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歷史的必然要求
——兼評“就范說”、“天馬終結說”
夏杏珍
1956年2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懷仁堂宴請參加政協會議的全體人員時與錢學森親切交談
問題的提出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知識分子，認為革命和建設離不開知識分子。新中國成立后，作為執政黨，更把如何處理好中國共產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如何團結、使用廣大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讓他們為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發揮作用，作為建國方略中的一個重要命題，精心研究應采取的策略和措施。建國初期開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環。這個運動一直為人們關注，國內外都有人進行過專題研究。隨著時代的變化發展，對這個運動的認識總的說來是越來越清楚、明確了。但應該看到，在一些原則問題上還存在重大的以至根本的分歧，有必要辨析清楚。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提出的所謂“就范說”就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該書寫道：“在表面上，一般民眾覺得鎮反運動是嚇人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在外來威脅的時候。但是1951至1952年三個互相有關的運動（指三反運動、五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筆者注）對那時為止一直受到中共溫和對待、甚至優遇的集團來說，是一個當頭棒喝。……雖然思想改造主要針對被斷言是幫助‘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離中共式馬列主義的思潮的影響。”“這三個運動的總的結果是使這些成分就范。”該書又用迫使知識分子“就范”這個觀點考察建國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發現了這樣一個“規律”：“黨力求擴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直到知識分子不愿生產成果為止；然后它又放松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制受到威脅時為止。”[1]
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陷入了一個難以跳出的窘境：思想改造打擊了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他們不愿生產成果，于是不得不放松思想統制；而思想統制的放松最后又會威脅到黨的政治統制，所以不得不開始又一輪思想改造。
無獨有偶，國內也有與之抱同樣觀點的。有一篇題為《天馬的終結》的文章寫道：“‘迫使知識分子就范’這種解釋，為國內一些學者所否認。如果撇開非學術因素，其實我們應該承認，就范是基本準確的。”
“對知識分子，毛澤東有其獨特立場。在原生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詞典中，只存在一個資產階級，即經濟意義上的資產階級。而在六十年代之前毛澤東的詞典中，則有兩個資產階級，即經濟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和思想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到了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概念進一步發展，而有三個資產階級：經濟意義上的、思想意義上的以及權力層次上的——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思想意義上的資產階級主要指知識分子。換言之，在毛澤東的政治詞典中，知識分子始終是異己力量。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分子，當然更是異己力量。”
“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所推行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實際上是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又尤其是原國民黨統治區高級知識分子集體懺悔、集體認罪、集體贖罪。”
該文由此得出結論：“知識分子習慣并陶醉于‘天馬行空、獨來獨往’的生存狀態，換句話說，習慣并陶醉于體制外生活，習慣并陶醉于在體制外自以為是、指手畫腳。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的方法是把知識分子由體制外變成體制內——使作為‘自由職業者’的知識分子完全沒有生存空間，而不得不接受安排……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識上成為國家體制的一部分”。也就是“‘一切唯政治之馬首是瞻’。‘天馬’還能存在嗎？”因此，“不管是叫‘思想運動’、‘思想斗爭’、‘思想批判’，總是以知識分子為靶子，”“必欲達到打掉知識分子架子的目的，也就是大大傷害這些人的自尊心而后已。”[2]
有人撰文：《知識分子的噩夢開始——新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直白而武斷地判定：“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新中國知識分子悲劇命運之源。
1951年7月1日晚，政協全國委員會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慶祝“七一”的盛大酒會。圖為毛澤東（左一）和物理學家錢三強（右二）在酒會上
以上所舉文章都從執政黨與知識分子關系的角度來認識和把握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他們的結論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知識分子是控制和被控制、整人和被整的關系，是完全對立的關系。而這種關系和毛澤東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分不開。
上舉文章中的一位作者尊奉“史貴存真”，標榜其結論是以“相對接近真相的認知”為前提。其實，其前提和結論都是違背歷史真實的。讓我們用那段歷史的真相來說話吧！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既不是建國初期才第一次提出，也不僅僅是對知識分子而言。早在1929年，針對中共黨內農民成分占絕大多數的情況，毛澤東在《古田會議的決議》中就提出了思想教育問題。延安時期，毛澤東又以自己思想感情的轉變，說明了包括共產黨員在內進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當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執政已成定局時，毛澤東即把全體人民的思想改造問題列為新中國重要任務之一。他指出：“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這個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并將在長期內存在著，不能很快地消滅），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上去，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3]毛澤東同時還提出了改造民族資產階級的任務和“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重要觀點。
新中國成立之初，所面臨的情況是極其復雜的。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一方面，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已經成為主要任務；另一方面，還有繁重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革命尚待進行。整個社會處于全面轉型時期，意識形態領域呈現思想多元化，價值觀念混亂，“新”“舊”兩種文化面貌之間的邊界并不十分明晰。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它一開始就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意識形態的核心和靈魂，而且在長期的奮斗、發展歷程中從未動搖。因此，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必須對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進行系統的批判和清理，對舊的思想觀念進行革命性的改造，確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5]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標準和詮釋時尚追求的信念體系。它是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以及與其相關的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因此，人們一般把它叫作國家意識形態。在一個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過去的信念體系自然無法承載一個新的國家意識形態，難以滿足新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建設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在思想文化上來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誠為歷史的必然。[6]
建國之初，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有三部分組成：一是來自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軍隊中的知識分子。這部分人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了革命，通常稱他們為革命知識分子。這部分人人數相對較少，新中國成立后都成為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人。二是解放戰爭中接收的國民黨留下來的大量宣傳、教育機構，各類學校、廠礦企業和各種文化藝術團體中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新聞工作者、醫生等等。他們是建國初期知識分子隊伍的主要組成部分，知識分子問題主要是就他們而言的。三是當時大學還沒有畢業的青年學生。后兩部分人中也有一定數量的人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激進分子；或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參加過1946年的抗暴斗爭和反饑餓、反內戰、反獨裁運動的知識分子。
盡管毛澤東寫了五評白皮書，反復告誡這些知識分子切勿對美國寄予幻想，盡管以民盟為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及所屬的知識分子都表態批駁了美國白皮書，但是不容置疑的，毛澤東對美國以及它所寄予希望的在中國的這“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的動向會保持警覺的。這些也成為日后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現實依據。
全國土地制度改革全面開展之際，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開幕詞中指出：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一個好的方法，是推動大家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國家內全體革命人民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確的方法。”毛澤東號召：“我希望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都要采用這種方法。”[8]
應該說，1950年下半年開始在知識分子中間提倡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針，與當時準備在新解放區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的形勢也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的舊知識分子，大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與封建地主階級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土改中，他們要想與自己的家庭劃清界限，就不能不來一個思想上的自我教育和改造。毛澤東曾把戰爭和土改看成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號召大家“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過好土改這一關。”半個月之后，周恩來出席北京高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動員大會，具體闡述了毛澤東東關于“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議和“過好土改這一關”的內涵。他指出：“在座的同學不管出身于什么階級，只要接受人民政府分配的工作，就成為國家工作人員了”，然而，“要做國家工作人員，就必須站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同原來的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9]周恩來進一步強調說：“對待家庭問題，我們要采取有區別、有聯系的方針。有區別，就是要站在跟剝削階級家庭不同的立場上；出身封建家庭的，就要說服家里的人將土地交出來，勸他們贊成土改。有聯系，就是家庭和我們總有血統上的關系。應該幫助他們改造，這是一種社會責任。”[10]
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具備實現的條件
恩格斯在論述什么是“悲劇性沖突”時說：“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就構成了‘悲劇性的沖突’”。[11]《知識分子的噩夢開始——新中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一文的作者認為：“知識分子的政治性格及其體制外生存狀態，注定了知識分子無法融入新的政治文化生態，因而注定了思想改造運動的必然性。”但讓這些“在社會上享有崇高聲望的知識精英”“當著全國人民的面集體自辱，這對知識分子傳統形象構成怎樣沉重的打擊，這對知識分子的自信力和自尊心構成怎樣沉重的打擊”！雖然“此后一個時期中，知識分子仍享有優厚待遇，”但這“是以犧牲在萬里長空中自由徜徉的權利為代價的。”
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第一次海外知識分子的歸國熱潮。1950年10月由美國歸來的留學人員回國途中在船上合影
事實證明，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進行的思想改造運動，不僅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以實行并取得了效果的。也就是說，這個“歷史的必然要求”在實際上不是“不可能實現的”，因而在總體上說，不會構成“悲劇性沖突”。
首先，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套比較科學的、行之有效的對知識分子的方針政策。
對知識分子采取什么方針政策是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全局性、根本性問題，是處理知識分子問題的重要依據。1933年，毛澤東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強調：“一切地主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服從民主政府法令的條件下，應該充分使用他們為民主政府服務，同時教育他們克服其地主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知識分子關系中已經有了“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思想萌芽。抗日戰爭時期，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日益意識到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認識到“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中提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們在戰爭中在工作中去磨練，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毛澤東還特別提醒“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于知識分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于知識分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后決不應重復；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分子的幫助。中央盼望各級黨委和全黨同志，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12]決定中指出的“大量吸收”、使他們同工農黨員融合起來”就是“團結”；“多方吸收、加以教育”、“好好地教育他們”，“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則直接使用了“教育”一詞；“使他們在戰爭中在工作中去磨練”，實為“改造”之意。
同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全面系統地表明了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地位和作用等問題的認識。文中在分析“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時指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并不是一個階級或階層。但是從他們家庭出身看，從他們的生活條件看，從他們的政治立場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多數是可以歸入小資產階級范疇的。”“在這一群人中間，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并為其服務而反對民眾的知識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壓迫，遭受著失業和失學的威脅。因此，他們有很大的革命性。他們或多或少地有了資本主義的科學知識，富于政治感覺，他們在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中常常起著先鋒和橋梁的作用。”“尤其是廣大的比較貧苦的知識分子，能夠和工農一道，參加和擁護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廣大的傳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革命力量的組織和革命事業的建設，離開革命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識分子在其未和群眾的革命斗爭打成一片，在其未下決心為群眾利益服務并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才能克服。”從以上毛澤東為中央起草的兩個文件中，我們至少有兩點認識：一是它們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的思想基礎；二是毛澤東并不是如有人判斷的那樣“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知識分子沒有好感”。“在他眼里，知識分子是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他從沒有把他們看成是有獨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體。”
在延安整風時期，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或改造的思想越來越明朗。1942年9月，《總政關于部隊中知識分子干部問題的指示》將知識分子政策概括為“容”、“化”、“用”三個方面。“所謂‘容’者，就是爭取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能夠容納他們，使他們成為我們的優秀干部。所謂‘化’者，就是轉變知識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使他們革命化，無產階級化。所謂‘用’者，就是正確分配他們的工作，使他們有適當的發展前途。”
1944年10月底，毛澤東在他寫的《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中，明確提出“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第一個是團結，第二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在統一戰線中，投降主義是錯誤的，對別人采取排斥和鄙視態度的宗派主義也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是聯合一切可用的舊知識分子，舊藝人、舊醫生，而幫助感化和改造他們。為了改造，先要團結。”[13]
1947年8月以后，隨著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階段，[14]人民解放軍在新解放區陸續接管了國民黨的宣傳機構、文教單位和事業單位，隨之而來的是如何對待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連續發布了幾個關于如何對待各級各類學校教授、教員等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1月18日，毛澤東在《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指出：“對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避免采取任何冒險政策。中國學生運動和革命斗爭的經驗證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是可以參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極少數。因此，我黨對于學生、教員、教授、科學工作者、藝術工作者和一般知識分子，必須采取慎重態度。必須分別情況，加以團結、教育和任用，只對其中極少數堅決的反革命分子，才經過群眾路線予以適當的處置。”[15]以后，中共中央又連續發布了幾個關于如何對待新解放區的知識分子的指示、電文等，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新政權所作的各種準備中，對知識分子問題上的考慮，視野已從根據地范圍轉到全國范圍；考慮的角度不僅從策略上更從戰略的高度去考慮了。毛澤東強調：“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16]同時指出：“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高級知識分子是國家的重要財富之一。”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全國解放后全民（當然也包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內）思想改造的任務：要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17]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繼承和拓展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建國初期，對廣大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有人稱之為“三部曲”）。
（一）對著名的知識分子代表人物委以重任
僅從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0月21日政務院宣告成立，這開國短短21天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分別任命的各機構的領導人選里，就不難看出知識分子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如黃炎培、郭沫若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沈鈞儒擔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奚若、彭澤民擔任了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馬寅初擔任了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章伯鈞擔任了交通部長；李書成擔任了農業部長；梁希擔任了農墾部部長；沈雁冰擔任了文化部部長；馬敘倫擔任了教育部部長；史良擔任了司法部部長；胡愈之擔任了出版總署署長，等等。據統計，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在政務院4個副總理中占了2人。在21個政務委員中，占了11人；在政務院下屬30個機構的93名負責人中，占了42人。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共產黨員中的許多知識分子在內。
有人曾狂妄地說，毛澤東早年只是個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受過教授們的氣，所以才會那樣不公正地對待高級知識分子。這當然是不值得一駁的。實際上，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早年都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有著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文化功底。他們創造性地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應用于東方，創造了中國革命的理論，完成了中國舊知識分子長期追求的夙愿。他們既是實踐家，又是思想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
（二）對舊中國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在生活上實行“包下來”的方針
1949年11月2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對舊有人員處理問題的電報，提出對待舊人員的原則及辦法，即對于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予飯吃，等等。
1955年6月15日，受到美國政府阻難長達5年之久的錢學森致函陳叔通副委員長，懇請政府幫助他早日回國。圖為錢學森信函手跡
對國民黨舊有人員如此，對失業的舊知識分子就更加如此。建國之初，國內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失業問題，這是因為政權更替留下的現象。而對于那些曾經是服務于舊政權的特殊階層來說，這種現象就更為嚴重。
為解決舊知識分子失業問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遺余力。1950年7月15日，政務院在《關于救濟失業教師與處理學生失業的指示》中指出，應在大城市舉辦各種短期訓練班、補習班及夜校等，吸收大中學失業學生入學，畢業后設法介紹他們參加各項建設工作。同時對失業知識分子進行登記，除盡可能地介紹職業外，應本著以工代賑的精神，分配他們參加各種社會服務工作，發給生活維持費；其無法工作者，組織學習并發失業救濟金。這樣，就使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繼續自己原來的業務，一些失業知識分子也分配到適當工作，經濟上給予較優越的待遇，解決了他們的生活問題。
除此以外，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還利用自己與一些舊知識分子的私情公誼，妥善地解決了不少著名人士的工作安排問題。如眾所周知的，著名美術家李苦禪，毛澤東通過田家英，很快恢復了他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的職務，工資也從原來的12元提高到62元。對一些年紀比較大、在社會上有一定聲望的老年知識分子，則采取“把他們養起來”的辦法，或者安置在文史館一類的工作崗位，用其所長，發揮其作用。
（三）歡迎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回國服務
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集聚人才，中國共產黨竭誠歡迎在海外留學或工作的知識分子回國服務。新中國成立后出現了第一次海外知識分子的歸國熱潮。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強烈地吸引著愛國的海外赤子，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曾被迫漂洋過海、流亡域外；另外，這群向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認識到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祖國最需要建設人才。于是一批批留學海外的有見識、有文化、有技能的知識分子，沖破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勢力的重重阻撓，回到祖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在離美前發表了《寫給留美同學的公開信》，大聲疾呼：“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就是為了個人出路，也應當早日回去，建立我們工作的基礎，為了我們偉大祖國建設和發展而奮斗！”[18]著名力學家錢學森、著名原子核物理學家張文裕等經過千難萬險的歸國經歷，已廣為人知。與在國外大批知識分子遠涉重洋，回來報效祖國相呼應的是，新中國的領導者們，也正在發揮自己政權的優越性，敞開胸懷，禮賢下士，為他們排憂解難，給他們一定的政治地位，為他們參與祖國建設創造條件。
（四）采取各種方式，幫助知識分子獲得或增強為人民服務的觀念和技能
黨采取各種方式，盡可能吸收知識分子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實際的工作。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簡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就是唯心論者，我們也有辦法使他們不反對我們。”要用事實證明“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是對的，是必要的。”他還指出：“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于性急、企圖用粗暴的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1950年10月，國務院通過了關于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補充指示，指示強調：“中國現有知識分子為數本不多，在國家建設事業進一步恢復和發展的過程中，將日益感到知識分子的需要和缺乏。但由于種種原因，主要由于過去教育制度造成的知識分子一般存在著學用脫節與缺乏為人民服務觀點的嚴重缺陷，致國家需要錄用他們時發生很大困難，因此今后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基本方針，應當是經過訓練或其他方式，幫助他們獲得或增加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和技能，盡可能吸收他們參加國家建設和社會服務的各種實際工作。”[19]
（五）積極推動知識分子參加各種社會改革改造運動
1950年下半年開始，即從全國一屆政協二次會議以后，在繼續堅持團結知識分子的同時，在知識分子中間逐漸采取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針。讓知識分子參加各種社會改革運動，這種實際的政治教育對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土地改革運動，知識分子感到像是“從井底跳出，看了一次大世面”，“深刻體會到階級立場和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是改造社會的先決條件”。[20]在新解放區的大規模土地改革運動中，由于缺乏干部，同時也為了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黨中央動員以高等院校文科類師生為主的知識分子工作隊去農村指導土改。由于直接參與農村土改實踐，有了深切的感受，這些感受恰好印證了建國后政治學習中所了解的理論——階級斗爭說、勞動人民創造歷史說等等。北師大校長陳垣參加了西南土地改革運動后，所見所聞改變了他原有的一些學術思路。他在四川巴縣參加了斗爭地主的大會，并做了革命性較強的發言。以后，他在當地干部陪同下到處去走訪，實地看到村中地主所立的碑碣，發現與斗爭大會上所聽到的地主剝削的殘酷事實不符，由此想到自己過去所研究的金石碑文很少記載勞動人民被壓迫的情況，對以往“閉門治學”所依據的考證材料產生了懷疑。陳垣對幾十年來考據研究中缺乏階級觀點進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21]著名文學家蕭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學習》，美學家朱光潛的《從參觀西北土地改革認識新中國的偉大》，社會學家吳景超的《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紹了自己在參觀、學習中得到的收獲。這些文章均發表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在知識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上述事實說明，思想改造符合知識分子的實際需要，得到知識分子的擁護。也就是說，采取這一方針政策，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
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廣大的知識分子采取團結、教育的方針政策，是從當時經濟建設的客觀實際出發，同時也是符合當時知識分子實際需要的。執政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基本是融洽與和諧的。知識分子以飽滿的愛國熱情，從未有過的政治積極性，投入了新中國各項建設事業。
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當年38歲，幾十年后，在1993年寫的回憶中作了這樣的回顧：“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共產黨并不了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么向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了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于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分子是不干凈。我仿佛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22]
清華大學教授費孝通寫了《我這一年》。他總結說：“1949年在我是一個‘學習年’。在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看見過的事，聽到了多少一生中沒有聽到過的事。……一個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莊嚴的在我眼前展開，一切使我低頭。”“感覺到自己百無是處了，夢想著一種可稱為‘魔術性’的改造，點石成金似的，一下子變為一個新人。”[23]
（六）進行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
通過建國后兩年左右的政治學習以及參加各種政治運動的實踐教育，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理狀態迅速發生著變化，正在積極調整自我以適應新中國、新社會的要求。但是，黨中央和毛澤東認為這種變化和調整還不夠，強度太小、目標要求也不高。世界觀、價值觀等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1951年初出現的電影《武訓傳》事件以后，毛澤東深感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嚴重。5月20日，他為《人民日報》撰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指出：“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央和地方各文化、教育部門，文聯及其所屬的各個協會，各省市黨委宣傳部，以及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都紛紛發出通知，號召廣大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都應重視并參加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和討論。全國各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與之前的一片頌揚聲相反，出現了一片討伐之聲。
1955年10月8日，從美國歸來的著名的中國科學家錢學森到達廣州，28日到北京。錢學森由廣州來北京途中路過上海時和分別了多年的家人團聚。圖為錢學森與父親（右二）、夫人蔣英（二排左一）、兒女在上海寓所合影
對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和批判，使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對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開始發生轉向，進入了對知識分子進行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的階段。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講話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24]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短評《認真展開高等學校教師中的思想改造運動》。短評把教師的思想改造視為“改革舊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認為“如果高等學校教職員沒有認真樹立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沒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來武裝自己，沒有拋棄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庸俗觀點和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那么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就必然遇到種種阻力”。短評提出，這次學習運動“必須對各種錯誤的或不正確的思想，進行嚴肅的、大膽的批判，必須一方面著重檢討自己，反對自滿自負目無余子的態度；另一方面勇于互相批評，拋棄明哲保身的虛偽的客氣”。
這次對知識分子實行全面的思想改造運動，一方面，實際情況說明，大批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還不太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缺乏辨別是非的思想武器，而許多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知識分子，雖然已經學會并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但仍不會應用，不會去具體地分析歷史和現實，以至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界呈現出某種混亂現象，有必要進一步學習并展開思想交鋒，提高政治認識和理論水平。另一方面，經過兩年來對知識分子的“團結、教育”政策的貫徹，知識分子本身也具備了接受全面的思想改造的思想覺悟。他們親眼目睹新中國成立兩年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各個方面取得的成就，國家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處都呈現出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景象。事實證明了人民民主制度具有偉大的生命力，中國共產黨具有治國安邦的非凡能力。廣大知識分子開始信服中國共產黨。因而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初步解決了跟隨誰走以及走什么樣道路的問題，這就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季羨林后來說：“多數的舊知識分子都是愛國的，他們渴望自己的國家強盛起來。這種希望在過去一直沒能實現。然而今天，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強國。毛主席說：‘占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對這句話有十分具體深刻的體會。對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我覺得這一點是舊中國知識分子自覺自愿地進行自我改造的一個起點和基礎。”總之，高校知識分子的主流政治態度是積極認同新政權、主動愿意改造自己的思想。
這場思想改造運動，是從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高等院校開始的。其中一個動因是想借此推進高校的改革。舊中國高等教育事業，基本上被帝國主義和官僚地主階級所控制，具有濃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存在缺乏全局規劃、力量分散、脫離實際等缺點。為改革破除阻力而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也有其歷史合理性。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與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來，響應政府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在北大教員中進行一次政治學習運動。并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等10位中央領導同志為教師。9月11日，毛澤東看到此信后，認為這種學習方法很好，親自在來信上批示，同意派幾位同志前去演講。
9月24日，周恩來主持研究了這次學習的內容和目的。29日，他在京津兩地高校教師學習報告會上做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就知識分子如何取得革命立場、觀點和方法問題，談了自己的體會，并號召教師們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努力使自己成為文化戰線上的革命戰士。在報告中，周恩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對知識和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一些具體的分析。周恩來的講話中，將毛澤東在過去戰爭年代總結出來的關于知識和知識分子思想加以進一步強調和具體化，并用來分析建國初期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指導當時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表明共產黨人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政策是一貫的。
這場思想改造運動，是從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高等院校開始的。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與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12位教授，致信周恩來，響應政府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在北大教員中進行一次政治學習運動。圖為北大教師學習委員會召開系主任、小組長聯席會議研究學習問題，起立發言者為校長馬寅初
羅常培教授聽了周恩來等領導的報告，了解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以后說：“凡是以月薪收入作為主生活來源的，不論腦力勞動者或體力勞動者一律屬于工人階級。我聽了這句話，當時感覺異常興奮。我覺得像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革命對象，而可以算革命動力了。從此我就對于中國共產黨起了信仰，愿意跟隨著他走。”
思想改造運動很快在教育系統鋪開。以后文藝界、科技界、新聞出版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級政府機關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等都參加思想改造的學習，形成了一個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1951年5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目標和方針政策作了具體的規定：這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目標是：徹底打擊學校中的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崇美、親美、恐美、反共、反蘇、反人民思想），劃清敵我界限，暴露和批判教師中的資產階級思想（如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劃清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初步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等。批示還具體規定，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在這次運動中，60%到70%的教師，可以而且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后迅速過關；15%到25%的教師，經過適當的批評后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經過反復的批評檢查后予以過關；只有2%左右的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的處理。這樣就能做到爭取、教育多數教師，孤立、打擊少數壞分子，達到團結、改造高級知識分子的目的。
目標、方針政策明確以后，各條戰線，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方式進行。在科研戰線，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一般不發動群眾斗爭，主要是本人在小范圍內作檢討，取得別人的諒解和幫助，自覺清理錯誤的思想觀點和學術觀點，講清歷史，劃清敵我界限。對國內外有名望的科學家，則是嚴格保護的。
1952年6月，中共中央在關于科學院進行思想改造運動的方針問題給華東局的復電中指出，科學院研究所進行思想改造的方針和高等學校相同，但方法上應有所區別，應采取更加慎重的方式。北京已決定一般不采取群眾斗爭的“過關”方式，對大多數研究員只用小組會議的檢討會的形式，只有十分惡劣頑強抗拒者才需要反復檢討或大會檢討，低頭后仍讓他們做工作。在檢討批判其政治思想時，要注意結合批判其學術上的資產階級影響，防止把思想問題簡單化的傾向。在科學院的思想改造學習中，應強調政治與科學技術的聯系，理論與實際的聯系，但以政治為主。
在文學藝術領域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則主要采取整風方式進行，組織文藝工作者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幫助文藝界克服脫離政治、脫離群眾，遷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錯誤傾向，端正創作思想和服務方向。1952年5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曹禺題為《永遠向前——一個改造中的文藝工作者的話》的文章，表達了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時代文藝隊伍中的一員的自豪感。他說：“我是一個從黑暗的舊社會里走出來的文藝工作者，雖然一直向往光明，但自己的思想意識卻受了相當深的資產階級的影響。新社會到來了，我居然成為毛澤東文藝隊伍中的一員，我是多么感激和驕傲！”他又誠懇地說：“我逐漸發覺自己的空虛，我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我缺乏新的社會現實的體驗，甚至連人民大眾的語言也不大熟悉。古人有一句話，‘貧無立錐之地’。我今天才明白一個人在精神領域中到了‘貧無立錐之地’的當口是多么痛苦。在這個當口，我從毛主席的《講話》里聽見了偉大的指路的聲音：‘了解他們，熟悉他們’，要使‘自己的思想情緒應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情緒打成一片。’我又聽見：‘要與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
陳垣在談到自己經過幾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以后的心態時說：“我是抱著懷疑的心理要看一看，到底什么原因共產黨能打敗國民黨的幾百萬軍隊？這一定有個道理。”后來有感于國家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發展，他在不同層次的學習會上這樣說道：“解放區來的干部是好干部，共產黨是一個不平常的黨。”“對今天這樣的政府之下的生活，還有什么理由對政治灰心，對政治不聞不問呢？”他還說：“過去幾十年自己太無知了，恨自己接觸黨太晚了。”
這次運動，應該說是對前面知識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直接繼續，繼承了前兩個階段的積極成果。也是對黨的“團結、教育”知識分子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從重在“對知識分子政治上的團結、思想上的教育到重在精神上的改造，形成了知識分子政策的三部曲”[25]。它表明新中國的領導人，不僅有魄力在生活上安定知識分子，在政治上團結知識分子，而且有勇氣在思想上教育和改造知識分子。
建國初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成功的
在建國初的三年內，根據國際國內的形勢和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的客觀需要，對知識分子實行在團結、教育的基礎上，進行全面的思想改造，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實際的，而且也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認可。不僅吸引了那些留學海外的知識分子紛紛回國報效祖國，而且也穩定了那些堅持在大陸的大批知識分子；不僅安置了大批失業知識分子，還使他們獲得了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機會；許多從戰爭中走過來的革命知識分子在思想上進一步得到了改造和鍛煉；不僅從制度上改革了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舊文化和舊教育，而且也從思想上實現了對幾百萬舊知識分子的團結和改造。所有這些都說明，這三年采取的“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是積極而又穩妥的。而且，為整個國家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奠定了思想文化方面的基礎，培養造就了大量有用的知識人才。[26]
1951年11月22日，中國科學院成立“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學習委員會”。圖為12月4日院學習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學習計劃。起立發言者為丁瓚委員
毋庸諱言，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也存在著失誤和偏差，傷害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感情。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本來一開始中央就明確指出其目標是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法西斯思想的影響，“三反”、“五反”運動開展以后，又增加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內容。黨內滋長了“左”傾思想，當時刊登在《學習》雜志上的某些文章就是“左”傾的典型代表。[27]有的單位提出要“批判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口號，轉移了主要目標，擴大了打擊面；本來黨中央反復強調必須注意劃清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但實際工作中把思想問題當作政治問題看待和處理的現象仍時有發生；本來中央明確規定，在交代歷史問題時要“啟發自覺，不追不逼”，但有不少地區和單位仍然忽視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以勢壓人，甚至違反政策，侵犯人權；本來中央要求“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要注意團結大多數，但處分過多過重，甚至冤枉好人的現象仍然存在。當然，這些問題在整個運動中是局部的，是實際工作中發生的偏差，絲毫不影響我們對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總體評價和肯定。更不能就此斷言：這是知識分子噩夢的開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本文摘自《還歷史本源》，李慎明、李捷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注釋：
[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14，Cambnidge University 1987.p.88.90.91.218.中譯本：《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89、90、92、228頁。
[2] 《東方》雜志1994年第4期。轉引自賈春增主編《知識分子與中國社會變化》，第129-130頁。
[3]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6、1477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頁。
[5]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頁。
[6] 參見陳晉《毛澤東與先進文化論綱》（中），《黨的文獻》2002年第2期。
[7] 《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頁。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418頁。
[9] 《周恩來教育文選》，第19頁。
[10] 同上。
[1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頁。
[12]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頁。
[13]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14] 以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為標志，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進入了奪取全國勝利的歷史時期。
[15]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1270頁。
[16]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
[17] 同上書，第1476頁。
[18] 《毛澤東書信選集》，第344頁。
[19]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9冊，第44頁。
[20] 金善寶：《從土地改革談到衛生事業》，《光明日報》1951年9月15日。
[21] 轉引自陳徒手著《故國人民有所思》，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63頁。
[22] 《我與中國20世紀》，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239頁。
[23] 《新華月報》第1卷第4期，1950年2月，第1003頁。
[2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482-483頁。
[25] 蔣建農、唐洲雁著：《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社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頁。
[26] 蔣建農、唐洲雁著：《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社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
[27] 《學習》雜志1952年第1-3期發表的《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能領導資產階級思想改造》、《認清資產階級思想的反動性》、《明確對資產階級思想的認識，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論資產階級的“積極性”》等文章，都對民族資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加分析，一筆抹煞，甚至把他們的積極性描寫為一種欺騙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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