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到底是不是工具？
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認為，有時是，如在“唱贊歌”的時候。有時不是，如在“揭露黑暗”的時候。對于充當工具的文學，看來莫言很鄙視與不屑。
在中國，這雖然是莫言首提，放眼世界，這還不是莫言的首創(chuàng)。
201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于2011年06月17日上午，在中國社科院作題為《一個作家的證詞》的演講中就說：“文學不應成為政治的宣傳工具，其文學質量會大大降低”。（北京青年2011年6月18日報報道）
莫言當時就是聆聽者之一。
這或許對莫言有所“啟發(fā)”，或者是產生了“共鳴”。他也才“覺得文學藝術，它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
“唱贊歌”，特別是為“某一個社會”“唱贊歌”，大概有“為政治宣傳”、為“某一個社會”制度“唱贊歌”的嫌疑。“文學質量會大大降低”。要保持文學的高質量，還是“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為妥。應該說，莫言對略薩的言論是心領神會，他們之間的心是相通的。
文學，是不是工具，誰說了算？莫言嗎？他只能代表一家之言。說白了，他說了不算。他還沒有“一錘定音”的權威。
但是，世界上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并不只有略薩一個。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略薩，他的言論在莫言那里可能是金科玉律。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辛克萊那里，就不是。
辛克萊是美國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自從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也曾經飽受爭議。那里的人們或許沒有“諾貝爾獎”情結。一看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納頭便拜”。人們也沒有因為他的獲獎而格外“珍惜”，把他“供”起來，小心呵護。
20世紀初期大英百科全書對文學的定義是：文學是“訴諸筆頭的、對最優(yōu)秀思想的最佳表達”。這樣的“定義”，突出了“思想”，不知莫言是不是接受。不過，著名的政治家而不是文學家的溫斯頓·丘吉爾（1953年）因他親歷并親撰的一戰(zhàn)和二戰(zhàn)史而獲諾貝爾文學獎。莫言說：“如果他（略薩），當上總統(tǒng)了，他的書我就不看了”。
看來，莫言是不是看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的書，不是首先看他們的書是不是有文學的價值，而是看獲獎者的身份。這是不是可以認為，莫言把文學著作的作者的“文學家”的身份看的格外重要？以表明莫言是多么的看重“文學”的“純粹性”？文學的“神圣性”？不能讓“政治”沾染文學？不過，這應該屬于個人“興趣”、“愛好”。
同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莫言的心目中，肯定有不同的位置。
對于辛克萊，魯迅說：“美國的辛克來兒說：一切文藝是宣傳”。魯迅進一步說：“相信辛克來兒的話。一切文藝，是宣傳，只要你一給人看。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一寫出，就有宣傳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開口”。
文藝可不可以用于革命？這是魯迅提出的問題。他的回答顯然是肯定的。因此，他認為：“用于革命，作為工具的一種，自然也可以的”。
這里，魯迅說的自然是作為工具的一種，而不是主要的一種，更不是唯一的一種。總之，文藝是可以作為工具使用而用于宣傳的。
在這里，魯迅并沒有把文學與宣傳混為一談。
在文藝可以成為“工具”的問題上，魯迅與同樣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的辛克萊是一致的。卻與半個多世紀之后才獲得諾貝爾獎的略薩、莫言發(fā)生了沖突。
對于文學的功能，魯迅從自己的創(chuàng)作與應用實踐中，從自己的切身體會中，甚至認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血路的東西”。這“生存的小品文”應該屬于文藝，也屬于文學。而魯迅，是以文學，以雜文——文學的一種形式，作為匕首、投槍的行家。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的魯迅，他手中的筆，就是他戰(zhàn)斗的武器，或者說工具。他的文學，小說、還有雜文，成了反封建、反軍閥的工具。按照某些人的說法，應該是成為了政治斗爭的“工具”。這，用得著諱言嗎？當年不是也有人說魯迅是被政治“利用”么？魯迅在乎他們了嗎？理會他們來么？
以文學作為“工具”，或者說戰(zhàn)斗的武器，魯迅應用的得心應手，爐火純青，所向披靡。找上門去的或者偶遇“交手”的，一個個敗下陣來。可以說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是文學，成就了魯迅。魯迅，推動了文學的發(fā)展。在文學發(fā)展史上的貢獻，起到魯迅這樣的作用的，恐怕無出其右者。盡管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要取代魯迅，成為新文化的方向、旗幟，恐怕就離題了。
其實，政治，是眾人之事，不是少數政治寡頭的事。在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關心政治就是關心自己的事。關心政治是光明磊落的事，不是見不得人的事。只有在政治上搞陰謀詭計，玩兩面三刀才是應該予以揭露，予以批判。這種在政治上玩兒“陰”的的人，難道不是莫言應該“揭露”的對象嗎？如果莫言有志于“揭露”那些人，起碼就自己的筆的觸角觸及到了“政治”，必然與政治發(fā)生關系。即使不去深入，而是坐在書房中胡琢磨，靠靈活的大腦編織駭人聽聞的離奇的故事，魔幻的超出地球人的想象，他也是想表達人間的政治狀態(tài)。那樣做，難道就跳出了政治的“手心”？就擺脫了成為政治的“工具”的命運？沒有。
當年的魯迅，由于與政治有著扯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創(chuàng)作自由”受到限制。盡管做了“努力”，想遠離政治，多寫“風月”，還是沒有人相信魯迅脫離和遠離了政治。魯迅沒有做到，莫言也做不到。
這種現(xiàn)象，其實魯迅看的清楚，說的明白，比喻的形象。他說：“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zhàn)斗的時代而要離開戰(zhàn)斗而獨立，生在現(xiàn)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xiàn)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fā)，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莫言的悲哀在于，明明知道諾貝爾獎的評委們生活在有階級的社會，而且生活在貨真價實的資本主義社會，或者叫做“民主社會”，是信奉“普世價值”的社會。明明知道他們的社會地位沒有“超階級”，不但認為他們“超階級”了，自己也儼然與他們融為一體，竟做起了“超階級”的文學家。
自己明明已經成為西方文化棋局中的一顆棋子被擺到了棋盤上，卻以此為榮，感覺挺美，甚至還上趕著去獻媚。自己美，自己做也就算了，卻還號召別人與他一樣，那怎么可能么？如果以充當對付新中國的打手還自鳴得意，那真的是不可救藥了。
文學，屬于意識形態(tài)。屬于上層建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文以載道，這是宋周敦頤（魯迅系其31代孫）的千古名句。作為文的一個分支的文學，本來就是服務性的、服務的工具。這個屬性，不會因為誰，如莫言得了什么獎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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