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誕辰日這天搞事，新東方這逼事，這個資本集團本身并沒什么好說的。
一個被新時代社會主義鐵拳政策拍死的教育財閥，通過現在已知的信息和動向判斷，它下一步動作大概率是要“出海”，做海外教育市場。
說是“出海”，實質不就是逃離中國嘛。
七十年來，逃離中國的中國人在海外都是些什么姿態嘴臉，用不著猜測和預判。
回想7月23日雙減政策出爐當天，新東方大跌40個點，好未來跌了70%，高途跌了60%，51Talk跌了43%，有道跌了42%……
這一波吃了“改革開放紅利”、“應試教育紅利”的境內外資本，在鯨吞教育產業利潤、培植數個教育財閥、邪化國人教育觀三十年之后，也確實到了該“被改革”的時候了。
其實如果俞敏洪這幫資本巨頭能夠敏感一些的話，在今年5月份時就應該有所察覺。
今年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召開，官文很直白：“減輕學生負擔，強化學校教育的主陣地作用。提升課堂教學質量，優化教學方式，全面壓減作業總量，降低考試壓力。要全面規范管理校外培訓機構，堅持從嚴治理，對問題機構要嚴肅查處。要明確培訓機構收費標準，加強預收費監管，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
甚至在4月份時，當時就已經有“今年可能會有教改”的傳聞發出，針對教材改革、教學改革、教育產業改革的諸多聲音都在奔涌。
我微博（@-歐洲金靴-）在4月9日的時候發過，后被夾，有印象的同志應有記憶。
所以信號是早就釋出，何故七月末才后知后覺。
在雙辦發出“雙減”的《意見》之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也配合著打出組合拳，推出雄文《莫讓資本蒙蔽教育初心》，文本鏗鏘：
“《意見》明確要求各地黨委和政府要精心組織實施，務求取得實效。加強黨對“雙減”工作的領導，把“雙減”工作作為重大民生工程，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強化督促檢查和宣傳引導，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對責任不落實、措施不到位的地方、部門、學校及相關責任人要依法依規嚴肅追究問責。”
“不能讓良心的行業變成逐利的產業，這是必須守住的底線。”
新東方集團現存業務集中在四個板塊：大學教育、素質教育、海外教育、在線教育——前兩個受“雙減”政策影響小且為新東方最早布局的業務板塊，但相較于K12業務，續報難、剛需弱、市場規模小、競爭壓力大。
而在線教育確實在2020年受益于“疫情經濟”，得到了大筆熱錢——去年大量國內外資本對在線教育趨之若鶩，行業融資金額超539.3億元，超過了過去四年的總和——但是風口過去得太快，從來就不是新東方的營收主體。
因而，海外教育即將成為新東方主力，它現在已經擁有海外中文教育產品“比鄰中文Blingo”，面向4-15歲海外華裔，進行中文、中華文化教學，接下來的擴張是必然。
2021財年，新東方凈利潤2.3億美元，同比下降35.18%；K12業務連續虧損（2021財年K12營業成本8.12億，同比增長138.9%），雙減政策一出，離華就成了俞敏洪唯一的出路。
客觀來說，海外中文教育市場當前還處于藍海狀態，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長劉宏此前有介紹：截至2020年底，全球共有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育，70 多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國外正在學習中文的人數超2000萬。
新東方這時候入局，從布局的角度很恰當，只不過作為一家資本財團，它的政治面貌注定會轉換。
吃洋人的飯，就要合洋人的味兒。
所以，完全可以把新東方的各種破事視作為一種“準備”。
這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的誕辰日作妖、且是與莫言先生這種為地主階級翻案洗白的文人混到一起，自然也就無需詫異。
新東方不值得多說，倒是莫言先生，2021年了，馬上2022年，武漢那位大媽都早就被群眾拍翻，莫言竟然在很多人心中依舊光鮮不倒，也是奇怪。
我也不扣帽子，我還是“用作品說話”：
《檀香刑》，莫言先生以1899年高密縣農民領袖孫文領導的大規模農民抗德武裝斗爭為故事背景，這段歷史的事實本是德國人（及其所雇傭的買辦洋奴）侵害了沿線群眾的利益、引發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斗爭，卻被莫言先生寫成了殖民者調戲“孫丙”之妻引發的沖突、甚至還編造了起義領導者投奔義和團、自稱“岳飛附體”這等污名化義和團與群眾抗爭事業的橋段；其中《杰作》一章，莫言先生用悠悠然的筆調詳細描寫了劊子手趙甲對愛國壯士錢雄飛執行凌遲的全過程，并借劊子手趙甲之口傲慢地說：“起碼是在這一刻，自已是至高無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豐乳肥臀》，莫言先生借書中上官呂氏之口，公然著墨聲稱：“日本人不也是人嗎？他日本人占了東北鄉，不也是依靠咱老百姓給他們種地交租子？”、“他們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養的？他們和咱這些老百姓無仇無怨，能怎么樣咱？”還設計了“日本軍醫救活上官魯氏母嬰三人”的荒誕情節，算是變種的“一顆糖果”的偽史小作文；
《紅高粱家族》更過分，莫言先生不止一次把日本鬼子描寫為“年輕漂亮的小伙子”、“面孔清癯”、“善良”，還在一個日本兵試圖強奸“戀兒”的片段里，借“戀兒”之口寫道：“他面孔清瘦，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個口齒伶俐、見多識廣的讀書人……” 至于《紅高粱家族》里的八路軍游擊隊，則被莫言污蔑為“披著狗皮作戰、學狗叫的一群狗…”
莫言先生，您真的可以去應聘靖國神社的看門工了。
涉及土改的就更不用多說，那是莫言先生著重發力的地方。
被譽為“莫言最佳作品”的《生死疲勞》，在我看來真的可以和武漢大媽的《車欠土里》一較高下，都是要通過丑化、曲解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來否定共產黨的群眾路線經濟政策和農民解放運動，以撅掉黨的根基。
從歷史看，黨領導的土改運動有三次：
第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的1941年，實行減租減息；
第二次是解放戰爭時期的1947年，按《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
第三次是新中國成立后，根據1950年6月30日實行的《土地改革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規定“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
以武漢大媽在《車欠土里》所描述的“川東土改”，發生在1952年春天，當時全國土改已經基本完成，且其時政策法律和經驗已非常成熟，根本不可能莫言、武漢大媽等HS派文人的文字中所臆想的“濫殺無辜、慘無人道”。
以歷史視角審視，早在1933年的瑞金，中央政府為解決土地問題就頒布了“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于土地改革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兩個法規性文件。
1947年9月，經中央修訂為《中國土地法大綱》并在當時土地改革中作為法律依據?！ ?/p>
新中國誕生后，黨中央為了讓土改有法可依， 1950年6月30日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請看《土地改革法》第32條，“對于罪大惡極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并要求懲辦的惡霸分子及一切違抗或破壞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審判及處分。嚴禁亂捕、亂打、亂殺及各種肉刑和變相肉刑。”
武漢大媽筆下的“利川”，屬于鄂西，歷史上在1951年經歷了土改，當年就有兩個著名的大地主：擔任偽鄉長的陳忠武和擔任偽保長的張金廷。
這兩個在民國時期惡貫滿盈、雙手血跡累累的大地主，全部沒有遭到槍斃，而是被送去參加了勞動和黨的教育。
其中張金廷兒子張吉華，在父親被批斗和教育時仍然在教書，生活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但是后世的傷痕文人們卻皆數罔顧。
反倒是莫言先生在《生死疲勞》中把地主西門鬧在土改時“被槍斃”又依次“轉世投生為驢、牛、豬等動物”的橋段，包括武漢大媽老婆娘避諱對土改隊宣傳法律政策的種種工作進行任何描述、也拒絕落筆陸子櫵們罪惡行徑的《車欠土里》，會大行其道……
這，真的是文人該有的客觀真實嗎？
品讀莫言先生、武漢大媽這樣的“文人”的“文藝作品”，你不需要腦子，只需要情緒；不需要知識，只需要立場。
我客觀地、歷史唯物主義地說：地主，確實并不一定都是惡人，尤其許多僅是“富農”而非絕對意義的“地主”。
這一點是要注意到的歷史史實，毛主席本人就是主張把地主和富農加以區分。
1946年，中共中央發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糾正了亂殺地主、亂斗富農等情況。
更早的，在1927年10月時，毛澤東見袁文才所在的林鳳和家，這個林鳳和就是一個“可團結對象”
林鳳和當時是當地的一個大財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迎接毛澤東時，他還特地還殺了一頭豬迎接毛委員一行，后來也積極迎合土改。
但是，“地主階級”則不同，其作為一個反動階級的存在，不需要進行任何的討論。
任何一個區域里一旦誕生地主階級，或是領導集體“地主化”，那么一定會導致階級壓迫與生產力的停滯?！ ?/p>
地主階級之所以落后、且這種落后不僅是較之無產階級也是較之資產階級，就是因為其占有土地資源等生產資料的重復性。
資產階級尚且會出于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考量而不斷擴大再生產，但地主老財們會做的，就是守望著大片農田或是把金銀財寶鑄成無用的飾品。
同樣是身為剝削階級、同樣是吸人血，資產階級是“發展式的吸血”，但地主階級則是“內卷式的吸血”。
地主想要生存，只有對下（內）欺壓佃農，對上（外）依附更強大的軍事與經濟組織。
所以，蔣介石治下的國民黨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敵人，同時也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敵人——唯一擁護這個政權的，只有江浙的買辦財閥與海上的西方帝國主義。
這就是莫言先生、武漢大媽等通過一系列作品去洗白地主階級，同時西方社會拼命幫助這種中國文人進行去罪化創作的歷史真相。
只有徹底打碎這層面目，也只有讓千年來被小農思維束縛的農民被“階級意識”凝聚起來、團結成為一股階級力量——即：認識到自己并非是歸屬于某一主某一戶的農民，而是歸屬于一個受到黨領導的階級整體——才能為之后的建立新中國（無產階級專政）和工業化奠定基礎，
不掀翻地主階級，幾億中國農民的自我意識永遠無法被喚醒。
也正因為如此，我黨更加不可能去“殘害”地主，那樣只會讓公眾心態走向反面、對地主產生“同情”。
事實也確實，每次批斗大會都會專人看管下面的農民群眾、以防群情激奮沖上臺對地主報復施暴?！ ?/p>
只有讓農民永遠從階級的角度去記住對地主的恨，才能完成整個農民階級的崛起。
簡單粗暴地追求對地主進行肉體消滅，這種圖一時爽快，從來不是我黨的作風。
說回莫言先生——包括他在內的那類封建大儒，他們骨子里與共產黨的價值觀是格格不入的。
他們看不起、瞧不上、不信奉群眾哲學/大眾政治/工農當家的學說，它們在追求精英治國的道路上甚至會向封建復辟看齊。
比如《檀香刑》，乍一讀，還以為作者是袁世凱、德國總督克洛德或儈子手趙甲的同盟黨羽；再比如在《天堂蒜薹之歌》刻畫的農民的貧窮和愚昧、《枯河》中的父親因小事打死兒子，以及著名的“金菊父母強迫金菊換親”……
這些文字，都絲毫看不出任何的親情以及作者對農民階級受苦受難的同情，只會讓讀者疑惑：為什么身為作者的莫言先生不愿意分析分析農民們為什么那么苦、以至于要賣兒賣女，卻反過來歌頌洗白造成農民水深火熱的地主階級呢？
以當年良田肥沃、買辦云集的江蘇為例。
根據《蘇南土地改革文獻》例外，解放初進行土地改革時，黨組對蘇南五個縣（江寧、江陰、宜興、常熟、吳江）進行調查，這五個縣83個鄉的2149戶地主（共11598人），其中“有主要罪惡”的地主人數為425人。
被這些地主殺害的人數，總共為542人；
被地主強奸的婦女人數，為153人；
被地主燒毀房屋的人數，為376人；
被地主霸占田地的人數，為1929人。
松江朱行鄉著名的大地主薛士元，一個人就殺了14條人命；常熟大地主趙培之，更是一個人殺了59人，家中屠刀號稱“三晌一鈍、三天一換”。
根據常熟大義區11個鄉的調查統計，被地主逼致死的就有1042人，家破人亡的有25戶，吃官司的931人，送掉賣掉和溺死小孩的1245戶。
吳江震澤區，坐過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423人，致死的105人，出賣子女的41人，被霸占土地3223畝，房屋被燒2295間，婦女被奸47人……
這就是地主階級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最鮮明的姿態，也是土改運動為什么會成為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根基之一的原因。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財閥新東方在出走海外之前力捧莫言先生這樣的文人，實在不難猜測今后他們在海外的生存姿態，是想成為新時代的“境外流亡地主階級”嗎？
而且，聽說新東方最近要直播帶貨了，我想提醒一下：想想那位開直播結果被群眾罵到下播的矮大緊吧。
“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
這是1925年12月，時年32歲的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為中國底層階級、也是被壓迫階級的農民，所指明的斗爭方向。
正是從這一刻開始，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就成為了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也是中國最廣大人民不論到何時都不應該忘記和放棄的維護本階級利益的社會意識。
只要，這三座大山依然存在；只要，當年而立的毛澤東筆下“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依然存在，那么所謂的“溫和年代”就永遠是一句欺語。
被欺騙不可怕，可怕的自我欺騙。
這些只能在毛主席誕辰日行蠅營狗茍之事的歷史垃圾，根本不會潑污主席一分一毫。
蚍蜉撼大樹，徒增人民笑爾。
看那萬山又紅遍，不周山下紅旗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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