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狀況催生一個普遍的社會心理：既然未來看不清楚，充滿不確定性，那么還不如掉過頭向后看，這樣可能更安全。
前兩天，清華大學的孫立平教授突然向俄羅斯學者亞歷山大·杜金開炮！
杜金是誰？
他是當代俄羅斯一位著名學者，也是普京總統的首席哲學家，西方媒體把他稱為“俄羅斯最危險的人”。
杜金和普京的密切關系，從孫教授引用的這樣一句話就可以看得出來：“杜金是普京的大腦，普京是杜金的身體。”
那么，杜金究竟有什么理論呢？
杜金提出的是一種被稱為“新歐亞主義”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
歐亞大陸的腹心地帶有一個獨立的民族文化圈。這里民族眾多，縱使他們也受到周邊幾大文明的影響，但是，廣闊的平原、草原、森林等地理環境所造就的各民族精神是一致的。這種精神與其他文化截然不同，因此它們絕不是任何文明的外圍或翻版。
杜金說，俄羅斯就處于歐亞文化圈的核心，應當堅決同西方劃清界限，保存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生活傳統。
在余涅看來，這樣一套理論，說不上有多么卓越的洞見，不過是全球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保守化潮流中的一支罷了。
全球保守化的潮流，是進入新世紀之后出現的。大背景是自二十世紀中期以來，從亞洲到歐洲、再到北美，人類追求進步主義的、普世理想社會“人間天堂”的努力不斷遭遇挫敗，這種狀況催生一個普遍的社會心理：既然未來看不清楚，充滿不確定性，那么還不如掉過頭向后看，這樣可能更安全。
實際上，美國出現的特朗普主義，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庶幾可以看作是一種美洲版的“新歐亞主義”吧？總而言之是保守化，向后看。
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主義”也是如此，印度人也在重新建構他們的歷史，外蒙古人還想著重返成吉思汗時代……
“新歐亞主義”能不能成功，現在下任何結論都為時尚早。但這套理論在俄羅斯產生了兩個效果：
一是開始重新塑造俄羅斯人的自我認同，他們不再一廂情愿地地認為是自己是西方人和西方的一部分了，他們也無須有點屈尊地認為自己是亞洲人了，現在他們只需要認為自己是自己就可以了；
二是“新歐亞主義”也讓他們走出蘇聯解體后茫然不知所措的狀態，開始重獲自信。他們不再單相思一般地要融入西方，而是嘗試尋求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
平心而論，對“新歐亞主義”這樣帶有總體性色彩的理論，進行理論評析，指出其存在內在的邏輯悖論和歷史敘述的不能自洽，都是可以的。
但孫立平教授沒有這樣做，他沒有像“一個學者批評另一個學者”那樣嚴謹，而是以一種小市民式的自鳴得意的語氣，對杜金及其理論進行了嘲笑，說杜金“最大的問題是，不明白有多少米做多少飯”，“案板上只有幾條小魚小蝦，他（杜金）拿出的卻是一桌滿漢全席的菜譜”，云云。
孫教授還為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后沒有安心過小日子而惋惜，說什么
“一個曾經顯赫的大家庭，由于種種原因，衰落了，破敗了。如果明智一點，按照現有的情況，把日子心平氣和地過下去，這日子也不是不能過。怕的就是，這時家里出了一個雄才大略的戰略家，不顧一切地要恢復甚至超越祖上的榮光。如果是這樣，結果可想而知。”
余涅覺得，孫教授有點暴發戶心態，故意在說風涼話。
要知道在蘇聯解體后的葉利欽時代，俄羅斯真的是一心一意地要“把日子心平氣和地過下去”，但問題在于，以俄羅斯的人口、歷史、幅員等，你要過心平氣和的日子人家不讓你過呀！北約東擴、轟炸南聯盟、獨聯體內爆發的一輪又一輪顏色革命，都說明了這一點。如果俄羅斯不是出了一位當真有點雄才大略的普京，則步蘇聯后塵繼續解體也不是不可能的。
在余涅看來，孫教授之所以討厭杜金及其“新歐亞主義”，根本原因，還不在于“新歐亞主義”理論本身存在什么問題，而在于“新歐亞主義”內在地展示一種可能性——俄羅斯要走一條非西方的道路！
正是這樣一種“可疑的氣味”讓孫教授感到不爽，因為孫教授，以及相當一部分以自由派的自命的知識分子，骨子里還是歷史終結論者，他們仍然篤信福山的結論，認為西方的那一套終結了歷史，一看到有人主張走非西方道路，就有點像被人戧了肺管子，顧不上進行學理分析，就跳出來冷嘲熱諷了。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余涅無意為杜金及其理論辯護，這篇短文也不可能對“新歐亞主義”進行全面的分析。余涅想說的僅僅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然來臨的今天，最需要知識分子展示出想象未來的能力，但類似孫教授這樣的主流知識分子，不僅沒有想象力，甚至干脆拒絕想象，就連鄰居（如俄羅斯的杜金）展示出一點想象力也讓他們生氣，他們只知道“向西、向西、向西……”一條道走到黑，不管走得通，走不通。
這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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