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談到文學創作,公知們就以“暴露者”自居,反復強調文學創作的任務就是“暴露”。莫言曾直言不諱地表白:“我有一種偏見,我認為文學作品永遠不是唱贊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應該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惡的成分。”他還強調說:“我對社會黑暗面的批判,是非常凌厲和嚴肅的,都是站在人的立場上,對社會不公正的現象,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好象他們是為“暴露”而生,專為“暴露”來到這個人間的。“暴露”是他們的唯一。
既然公知們這么崇尚“暴露”,那我們今天就好好談談“暴露”。
談“暴露”,首先必須搞清楚暴露的對象。把誰作為暴露的對象,這是有原則界限的。這個世界上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有黑惡勢力和受害群眾,有好人和壞人,有惡人和善人。你的作品是把前者作為暴露的對象,還是把后者作為暴露的對象,這是必須嚴格分清楚的。決不能用“人”這個抽象概念混淆二者的區別。
莫言等公知們說,文藝作品的任務就是暴露“社會黑暗面”,但必須分清你暴露的是什么社會。社會有先進和落后、進步和反動之分。比如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私有制為基礎的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是落后的反動的黑暗社會。這種社會當然是暴露的對象。魯迅先生稱這種社會是“吃人”的社會,把這種社會作為暴露的對象進行無情的揭露和批判。而社會主義社會是消滅了剝削和壓迫,消除了兩極分化和貧富懸殊的先進社會,是讓廣大勞動人民翻身作主人過上幸福生活的人人平等的進步社會。這種社會決不是暴露的對象。把這種公有制社會作為暴露的對象,說明你站到了歷史進步的反面。
莫言等公知們反復強調文藝作品要揭露“人的惡的一面”,“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但人是分階級、階層的,不問青紅皂白,凡“人”就作為暴露的對象,這是善惡不分、故意混淆是非。
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明確指出:“對于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是人民大眾。”所以,“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這就指明了“暴露”的原則標準:暴露的對象只能是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包括所有的侵略者、壓迫者、剝削者。比如,《鐵道游擊隊》、巜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巜紅巖》丶《保衛延安》等作品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行徑,巜白毛女》、巜紅色娘子軍》等作品揭露了惡霸地主對貧苦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這些作品找準了暴露對象,就一直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和喜愛。
而莫言等公知們又把誰作為暴露的對象呢?他們揭露的是哪個“社會黑暗面”?只要翻開他們的作品就一目了然。他們始終把社會主義新中國作為暴露的對象。“傷痕文學”也好,“反思文學”也好,都不是暴露舊社會的黑暗面,而是專門暴露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陰暗面”,揭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不公正”。把社會主義新中國描寫成只剩下“貧窮”和“饑餓”的落后社會,甚至是“人吃人”的“黑暗”社會。這種黑白顛倒的“暴露”,這種極力攻擊和誣蔑新社會的作品,必然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遺責和批判。
把誰作為暴露的對象,最能反映寫作者的立場和觀點。你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立場上,你只會把萬惡的舊社會作為暴露的對象,只會把地主資本家等黑惡勢力作為暴露的對象,而決不會把消滅了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作為暴露的對象,決不會把勤勞樸實的勞動群眾作為暴露的對象。如果你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你就會反其道而行之。
立場不同,態度就截然不同。比如寫土改運動,周立波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在巜暴風驟雨》中熱情歌頌在黨的領導下,廣大農民奮起推翻封建主義的急風暴雨式的革命斗爭,謳歌貧苦農民的翻身解放和土地革命的輝煌勝利。而莫言和方方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在巜生死疲勞》和巜軟埋》等作品中惡毒攻擊和誣蔑土改運動,竭力為惡霸地主凃脂抹粉,嗚冤叫屈。莫言和方方們的愛憎是多么鮮明啊!
立場決定愛和憎。暴露什么,歌頌什么,都是立場決定的。莫言等公知們自始至終都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暴露”是逆歷史潮流的“暴露”,始終站到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對立面,遭到人民群眾的遺責和唾棄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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