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否有這樣類似的經歷？刷短視頻時會感嘆：時間過的很快，半小時一瞬間就過去了，平臺軟件推薦的都是您喜歡看的東西。在搜索引擎上找一個話題，閱讀了幾分鐘，此后就會發現各大閱讀平臺，短視頻平臺大多都在推薦這個話題。您仔細觀察：似乎各大平臺之間也有壁壘，也并非所有平臺推薦，比如某企業的負面新聞，在有些平臺存在并持續發酵，而在一些平臺卻悄無聲息……
這些看上去稀松平常的現象，實際上是就是資本意志侵入網絡輿論的一個個縮影。據第48次《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達10.11億，已占全球網民的五分之一，互聯網普及率達71.6%。[1]互聯網應用和服務的廣泛滲透，構建起數字社會的新形態，不斷增強社會聯系與互動，為民眾獲取信息提供了極大便利。國人獲取信息的渠道，早已由閱覽紙質媒體、收看電視媒體，轉為更多從網絡獲得信息。但與此同時，網絡輿論場域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如資本無序擴張導致資本意志侵入網絡輿論，逐漸染指意識形態塑造，影響和操縱輿論話語權和社會心理動向成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重大風險之一。資本掌握的媒體平臺是否堅持黨的領導，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這關乎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原則和底線問題。從意識形態安全視角來看，資本的欲求一旦超出其作為文化產業生產要素的經濟功能，按照資本邏輯對網絡輿論進行滲透并加以控制，就會嚴重威脅國家文化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
一、資本意志侵入網絡輿論運行機制
“互聯網”作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產物，并非社會存在本身，互聯網受生產關系制約，背后的生產關系決定了其意識形態屬性。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上的進展……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2](p.402)“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2](p.98)一般而言，意識形態領導權、話語權屬于上層建筑范疇，國家具有對意識形態傳播壟斷權力，主流意識形態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近年來我國網絡媒體平臺飛速發展，資本意志已經有滲透我國當下輿論場的跡象。中宣部和主流媒體發出警告：“堅決防范資本操縱輿論”“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加強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1
資本意志滲透網絡輿論指的是：憑借算法控制、平臺滲透、輿情干預、境外操縱等方式對信息進行篩選、加工，是按照資本意志呈現出的虛假的上層建筑景觀，這種上層建筑與現實中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意識形態并不一致，這既包括國內資本，也包括境外資本，甚至有的是混合跨國資本集團，同時也涉及對傳統媒體滲透，進而沖擊現實主流意識形態。其運行機制主要包含以下三層基本含義：
第一，“算法控制”是資本意志滲透網絡輿論場的技術工具。互聯網將信息作為虛擬社會存在的最基本單元，建構出現實社會中的數字社會。數字社會中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的關系與活動產生出海量數據，需要依靠各種不同算法完成數字社會內部的組織化職能。“算法”是聯系現實世界與網絡虛擬世界的智能橋梁，是計算機通過系統方法來解決現實/虛擬世界問題的策略機制。從技術上看，算法邏輯本身追求“技術中立”，但分屬于不同商業網絡平臺，算法技術依賴于資本力量的開發決定了其必須要服從逐利的資本邏輯。“數字空間已不僅是通信方式，而且是資本積累和全球資本運作的舞臺。”[3](p.153)資本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算法推薦、算法分析、算法決策）占有并深度分析海量數據，完成信息內容與用戶精準匹配，預測人們的行為，替人們高效篩選出優質內容和結果，實現商業平臺對利潤的獲取。同時，資本意志對數字社會價值的滲透已抵達用戶指尖，人們每一次搜索和點擊都伴隨著數據的深加工，是對個性化用戶的“價值畫像”和社交化的信息關聯，是個人信息基礎上再造與個體密切相關的虛擬個體信息的過程。“對于個體來說，當他接受算法推薦的內容、產品時，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借助算法作出判斷與決策，也就是把對內容與產品的價值判斷建立在算法的評價上。”[4]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認為，信息傳播中，因公眾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我們只聽我們選擇的東西和愉悅我們的東西的通訊領域”。[5](p.8)例如抖音、微博、微信等媒介平臺，算法編織出“信息繭房”導致用戶被動選擇同質性信息。長此以往，用戶就會失去接觸異質性信息的機會和能力，沉浸在資本打造出的虛假“流量幻象”之中，消費主義、泛娛樂主義思潮隨之出現。
第二，“傳統媒體+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是資本意志滲透網絡輿論的重要載體。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充分利用不斷革新的媒介，塑造其“意識形態霸權”，維護資本集團統治。在政府層面，美國國務院及其下屬的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次卿辦公室、公共外交指導委員會，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公共事務部，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廳下屬的公共事務辦公室、中央情報局、情報與研究局、美國海軍情報局及國防情報局都是執行輿論傳播戰略的官方機構。[6]在媒體層面，美國國際媒體署統籌旗下新聞網站以62種語言覆蓋了全球54億觀眾。2傳統媒體包括：美聯社（AP）、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美國廣播公司（ABC）、福克斯（FOX），美國之音（VOA）和世界電視網（World Network）等廣播電臺、電視臺和報刊雜志，新興社交媒體包括：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油管（You Tube）、Instagram等互聯網社交媒體。美國資本集團利用媒體平臺壟斷優勢，配合資本意志（投資方、廣告方等），選擇性編輯、屏蔽、炮制相關內容，達到引導網絡輿論議題，從線上和線下控制網絡輿論目的。2021年1月9日，以“推特治國”著稱的特朗普反被推特以煽動暴力行為為由封號，這是美國資本通過輿論手段控制政治的一件典型案例。[7]緊接著臉書、谷歌、蘋果、Tik Tok、Youtube、紅迪網（Reddit）、twitch、電商平臺Shopify、Instagram、Snapchat、Discord、Pinterest聯手封殺特朗普。反過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這些媒體平臺，通過滲透、渲染等方式強化意識形態認同，插手他國事務，甚至煽動制造分裂。對于他國而言，這就是意識形態風險。美國媒體平臺按照資本意志宣揚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民主憲政等資本主義思想，已成為意識形態輸出的慣常做法。例如在2019年香港極端暴力事件中，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發布“蒙面穿衣指南”，詳細列出了參與暴力活動的必備物品，公開支持香港暴力分子。習近平指出：“西方敵對勢力一直把我國發展壯大視為對西方價值觀和制度模式的威脅，一刻也沒有停止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8](p.128)
第三，“網絡輿情干預”是資本意志滲透互聯網輿論場的慣用手段。網絡輿情作為數字社會中網絡表達和情感宣泄的重要呈現方式，良好的網上輿論生態環境通常是客觀、科學、正面、理性、規范的，而資本意志依據信息是否對資本有價值，采取多種手段對網絡輿情演化進行干預，創造“流量為王”輿論生態。通常采取以下手段：一是在網絡輿論議題生產階段，資本拉攏媒體平臺上擁有眾多“粉絲”的“網絡大V”發揮網絡意見領袖作用，將原始事件變為公共話題，在數字社會形成共同關切的輿論，同時在不同時間節點釋放出諸多觀點信號，引領輿論發展走向。二是在網絡輿論議題發展階段，資本指使“營銷號”運用不同方式：如醒目標題、幕后新聞、自說自話、激發矛盾，劇情反轉等方式，將“小話題”變為“大事件”，觸發社會痛點淚點，獲得情感共鳴，誘導民眾傾向，促成意見氣候。三是在網絡議題演化階段，資本調動大批“水軍”，偽裝成普通網民，通過發表、回復和轉發符合資本意志的文章或文案，甚至通過“網絡罵戰”“刷票打榜”“刷屏控評”等方式在社交網絡中傳播釋放大量有目的甚至不真實的文章，形成輿論壓力，造成社會影響，影響政府決策。四是在網絡議題控制階段，資本動用“輿情公關”，對不符合資本意志輿論信息的信息進行輿情監控，選擇篩選裁剪、搜索排位手段，甚至采取非法刪帖屏蔽。2016年7月，某明星因支持涉嫌分裂國家和辱華事件而被網友在新浪微博平臺上抵制，7月6日，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梳理事件過程，閱讀量超過2739萬時被刪帖。[9]部分網民為資本塑造輿情假象驅使，動搖政治立場和道德判斷，站在資本集團一邊，形成“網絡民意”，最終助推資本價值追求實現。例如“飯圈”背后是龐大的偶像產業市場，涉及經紀公司、社交平臺、“職粉”（職業的粉絲組織者）、“粉頭”乃至水軍等多個資本市場。“飯圈”參與者大多涉世不深，資本利用其單純執著和憤怒，煽動負面情緒，以實現幕后勢力方的私利。不少未成年人在社交媒體中形成聲氣相求的“飯圈”，群體內觀點逐漸一致。群體意見在“回音室效應”下固化，在同質意見內卷的“信息繭房”中推助輿論極化，誘發網絡民粹主義思潮抬頭。
二、資本意志滲透網絡輿論的表征及危害
“網絡已是當前意識形態斗爭的最前沿。”[10](p.36)網絡意識形態是社會上思想、觀點與現實各種因素在輿論中的交織呈現，關乎國家長治久安。毛澤東指出：“凡是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11](p.194)習近平指出：“隨著新媒體快速發展，國際國內、線上線下、虛擬現實、體制外體制內等界限愈益模糊，構成了越來越復雜的大輿論場，更具有自發性、突發性、公開性、多元性、沖突性、匿名性、無界性、難控性等特點。”[10](p.45)資本意志侵入網絡輿論試圖影響黨和政府在輿論領域主導權和控制權，破壞輿論的安全和健康發展，擾亂正常的社會秩序。
第一，主流意識形態存在被沖擊和消解的風險。歷史經驗表明，國家動蕩、政權更迭往往始于思想領域的混亂、指導思想的動搖。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及近年來一些國家發生的“顏色革命”就是前車之鑒。資本意志侵入網絡輿論的根本原因是其追逐利潤為天性的“資本邏輯”。“資本邏輯”的理論基礎主要表現為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念，該理論將“資本”視為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把“人”看作增殖資本之手段，強調發揮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在經濟中的作用，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并轉化為一整套政策措施。這本只是一種學術觀點，且在全球適用效果并不理想，但卻被西方國家包裝成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體系進行兜售。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制度，這是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資本意志侵入網絡輿論，多元社會思潮出現并趨于活躍，互聯網媒介平臺為了滿足商業利益，曾無視、允許、引導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主流意識形態的表達，雖然以上情況目前已得到較大改善，但仍會以更為隱蔽、復雜的狀態在網絡上呈現。具體表現在：一是淡化甚至消解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曾經明目張膽引導發布“反馬”“非馬”觀點，傳播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無用論”“暴力論”，現在則以“打著紅旗反紅旗”“以馬反馬”，披著學術作品、文藝作品的外衣，以偽裝性更強的方式呈現。二是反對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抹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曾經大肆鼓吹“全盤西化”“市場萬能論”“國企私有化”“國企腐敗論”的言論便是該思潮的典型代表，而現在則主要通過采取“話題碰瓷”的方式在網絡上配合境外媒體炒作，煽動“武漢病毒”“新疆棉花”“香港人權”等敏感議題。三是妄圖取消黨的領導，否定軍隊的政治屬性。曾經大張旗鼓宣揚“憲政主義”“三權鼎立”“軍隊國家化”等議題，如今則渲染極端行為，過分拔高塑造，無原則吹捧，顛覆大眾認知，通過“軟性歷史虛無主義”暗語影射、以偏概全、明褒實貶的方式攻擊黨、國家和人民軍隊。這些反動勢力通過資本控制的媒體平臺煽動反動言論，攻擊主流意識形態，有些不明真相的群眾受到蠱惑，成為其傳聲筒，對國家意識形態安全造成負面影響。
第二，網絡輿論往往是“顏色革命”的突破口。資本控制的新媒體平臺在“顏色革命”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從近年來西方國家在不同國家與地區策劃的“顏色革命”案例來看，網絡輿論往往成為引發暴力革命，顛覆政權，改旗易幟的“引爆點”，習近平強調：“現在，意識形態領域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往往因網而生、因網而增，許多錯誤思潮也都以網絡為溫床生成發酵，互聯網已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12](p.151)具體說來有以下三個風險點：一是主流媒體失控。縱觀多次“顏色革命”的案例，看似一夜之間輿情洶涌，實際上是該國主流媒體早已喪失了引導能力，民眾思想開始走向混亂極端，唯西方媒體是從。如2010年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最初是通過12月初“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所謂的“外交電報”，民眾受到該信息引導，紛紛倒戈突尼斯的反政府派。12月17日突發的突尼斯失業大學生自焚事件，立即由西方掌控的網絡媒體傳播，點燃民眾情緒，最終推翻原有政權。二是“線上線下”滲透。資本操縱的非政府線下組織通過學術交流、沙龍會議、資助出國、扶助邊緣群體等方式培養其代理人，并幫助其建立“自媒體”“獨立媒體”，包裝其成為“公眾人物”“意見領袖”等完成對主流媒體“點滴滲透”。這些新聞媒體在西方操縱下，通過“放大”“丑化”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內部問題或某個事件，網上和網下密切協作，發起民眾抗議乃至推翻原有政權。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先在虛擬世界中進行網絡思想動員，社交媒體被廣泛應用于組織抗議、相互溝通、外界聯絡，甚至向西方世界直播動態，最終沖擊現實政權。三是“網絡霸權支撐”。主流話語如果不符合資本意志，將會被他們的社交媒體平臺排除出網絡輿論場，導致主流價值失語、失聲。據香港《大公報》不完全統計：僅2019年，推特和臉書兩家社交媒體以“違反推特價值觀和平臺操作政策”“背后有國家操縱”“中國用假消息抹黑香港抗爭”等理由，關停或者暫停高達20余萬個中國賬號。[13]
第三，網絡輿論是誘發其他風險的“溫床”。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是經濟、社會、政治等狀況的反映。從諸多社會輿情事件可以看出，網絡輿論常是誘發其他風險的策源地，各種風險相互交織并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具體來說：一是誘發政治風險。“資本集團按照自己的需要，培育自己的文化精英，將社會的輿論權和話語權交托給文化精英掌握”，[14](pp.12-13)在一些重要的時間節點里應外合，渲染和加劇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引發社會矛盾激化與階層對立，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形成攻擊與消解。近年來否定近代一切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污蔑共產黨，通過“揭秘”和“傳記”形式來丑化領導人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已可看到資本介入的身影。二是誘發經濟風險。傳統媒體時代，公權力部門和主流媒體管控著絕大多數傳播介質，他們依據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價值觀進行傳播活動。正如上文分析，資本邏輯的本質決定著網絡輿論必然要服從資本逐利的天性，其輸出價值觀必然是政治集團利益需求。比如美國臉書公司通過控制輿論為“天秤幣”造勢，可能引發跨境資本監控、反洗錢等諸多金融風險，國內互聯網輿論場上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輿情炒作，產生誤導國有企業改革輿論甚至引起市場波動。三是誘發科技風險。資本集團憑借資金充足、制度靈活、技術先發等優勢，長期占據算法技術、媒體平臺、計算機芯片、用戶設備、軟件和應用程序等影響網絡輿論的核心部位，通過社交軟件獲取國防科工機密案件時有發生，直接威脅到科技領域安全。四是誘發外部環境風險。境外資本集團通過數字滲透，挖掘個人敏感信息（如手機定位、語音通話等），劫持用戶網頁（如篡改網頁、安插惡意軟件等），收集日常操作（如郵件、文字資料、照片等），更為隱蔽地侵入網絡輿論，從美國“棱鏡門”“X-關鍵得分”等監聽世界計劃可見一斑。五是誘發黨的建設風險。黨內有部分領導干部受“意識形態終結論”“意識形態淡化論”“去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等錯誤思潮影響，存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導致權錢交易、錢色交易、行賄受賄、生活腐化等現象屢禁不止，影響了執政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地位。
三、防范資本意志滲透網絡輿論的治理路徑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要“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全面加強網絡安全保障體系和能力建設”。3目前來看，各種社會思潮此起彼伏、交錯迭代、爭持消漲，資本意志滲透網絡輿論加劇了多元化思潮發展，對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造成嚴重挑戰。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導致意識形態風險交織疊加，形勢愈加復雜。要深入研究資本意志滲透網絡輿論的作用機理并加以有效治理，有效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對此，筆者認為應當要做到以下四方面。
第一，堅持黨對媒體的全面領導，貫徹落實“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十個明確”，將“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放在了“十個明確”的首位。一是堅持“黨管媒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重要法寶。防范化解資本意志入侵網絡輿論的關鍵是切實加強黨對媒體的全面領導，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掌握“槍桿子”與掌握“筆桿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澤東指出：“應該將報紙拿在自己手里，作為組織一切工作的武器。”[15](p.111)改革開放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到確立與發展，但新聞宣傳工作的性質始終是不變的，黨始終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總方向的掌舵者。鄧小平強調：“黨報黨刊一定要無條件地宣傳黨的主張。”[16](p.272)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黨管媒體原則有諸多重要論述，如“要堅持黨管媒體原則，嚴格落實政治家辦報要求，確保新聞宣傳工作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對黨忠誠可靠的人手中”，[17]“無論時代如何發展、媒體格局如何變化，黨管媒體的原則和制度不能變”。[10](p.41)二是堅持黨管媒體，把各級各類媒體都置于黨的領導下，確保黨對媒體的主導權、管理權，特別是政治屬性較強的媒體，如各類黨報黨刊黨臺和通訊社。“黨媒必須姓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的團結，做到愛黨、護黨、為黨。同時，黨和政府還要管好市場化、商業化程度較高的媒體，如都市類媒體、大眾化媒體、專業性媒體和各類網絡新媒體。黨對媒體的領導方式可以有所區別，但不能放棄黨管媒體的原則，在輿論導向上不能有差別。三是要注重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統一。黨對輿論導向上的管控，要在黨的集中領導下突出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基本準則，真正做到“網絡安全為人民，網絡安全靠人民，維護網絡安全是全社會共同責任”。[18](p.16)我們黨應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與黨站在統一戰線上共同抵御資本所裹挾的各種非主流意識形態和錯誤思潮，共同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
第二，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形成強大的宣傳聲勢。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和靈魂。資本意志入侵網絡輿論，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馬克思主義在主流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如何用馬克思主義引領當代社會思潮？如何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就要求：一是要做好抵御防控資本意志入侵網絡輿論的基礎性制度建設。資本意志入侵網絡輿論的核心問題就是要不要堅持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把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作為一種根本制度，是抵御防控資本意志入侵網絡輿論根本制度保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全面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時代要求，同時要形成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減少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誤解與偏見，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二是持續壯大主流輿論的聲音與影響。要營造抵制利益導向的輿論氛圍，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掌握輿論場主動權和主導權，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采取創新方式方法，根據不同傳播媒介和受眾的特性，制定差異化策略，提升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引領力。習近平要求：“媒體格局、輿論生態、受眾對象、傳播技術都在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互聯網正在媒體領域催發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革。讀者在哪里，受眾在哪里，宣傳報道的觸角就要伸向哪里，宣傳思想工作的著力點和落腳點就要放在哪里。”[17]三是要依法加強網絡空間治理，注重網絡內容建設，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強化網絡平臺的公共性質。要引導網絡媒體加強行業自律，自覺落實主體責任，不斷健全網絡信息審查制度，明確各主體的責任、權利與義務，各類媒體要旗幟鮮明地批評錯誤觀點和錯誤思潮，絕不允許搞“法外之地”、輿論飛地。
第三，確立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主導地位，健全資本準入制度。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在市場經濟框架內執行黨的政策、落實國家戰略、貫徹宏觀調控，是抵御防控資本意志入侵網絡輿論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一是在制度戰略設計上要著眼長遠，著眼建設“文化強國”戰略，制定好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相應規劃，國有企業要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等涉及網絡媒體的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涉及網絡平臺和技術攻關項目，要制定好針對重點人群、重點地區、重點領域輿論的反資本滲透的具體戰略，抵制資本對輿論領域的影響和操縱。二是在資本準入方面，對宣傳導向型的媒體實行國有獨資或國家控股參股，進一步加強相關企業準入標準的界定。如2021年10月8日國家發改委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1年版）》（征求意見稿）就明確了非公有資本禁止違規開展新聞傳媒相關業務。三是做到既要防止資本在媒體無序擴張行為，又要充分調動傳媒產業的發展活力，依法保護民營、外資等其他所有制的合法產權和自主經營權，使其更好地為保障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服務。
第四，堅持技術治理，完善網絡空間立法。當前我國關于智能算法推薦相關法律法規的建設顯得相對滯后，傳統的法律法規在監管智能算法推薦上也表現出適應性不足。[19]我們要將加強算法技術治理與算法治理管控，完善網絡空間立法并將其作為完善總體國家安全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是加強網絡核心技術的突破，強化監管能力。技術“卡脖子”問題必須解決，逐步扭轉當前我國網絡意識形態斗爭中技術上的弱勢地位和被動局面，利用大數據、智能化等技術優勢，提升監管的效率和精準性，根據算法推薦服務的內容類別、用戶規模等對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實施分類分級管理，以強大的網絡核心技術和有序的分級分類管理，營造良好的數字生態環境。正如習近平所強調，“要以技術對技術，以技術管技術，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18]二是強化行業規范，強化行業專家協會對算法技術應用專業性同行評議權重，引導主流價值導向駕馭“算法”，防止算法媒體權力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野蠻生長。如要求推薦服務提供者應以顯著方式告知用戶其提供算法推薦服務的情況，并以適當方式公示算法推薦服務的基本原理、目的意圖、運行機制等。同時，公開范圍不應涵蓋全部算法內容的底層邏輯，以合理保護算法開發者的知識產權。[20]三是進一步完善網絡空間立法，在《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關于加強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意見》《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應用自律公約》等政策法律基礎上，進一步建立治理機制健全、監管體系完善、算法生態規范、引導平臺及企業擔當社會責任，服務行業自律的算法安全綜合治理格局。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本文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3期，授權紅色文化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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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參見《中宣部副部長徐麟：堅決防范資本操縱輿論》，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3776033815144993&wfr=spider&for=pc；《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經濟日報》2020年12月27日；金觀平：《加強監管防止資本野蠻生長》，《經濟日報》2021年12月20日。
2參見United States Advisory Commissionon Public Diplomacy，“2019 Comprehensive Annual Report on Public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Focuson FY 2018 Budget Data，”pdf,p.180.
3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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