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效的“斬首戰”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說：“你只需要用垃圾信息攪亂一個國家的輿論場，提出足夠多的問題，散布足夠多的謠言，植入足夠多的陰謀論，讓這些國家的公民不知道該相信什么，一旦他們對自己的領導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體，不再信任政治機構，人民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會有真理，我們就贏了。”

　　有人說，奧巴馬這段話是沖著普京和班農說的，把這說成“美國搞垮他國的套路”純屬斷章取義。

　　這等于說因為某人拿了根棍子揍了張三，所以棍子只能用來揍張三，不能用來揍別人。

　　一個社會的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么”，“對自己的領導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體，不再信任政治機構，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會有真理”，意味著什么？意味著這個社會的人們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認同、什么都不服從。“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認同、什么都不服從”意味著道德、意識形態、價值觀、規則、權威之類完全失去了作用。而一旦沒了這些，確保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權力體系還能維持嗎？沒了權力體系的保障，社會秩序不可能不崩潰，社會不可能不陷入無政府狀態。

　　只要陷入無政府狀態，人就無法再當人而只能當獸——人與獸最根本的區別之一是人能靠改變世界創造財富生存，而獸只能靠向自然索取生存。創造財富必須有秩序。無政府狀態下一切秩序蕩然無存。沒有秩序就無從創造財富，就無法靠正當勞動謀生，就必被生存本能迫使像野獸那樣，吃現成的，搶現有的，只消耗不創造，只破壞不建設。只消耗不創造，只破壞不建設，憑直覺行事，按眼前的需要行事，按野獸的生存邏輯行事——叢林法則，優勝劣汰，弱肉強食，見利蠅蟻聚，遇危鳥獸散，否則就不能生存。無政府狀態是逼人退化成獸、文明退化成野蠻的“逆向淘汰”狀態——當獸不當人才可能生存，當人不當獸就得被淘汰。歷史上天災人禍大動亂無政府的時代，從來都是人性泯滅獸性橫行的時代——人相搶，人相食，不搶人吃人就得被搶被吃；種莊稼等于等著被搶，活下來等于等著被吃；創造財富得不到保護，掠奪殺戮得不到懲罰；搶人吃人的不受懲罰，被搶被吃的不受保護，本質特征與獸無異。

　　人從獸類進化到人類不知需要多少年，但從人類退化到獸類只需一瞬間。只要出現無秩序的混亂狀態，哪怕是和平時期，哪怕只是短暫的一瞬，人就立刻從人變成獸。2022年韓國梨泰院踩踏事故、2010年柬埔寨金邊踩踏事故、2010年德國音樂狂歡節踩踏事故、2003年美國芝加哥夜總會踩踏事故、2003年印度大壺節踩踏事故……不管是什么國家什么民族什么文化，只要是無秩序混亂狀態，哪怕只持續短暫的瞬間，在場的任何人，不管多有學問、地位、道德、睿智、理性、風度，在此時此地都如同野獸一樣，全憑本能掙扎，驚慌失措、爭相逃命、狼奔豕突、抱頭鼠竄、自相踐踏、死傷狼籍、熱鍋上的螞蟻、如鳥獸散、烏合之眾……

　　所有這些無不證明了以下幾條：

　　1．人在有秩序狀態下才是人，無秩序狀態下只能是獸。哪里出現無秩序狀態，那里的人類文明就無法維持，一切建筑在人類文明基礎上的東西統統失效；那里的人想靠文明理性生存也做不到，要生存就不得不向獸性的野蠻靠攏。也就是說，當人是有條件的，不是想當就能當的。無秩序條件下想當人不當獸也由不得自己。

　　2．秩序靠權力維持。無政府狀態必導致無秩序狀態。

　　3．維持社會秩序是一個政權最起碼的職責。不能維持社會秩序意味著不能保護人類文明，不能保護社會的人當人不當獸。不能維持社會秩序的政權沒有合法性，不管它是什么名義、以什么方式產生——“獨裁”還是“民主”，“君權神授”還是“一人一票”。

　　4．無政府狀態是最壞的社會狀態。社會秩序再壞也壞不過無政府狀態。社會秩序壞意味著部分人活不下去，無政府政府狀態意味著所有人都活不下去。

　　5．不能允許出現無政府無秩序狀態，并不意味著現有的政府和秩序再反動再野蠻不合理也不得改變。但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制度是一回事，在“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秩序制度”的名義下砸爛一切、制造無政府狀態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在破壞舊政權舊制度的同時建立起新政權新制度，“有破有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用新秩序制度取代舊秩序制度，而不允許出現無政府狀態。正如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和中國的改革開放。

　　6．只要使整個社會的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么”，“對自己的領導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體，不再信任政治機構，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會有真理”，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認同、什么都不服從，就等效于對這個社會實施了“斬首戰”——大腦指揮不動軀干，軀干不再服從大腦，社會癱瘓，政權分崩離析，徹底摧毀了整個社會。

　　二、輿論戰與“斬首戰”

　　社會存在靠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秩序靠社會組織——政府保障，社會組織靠社會凝聚保障，社會凝聚靠社會的共同認同保障。要征服毀滅一個國家，不一定非明火執仗赤膊上陣不可。只要摧毀這個國家的社會共同認同，就使這個國家的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么”，“對自己的領導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體，不再信任政治機構，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會有真理”，“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認同、什么都不服從”，就摧毀了社會凝聚。社會凝聚是社會組織的靈魂，摧毀了社會凝聚，就瓦解了社會組織——政府；就等效于對這個國家實行了“斬首戰”，使整個社會組織瓦解。瓦解了社會組織，就搞垮了社會秩序；搞跨了社會秩序，社會必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不僅意味著政權喪失了統治能力和統治的合法性，而且意味著這個社會里人類文明不再發揮作用，人們不再是人而是獸。既然是獸不是人了，那自然是烏合之眾一盤散沙，對任何外來入侵都毫無抵御能力，此時要征服奴役殺戮宰割輕松如狩獵，易如反掌。

　　社會的共同認同屬于“意識”。而這種“意識”從何而來？從長遠而言，是“存在決定意識”。但就短期而言，特殊條件下而言，卻可以“意識決定意識”——只要被無數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真偽難辨的信息團團包圍、沒條件直接接觸客觀實際、沒辦法直接以客觀現實為參照、沒有時間思考驗證的情況下，“三人成虎”“眾口爍金”“謊言重復千遍就成真理”之類規律就會發揮作用，就會“意識決定意識”。

　　脫離客觀實際的“意識決定意識”，說白了就是詐騙，其本質是信息戰：信息封鎖、信息阻塞、信息欺騙、信息干擾、信息扭曲……日常生活中的“意識決定意識”叫招搖撞騙，國家戰略層面的“意識決定意識”叫“輿論戰”。

　　輿論戰手段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常見的大致有這幾招：

　　1．否定一切，鼓吹歷史虛無主義、民族虛無主義、政治虛無主義。要么用市井潑皮的路數，跳踉大?、潑婦罵街、顛倒黑白、無中生有、誣陷誹謗、歪曲抹黑、造謠傳謠、幸災樂禍、冷言冷語、冷嘲熱諷；要么玩弄文字游戲，如含沙射影、旁敲側擊、指桑罵槐、借古諷今、斷章取義、借題發揮；要么以“專家”“學術”的名義“科學地”否定；要么玩弄兩面手法，“抽象地肯定，具體地否定，表面上贊成，實際上反對，原則上擁護，行動上抵制”。

　　2．煽動極端化狂熱：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盡量夸大，無限上綱——罵殺、捧殺、仇恨、盲從……

　　3．用脫離實際的“絕對真理”誤導欺詐、道德綁架。

　　只要脫離實際，真理就會變成謬誤。剝離理論與實際的關系、把真理變成謬誤，就可以制造道德綁架蠱惑人心。比如，不顧實際情況把“講真話”作為衡量是非的絕對標準——比如對新生兒父母說：“你們的孩子早晚得死”；對醫院里的人說：“不管怎么治，最后都得死”；對飯館里的人說：“不管吃什么，進去都是一樣”；對女人說：“不管如何梳妝打扮講衛生，肚子里照樣臭”……又比如，教唆中國人不從中國的國家利益角度而從外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用抽象的“普世價值”評論俄烏沖突的是非……這樣的“講真話”純屬誤導欺詐。任何不以結婚為目標的戀愛都是耍流氓。任何脫離實際的“講真話”、“講道理”同樣是耍流氓。

　　4．胡攪蠻纏，歪曲性質，轉移話題，如魯迅所說的“幫閑”：“有一件事，是要緊的，大家原也覺得要緊，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現了，將這件事變為滑稽，或者特別張揚了不關緊要之點，將人們的注意拉開去，這就是所謂‘打諢’。如果是殺人，他就來講當場的情形，偵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艷尸’，或介紹她的日記。”“假如有一個人，認真的在告警，于兇手當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還沒有僵死。但這時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現了，仍用打諢，從旁裝著鬼臉，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邊都化為笑話。聳肩裝窮，以表現對方之闊，卑躬嘆氣，以暗示對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這告警者原來都是虛偽的。幸而幫閑們還多是男人，否則它簡直會說告警者曾經怎樣調戲它，當眾羅列淫辭，然后作自殺以明恥之狀也說不定。周圍搗著鬼，無論如何嚴肅的說法也要減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兇手的事情卻就在這疑心和笑聲中完結了。它呢？這回它倒是道德家。”

　　5．以假亂真，讓人們真假難辨，最后“假作真時真亦假”，什么都不信了。魯迅曾以《推背圖》為例說形容這種信息戰技倆：“聽說，《推背圖》本是靈驗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實證明之后，人們這才恍然大悟。”

　　6．選擇性失明+灌輸，對“自己人”的東西無限轉發，對對手的東西要么全力封鎖壓制，要么全力網暴：造謠誣陷、死纏爛打、疲勞戰術、煩瑣哲學、“說不服，繞糊涂”……比如，對抹黑中國、美化西方的信息大肆宣揚，反之則只字不提，比如“穹頂之下”、“中國式過馬路”、“德國抗洪神器”、“日本的工匠精神”、“美國香甜的空氣……讓受眾在定向疲勞轟炸中不知不覺像實驗室的狗一樣產生條件反射，一提中國就滿腦子負面印象，一提西方就滿腦子正面印象。

　　7．制造海量垃圾信息充斥人們頭腦，如魯迅所說：“七日一報，十日一談，收羅廢料，裝進讀者的腦子里去，看過一年半載，就滿腦都是某闊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開心是自然也開心的。但是，人世卻也要完結在這些歡迎開心的開心的人們之中的罷”：“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英雄枯骨無人問，戲子家事天下知”；在同一天，知名藝人爆料新聞炸翻娛樂圈；蘋果新產品發布會新聞炸翻果粉圈；天舟一號貨運飛船完成與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的自主快速交會對接試驗的新聞在網上一片沉默……

　　“意識決定的意識”經不起實踐檢驗，只能得逞一時，一旦遇到真實客觀存在馬上灰飛煙滅，但用來搞陰謀已經足夠了——電訊欺詐、拐賣人口、“自由選舉”、“顏色革命”……所有這些都是“意識決定意識”，都是同樣目的：用意識使受害者在最關鍵的瞬間產生自己需要的意識。至于受害者事后恍然大悟、悔恨交加，那都無所謂，反正自己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蒙古人從小就學會了騎馬的本事，資本主義從娘胎就練出了“意識決定意識”的能耐——商品經濟，推銷第一。推銷離不開廣告。廣告說白了就是“意識決定意識”的技術+藝術。要推銷成功就必須吃透受眾的心理變化規律。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對“意識決定意識”的技術+藝術和受眾的心理變化規律早就爐火純青了。這套本事用于推銷商品就是廣告，用于推銷政客就是“自由選舉”，用于搞垮敵手就是輿論戰，一魚三吃，萬變不離其宗。廣告型“意識決定意識”的技術+藝術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看家本領，拿手好戲，道行不夠根本招架不住。

　　古代搞輿論戰要么靠文人，要么靠宗教，手工作業，口口相傳，效率低下，死角不少。如今不然，資訊發達、信息爆炸、節奏迅速、人們時時刻刻處于滔天洪水般信息觀點團團包圍，信息戰的天羅地網已經將整個地球一網打盡，沒有死角，沒有喘息思考的機會，“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技避造謠”。個人的血肉之軀抵御不了強大的物質機器的硬暴力，個人的思維意志同樣抵御不了強大的輿論機器的軟暴力。

　　孫悟空再能折騰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匹馬單槍凡夫俗子的普通人更不用說，再拼命掙扎也逃不脫強大的資本驅動的宣傳機器的擺弄，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想什么、不想什么，都由不得自己，完全被人牽著鼻子走。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強大的國際資本完全有能力利用這樣的宣傳機器發動輿論戰，做到使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么”，“對自己的領導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體，不再信任政治機構，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會有真理”、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認同、什么都不服從。而只要做到這一點，就意味著對整個國家政權實行了“斬首”，就能導致社會大動亂的無政府狀態，就能“不戰而屈人之兵”。

　　蘇聯解體、南斯拉夫解體、“顏色革命”、“蘇東風波”“阿拉伯之春”……不發一槍，不折一兵，光靠搖唇鼓舌舞文弄墨的輿論戰就讓一個又一個物質力量無比強大的國家甚至是超級大國自我崩潰，飛灰煙滅。這些在過去難以想象的東西，如今已經司空見慣?？梢娫谶@個信息爆炸的全球化時代，通過輿論戰進行國家層面的“斬首戰”已經成為常態的戰略性武器。

　　三、輿論戰與“言論自由”

　　輿論戰是以言論為武器的戰爭行為。目的只有一個：搞垮政府，摧毀社會，制造無政府狀態，一切都為使整個社會的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么”，“對自己的領導人失去信任，不再信任主流媒體，不再信任政治機構，不再互相信任，不再相信會有真理”，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認同、什么都不服從。而只要摧毀顛覆了社會的核心價值，就意味著建立在這核心價值上的一切存在、一切規則都站不住腳，意味著社會大地震、大動亂。

　　比如，如果否定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正義性、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這些中國社會的要害，那就意味著現在中國的一切都得推倒重來，大混亂必然不可避免。

　　同一件事，如果就事論事、雙向溝通、不預設結論，那一般是言論自由；如果專門在公共場合借題發揮、單向灌輸，不管直接間接最后上綱上線到否定足以顛覆社會的根本性的東西，那就是輿論戰。

　　比如胡鑫宇事件，就事論事的各種報道、追蹤、猜測等等都屬于言論自由，而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證據都沒有的情況下就把問題往“警方敷衍塞責”、“包庇兇手”、“地方政府流氓化、黑社會化”之類上扯，等警方給出結論又散布懷疑情緒，沒詞了還要倒打一耙說這是因為“政府公信力喪失、無論說什么做什么社會都不信、都給予負面評價”，是“塔西陀陷阱”，等等，把一切都上綱上線為“體制問題”，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輿論戰。

　　西方國家發生類似胡鑫宇事件時，媒體輿論同樣會熱議，同樣少不了陰謀論之類，但見過多少上綱上線說是體制問題的？說是“言論自由”，但見過多少質疑或否定歐洲殖民者征服美洲大陸的合法性、美國反抗英國、獨立建國的合法性、美國憲法的合法性、美國兩黨制的合法性、對外戰爭合法性、指責資本體制、懷疑猶太人的“言論自由”？有人試圖學中國的×方來個“紐約疫情日記”，沒幾天就死于車禍，之后再也沒見人寫了（中國的×方可一直活得好好的）。善玩輿論戰的對輿論戰和“言論自由”的區別絕對門兒清。

　　四、對華輿論戰的內應與“公知”

　　外因要通過內因起作用，外來輿論戰要通過內應起作用。沒有來自中國內部的大批內應絞盡腦汁的翻譯、發揮、鼓吹、宣揚，外部發動的對華輿論戰再深思熟路精巧絕倫，對中國老百姓而言也不過是一堆莫名其妙的雜音鬼畫符，半點作用也不起。因此，對華輿論戰成功的關鍵在于中國內應。粉碎對華輿論戰成功的關鍵也在于堅決徹底及時地消除這些內應。

　　中國內部充當外部對華輿論戰內應的必同時符合如下兩條：

　　第一，必是文人。不一定是學文科專業的，但必是整天搞社科人文意識形態吃輿論飯的，包括在社會輿論界“引領潮流”的“意見領袖”、“流量明星”、“自媒體網絡大V”之類。

　　第二，必自命“高等”。他們直接間接地抬高自己，如“高等”、“優等”、“精英”、“高貴”、“睿智”、“上智”、“高素質”、“高學歷”，同時直接間接地貶低別人，如“低等”、“劣等”、“糟粕”、“垃圾人口”、“腦殘”、“智障”、“愚昧”、“無知”、“弱智”、“低能”、“智商低下”、“民智未開”、“劣根性”、“窮鬼”、“懶漢”、“群氓”、“低素質”、“愚民”、“刁民”、“屁民”、“人渣”之類。

　　“必是文人”這一條很顯然：輿論戰輿論戰，只有吃輿論飯的文人才有條件干。其他行業的整天都得忙自己的正經生計，哪有條件全天候全神貫注搬嘴弄舌舞文弄墨操縱輿論？但不是所有文人都有吃里爬外給外部勢力對華輿論戰當內應的利益需要，只有自命“高等”的少數文人才有。

　　文人恃才傲物、桀驁不馴、目空一切、自高自大、傲視別人之類是一回事，自命“高等”是另外一回事。前者還可以說是個人的品性問題；但只要自命“高等”，問題的性質就全變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稱謂，而是三大要害原則的宣示：

　　第一，劃分階級：宣布人分高低貴賤，按“高等”與“低等”分屬于截然不同、完全對立的貴族群體與賤民群體。

　　“上”與“下”、“優”與“劣”是對立統一。抬高自己本身就是在貶低別人；同樣，貶低別人本身就是在抬高自己。這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宣布自己“高等”，就是在宣布別人“低等”。反過來也一樣：宣布別人“低等”，就是在宣布自己“高等”。不管直接間接，不管用什么措辭，本質都一樣。

　　第二，明確階級關系，宣示游戲規則：只能是“低等群體”為“高等群體”服務，決不能是“高等群體”為“低等群體”服務。這是不叫階級壓迫的階級壓迫，不叫專政的專政。

　　第三，宣示自己的階級定位和階級立場。

　　文人且自命“高等”，意味著把自己劃歸貴族，同時把構成經濟基礎的工農百姓劃歸“低等”的“賤民”群體。這不僅劃清了階級界線——“物以類聚，人以分”，非我同類，恥與為伍；而且自己賦予了自己支配“低等”群體的特權。毛主席曾說，政治上看一個人，只要看他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關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文人而自命“高等”本身就充分說明了他與廣大工農群眾的關系，就給自己定了性。

　　這個自命“高等”的文人群體有一個特別的專用稱呼：“公知”。只要同時符合這兩條，就是“公知”，就有充當外部對華輿論戰內應的利益需要；只要是“公知”，就必然絕不為經濟基礎服務，而只讓經濟基礎為自己服務。

　　文科屬于上層建筑。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正當關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搞上層建筑的如不為經濟基礎服務，就不能靠為經濟基礎服務生存，就必須靠讓經濟基礎為自己服務生存。

　　為經濟基礎服務，就必須承認自己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就必須認同為工農等一切從事經濟基礎的普通老百姓服務。而這對“公知”而言就意味著讓自己這“高等”群體為工農老百姓等“低等”群體服務。這是自命“高等”的“公知”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公知” 決不肯為經濟基礎服務，而必須讓經濟基礎為自己服務。而只要是經濟基礎為自己服務，那經濟基礎就必須服從自己的利益，利益矛盾時必須犧牲經濟基礎來滿足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相反。

　　這樣的利益關系決定了“公知”必然成為對華輿論戰的內應，因為“公知”有與對華輿論戰的追求完全一致的三大利益需要：

　　第一，“絕對的言論自由”

　　文人是吃主觀宣揚飯的。主觀宣揚需要三條：與眾不同，重復或雷同的東西不值錢，賣不出價；不容置疑，如果自己那一套無人相信，則自己將喪失存在價值；不被無視，如果自己一套無人問津，就意味著喪失市場，喪失自己的存在價值。

　　因為必須與眾不同，所以必須標新立異毫無禁忌，對自己的發揮就不能有任何限制；因為必須“不容置疑”，自己就必須被認為“一貫正確”，就不能被追責；因為必須“不被無視”，自己就必須有權隨時隨地隨便發揮以顯示自己的存在而不必承擔后果。三條加到一起就是：文人的利益需要不受任何制約、不承擔任何后果責任的主觀宣揚——“絕對的言論自由”。

　　“公知”需要的“絕對言論自由”正是對華輿論戰必須的——對輿論戰的任何抵抗都是“破壞言論自由”、“破壞人權”；要確保這高于一切的“普世價值”，就必須任憑對華輿論戰肆無忌憚。這就為對華輿論戰掃清了最大的障礙。

　　第二，“個體高于整體”，“絕對個人自由”

　　“公知”的最愛是“個體高于整體”，“絕對個人自由”——“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是人類天性”，“為集體犧牲個體違背人性”，“自由是人類普世價值”，“人類的繁榮幸福和尊嚴來自個人自由而不是社會主義、似是而非的空想主義、集體主義和和狹隘的民族主義”……

　　“公知”的這些最愛是“只要經濟基礎為自己服務、自己不為經濟基礎服務”這一關系的必然產物。這個關系是單向的、不平等的關系，是寄生與被寄生、壓榨與被壓榨的關系。寄生者不會認為自己是被寄生者的一個組成部分，也不會從被寄生者的利益需要出發考慮問題，更不會在乎被寄生者的死活，無非不行了就換馬，只要確保自己能繼續寄生就行。

　　為了確保自己能寄生，就需要把自己的利益需要說成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需要，讓被寄生者相信：符合寄生蟲利益需要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就是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需要的“普世真理”。（同時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只有寄生蟲這些“高等人”才算人，只有他們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才算數，才是代表所有人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所以叫“普世價值”。其他“低等人”不算人，不配擁有自己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所以就有了“個體高于整體”、“自由是天性”之類“普世價值”，真正意思是“寄生蟲跟被寄生者是一家子”，“寄生蟲吃飽，被寄生者才能好”，“為寄生蟲著想就是為被寄生者著想”，“妨礙寄生蟲的寄生自由是‘違背天性’，‘破壞普世價值’”。

　　“公知”這樣主張，是因為他們與經濟基礎的關系等于寄生蟲與被寄生載體的關系。他們不為經濟基礎服務，不屬于經濟基礎這個大體系的成員，所以一切都只從自己的寄生利益角度看問題而不是從經濟基礎這個大體系的總體利益角度看問題。但他們卻把自己的私利說成是大體系的利益。

　　只有為經濟基礎服務的個體才屬于經濟基礎這個大體系，才會從經濟基礎這個大體系的總體利益角度看個體與整體、個體與體系的關系規律：體系是無數個體按一定秩序的有機構成。沒有秩序不成體系。現代經濟和現代戰爭一樣，都是體系對抗?？扑魑謶馉幹心纤估蚩哲娝玖钣H自駕機起飛作戰，以個體一己之力對抗整個北約的作戰體系，結果一上天就被擊落。體系面前，個體無比渺小，技術再強、裝備再好也不管用。沒有體系，個體什么也不是。體系完了，個體也好不了：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海船傾覆了，船上的人再健壯又如何？——看看敘利亞、利比亞、阿富汗的難民：國家沒了，個體再豪富也頃刻一無所有。明末東林黨“藏富于民”，南方“小河”滿滿，舉國“大河”枯干，等李自成打進北京了，崇禎自殺了，明朝滅亡了，滿清入關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沿海一律無人區……“藏富于民”藏住了嗎？大河完蛋了，小河再滿又能如何？體系安全，個體才安全。因此體系內的成員必須個體服從整體、局部服從全局。

　　“公知”不屬于經濟基礎這個大體系，當然不肯從大體系整體利益的角度看問題。對“公知”而言，要害在于能寄生，至于經濟基礎這個大體系的好賴存亡無關緊要。為什么軍閥混戰、天下大亂、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民國在“公知”口中筆下卻是充滿浪漫謐靜的田園詩般的“民國范兒”？因為那時的“公知”有特權，能活得滋潤，所以說民國好，不好也說好。

　　“公知”的這種利益需要又是對華輿論戰求之不得的：只要“個體高于整體”，“絕對個人自由”，“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之類極端個人主義、極端自由主義橫行，還愁社會凝聚不瓦解、組織不渙散嗎？

　　第三，“迎外以安內”

　　魯迅說：“不論是社會學或是基督教的理論，都不能夠產生什么威權。原人對于動物的威權，是產生于弓箭等類的發明的。至于理論，那不過是隨后想出來的解釋。”“這里最要緊的還是‘武力’，并非理論。”

　　“公知”也如此：自命“高等”是用嘴賦予自己高人一等的特權。但要把這嘴上來的特權變成現實的特權就不能靠嘴，得靠物質的力量——權力。有了權力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力就沒有一切。得到權力就是范進中舉，得不到權力就是孔乙己。

　　只要把權力產生的游戲規則變成主觀忽悠的大比賽，“公知”就穩操勝券獲得權力；所以“公知”整天拼命鼓吹兩大忽悠：第一，比用筆忽悠——“文憑主義”、科舉制；第二，比用嘴忽悠——“自由競選”、“憲政民主”、“多黨制”。

　　“不破不立”，“公知”要確立自己的游戲規則就必須否定妨礙這些游戲規則的一切，所以“公知”要否定中國的一切，大肆宣揚“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愛國賊”……

　　這一切正是對華輿論戰大肆宣揚的，里應外合配合得天衣無縫。“公知”這樣做并非巧合，而是蓄意為之——中國現在的政治游戲規則使“公知”無法靠主觀忽悠獲得政權，所以他們要毀掉它。但“公知”沒這個力量，沒這個膽量，更不肯承擔這種犧牲，所以要“借刀殺人”，“迎外以安內”。正如魯迅說的：“李自成進北京了，闊人們不甘給奴子做皇帝，索性請‘大清兵’來打掉他”。同樣，“公知”們不甘讓“低等”的老百姓當家作主，索性請外國人來搞垮中國，在中國實現“三百年殖民地”，自己當“帶路黨”、“兒皇帝”。雖然在外國人面前是奴才，但在中國人面前卻是主子，仍然能享受特權。

　　五、內應不除后患無窮

　　存在決定意識。“公知”的三大利益需要決定他們一定要自覺充當外部勢力對華輿論戰的內應。“樹欲靜而風不止”。他們跟境外勢力對華輿論戰的里應外合不遺余力歇斯底里：你“不以階級斗爭為綱”，他偏“以顏色革命為綱”；你“不折騰”，他偏“寧可千日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期望中國出現類似蘇俄的那種變革”……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看看蘇聯崩潰、南斯拉夫解體、科索沃戰爭、“顏色革命”、“伊斯蘭革命”、俄烏沖突……豈止是“血斑斑”，完全血流成河。那么多殺戮，那么多流血，都是從“書生議論”開始。雖然起初似乎是人畜無害的“空議論”，架不住日拱一卒潛移默化，“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斧斷，水滴石穿”，量變引起質變直至天塌地陷。

　　“公知”最大的要害是自命“高等”。自命“高等”意味著不僅在心目中，而且從理論上認定自己的命貴，別人的命賤。這樣的人會在乎別人的死活嗎？誰會愿意自己的老板是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的人？誰會愿意讓自己的命運由不在乎自己死活的人來支配？允許自命高人一等的人當權，就等于授權草菅人命。允許“公知”得勢，就等于舉國自斷經脈。

　　常規戰是有形戰爭，輿論戰是無形戰爭。有形戰爭有明確的開戰停戰，因此還有停火不打的和平時候。無形戰爭沒有明確的開戰停戰，從無?；?，永遠在打。就在此時此刻，號稱“和平狀態”的國家有幾個是不處于無形戰爭之中的？有形戰爭的破壞有限，往往看得見摸得著，相對容易預測預防。無形戰爭的破壞無窮，往往看不見摸不著，更難預測預防，往往更致命。前蘇聯軍事力量超強，對有形戰爭的防范堪稱固若金湯，卻被無形戰爭的被輿論戰兵不血刃一槍未放就搞垮了，足以毀滅世界的核武器毫無用武之地。二戰以來，大國中被外來軍事力量消滅的有多少？被輿論戰消滅的又有多少？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前蘇聯的例子證明輿論戰的危險性和破壞性絲毫不亞于軍事侵略。“鞏固國防”決不僅僅限于軍事建設。只防范有形戰爭不防范輿論戰如同只埋頭建設馬奇諾防線，顧頭不顧腚。要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

　　1．戰略設防

　　從戰略上把輿論戰置于與國防建設同等重要的位置，像防范外來軍事入侵一樣防范對華輿論戰。明確宣布一切打著“言論自由”的幌子、否定攻擊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正義性、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旨在搞垮政府、摧毀社會、制造無政府狀態的言論都不是“言論自由”而是輿論戰。輿論戰是戰爭行為。為對華輿論戰充當內應是叛國行為。

　　2．分清敵我

　　毛主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同樣也是輿論戰的首要問題。凡為境外勢力對華輿論戰充當內應的“公知”就是敵人，敵我矛盾、對抗性矛盾。對此需要毫不含糊明確規定。道理很簡單：

　　有機會掌握槍桿子是一回事。如果這有機會掌握槍桿子的人鄙視歧視敵視國家或老百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這樣的人用手里的槍桿子向國家或老百姓開了火，哪怕只開了一槍，那也應立即定性為敵人。

　　同理，有機會掌握筆桿子當文人是一回事。如果這有機會掌握筆桿子的文人鄙視歧視敵視國家或老百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這樣的人用手里的筆桿子向國家或老百姓發動攻擊，哪怕只有一次，那也應立即定性為敵人。

　　既然是敵人，那就需要按敵人對待，標明“敵人”，平時嚴控，戰時嚴懲。

　　3．統一領導，統一標準，統一數據庫

　　要有效反制輿論戰，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既避免漏網又避免無限上綱導致冤假錯案，需要舉國一致的專門機構統一領導，確立統一的標準，建立統一的公開言論數據庫，把文人的一切公開言論全部統一記錄在案永遠保留，利用大數據技術鑒定具體的某言論爭論或某轉發是否屬于輿論戰，具體的某人是否敵我矛盾。

　　4．特殊懲辦，不留后患

　　如果對充當對華輿論戰內應的罪犯像刑事罪犯那樣，等得逞后再量刑懲辦，那實際結果就是無法懲辦——沒得逞時沒法量刑，得逞則意味著已經天下大亂，還談何懲辦？搞垮前蘇聯的那些“公知”受懲辦了嗎？結果就是充當對華輿論戰的內應實際不受懲辦，0犯罪成本，變相受到保護。這樣一來，這些內應怎么可能不有恃無恐肆無忌憚無比囂張？

　　對充當對華輿論戰內應的罪犯不能不懲辦，也不能按刑事犯罪的路子辦。其實也不難：情況不允許時（如戰時或緊急狀態下）按公然煽動暴亂處理，情況允許時“繳槍”完事。玩槍桿子的繳了你的槍，不讓你有用槍殺人的機會你就無害了；玩筆桿子的繳了你的筆，不讓你有用筆殺人的機會你就無害了——不許再當文人，不許再吃上層建筑的飯，從此只能到經濟基礎里討生活，想不為經濟基礎服務也不行了。這是懲辦，但又不必“殺、關、管”。

　　5．清理門戶，不留死角

　　拿槍的敵人放下槍投降就不再是敵人。普通刑事犯如果改邪歸正不再犯罪，對社會就不再構成危害。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危害一般是有形有限的。而拿筆的敵人造成的破壞是無形無限永久性的。即使放下筆，先前制造的謬論照樣存在，照樣可以發揮破壞作用，照樣會對社會構成危害。比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劣等文化劣等人”，“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等。“公知”猖獗已久，門徒盈市，流毒浸透全社會。在當前世界風云變幻黑云壓城城的情況下，要守住陣腳粉碎內外敵人的里應外合，就必須徹底清理門戶、分清敵我、肅清流毒。

烏有之鄉網站特別附錄：

　　烏有之鄉網站募捐公告

　　（2023年3月）

親愛的讀者、作者、紅友們：

　　到今年九月，烏有之鄉將迎來建立二十周年的時間節點，期待那時我們能共同慶祝紀念。近二十年來，烏有之鄉在反對帝國主義（美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詆毀否定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及革命英烈，否定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道路和成就）、反對新自由主義（鼓吹市場化、私有化、買辦化、資本全球化）、反對修正主義（閹割歪曲抹黑淡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共產黨的領導、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捍衛工農兵勞動人民利益、捍衛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的意識形態斗爭中，烏有之鄉大力弘揚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積極戰斗，走過了曲折復雜的艱難歷程，為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欠薪民工、碼農等深受剝削和壓迫的勞動人民積極發聲，使得一些愛學習肯思考的勞動群眾及其優秀子弟從思想上政治上逐步清醒覺悟起來，讓一些積極向上的進步青年找到了人生方向，聯絡了曾經跟隨毛主席參加兩場革命的革命前輩及其優秀兒女、在毛主席生前身后都始終如一保衛毛主席捍衛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紅色衛士、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工農兵學干且頂著逆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先進分子、在后毛時代先后覺醒的中青年朋友、在國際共運陷入低潮時期仍然真心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知識分子群體，成為社會輿論場上一個重要的紅色陣地。并且，從這里先后走出了一批一批的紅色戰友，開辟了新的戰線，發展了新的陣地，創建了數家新網站和一批自媒體賬戶，豐富和開拓了紅色陣營，為21世紀中國紅色大潮的發展做出了歷史的貢獻。

　　近幾年來，時局維艱。大疫影響，盡人皆知。妖魔鬼怪，暗中作祟。如今，我們迫不得已向大家提出不情之請。因為網站處境十分艱難，經費缺口壓力很大，現向廣大熱心紅友進行募捐，懇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幫助，以期能夠緩解壓力，度過艱難時期。

　　有人勸我們放棄陣地，不要再辦下去了，我們認為這是不合適的。再難，也要堅守！我們的信念來自于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來自于對勞動人民的熱愛。上甘嶺陣地上的志愿軍戰士，是我們的榜樣。我們可以因戰斗而犧牲，但是絕不可以因困難而放棄。

　　當年捍衛國有資產抵制私有化的通鋼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吳敬堂師傅和革命前輩鄧力群、魏巍、馬賓、張全景、衛建林、李際均、李成瑞、林伯野、陶魯笳、秦仲達、楊德明、武光、孫永仁、劉實、韓西雅、李新中及人民知識分子吳易風、周新城、錢昌明、艾躍進、曹征路……他們留下的遺愿和囑托，我們永遠銘記在心，始終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繼續革命，永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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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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