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場陳宏友的廬江中學講座而引發的論戰，成了各色人物表演的舞臺。
就這幾天功夫，數不清的洗地文章，被各種平臺推送到公眾眼前。
我們能想到的，以及想不到的各種奇奇怪怪的洗地角度、理由、邏輯，方式，都出現了。
套路雖然多，但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顛倒黑白。在他們的文章里，那個陳宏友成了敢說真話的正面形象，而那個學生，則變成沽名釣譽、投機分子、心機婊、攪屎棍......
甚至于，在一個叫楊帆的教授筆下，學生的錯比老師還大，觸碰社會底線的不是那個利用講座公開向學生兜售功利主義、以及西方血統高貴論、西方人種優越論的陳宏友，而是這個勇敢直言的學生，應該得到處分的是那個學生，理由是：這個學生對對老師的極大不尊重，侵犯了教師人格尊嚴，破壞了課堂紀律，還“使用了暴力強制力量”，“學生使用暴力是法律問題”。
他還言之鑿鑿地自稱“我們要堅持底線思維，底線就是不能搶話筒。”
楊帆的“我們”究竟是指誰？是所有老師嗎？他還真代表不了。網上有很多堅持用正確三觀教育學生的老師，明確表態支持這個學生。
楊帆所指的“我們”，無論如何表演慷慨激昂，也許他們并不是都恨國，但無一例外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我不是說其中的哪一個，而是全部都是。
楊帆用什么學生侵犯“師道尊嚴”給學生羅織罪名，他也真是好意思，因為理由完全站不住腳。
立德樹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務。用韓愈的話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用現代人的要求，“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社會文明的推動者、學生成長的引路人”。
無論古今，對師者有著比較高的道德要求，讓你做老師，不是給學生傳授什么低俗價值觀的。
不是什么阿貓阿狗都有資格給學生當老師，也不是有教師職稱就是當然的老師了。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一個道德上的渣滓，如何當得起老師？如何配得上學生的尊重？尤其是當他宣傳崇洋媚外價值觀的時候，他不僅站在道德之外，而且是站在民族和國家的對立面，承擔著輿論戰的角色，是向中國孩子進行思想洗腦的敵人。
偉人說過，“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陳宏友就是一個不拿槍的。我們至今都不知道他1800多堂講座以及他平時的講課，會塞進多少私貨，影響多少學生。
對故意放毒的敵人還要尊重？這不是在侮辱我們的智商嗎？
你說這幫人要是能一手遮天，這個社會還有道理可言嗎？
這個叫楊帆的教授，后來被網民罵的刪了貼。他和其他給陳宏友洗地的人一樣，同樣也低估了民意。
這次出來給陳宏友洗地的人，有一個算一個，自此之后，在自身形象上，是站不起來了。陳宏友有多猥瑣，他們就有多齷齪。
為了自己的心中的齷齪，就去抹黑人家一個三觀正的青年，上綱上線，卻對一個突破底線的教育敗類，避重就輕，百般維護。
什么仇什么怨？不就是因為這個學生，公開向崇洋媚外宣戰嗎？
他們恨的不是這個學生搶話筒這個動作（其實現場視頻很清楚，根本也沒有搶，說完了，就把話筒就還給那個陳宏友了），他們恨得是這個學生竟然敢愛國，當然敢說學習是為了中華民族的復興，竟然當眾讓崇洋媚外的專家成為小丑。
這就觸動了這些這些勢力的底線了，所有的仇恨都由此而來。
有人提出一個假設：如果被搶話筒的是司馬南，這幫人會如何表現？
肯定話風180度轉彎，這個學生馬上就會被同一幫人褒揚為獨立思考的典范。
這樣的事情發生過。10多年之前，司馬南在一個學校公開講座時，就有一個學生向司馬南扔鞋子，這類人可是公開喝彩叫好的，理由都找好了：“不得已也”。
前段時間，網絡上有謠言說司馬南被人打了，這幫人不是激動地奔走相告嗎？
2017年，年僅16歲的山東文登在校學生侯聚森，因為在網上跟一些恨國黨辯論，就被人肉搜索找到家庭住址，遭多人毆打致傷。今天帶頭罵廬江中學那個學生的那些骨灰級公知，當時也是一片叫好。
這幫為陳宏友洗地，攻擊蔣振飛的勢力，基本上就是美西方強調的精神奴仆，他們的“主”就不講規則，他們會講規則嗎？
但這一次，他們講起規則秩序和底線來了。
這些人這一次仇視這個學生，說到底是因為他們仇視這個國家。
如果這個學生，公開說美國的空氣特別香甜，還不得被這幫人吹捧上天？
同樣也是這些人，曾經帶頭造謠污蔑中國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對于中國的革命給予否定，把一切崇高的精神進行解構，帶頭敗壞社會風氣的正是他們。然后，他們這次告訴我們，這個社會無比現實，所以崇高沒有價值，理想沒有意義。
他們已經在精神上徹底墮落了，成了社會的渣滓，他們還不允許中國的青年人做出跟他們不一樣的選擇。
他們心里已經沒有光明，他們也容不得年輕人心懷光明。
你說真正的中國人跟他們還有妥協、共存的空間嗎？
中國如果按照他們的樣子發展，必然會變成大號的南斯拉夫、大號的烏克蘭、，或者大號的敘利亞。到最后什么都沒有了，只剩下“自由”了，但那是國破家亡的“自由”，顛沛流離的“自由”、忍饑挨餓的“自由”，毫無尊嚴的“自由”、血淚斑斑的“自由”。
跟這些人之間的論戰，本身就是戰爭的一部分，是我們的保家衛國之戰。戰爭豈止在軍事戰場？輿論戰已經是更高級的戰爭形態，話語權就是現代社會的制空權。失去了制空權的保護，是非都會被顛倒，我們怎么做都是錯的。
之前的文章說這些人為了這一次洗地進行了輿論總動員，這個說法并沒有夸張。大家只要回憶一下，最近被推送了多少給陳宏友洗地的文章。
也正因如此，這場論戰就具有了大決戰的性質，一方是支持陳宏友的西化“精英”，另一方以自發參與的普通網民為主體。
這些洗地文章無論是從數量、推送率以及曝光度上，都是占有明顯優勢的，但他們就是無法在評論區占得優勢。因為前者可以通過資本的力量來實現，后者只能通過真實的民意來體現。大多數普通網民，沒有時間和精力寫那么多文章，寫了也很難得到平臺的推薦，但他們可以評論，可以在評論區發表自己的意見。
輿論上，這幫人是贏不了的，但是現實中，要想真正擊敗這些勢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我們既不能悲觀，也不能太樂觀。
你看世界上哪個國家，會因為一個學生公開地表達愛國情懷，而遭受這樣暴風驟雨的攻擊？
這種現象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隱患，給中華民族的復興進程，增加了很多不確定性，也給急于遏制中國的外部對手，增加了很多希望。
中國人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走出歷史低谷，實現了民族獨立，又要用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向世界巔峰攀登。到目前，“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sh但另一方面，“越是接近目標，越會面對比以往更加復雜的矛盾問題和艱巨的風險挑戰。”
我們在很多地方，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是存在短板的。而我個人一直認為，話語權問題是目前最大的短板。
因為我們內部有太多掌握媒體話語權的人，或者在利益上和外國綁定，或者在精神上皈依了外國，站在這個國家的對立面上。他們見不得這個國家好。
以前不相信有這個問題存在的，通過這次的話筒事件，也應該相信了吧。
二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意大利學者克羅齊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一百多年之前，既有革命前輩帶頭喊出“為中國之崛起而讀書”，也有人和現在的陳宏友們一樣，非要做逆向種族主義者。這個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胡適。
胡適曾有名言：“中國不亡，世無天理”，因為他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
青年時代的胡適對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贊賞有加：“ (一)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上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
胡適還為此發表《致留學界公函》，反對抗議《二十一條》的愛國學生運動，罵愛國學生們是“理智失常”，得了“愛國癲”。
“九一八”事件爆發后，胡適表態：“我情愿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胡適全集》第21卷第610、617頁)
他主張“自動地主張東三省解除軍備，中、日皆不得在東三省駐兵”(《胡適全集》第21卷第478頁)。
曾給日本出主意：“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這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胡適全集》第21卷第603頁)。
致信過當時的國民政府，建議“承認”偽“滿洲國”。
胡適去世時，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胡適前些年被一些文人捧到了天上，把一個政治上賣國的，生活里嫖妓為日常的胡適，說成“謙謙君子，溫潤如玉”“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民國大先生，世間真君子”“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把胡適抬得這么高，是要中國“走胡適代表的方向道路”。
而被公知貶低的郭沫若，則是堅定的抗戰派。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克服重重困難和日本軍警的阻撓，從日本回到上海，并寫詩明志：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他去日本的原因是受到國民黨的通緝。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之后，白色恐怖籠罩著中國，一些意志不堅定的人開始退黨，而郭沫若在“八一”南昌起義爆發后，冒著生命危險追上起義隊伍，隨軍南下廣東，轉戰途中入黨。早在蔣介石發動政變之前的3月31日，郭沫若就發表《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蔣介石的真實面目，歷數蔣介石的罪行，號召“現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國家、忠于民眾的人，只有一條路，便是起來反蔣！反蔣！”
1927年5月6日，國民黨中執委以“趨附共產”為由，開除了郭沫若的黨籍，并予以通緝。
回國之后，在1937年淞滬抗戰期間，郭沫若堅持戰斗在最前線。日本人因此逮捕了他的妻子。
1938年郭沫若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再次被授中將，領導文化抗戰，還創作了多部鼓舞抗戰意志的經典作品。
武漢淪陷當天，郭沫若中將是作為最后一個高級將領撤離武漢的。
和胡適比，在國家危難之際，郭沫若的骨頭是很硬的。
但是在公知掌握話語權的時代，胡適得到大力追捧，郭沫若被各種抹黑。就跟這次這股勢力非要用話語權把陳宏友洗白，要把學生蔣振飛抹黑一樣，都是顛倒黑白
現在的他們正在被年輕人拋棄，但他們就是不肯反思自己，這一點也跟當年的胡適一樣。
當年胡適承認：“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同樣不肯反思自己“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仍然不肯放棄他們，我仍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
一百多年前，中國主要面對救亡的問題。因為胡適這樣的人太多，到抗戰時期，偽軍就超過一百多萬。中國的抗戰進行的尤為艱難，大大增加了抗戰的成本和代價。
一百多年后，我們要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最大的風險還是這類人。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