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方面力量曾一度倡導“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但隨著革命形勢的快速發(fā)展，“中間路線”的性質也在變化。以胡繩為代表的理論工作者在中共的領導下，從歷史與理論的不同維度對“中間路線”進行批判：指出此時倡導“中間路線”的實質是維護現(xiàn)存政權，分析其思想基礎是一種偽自由主義。在此過程中，胡繩對“中間路線”的看法自然有因客觀形勢而發(fā)生的改變，但也有其一以貫之的立場和觀點，即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分析問題，認為“中間路線”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
關鍵詞：胡繩；“中間路線”；“自由主義”
抗戰(zhàn)結束后，“中國向何處去”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1946年政協(xié)會議以后，盡管政協(xié)協(xié)議很快被國民黨撕毀，但在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方面力量紛紛倡導“中間路線”。這一政治主張受到國際上自由主義發(fā)展新趨勢的影響,即在政治方面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較多采取蘇聯(lián)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對內主張調和國共兩黨，對外主張兼親美蘇。但隨著革命形勢的快速發(fā)展，“中間路線”的性質也發(fā)生了改變。對此，中國共產黨一方面積極爭取和團結中間力量，另一方面則是公開指出和批判其錯誤觀點，以教育廣大民眾進行革命斗爭。這一時期，胡繩在中共的領導下從歷史與理論的不同維度陸續(xù)撰寫了一系列的文章對“中間路線”進行批判，在理論工作者中和當時社會上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這一時期批判“中間路線”的代表性人物。對于這一問題，學界已有不少研究論及,但較少有研究聚焦胡繩，將其對“中間路線”的批判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具體考察，而這對于我們了解這一時期政治形勢的發(fā)展，以及理解為什么“中間路線”在中國走不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指出“中間路線”的實質是維護現(xiàn)存政權
胡繩對“中間路線”的看法隨著客觀形勢的發(fā)展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受國內外局勢的影響，第三方面力量內部已經出現(xiàn)了分化，“中間路線”的旗幟背后有著不同的目標和實質，胡繩首先對其作了具體區(qū)分。他認為，實際政治的邏輯和各人的立場不同使得所謂“中間路線”的想法，在1946年就已經包含著幾種不同的內容。
在胡繩看來，第一種是假的第三方面，主要代表是青年黨和民社黨。1946年11月，民社黨和青年黨參加了由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的“國民大會”。胡繩指出，他們出于害怕和反對人民革命勢力的心理，向反動勢力要民主；他們要求和平的方法，目標是削弱以至最后消滅由中共所代表的人民革命勢力，其實質不過是反動勢力的化妝的配合。第二種是真的第三方面，他們要國共雙方讓步以保持和平，但他們看出和平民主的障礙乃是蔣介石反動統(tǒng)治勢力，所以他們要求革命方面作若干讓步，目的在于換取一種條件，就是全面的民主憲政，從而由和平的方法和漸進的過程削弱以至最后消除反動勢力。對于真的第三方面，胡繩認為其有一定的階級基礎，有一定的政治立場，將在今后的政治局勢中占更重要的位置。但假如中國的階級對立和政治發(fā)展的形勢已經到了最尖銳的情形，只容許兩個政黨的對立，那么自然也只能承認第三方面實際上并不存在。而中國的局勢還遠非那樣的情形，直到現(xiàn)在，以至在相當長期的將來，中國的第三方面的政治勢力還是有存在的可能與必要的。
胡繩認為，第三種是以施復亮為代表，他們既不愿意反動勢力膨脹，又有點討厭人民革命勢力的發(fā)展，他們希望雙方都能相對地削弱一些，在二者相互牽制之中，而讓一部分大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右翼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他們希望在國際間出現(xiàn)美蘇雙方勢力均衡的局面，希望國共雙方兩敗俱傷，更或者希望在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中奇跡似地出現(xiàn)某種政治上的變動，從而使均衡局面能夠產生。1947年3月，施復亮又發(fā)表《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提出中共雖得人心，但其成功“至少在十年或十數(shù)年以內還是不可能的”,為避免內戰(zhàn)延長，還是應該由中間的政治力量促成國共兩黨重新回到政協(xié)路線。對此，胡繩認為在這一階段國共兩黨如果都愿按照政協(xié)路線而讓步，妥協(xié)的和平就能實現(xiàn)。如果都不讓步，而要靠國共以外的第三方面來把時局的發(fā)展納入政協(xié)的和平軌道上去則是困難的。所幸的是，現(xiàn)在一方面雖用武力統(tǒng)一政策關閉了和談的大門，但另一方面卻沒有改變他所提出的作為和談基礎的兩條緩和的建議。在這情形下，政協(xié)的和平仍有恢復的希望。
但隨著革命形勢的快速發(fā)展和政治局勢的變化，“中間路線”的性質也在發(fā)生改變。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人民解放軍由戰(zhàn)略防御轉入戰(zhàn)略進攻，國統(tǒng)區(qū)的人民民主運動也日漸高漲，中國革命已經進入新的高潮時期。在局勢逐漸明朗的情況下，1948年1月8日，《大公報》的社論《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辟妥協(xié)·騎墻·中間路線》發(fā)出對自由主義者的號召，認為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革并駕齊驅，否則一定無濟于事。1月16日，《大公報》又發(fā)表了一篇題為《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的社評，崇尚“領導世界第三方面的勢力，以緩和美蘇間對立的形勢”。后續(xù)《大公報》還連續(xù)發(fā)表了支持這兩篇社論觀點的文章。到2月7日，為了答復反對者的意見，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政黨·和平·填土工作——論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的社評。1948年3月初，北平出現(xiàn)了一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這個打著經濟名義的政治集體在成立之初便公開發(fā)表了反對政黨“施用暴力”、要求“以內政的協(xié)調，謀外交的協(xié)調”等政治主張。
在胡繩看來，這是有意識地在倡導一個政治運動，其實質已經由1946年倡導的一種政治主張，演變?yōu)橐粓霈F(xiàn)實的政治運動。如果在革命力量已經占明顯優(yōu)勢的情況下還倡導“中間路線”,就是在為反革命力量散布幻想。對此，中共中央發(fā)出指示：“要在報紙上刊物上對于美帝及國民黨反動派存有幻想、反對人民民主革命、反對共產黨的某些中產階級右翼分子的公開的嚴重的反動傾向，加以公開的批評與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說服性，要入情入理。”按照中共的指示，香港的《華商報》進行了集中的批判，指出《大公報》所談自由主義，不是什么空泛的思想信念，而是在為一個政治集體，即“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制造輿論。胡繩的一篇專論《為誰填土?為誰工作?——斥大公報關于所謂自由主義的言論》則是著重駁斥了《大公報》社評所宣揚的“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革并駕齊驅，否則一定無濟于事”。指出革命本身就是徹底改造，又是社會全面改造的前提。辛亥以來中國社會從未有過切實改進，是事實。中國社會要有徹底的改造，就必須把人民革命進行到底。
基于此，胡繩認為，今日《大公報》所倡導的自由主義運動，若叫做“新中間路線”,其實一點也不“中間”,完全是為獨裁統(tǒng)治救死圖存，若叫做“自由主義運動”,其實和自由毫不相干。無以名之，名之曰自由保皇派的政治運動或者較為適當。他將歷史作為戰(zhàn)斗武器，對“戊戌維新運動”進行重新敘述和評價，以指出這一現(xiàn)實政治運動的實質，從而教育廣大人民投入到革命中來。在胡繩看來，康有為與梁啟超不止是戊戌維新運動的核心人物，康有為還是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政治運動的第一人，梁啟超則還是中國近代政治史上盡忠效命于垂危統(tǒng)治階級的自由主義者在政治活動上的代表人物。胡繩選擇這兩個歷史人物作為切入點，發(fā)表了《康有為與戊戌維新》以及《梁啟超及其保皇自由主義》等文對其歷史活動進行評析。
首先，認為康梁的救國主張都是從維護統(tǒng)治者的立場出發(fā)的。為了證實這一點，胡繩引用了康有為自己的說法。強調一直到失敗流亡后，康有為還和他的門徒們再三申辯說，“保國明明就是保大清”。胡繩指出，相較于康有為，梁啟超則顯得更會變通。“如果說，在1900年前，保皇黨的政治影響超過革命派，那么到1900年后，推翻清廷實行民主革命的思想，已漸占優(yōu)勢要壓倒保皇黨了。”因此，唐才常的失敗是保皇黨最初的也是最后一次的武裝起義企圖。從此以后，保皇黨再也不敢談武裝斗爭，因為如要武裝斗爭，就不能不是根本推翻清廷的革命。當1905年同盟會關于民族主義的內容還只是反對清政府的統(tǒng)治時，梁啟超則是用了種種說法來說明清政府的統(tǒng)治不必反對，不應反對。值得關注的是，這與胡繩之前的評價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胡繩還是總體肯定了戊戌維新運動挽救民族危亡的出發(fā)點及其進步的歷史意義，而這種歷史評價的改變則是受到現(xiàn)實政治形勢發(fā)展的影響。
其次，強調無論是康有為還是梁啟超，其思想政治主張都具有欺騙性。胡繩指出，康派的最高主張本是君主立憲，而君主立憲本是兩面，一面是“君主”,是維持封建統(tǒng)治秩序；一面是“立憲”,為舊秩序加上一件新裝。康有為的政治思想把重點明白地擺在前一方面，因此始終公開地表現(xiàn)為革命的大敵。梁啟超則繼承了他先生的衣缽，而又特別靈活地發(fā)揮了后一方面。他把民權、革命、立憲、政治革命、以至社會主義都拖來做他的外衣，而這主要依托其高超的宣傳策略。胡繩認為，梁啟超有一套取媚群眾的新的說法，但在這說法中所包含的依然是他本來的思想。比如，梁啟超雖很早就倡言“民權”,但其所鼓吹的“民權”其實還是在官僚的支持下建立地方士紳的權力。在胡繩看來，這些所謂的新說法充分表露了梁啟超以及在他以后的不少所謂自由主義者耍筆桿的狡詐騙術。所謂的“新維新運動”始終掩蓋不了其改良主義的本質。
最后，評析康梁違背歷史發(fā)展趨勢，由進步變?yōu)榉磩拥臍v史角色。胡繩指出，在政治斗爭還未到極尖銳時，調和主義還能一時地有市場，一到1905年以后，梁啟超的保皇面目就不能不從調和主義的掩蓋下暴露出來了。在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后，不僅不愿意接受根本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綱領，并且組織保皇黨，反對革命。但革命運動的發(fā)展是如此迅速，如果不順應形勢的發(fā)展，就會由進步變?yōu)榉磩印＿@尤其體現(xiàn)在他對康有為的歷史評價中：康有為的政治思想“一開始是君主立憲派的路線，結末也還是君主立憲派的路線，既未前進一步，也未倒退一步。不過因為開始時，中國的革命力量還未嶄露頭角，所以他就成了使守舊的專制派震動的改良主義者；但是后來革命運動的發(fā)展是如此迅速，于是他的政治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義的意義，而把反革命的實質極端地表現(xiàn)出來了。”
胡繩正是通過以上三個方面對歷史的敘述和評價賦予“戊戌維新運動”以新的歷史內涵，從而映照現(xiàn)實社會中在革命形勢已經進入新的高潮時，還大力倡導“中間路線”的實質就是維護既有政權，具有違背歷史發(fā)展趨勢的反動性質。
二、分析“中間路線”的思想基礎是一種偽自由主義
雖然“中間路線”背后的主體和目標不同，但他們都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擁有相同的思想基礎即自由主義。但問題是“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自由”“民主”“進步”這些美好字眼所代表的終究不過是一般性的空洞的概念，人們不能不給以具體的規(guī)定，并指出用什么方法來達到。這一時期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受到國際上新自由主義發(fā)展趨勢的影響，強調所要爭取的是集體的自由。因此，胡繩指出，如果要的只是個人的自由，抹煞和侵犯別人的自由，那便算不得是自由主義。為了明辨真正的自由主義，胡繩立足“實現(xiàn)大多數(shù)人民的自由”這一基本立場，從三個層面直面批駁了以《大公報》、楊人楩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觀點，對“中間路線”的思想基礎進行分析。
首先，“自由主義”究竟是爭取誰的自由?胡繩指出，對于這一問題，沒有一個自由主義者不說是為了爭取大多數(shù)人民的自由。楊人楩更是直言，“真能了解且能代表人民的，只有這批窮苦的知識分子，惟有他們始可根據(jù)人民的需要而提出進步的要求，且愿為此而斗爭。”對此，胡繩則是強調，在今日的中國，下層貧苦勞動人民已經成群結隊地起來爭取人民的自由。因此，如果真是站在爭取多數(shù)人自由的立場上，自當歡迎之不暇，但如果所想的只是個人的自由，就會擔心人民爭取自由的怒潮再泛濫起來時會妨礙到其個人的自由。“于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一面縱然深感到‘壞政府’的統(tǒng)治者有害于自由，一面又自以為有義務要‘預防’爭自由的人民破壞‘自由’。”也就是說，若是堅持真正的自由主義，若是代表多數(shù)人民的自由，那么應當支持下層貧苦勞動人民爭取自由的革命斗爭，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事業(yè)。
其次，若是真正爭取大多數(shù)人民的自由，又應該向誰爭取自由?對此，胡繩再次重申討論該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沒有一個自由主義者不說是為爭取大多數(shù)人民的自由，并指出大多數(shù)人民之所以不自由(經濟生活上不自由，政治生活上不自由),乃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tǒng)治所造成的。那么，毫無疑問，要爭取自由，只有向那剝奪和壓制人民自由的統(tǒng)治者爭取。但楊人楩卻提出“在今后，果能容許自由主義之存在，自由主義者至少是國民黨所需要的反對派，國民黨必須靠此一反對派之批評，以求接近民眾之道。”針對此，胡繩進一步分析，對于目前中國人民爭自由爭生存的斗爭，在本質上是展開于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支配勢力，也就是爭取民族的真正自由，另一方面是反對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也就是爭取土地的自由。”這兩點是使中國成為自由的國家，人民成為自由的人民的根本關鍵，而近二三十年來的統(tǒng)治政權，一方面依靠帝國主義，一方面又以封建性的土地剝削制度為基礎，所以成為束縛中國和人民自由的枷鎖。因此，胡繩強調“如果要做真正夠格的自由主義者，就該割斷對帝國主義的幻想，割斷對反動統(tǒng)治者的幻想”。
最后，用什么方式來爭取自由?胡繩指出，“一接觸到用什么方法來實現(xiàn)民主、自由、進步的目標的問題時，又不能不遇到暴力與武力的使用問題。”對此，楊人楩強調，“自由主義反干涉，尤反使用暴力的罪行，故自由主義含有消減暴力的道德使命。戰(zhàn)爭是阻止進步的力量，所以自由主義者堅決反對戰(zhàn)爭，尤反對內戰(zhàn)。”針對這一點，胡繩從自由主義的源頭出發(fā)，指出如果我們想到十八世紀的西方的自由主義者，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自由主義與武力原非絕緣的。并進一步分析：所謂自由主義與武力絕緣之說，其實一方面來自資本主義秩序已經勝利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一方面又是繼承了中國古代的士大夫的傳統(tǒng)。在胡繩看來，這是因為當資產階級已經勝利時，為了提防下層大眾的革命，自然就要主張自由不應以武力取得。而封建士大夫無論對君主執(zhí)政者如何不滿意，也決不會想到使用武力，這緣于士大夫與執(zhí)政者在基本利益上是共通的。因此，今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果看清了是要向那完全建筑在武力上的黑暗統(tǒng)治爭取人民的自由，就不能不認真重新考慮這一問題。這里，胡繩還借用孫中山的一個論斷，指出在中國是有兩種武力，有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武力，還有與人民相結合并為人民所有的武力。有了前者自然就會有后者，也不能沒有后者。
此外，胡繩運用唯物史觀分析指出，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不能穩(wěn)定的客觀原因就在于社會上自由職業(yè)之不穩(wěn)定，而這又緣于中國社會經濟的落后和統(tǒng)治政權的極端落后與專制。胡繩認為，在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上，不可能供給知識分子以廣闊的自由職業(yè)的范圍。考察中上層知識分子的經濟生活，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是很多知識分子的經濟生活與土地剝削有關，他們在鄉(xiāng)村中有著“祖產”,縱然不能全靠此為生，但也可以拿來作為必要時的退路；第二是除了做官當“公務員”外，自由職業(yè)的項目確是增多了，教授、教員、律師、新聞記者、醫(yī)生、工程師等等。但這些職業(yè)圈子還是窄的，從事這些職業(yè)，一般地說來，都還免不了是貧窮的，生活不安定的，而且在這些職業(yè)中仍逃不開政治的干涉。由于自由職業(yè)的經濟生活并不穩(wěn)定，所以他們對于“祖?zhèn)?rdquo;的一點田產更覺戀戀不舍。在此基礎上，胡繩強調，一個人如果在經濟生活上仍覺有所依賴于封建性的土地剝削時，那么其思想上的“自由”,無論如何總不免于蒙受嚴重的限制。因此，在胡繩看來，在中國的現(xiàn)實社會條件下，自由主義思想是難以真正穩(wěn)定的，“中間路線”倡導者所高呼的“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偽自由主義。
顯然，對于“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義”這一核心理論問題的探討，胡繩已經從抽象空洞的論辯擴展到對實際行動的考察，從唯物史觀及中國具體實際出發(fā)，批駁了偽自由主義。
三、論證“中間路線”在中國是走不通的
1947年10月，民盟被國民黨當局宣布為“非法團體”,總部被迫解散，已經意味著“中間路線”在事實上的破產。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如果說，在一九四六年，在蔣介石統(tǒng)治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還有一部分人懷著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現(xiàn)在，這種想法已經破產了。”也就是說，在當時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形勢下，要么就是選擇國民黨一邊，要么就是選擇共產黨一邊，強調由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來領導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樣的“中間路線”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胡繩認為，這一方面是由于人民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則是沒有可以依靠的階級基礎。
首先，胡繩指出今日中國的“第三等級”整個說來是弱的，有著和18世紀的英國、法國、美國顯著的不同。所謂自由主義者不管有多少人，自身總是并無力量來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在今日的社會條件下也絕對找不到一個有力的自由資產階級來做實現(xiàn)“中間路線”的靠山。對于這一點，就連楊人楩也不得不承認，他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為數(shù)并不少，只是不會構成一個有力的組織而已”。因此，擺在自由主義者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一個是依靠帝國主義的反人民勢力，一個是依靠人民大眾的力量，如果不依靠后一力量，就難免自己投向前一力量去。這就意味著，絕沒有中間的道路可走。
其次，胡繩強調中國下層貧苦勞動人民已經成群結隊地起來爭取人民的自由。認為他們既已自覺地起來爭取自由，就決不會滿足于英美型的民主。而這不僅在現(xiàn)實社會條件下行不通，即便在歷史上也沒能避免失敗的結局。胡繩指出，如今的民主社會黨，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民初的進步黨以至清末的保皇黨。在分析戊戌維新運動失敗的原因時，胡繩認為，是因為他們不相信人民大眾的力量，只想通過統(tǒng)治集團來進行漸進的改革。歷史并不是沒有給這些維新志士提供可以依靠的力量，相反，在當時廣大底層人民明明已經對外國侵略者充滿了敵意，但他們一點也不加以重視，卻只想從國主、貴臣、縉紳、士大夫中去尋求保國的力量，其結果自然不免不堪反動勢力的一擊而很快失敗了。
胡繩進一步分析：由于國內沒有實現(xiàn)“中間路線”的階級基礎，于是又有人把希望推進一層，寄托在帝國主義身上。事實上，抗戰(zhàn)勝利后，“自由主義分子團結起來”的呼聲，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推動有關。因此，胡繩認為從歷史上反過來考察美國向來對中國采取的政策是有意義的。他強調，美國在中國向來就以扶助自由主義為標榜，但實際上它是扶助過袁世凱，扶助過吳佩孚，又扶助著今日正在靠它為生的這個政權。為清除“中間路線”提倡者對美帝國主義的幻想，胡繩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以帝國主義與近代中國的政治關系為敘述主線，著重說明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企圖通過歷史事實的分析來反映當時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根本問題。
其一，指出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尋找和制造政治工具，侵略中國的本質。對于這一點，胡繩特別強調：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記錄并不比任何別的帝國主義國家較為光榮一點。“如果說，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因為既狠毒，又陰險，十分突出，所以長期間被中國人民視為第一號敵人；那么美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向來是在陰險的外貌下藏著狠惡，所以尤其是狡詐的能手。”在敘述過程中，胡繩多次提及由美國首倡的“門戶開放”政策所具有的欺騙性及其侵略實質，包括由美國主導的四大銀行集團以及華盛頓會議等問題給近代中國所帶來的嚴重損害，而現(xiàn)在的政治形勢還是同樣的道理，所謂的“扶持”掩蓋的是其侵略的本質。顯然，《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雖以考察所有“帝國主義列強與半殖民地中國之間的政治關系”為職志，但它對美國予以特別的重視，正是對現(xiàn)實政治主題的回應。
其二，說明歷史上改良主義者對帝國主義者始終抱有幻想，最終必然失敗的歷史結局。對于“戊戌維新運動”,胡繩在《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中以“君子們的幻想”作為標題，著重闡釋了維新運動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強調即便是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直接促成了這場救亡愛國運動，但“這些維新運動者甚至幻想中國可以依靠某個帝國主義的力量而完成他們所主張的政治改造。”胡繩進一步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維新運動企圖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獨立的問題，一個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他們以為向資本主義學習，總可以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情，所以他們用不著正面反對帝國主義，只要用改良主義的辦法就可以實現(xiàn)資本主義的改革，順便也就解決了中國的獨立問題。在此基礎上，胡繩進行了總結：“在戊戌以前有太平天國革命，戊戌后二年有義和團運動，都證明反帝國主義的最廣大的力量是在農民群眾中。可是維新運動者敵視這些‘叛亂’的農民。在這里表現(xiàn)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規(guī)律：當?shù)蹏髁x在中國已經建立了強盛的支配勢力后，任何中國國內的政治運動，如果不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的力量，就不免要從帝國主義方面去找支持的力量，因而也就找不到什么出路。”他強調，戊戌維新運動在這點上，正是后來的一切失敗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改良運動的先導，歷史已經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中間路線”的提倡者應放棄對帝國主義的幻想。
其三，強調民族資產階級不能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的歷史任務。胡繩指出，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為準備和發(fā)動辛亥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但他們的弱點也極顯著，這主要就體現(xiàn)在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辛亥革命時中國人民及其革命領導者以為這個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清政府一旦垮臺后，帝國主義者就無所用其技了。因此當他們集中火力進攻清政府時，對于帝國主義者則顯出了毫不設防的天真態(tài)度，而一當?shù)蹏髁x者表示并不準備再繼續(xù)支持清政府時，他們甚至幻想帝國主義者是真心要做中國革命的朋友了。這種幻想尤其因為君主立憲派混進革命隊伍里而更為高漲。所以，胡繩強調，“經過辛亥革命的失敗后，民族資產階級更不能領導人民大眾求解放的斗爭”。這是因為，如果對帝國主義寄以希望，寓以幻想，就會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è)造成嚴重的損害，歷史給了中國人民以這樣的教訓。在胡繩看來，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無法領導中國人民完成反帝的歷史任務。立足“反帝”的民族立場，胡繩通過對歷史的敘述和分析，強調“中間路線”的實現(xiàn)依賴于帝國主義的支持，而這與近代中國實現(xiàn)民族獨立、爭取人民解放的主要歷史任務是相違背的，在中國是走不通的。
胡繩對“中間路線”的批判在當時也產生了較為重要的影響，中共領導的其他理論工作者也從歷史與理論維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分析。例如，吳澤就指出，“誠如胡繩先生所說：‘一般所說的真自由主義與假自由主義者，也總是就其實際行動的表現(xiàn)而加以區(qū)別的。’”他從馬克思主義的自由觀出發(fā)，強調“自由主義對自由的要求，是隨時，隨地，隨人，各有不同差別，是變化進步的”,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應固守抽象的信條而不顧客觀形勢的變化。1948年，吳澤也發(fā)表了《保皇黨的反動路線與綱領》《保皇思想的墮落再墮落》以及《梁啟超的擁袁倒袁運動》等文章，并將研究康、梁變法的文章匯集成《康有為與梁啟超》一書出版，指出：“關于康梁維新變法運動，近人翦伯贊、胡繩諸史學家，曾提出新的估價。”在此基礎上，他對“改良主義革新運動的由來與本質”、“保皇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及其欺騙性”等問題展開了進一步的分析，強調其目的就在于以康梁的政治實踐，從歷史中喚起人民對于現(xiàn)實社會中“假維新改良”本質的認識，指出“中間路線”走不通。
隨著人民解放軍在軍事上的勝利，加之思想文化戰(zhàn)線上的斗爭和國際上自由主義發(fā)展新趨勢的影響，一些自由主義者也發(fā)生了向左的轉向。例如，施復亮后來就明確表示：“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即使不去參加或同情革命，至少也不應當站在反動方面去反對革命——即反對以暴力對抗暴力的爭取自由的人民。”又說，“假使中國當前政治斗爭的結果，只有兩個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蒂的前途，便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有選擇后一個前途而不能有所遲疑。”楊人楩的看法與施復亮類似，他在《再論自由主義者的途徑》一文中指出：“在必要的情況下，自由主義者是不反對革命的，也不會逃避流血的革命。”
四、結語
“中間路線”的旗幟背后有著不同的目標和實質，且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具體內涵，因而在歷史的發(fā)展進程中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不可否認，“中間路線”的思想主張中有一些進步的內容，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曾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歷史的向前發(fā)展，它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產生的實際影響，都將發(fā)生變化。因而，胡繩對“中間路線”的批判本身也是一個歷史過程。在此過程中，胡繩對“中間路線”的看法自然有因客觀形勢而發(fā)生的改變，但也有其一以貫之的立場和觀點，即始終站在“反對帝國主義”和代表大多數(shù)底層民眾的人民立場上，認為在政治斗爭十分尖銳的情形下，“第三方面”的政治勢力和獨立立場是無法存在的，“中間路線”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
誠然，胡繩對于其中一些問題的分析受到特定歷史條件和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例如對于“戊戌維新運動”的歷史評價偏低，且會因為現(xiàn)實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而發(fā)生改變。但正如胡繩本人所說：“這些評論文章帶有身歷其境的人的感情。”“雖然局限于當時的見聞，也難免有不足之處，但這些文章集在一起，也許能讓人比較系統(tǒng)地看到那個時期的政治形勢的發(fā)展。”今天我們再來看這些論述，不應僅將其視為一種論斷，而應將其作為一種認識歷史的思想材料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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