中產階級在瓦解和墜落中也感受到了生存威脅的嚴重性。所謂的“法治社會”破綻百出﹑偏心眼。所謂的“滲透經濟”教義既“得不到歷史事實的支持”﹐ 在歐美國家的現實中也黯然失色。
（二）美國模式是市場弊端象征
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已對“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美國模式”不抱幻想﹐不再“向往”。
薩繆爾森教授出色的學生﹑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滿》﹑《喧囂的90年代》﹑《穩定與增長 — 宏觀經濟學﹑自由化和發展》﹑《國際間的權衡貿易 — 貿易如何促進發展》和2010年出版的《利伯維爾場的墜落》等書中﹐ 數次明確地從不同角度否定了吳敬璉“向往”的兩極分化﹑投機賭博﹑官商一體化﹑操縱國際貿易的“裙帶資本主義”的“美國模式”。他的有關理論分析和列舉的大量新鮮事實﹐無意中也尖銳地批評了吳敬璉向往的“普世價值”的私有化﹑自由化﹑“憲政民主”、“機會均等﹑程序正義”﹑“中產階級”等具有的虛偽性﹐并批評了吳敬璉“向往”“歐美模式”的言論﹐確屬虛無縹緲﹑“自欺欺人被人欺”﹑誤國誤民的陳腐之談。
早在2003年﹐斯蒂格利茨在預言美國金融體系將發生更大危機的《喧囂的90年代》一書中就認為﹐美國是有長處﹐但問題太多。“美國式資本主義勝利”是“神話”。 他寫道﹕
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成為市場經濟問題和弊端的象征。
美國開始向其它國家推銷美國式的市場經濟。……對于美國模式資本主義的大肆推銷﹐加深了其它國家的敵意。……弄巧成拙。
其它國家……能夠選擇一條與目前在美國國內流行的所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實現一個更加平等﹑更加安全且具有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水平 — 特別對于窮人來說 — 的社會。
2010年﹐他在《利伯維爾場的墜落》一書中﹐總結美國金融危機的經驗﹐指出﹕一方面不應當因此走得太遠去否定市場經濟本身﹐而是要重新平衡社會行動﹑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另一方面﹐必須承認﹐原教旨主義的美國模式必須改革﹐根本不值得再繼續向往﹑復制。他寫道﹕
世界已經對美國模式的資本主義不抱幻想﹐為什么美國人還要在意這件事呢﹖我們所推崇的意識形態當然已經不那么吸引人了﹐并且﹐這種意識形態失去光澤無法修復可能還是件好事情。……在世界范圍內大家曾經共同信奉美國及其教育出來的精英所提倡的價值標準﹐但是現在經濟危機已經削弱了人們對于這些精英們的信任﹐這些精英們曾經鼓吹美國模式資本主義。
不過﹐文獻顯示﹐正是在這期間﹐特別是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美國……教育出來的精英”吳敬璉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仍熱情洋溢地宣傳“向往”“歐美模式”﹐說中國這樣的經濟學人“愈來愈多”﹑“這種思想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 似乎中國改革30年﹐竟然導致國內經濟學界“愈來愈多”的人在逆世界潮流而動﹐乃至引起“友邦詫異”﹕中國的“精英”患熱病了﹖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吳敬璉說的“歐美模式”中的“歐洲模式”可能僅是一個幌子。2009年﹐我曾在〈向往“歐美模式”畫餅不充饑〉中質疑他關于“歐洲模式”說法﹐指出﹕
歐洲各國差異大﹐俄羅斯也在其內。如果說“真理總是具體的”﹐那么﹐誰是代表“歐洲模式”的國家﹖其實﹐這是個偽問題。歐洲和美國一些優秀的經濟學家﹐是將歐洲的一些主要國家分成了各具特色的模式﹐并對其中撒切爾的“英國模式”﹑俄羅斯的“黑手黨資本主義模式”和東歐“病態＋變態”的資本主義模式投以了更多的批評﹐等等。進一步的問題是﹕可有一個具體的“歐美模式”是中國可以仿效的﹖
所以﹐對吳敬璉說的“歐美模式”辯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他實質上并不真正“向往”說不清﹑道不明的“歐洲模式”﹐而是僅僅對于“美國模式”情有獨鐘而已矣。在吳敬璉那里﹐“歐洲模式”只是“寄生蟲”式的“美國模式”的陪襯物。
言歸正傳。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還在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指出﹐在“美國模式”中﹕
— 大資產階級對美國政府和政策享有支配性權力。“金錢政治”＋政企不分“旋轉門”。壟斷領域“公司福利制度”即“父愛主義”大行其道。“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美國是“腐敗”的“裙帶資本主義”典型。換個同類的說法﹐美國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國家。大資本和政府情投意合“攪”在一起﹐狼狽為奸“共濟會”﹐“攪和”買賣不商量﹐制造金融危機不犯罪﹐最受傷的“小小老百姓”只能嘆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吳敬璉的歐美“權利屬于人民”的“憲政民主”﹑“法制市場經濟”和“機會均等﹑程序正義”的“利伯維爾場經濟體制”﹐還是＝他筆下的中國“越來越厲害”的“權貴資本主義”或“官僚資本主義”﹖
— 投機賭博新經濟大發展﹐經濟結構嚴重失衡。政府舉措不當﹑市場失靈嚴重﹐資源分配錯亂﹐金融危機危害全球。目前﹐歐美經濟復蘇仍然曲里拐彎﹑困難重重﹐不斷加深的債務危機又使歐美經濟二次探底的陰影若隱若現。這＝吳敬璉否定社會主義經濟計劃、產業政策的證據﹐還是＝他迷信的“市場起作用就是自由價格起作用”的“利伯維爾場經濟”之完美體現﹖
— 經濟增長的“滲透效應”不斷萎縮甚至消失。 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社會分層固化。美國等發達國家緊縮財政且削減公共支出﹐福利制度加速向“底線賽跑”。中產階級（包括制造業的許多工人）收入長期下降﹐且隊伍日益萎縮和貧困化。失業嚴重。貧困人口增加﹐且生活更加困難。工人罷工權受到更多限制﹐中小企業融資困難重重。資本統治下，“先富帶后富是妄想”。一個不穩定的資本主義社會﹐難有一個身腰肥大的中產階級當“社會穩定器”。這＝吳敬璉眼里的美國人民“機會均等﹑程序正義”的幸福生活﹐還是＝他允諾給美國化以后中國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橄欖型”社會﹖
— 政府在“雙重標準”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美國以強大的軍事實力為依托爭搶全球戰略資源﹑操縱匯率﹑干預別國（包括中國）主權。政府和跨國公司一體化﹐極力控制國際貿易中的主導權。在全球經濟貿易規則的制定和實施日程中﹐“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G7國家﹐而美國是領頭羊﹗這＝吳敬璉迷信的不“權力攪買賣”﹑WTO和“自由貿易”﹖
以上這些問題的存在﹐有哪一條能夠證明﹐在吳敬璉向往的美國模式中﹐私有化﹑“利伯維爾場”﹑“憲政民主”和“機會均等﹑程序正義”等能夠實現“普世價值”的美好允諾﹖
而在斯蒂格利茨批評吳敬璉奉若神明﹑內容空洞的“機會均等”之前許多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早已認真“解剖麻雀”﹐譏諷在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機會均等”難以在全社會兌現﹐除非進行財富再分配的革命。 因為﹐這里的道理簡單明了﹐在一個財富兩極分化不斷加劇（“馬太效應”持續擴大）﹑社會分層固化和公共福利日益加速萎縮的社會里﹐對多數窮人來說不可能在生存﹑教育﹑競爭和發展機會上與富人平等。否則﹐幾百年來﹐資本主義早就解決“共同富裕”和“為人民服務”的大是大非問題了﹐哪里還要今天的歐美人民起來吶喊﹕“99％”不滿意“1％”﹗當然﹐“富人經濟學”對此心知肚明﹐所以﹐拼命以所謂的“機會平等”來掩蓋“結果不平等”和反對要求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以保護富人財產和政客的特權﹗
英國經濟學家理查德德?杜思韋特也提供了這方面堪稱經典的“撒切爾案例”。這位婦人上臺前夕﹐曾熱情洋溢﹑滔滔不絕地宣傳“機會平等”觀點﹐迷惑窮人拉選票。但理查德德?杜思韋特在《增長的困惑》一書中﹐記錄下了諷刺性的歷史場景﹕
1975年撒切爾以“讓我們的兒童長得更高”為題目發表講演時說﹕“追求機會平等比追求平等更加有意義而且更加可行。只有當允許不平等存在時﹐機會才有意義。”
非常遺憾的是﹐后來﹐在她執政時期﹐自由主義政策使成人之中的貧困增加了﹐而且貧困發生了嚴重的代際傳導。兒童生活條件的不平等加劇。英國兒童的死亡率比歐洲其它國家都要高。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英國兒童一代比一代高的增長趨勢停止了﹔父親失業或者靠津貼生活的家庭中的孩子要明顯比那些富裕家庭的孩子矮很多。
當然，眼下2012年的美國總統競選中，又有大政客祭起了“機會均等”的大旗惑眾，拉選票。對此，保羅?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網站發文，再次毫不客氣地質問道：
美國不公平的競技場（America’s Unleuel Field）。……說到這里，我又要重提號稱信奉機會均等的羅姆尼之流。這種說法的證據在哪里？
另外﹐其它文獻還顯示﹐在美國“程序正義”也問題多多﹕“錢權集團”主導程序的制定﹑修改和實施。即使有一時的讓步﹐也難免“秋后算賬”。斯蒂格利茨向奧巴馬總統提意見﹐促成美國金融危機的一些人﹐怎么搖身一變成了治理危機的高級公務員﹐并將納稅人的大把美元裝進了危機中始作俑者的銀行家的口袋里﹖應當救濟的中小企業和中產階級怎么得不到必要的支持﹖當然﹐政府多年來習以為常的“旋轉門”機制沒有違反程序﹗——這是不是美國特色的“政企不分”？
2007年﹐保羅?克魯格曼曾憑著“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著書立說﹐力陳時弊﹐“烏鴉嘴”大聲發問《美國怎么了﹖》 金融危機第一波落幕后﹐斯蒂格利茨調查研究﹐奮筆直書﹐2010年發表《利伯維爾場的墜落》時﹐再次痛批“美國模式”禍國殃民﹑危害全球﹐并予以否定。從時間先后看﹐兩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歪打正著﹑聯成一氣﹐形成交叉火力﹐一個據實發問﹐深入批判﹐另一個總結經驗給答案。而此時此刻﹐如上所述﹐中國經濟學界的“最高境界”吳敬璉正在大聲疾呼“向往”“歐美模式”。在這副滑稽的國際對比圖片中﹐表面上看﹐時空錯亂﹑是非顛倒﹐白皮膚﹑黃皮膚一團亂麻﹐誰對誰錯﹐莫衷一是。但在金融海嘯禍球殃民的大是大非面前﹐難道真的沒有是非界限和責任國﹖難道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還沒有“實踐出真知”﹐天底下就吳敬璉“手握王爵﹐口含天憲”﹖
當然﹐早早就掀開“美國模式”﹑“機會均等”等蠱惑人心言辭紅蓋頭的著名專家學者﹐多是歐美和印度的經濟學家。但是﹐怎么中國經濟學界一些知名人物﹐在這些俯拾皆是的信息面前﹐就是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裝聾作啞﹑三緘其口呢﹖不僅如此。吳敬璉還信誓旦旦地說﹐他提倡的這種“歐美模式”是“有利于多數人的市場經濟”﹐ “富裕﹑文明﹑民主﹑和諧”﹗ 真是這樣的話﹐德國《明鏡》周刊就是在說謊了﹐因為﹐它居然以這種標題發文﹕〈1％大國〉，美國貧富差距史無前例﹗ 西班牙《世界報》也胡說八道﹐竟然發表文章污蔑說〈美國：只有名義上的民主〉﹗ 美國《國家利益》也發了標題醒目的文章﹕〈美國時代的終結〉。 至于“占領華爾街運動”﹐那大概是在拍電影吧﹖
當然﹐在批評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美國模式”中﹐斯蒂格利茨探索的“第三條道路”的實現形式是有些虛無縹緲。因為﹐實現這種選擇的前提﹐是大資本能夠約束自己﹑改革美國政治體制以體現大多數民眾的要求。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世界上還能夠存在一個以軍工∕石油∕金融等集團和“大公司福利”即“1％”為經濟核心﹐以“金錢政治”和“旋轉門”為政治機制的“裙帶美帝國主義”嗎﹖多少也有些“美國夢”的斯蒂格利茨在此顯得回天乏術﹑信心不足。
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斯蒂格利茨“第三條道路”的困惑或困境﹐恰恰反映了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自我調整的局限﹐從而為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這也是“殷鑒不遠”。
至此﹐可以說“歐美模式”之于中國的“99％”即絕大多數人而言﹐是不能解決他們感到郁悶的那些國內問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和完善國家調節市場方式中發揚成績﹑糾正錯誤﹐探索自己的成功道路。所以﹐跟在歐美資本主義后面亦步亦趨有啥子用﹖吳敬璉非說有用。有學者一針見血﹐干脆說出大白話﹕
不需繞彎﹐按普世價值﹐無縫對接﹐中國“和平長入”美利堅﹐成為美國第X個州﹐萬事大吉﹐皆大歡喜﹐行嗎﹖
答曰﹕美國不要。美國要的是“不當帝國的帝國主義”。
歐美有的政治家和研究者也已指出﹐中國即使匍匐在資本主義普世價值的旗幟下﹐也不應或不能取得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因為﹐地球上資源有限。 例如﹐美國總統奧巴馬心直口快﹐說“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換句話說﹐就是美國不同意中國“向往”和搞“歐美模式”﹗如此﹐吳敬璉“向往”的“歐美模式”還能搞嗎﹖美利堅都不騙你了﹐難道你還硬要自欺欺人不成﹖
當然﹐根據普世的自由競爭規則﹐歐美憑什么不讓中國在競爭中去爭取改變當今世界的資源分配格局﹐并取得歐美全體國民的“幸福生活”水平﹐— 這難道不是歐美國家在“權力‘攪’買賣”﹐及歐美的“權貴資本主義”蠻不講理嗎﹖如是﹐難道這也是吳敬璉信仰和宣傳的普世價值﹖
歐美虛假的普世價值﹐讓吳敬璉對普世價值的信仰和宣傳也顯得十足的虛假。向中國鼓吹普世價值的奧巴馬并不給中國的信徒們一絲一毫的面子。美利堅是搞“雙重標準”老手。有人真想在中國搞“歐美模式”﹐沒有后臺也不容易哩﹗
另外﹐歐﹑美﹑日有精英還說了﹐中國改變顏色后﹐應分裂為若干個小國﹐如前蘇聯﹑南斯拉夫等等。 顯然﹐如此一來﹐今天的中國在所謂歐美式資本主義制度下能否存在也真成了問題。人家給你私有制度﹑利伯維爾場﹐給你國家解體﹐給你0.47的基尼系數﹐給你一批敲骨吸髓的“世界工廠”﹐給你“1％”和“99％”的對立﹐但如上所述﹐就是不能給絕大多數老百姓換回一個鏡花水月的歐美式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極而言之﹐我們再推論﹕如果哪一天在這些由“前”社會主義中國分裂形成的若干小國寡民的新資本主義國家中﹐“前”中國人民反過頭來﹐再看看今天吳敬璉的一系列主張追隨“歐美模式”資本主義的言論﹐就會發現﹐這個經濟學人不僅僅是主張為少數資本家和富人服務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是歐美國家在中國推行分裂政策和新殖民主義最前衛的代言人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說﹐吳敬璉確實無愧為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政府智庫”里的“國家形象”。通過他的種種言行﹐我們可以看到體制內的“反對派”們在想什么﹑干什么。
綜上所述﹐吳敬璉關于引導中國進入“歐美模式”資本主義美好天堂的言論﹐在理論上華而不實﹐實際上是誤國誤民的壞主意。依此亂我中華之后﹐美利堅是第一受益人﹔英德法等是第二受益人﹔國內資產階級萬幸能夠回到那個還沒有被分裂﹑肢解的“舊社會”﹐就委屈當產業鏈最低端的“小三”吧。如若不然﹐更慘。
再問﹕吳敬璉理論水平如何﹐政策水平如何，道德水平如何﹐為誰服務﹖
讀者﹐請您說出自己的判斷。
六﹑“吳頂頂”向“十八大”獻禮﹖
至此﹐吳敬璉為誰作嫁﹐手段如何﹐方案如何﹐已經水落石出﹑真相大白。我們也就別再希望吳敬璉這一流派的經濟學人對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歷程能夠有什么實事求是的公正態度了。漏洞百出的《教程》一書，就是明鑒。幾十年來﹐中國向往歐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經濟學人中﹐有哪一位做到了這一點﹖從他們多年來對社會主義指手畫腳的批判和謾罵中﹐從他們冒充黨中央聲音的各式各樣的滑稽表演中﹐從他們捏造理論﹑歷史和歪曲國內﹑外實況的嚷嚷中﹐從他們呼吁的“憲政改革”聲音中﹐從他們已經開始尋求采用“強制”力量支持資改的夢囈中﹐沒有任何一個人表現出了令人欽佩的道德水平﹑學術水平﹑民族氣節和悲天憫人的人文情懷。相反地﹐他們是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頑固不化的特殊利益集團。
吳敬璉﹐就是這個陣營里的重要領軍人物。多年來﹐他對社會主義理論﹑運動和領袖人物羅織構陷﹐在有關中國改革開放的著作﹑文章和談話中詭異多變﹐但萬變不離其宗﹐要害就是讓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做歐美資本主義的附庸﹐以為當今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富人服務為第一要務﹐為美國作嫁。
個別政府機構中﹐響應他的聲音也時有浮現﹕
— 2009年11月5日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說﹐“要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民本經濟是基礎和主體”﹐ — 這是違反《憲法》總綱第六條的。
— 2010年初國務院法制辦發表的《政府投資條例（征求意見稿）》中說﹐應該“明確界定政府投資范圍。政府投資主要用于關系國家安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 —這顯然是企圖把一個在美歐也是非常有爭議﹑幾乎可以無限擴大私人資本發展領域的新古典經濟學表達引入了政府的重要文件。
— 2010年8月“十二五”經濟體制改革研討會﹐國家發改委體改司司長說﹐“應分析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辦企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以民爭利﹐還是解決外部性問題﹖……如果邊界能夠這樣界定的話﹐國有經濟的進退機制就可以設定”﹐ — 這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語境中﹐也是一個從語言到邏輯都具有欺騙性﹑混亂性的關于推進私有化的提法。
2011年4月7日新華網報道“全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信息﹕“‘十二五’期間﹐國家將加大推進部分行業改革力度。……對電信﹑民航﹑石油等行業﹐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加快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 按照產業經濟學來理解﹐這就是要求把壟斷行業肢解為競爭性行業﹐在學理﹑政策﹑國際經驗和歷史上都說不通﹐只能有利于歐美跨國公司取得并擴大在中國戰略產業的控制權﹐形成外資新壟斷。
201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人民網”轉發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重要采訪報道﹕〈90年﹕我黨獲得馬克思主義“真經”的不尋常之路〉。其中﹐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的發言﹐重復了吳敬璉的觀點﹐以“假馬克思主義”來反對“農村集體經濟制度”和“經濟國有化”。北京大學一教授接著表示贊同說﹕“確實如此。……蘇聯僵化模式和僵化觀念﹐它實際上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劃等號。實際上﹐一切國有化只是走向社會主義過程中緊急過渡時期臨時采取的一個非常措施﹐不可能長期通過一切國有化來搞社會主義。列寧當年迫不得已”﹐ — 在紀念中共90周年的宣傳中﹐這些黨政學機關和媒體的一小群人﹐是故意連手以“假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反對發展公有制經濟和社會主義﹐還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東漢班固《漢書?朱云傳》云﹕“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此亦喻今之某類官員﹑教授﹑媒人所為耶﹖
歷史是一面鏡子。在列寧、斯大林的蘇俄﹑蘇聯時期也有過這樣的現象。在著名的政治家活動家﹑理論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嘴巴中﹐各種各樣的歪理層出不窮﹐目的就是要無限制地發展資本主義成分﹑富農﹑外商投資和利伯維爾場﹐黨﹑政府內部和社會上也有一批長期的擁護者。
當然﹐有自覺或不自覺主張資本主義改革方向的異象﹐就有反對它的強大聲音。在中國的改革史上﹐一些重要文獻記載如下﹕
—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一個公有制為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
— 90年代﹐江澤民反對境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的“和平演變”﹐說“不能搞私有化”。
— 21世紀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胡錦濤反對“西化﹑分化圖謀”﹐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決不走改旗易幟的歪門邪路”。
列寧曾說過﹐“馬克思的學說……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經過戰斗”。 無獨有偶。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改革大業﹐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也得“經過戰斗”。不可否認﹐黨的幾代領導人的講話都明確地指出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長時期中﹐中國存在著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種前途之斗爭。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警惕“和平演變”﹐反對“改旗易幟”的“西化﹑分化圖謀”。
另外﹐2008年4月﹐《求是》雜志曾發表習近平文章﹕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到21世紀中葉﹐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不但是給占世界總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
2011年6月﹐人民網記者報道﹕
習近平強調﹐……90年來﹐我們黨緊緊團結和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決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社會主義是為人民服務的制度。吳敬璉欲以改頭換面的“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的“歐美模式”取而代之﹐并在媒體上宣傳﹐要據此為中共十八大和“換屆”后的“黨政領導”提供“新”的“頂頂層設計”。其實呢﹐恰如他用《教程》和其他文章﹑談話所證明的那樣﹐他的私有化﹑自由化﹑憲政化改革目標﹐盡管時不時采用了黨中央文件語言來喬裝打扮﹐不斷地改頭換面，達蒲松齡“畫皮”之水平﹐仍然是與黨和政府（包括“下一屆”）的基本價值取向南轅北轍﹑水火不容。其偷天換日之私貨﹐即因朋黨援手﹐ 達于天聽﹐也會令人想起來毛澤東主席一句老話﹕
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體制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人“螞蟻緣槐夸大國”﹐我心翱翔﹑“大話西游”﹔不過﹐“蚍蜉撼樹”容易嗎﹖
如前所述﹐美國希拉里國務卿比較樂觀。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培博則是非常樂觀。2011年11月﹐他在競選美國總統時說﹐美國可以扳倒中國﹐依靠“我們在中國內部的盟友和支持者”。 吳敬璉身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國家形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組織一批政府機構的領導干部和博士生幫自己著書立說出《教程》﹐鼓吹﹑“支持”為“1％”服務的美國“普世價值”和資本主義“歐美模式”﹐屬于美國的“盟友和支持者”之列﹐還不時利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說三道四﹐可謂組織有方、呼風喚雨的實力派了。但他真有理由如美國政客們那么樂觀嗎﹖
2012年1月1日﹐新年伊始﹐《求實》雜志發表胡錦濤新文章﹕
在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的背景下﹐誰占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
……要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
吳敬璉作為“西化”﹐諸如“華盛頓共識”﹑“普世價值”﹑“歐美模式”等的共識者﹐以上這些令“99％”振奮的話﹐對于“1％”的他和美國政客們來說﹐是不祥之音。但促其改弦易轍是不可能了。一句老話有理﹐“改也難”。
仿馬克思的親密朋友﹑德國詩人亨利希?海涅之語結束本文﹕
吳敬璉﹐一個冬天的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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