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由司馬南怒懟莫言，引發網絡輿論場對莫言一片炮轟，莫言似乎一時成為眾矢之的，這是繼批聯想后，司馬南于近年掀起的第二波輿論風暴。
如同當初對聯想柳傳志的批判一樣，這次對莫言掀起的批判也近乎全民聲討，透過紛雜的輿論喧囂，我們似乎能看到這樣幾副批判的面孔。
一、批判莫言的幾副面孔
第一副面孔：“正能量”面孔。此副面孔直接由莫言最近說的一段話而來，原話是：“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揭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在“正能量”看來，莫言認為文學只能揭露不能歌頌，也就是只能傳播負能量，這還了得！而這一點也正是莫粉們挺莫最有勁的地方，他們會說，“正能量”的所謂批莫，就是說凡批評現實的，就是抹黑，就是造謠，就是反動，就要打倒。凡是說外國好的，就是牧羊犬，就是美分，就是漢奸。莫粉們所言似乎有理，但實質上與“正能量”一樣，都是從事物的表象出發，而有意無意掩蓋了問題的實質。正如劉繼明老師在《歌頌還是暴露？這不是一個問題》一文中指出的：“在我看來，所謂“歌頌還是暴露”，根本就不應該成為一個問題。任何作家都有寫什么和怎樣寫的權利，都有歌頌什么和拒絕不歌頌什么的權利，有批判什么和暴露什么的權利。……一個作家在某部作品中著力批判某一個人或事物的同時，往往會表達出對另外的人或事物的歌頌和贊美，就像光明因為黑暗而存在，白只有在黑的襯托下才能夠顯現，美往往在與丑的對比中才能彰顯得更鮮明和強烈一樣”，這才是對于歌頌和暴露兩種文學表達方式辯證分析正確全面的觀點。
第二副面孔：“愛國者”面孔。在“愛國者”看來，莫言在其作品中極端丑化中國人，刻意把中國人寫得愚昧、野蠻，不開化，而把西方人、日本人寫得文明、優雅，無恥迎合西方對中國的偏見，因此還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充當了西方抹黑中國的工具，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因此莫言有西化漢奸之嫌。
第三副面孔：“革命合法性”面孔。莫言在其作品中，如《豐乳肥臀》，凡描寫共產黨八路軍就粗野、殘暴，凡描寫國民黨、地主就文明、愛民，而且通過小說中母親對待二者的鮮明態度，分明在褒一個貶一個。莫言通過其文學作品顛覆了共產黨革命合法性，并由此虛無中國革命史，迎合了后革命年代反毛反革命惡潮。
然而，只要我們仔細觀察，這三副面孔對莫言畫像其實是似是而非，如“正能量”所指，難道莫言只寫負能量不寫正能量嗎？莫言曾發表過一篇日記，寫的是他拜訪家鄉一位“農民”朋友，并體驗了一把開收割機的樂趣。他寫道：“今天這樣一次短暫的勞動，對我也是很好的教育。對我這個曾經用原始的方式參加過生產的農民來講，今天所體驗的一切是過去我們夢寐以求的。現在我們看到，農業機械化在我的故鄉終于實現了，新一代的農民也出現了。”這難道不是滿滿的正能量嗎？這里莫言不僅對現今表達了滿滿的正能量，而且還不忘順帶黑前三十年一把。正如劉繼明老師一針見血指出的：“有人義憤填膺地批評莫言抹黑中國，但其實莫言“抹黑”的只是“前三十年”，而從不或者很少“抹黑”后三十年。同方方一樣，他們既是改開的擁護者，也是改開的受益者，所以他們及其擁囤駁斥批評者是反對改開，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
關于揭露和歌頌，本是文學表達的一體兩面，如果僅僅糾結這樣的“假問題”，就必然會輕輕放過真問題，那就是一個作家的作品他揭露誰？歌頌誰？這就關系到作家本人站在什么立場，為誰說話？遠的不說，就說當代的兩位作家曹征路和劉繼明，曹征路的《那兒》《豆選事件》《問蒼茫》，塑造了一個個高大鮮明的普通勞動者形象，如小舅、菊子、柳葉葉等，歌頌了勞動人民的可貴精神，同時也揭露了資本社會的腐朽黑暗。劉繼明老師的《江河湖》《人境》《我們夫妻之間》《茶葉蛋》等，塑造一批真誠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的光輝形象，如沈福天、馬珂、大碗伯、馬垃、慕容秋等，同時也揭露了中國社會變遷下，廣大勞動人民遭受的苦難。這些作品同樣既有歌頌又有揭露，但與莫言及方方們的歌頌和揭露有著云泥之別。
再說所謂的愛國，難道莫言不愛國嗎？正如上述，如果莫言不愛國也不會寫出正能量滿滿的《莫言日記》，如果莫言不愛國，又怎么會位于中國作協副主席的高位，而且他獲諾獎后，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文化部和中國作協的負責人，也曾紛紛致電祝賀，后來還當選了中國作協副主席，出席過第二次文藝座談會。難道這些中國上層都是睜眼瞎或者傻子！可見莫言不愛的是前三十年之國，而對后四十年之國愛得狠呢！原因無它，因其本身就是后四十年的重大受益者。
莫言是個矛盾的綜合體、復雜糾結的存在，我們只能說上述三副面孔認識的莫言是表象的莫言、單向度的莫言，而非真實全面的莫言，要認識真實全面的莫言，就要摒棄主觀唯心的視角，而要運用客觀辯證的視角。說到底莫言及其代表的一大批人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是一個時代的表征，是真正地內生于中國當代政治氣候，而非所謂西方的陰謀“策劃”，也非其主觀使然。恰如劉繼明老師所揭示的：“說到底，莫言文學在中國的盛行得益于近四十年中國的“改天換地”，換句話說，沒有改開以來主流政治對前三十年的基本否定和控訴，就沒有莫言和莫言們的應運而生。”這才是莫言及其代表的一大批人的真正由來。
二、掀起批判莫言風暴之謎
這次又是由司馬南挑起，輿論場掀起對莫言批判的軒然大波。然而，對于莫言一直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挺莫和批莫的爭議之聲多少年來一直不絕。如果往前追溯，最早的一次激烈批莫還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以魏巍同志主持的《中/ 流》雜志為陣地的一批老左派，發起了批判莫言的先聲，他們召開了座談會，發表了一批批判文章。其時，莫言還未象后來那樣有名，但這一次批判的結果如何？我們都知道，后來《中/ 流》雜志被封，莫言不僅毫發未傷，而且還一路走紅，繼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一時成為民族國家驕傲，莫言也達到其人生的頂點。
何以至此？原因無它，是時勢造就了莫言。因為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景象是這樣的，正如一位作者所說：“那是一個用美西方的審美和價值觀，講述傳統東方故事的時代，那是整個社會都陷入了文化上自我否定，活在了別人思維模式中的時代。主旋律就是《河/殤》，《丑陋的中國人》就是自我鑒定，而莫言的《豐乳肥臀》就是那個時代的文學巔峰。那時的中國文化界，在對美西方極度崇拜、極度自卑后徹底完成了身心的皈依，在文化上尋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主宰。漢兒皆作胡人語，卻向城頭罵漢人。那是一個西方的月亮是圓的，西方的空氣是甜的，除了美國的道路我們無路可走的時代。那個時候貶低中國人就是政治正確，就是‘睜眼看世界’，就是時代風尚，就是中國好聲音。那是一個中國文化嚴重內分泌紊亂的時代，那是一個西方現代劣質文化和中國傳統糟粕文化瘋狂交媾的時代。我們幾十年來看到的文學和影視產品，絕大多數都是那個時代的濫觴。那個時代‘弄潮兒向濤頭立’的不僅僅有莫言，還有他身后數不過來的知名人士。他們站在聚光燈下，掌握著擴音器和麥克風。當他們集體為自己是中國人而自慚形穢時，自信和自尊也就成了奢侈品”，此時的莫言要不風光都難，豈是幾個邊緣化老左派能撼動得了的！
那么此次司馬南怒懟莫言的批判風潮何以在輿論場掀起風暴，當然也是時勢所造、時勢所需。與當年老左派相比，可謂是時勢異也。現今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的蜜月期已經結束，而與美國的摩擦則不斷加劇，隨著中國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威權主義成為中國的主流的政治思潮，而反映在文藝上，一切與主流思潮相背的作家和作品必然要經受重新洗牌。
近年來，司馬南在中國輿論場掀起了幾次大的風潮，似乎成為中國政治的一種風向標，或者說司馬南的批判，似乎具有某種標志性意義。
比如上一輪的批判聯想及柳傳志，在某種意義上表明中國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徹底私有化、資本化經濟政策已經走向式微，政府節制資本野蠻生長，提倡共同富裕的政策適時出臺。而此次批判莫言，一定程度上講，是否也標志著歷史虛無主義主導的逆向民族主義、西化派文化思想也將徹底被摒棄而走向沒落。與此相應的是，包括“文化自信”的四個自信，已成為新時代的宣言。這一切之所以發生，無疑表明中國已經從當初的特色社會主義1.0發展到了現今的特色社會主義2.0,或者說中國已經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發展到了特色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因而說，當年捧莫言是時勢所造，現今批莫言亦是時勢所需，而類似司馬南及李光滿這些人，不過是嗅覺比常人靈敏些，氣候一到，當出手時就出手，因此得以博得滿堂紅，賺足流量。
正如一篇文章作者所指出的：“自媒體是個生意，大部分自媒體都是生意人，什么能賺錢就做什么，……一些粉紅大V自作多情，認為現在民族主義占上風是因為公知名譽掃地，老百姓認清了他們的丑惡面目，這才棄暗投明，改弦更張。其實哪是什么輿論變化，只是監管的風向變了，以前假冒“公知”可以賺錢，就天天吹美國，今天假冒“愛國者”可以賺錢，就天天極“左”，自媒體天然會順著監管的需要，在允許的范圍內制造聲勢，輿論生態的變化，更多是生意而非現實，在網上經常發聲的人，更多是被允許發聲。”可見，我們所見的所謂輿論風潮很可能正是背后的力量所引導所樂見的，而一些人還在自鳴得意，還以為是自己的功勞，那就謬之大矣！
所以，對于司馬南怒懟莫言引發的這場批判風潮，我們要象上次批判聯想柳傳志一樣，保持一定的理性，從表象透視實質，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發展規律，而不為表象迷惑，甚至被牽著鼻子走。就如劉繼明老師叮囑我們的：“了解這一點后，我們至少就不會無的放矢，反而把一些真問題忽略和掩蓋過去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以莫言為代表的歷史虛無主義被摒棄，那么是否意味著歷史唯物主義及其自然延伸的社會主義回歸呢？反正我們現在看到文藝舞臺上仍然充斥的盡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清官老板，而工人農民普通勞動者鮮有他們的身影，正如最近毛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的：“古偶劇成了中國最封建的地方”，難道這就是我們要回歸和繁榮的所謂傳統文化？
三、怎樣評價莫言
關于怎樣評價莫言，劉繼明老師在《歌頌還是暴露？這不是一個問題》一文中為我們樹立了典范，在一般小粉紅、正能量們看來，劉繼明老師似乎在為莫言說話，他們不理解。
首先，劉繼明老師指出了莫言是時代、是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產物，這就不僅局限于對個體的評價，而是上升到對一個階層、集團的評價，正如毛主席教導我們：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莫言無疑會打上這樣的烙印。而且根據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原理，知識分子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階級，知識分子只能依附在相應的階級上，就像毛依附在皮上一樣。作為知識分子的莫言無疑也要依附其相應的階級。因而我們批判莫言，更要揭露莫言背后的階級實質。
其次，劉繼明老師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既揭露其反動消極的一面，對其作品也非一刀切予以否定，而是客觀公正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既有所否定，又有所肯定。而且將莫言作品的藝術性和思想性加以區分，充分肯定了其作為小說家的藝術水平，但同時對其思想進行鞭韃批判。
最后，劉繼明老師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莫言個人品格，這就表明對一個作家要辯證地、全面地看，將其作品與人品既分開來、又綜合來看，才能得到全面真實的認識。
同樣作為作家的劉繼明老師對莫言的評價可謂方家之言，由皮及里，具體而全面，經典獨到，直擊要津，對于我們認識莫言無疑具有指導意義。
記得曹征路在一篇文章中講道，評判一部小說作品的優劣，關鍵看它是否符合三個邏輯，即歷史邏輯、生活邏輯、藝術邏輯，首先看小說所表現的特定歷史時期的規定情境是否是那個時代的主流或者本質。然后以常識判斷看所寫是否符合普通人的生活經驗，最后看能否在歷史邏輯和生活邏輯之上建立起自己的藝術邏輯，其間的敘事是建立在人物性格發展的合理軌跡上，而不是建立在偶然性上。以此來判斷莫言的小說，比如《豐乳肥臀》這樣的作品，顯然與這三個邏輯嚴重相悖，因而即便從藝術性來說，也是不成功的，算不得優秀小說。
如何評價文學作品，作家如何進行創作，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最權威也最經典的標準當然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部光輝著作，它應該是無產階級文藝家的圭臬和指針，莫言雖然手抄過這篇光輝的著作，但他也僅僅只是抄抄而已，并未真正入腦入心，更未付諸創作實踐，而是相當識時務地加入了他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的主流。作為一個有著藝術天賦的小說家，是其幸耶或不幸耶？正所謂“是生前得富貴，還是死后得永恒”，對有才華的知識分子來說確實是一個不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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