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俄烏戰事以來，一些奇談怪論多了起來，先是某大學教授以“捎口信”的形式聲稱：趕快選邊站啊，站在美國西方一邊吧，時間也僅僅一個星期，若再遲疑就晚了。你看時間掐在他手里似的，一個星期，他就那么斷定？似乎他參與了決策一樣。更有一些大學公知，干脆聯合發表什么“反戰聲明”一類的玩意兒。戰爭還沒有發生在我們國土，這些人已經露出了十二分的漢奸相。
今天，因為疫情，我們國內經濟上受到一些影響，這是全世界都有的，多數國家比我們嚴重太多了，借助國家要復工復產這個總要求，以及群眾對恢復經濟的期待，有人又在示好，散布另一種情緒，甚至口出狂言，大叫大喊一定要向美國向西方該低頭就得低頭。總之，還是“中美夫妻關系”那些讓中國人極其厭惡的陳詞濫調又在重彈。
“毒教材”事件發生以后，美國鬼子坐不住了，罵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叫囂要懲罰我們時，國內一些反動公知也緊密配合，對美國人的污蔑跟著大聲喊叫，說什么追殺“毒教材”有什么必要嗎？為什么就不許宣揚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文化呢？非得宣傳中國那些落后愚昧的東西嗎？教材上有點“露”有點“透”的畫面有啥了不起？天塌下來不成？
還有比這更加惡意、更加瘋狂，也更加有計劃有目的地對人民群眾的愛國行為進行詆毀和污蔑的。比如，對待國內群眾的愛國言行，他們有一個統一的稱謂，一律叫“愛國賊”，認為都是無知的群氓。這種瘋狂的肆無忌憚的文章可以見諸于多個媒體。甚至還公開叫板和侮辱司馬南這樣的愛國者和優秀的時政評論大家，說什么這些人對于共同富裕這個口號加以錯誤解讀，針對現在利益分配存在的問題，利用家長們對孩子教育的重視，利用群眾的樸素的愛國情感，不斷將一個個企業家精英、文藝界精英批倒批臭。
此類言論，甚囂塵上，大有把群眾的愛國激情，把人們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的激情一舉撲滅之勢。還有更加赤裸裸的鼓噪說，要給自己留點后路，不要等到事情變了，到那時便沒有了回旋余地。
這些似乎帶有什么“好心”的帶有規勸類的言論，在中國人的記憶里，聽起來怎么這樣熟悉。歷史是有記憶的，這種聲音，這樣的嘴臉，中國百姓為何那么熟悉呢？對了，上了年紀的中國百姓都想起來了，那個形象，是手里掂著一面鑼，低眉哈腰地，一邊敲鑼、一邊替日本鬼子嚇唬中國人的那些漢奸的模樣。那聲音，那腔調，幾乎與今天的這些公知“耗材”們沒啥差別。那時的漢奸們也是就是這樣聲嘶力竭地叫喊，“皇軍要我給大家帶個話，這個天下現在就是大日本皇軍的了，要給自己留個活路！”以此來動員中國人給日本人去修炮樓、送糧食，出苦力。
今天，在敵我雙方幾乎面臨決戰的情勢下，八九十年前的這種聲音和情景又在重復，幾乎也是“皇軍讓我給您帶個話”之類。一看就是汪精衛的余黨，是顧順章、甫志高一類的叛徒漢奸之類。不過雖然漢奸還是那樣的漢奸，與八十年前沒有多大的區別，但中國早已不是那時的中國；中國人也早已今非昔比，雖然還有少數依附鬼子的漢奸公知，但大多數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已經是揚眉吐氣的東方巨人。眼下中國百姓對這種會“給皇軍帶話”的家伙特別討厭，非常仇恨。
你看現在的人民，眼看帝國主義對我們進行圍堵，舉國上下早已在摩拳擦掌，恨不得國家馬上下令，為與美日這樣的鬼子進行決戰奔向前線。眼看俄烏戰場的膠著局面，有些青年人甚至比普京還著急。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從1840年以來，帝國主義欠下中國人民的一筆筆血債，不管公知們用什么樣的話忽悠我們，中國人民早已不信那一套。
老百姓清醒得很，反動公知們說的那些企業精英、文化精英，就是一群這些年大批轉移國家資金，借用改革名義，把國家資產私有化的一幫壞家伙。就是那些拼命替美國西方價值觀評功擺好，利用反動作品污蔑我們的國家、丑化我們的黨、詆毀我們的制度的那些反動文人。就是像普京說的，藏在媒體界、法律界、文化界、財政界、教育界的一些與黨和人民早已不能同心同德的蛀蟲和“耗材”。警惕這些人對我們事業的極大危害，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這一點，俄羅斯的經驗值得我們研究和汲取，我們應該格外保持足夠警惕，早清除比晚清除好，早下決心比晚下決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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