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上海震旦技術學院宋姓女講師因為南京大屠殺言論被解職的事，引起了關注。
今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群上發現輿論很有趣：有的人認為女講師被冤枉了，沒有考慮其上下文，視頻不完整，她之前說了一些其他的鋪墊的話，所以屬于斷章取義；還有的人認為學生傳播視頻屬于侵犯和告密。
我在群里朋友圈看到若干言論的轉發。
我對這個事件的看法。
目錄：
1、政治正確的鋪墊不能給言論免責
2、“南京大屠殺否定者”
3、誘導性和誤導性
4、無知之下導致的錯誤前提：有名有姓才能作為屠殺的死者基數
5、歷史虛無主義與“自我仇恨的中國人”（Self-hating Chinese）
6、誅心：宋姓女講師的價值觀和心理？
7、這類話題能否在西方課堂里討論？前提是什么？
8、對這件課堂事件的處理——“告密學生”其實是“吹哨人”
正文
1、政治正確的鋪墊不能給言論免責
這位女講師前面可能說了許多鋪墊的話，其實屬于“qualification”、“免責條款”一類的東西。譬如說：“我首先聲明啊，我是愛國者”；“日本人在抗日戰爭時的行為是反人類的”；“我爺爺一輩的親戚在抗日戰爭里也受害了，我們家族都恨日本人”……這些都屬于典型的鋪墊的話，說這種話的意思是說：我的立場是正確的，我們是站在一起的，我有發言的資格；我也沒別的意思，我就是點評這個具體的事件而已。一般來說，在圍繞敏感話題進行有爭議的發言時，發言人會有意識或下意識的說這些話。未來如果遇到麻煩，這些話可以被用作某種“防御”或“開脫”。對方如果指責你的言論不正確，你就可以反過來說對方是斷章取義。
2、“南京大屠殺否定者”
在五分鐘的視頻里，這位女講師觸及到南京大屠殺這個話題，但她講了半天，只有一個論調和話題，就是質疑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她的目的就是通過質疑死亡人數，削弱或顛覆整個官方敘事。她的邏輯其實只有一條，就是30萬人不是“有名有姓”的。她呈現完全是一面性的，一邊倒的、主觀的觀點。有些用語是非常夸張的，譬如說30萬人只是“歷史小說”里的概述。小說就是“fiction”，就是虛構的意思。聽到這個用語，再看她表達觀點的方式，足可以給她定性：她屬于南京大屠殺否定者（denier）——這里，我們可以遵循歐洲對“猶太人大屠殺否定者/否定行為”（Holocaust Denial）的定義：采用各種手段去論證說猶太人大屠殺的實際情況與人們所理解的官方敘事不符——只要這樣，就屬于猶太人大屠殺否定者。所以這位女講師肯定屬于南京大屠殺否定者。筆者以為，這種觀點，也是政治和價值觀驅動的。
3、誘導性和誤導性
她的說話對于她的學生受眾來說，是極具引導性、誤導性，甚至具有一定的煽動性的，十分危險的。舉例而言，她先加以引導：“上下五千年”這個我們習以為常的表述，也是不準確的呀，上推不到五千年。藉此想說明：中國歷史里很多東西表述是不精確的。然后，就可以再類推，南京大屠殺30萬人也可以是不準確的。對學力不強的人來說，這種推理是有引導性的。“是呀，連‘上下五千年’這種大家都認為理所當然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呢。那南京大屠殺30萬人這種說法同樣也有可能是不準確的呀”。這是一種很用心、危險的引導。這個女講師自己沒有任何相關學術教育背景（學的是新聞學），于是又注意引用“歷史學家”、“學術界”、“歷史老師”、專家之類的說法以增加她自己講話的信用與權威。而考慮到她講課的場景（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傳媒藝術學院）及受眾，她與學生存在知識和學歷上的嚴重不對稱，聽眾可能沒有分辨能力，無法出來反駁的。這就讓她可以利用在講堂上的權威地位，灌輸她的言論，起到影響學生的目的。我相信一定會有學生受她的影響。我認為她本人可能就是受自己大學時歷史老師的影響（她反復提及她的這位老師，我后面會再說這位老師的問題）。
4、無知之下導致的錯誤前提：有名有姓才能作為屠殺的死者基數
她最主要的邏輯是，“30萬人”不是有名有姓的，翻譯一下，就是說：只要你拿不出來有名有姓的人作為依據，那么屠殺/死亡就是不存在的。她舉的主要例子是猶太人大屠殺，稱猶太人大屠殺都有名字可考。依據是她訪問過很多集中營，里面都有名字記載。
這就是知道一點點皮毛，就以為可以推導出真理了。我們現在通常說，Holocaust死難六百萬人，最早提出這個數字的是Adolf Eichmann，在1945年。這個數字最后就這么落下來了，沿用到現在。但實際上數字又是不確切的，歷史學家的具體統計由420萬到700萬不等。歷史學者普遍接受的區間為500~600萬人，而這也是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接受的數字。大家可以看到，這里面有上百萬甚至數百萬的人數差異，所以不可能是有名有姓的，而是基于大的人口學統計。Yad Vashem用各種方法所能收集到的死難者名字是450萬左右。
之所以Holocaust能夠被統計得相對比較清楚，是因為它的性質是種族滅絕（genocide）而非戰亂里出現的大規模殺戮。種族滅絕要求：一個不漏地、系統性地、消滅某族群。這就要求系統挖掘這個族群的人口，記載其消滅的過程。所以，德國納粹非常“認真”地干這件事，找出、統計猶太人，并記錄消滅的情況。納粹所占領的各歐洲國家也對此加以配合。這里有各種各樣的統計方法與口徑，不僅有集中營的數字，有運輸的數字，有隔離營（ghetto）的數字，有各國各地統計收集猶太人的數字名冊等。而且要考慮到，猶太人在歐洲各國都是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存在的，多有相關的社會/人口/宗教統計。這就可以計算和比較戰前戰后猶太人的數字——戰前，歐洲猶太人大約1,000萬，Holocaust消滅了約三分之二的歐洲猶太人口，許多國家有超過九成的猶太人被消滅。這些都可以推導出猶太人的死亡人數。
但這仍不能做到對每個死者都有名有姓；對Holocaust死亡人數統計和認證的前提，也并不是有名有姓，而是結合各種方法論下的估計。
我們看到，猶太人大屠殺這種精確的種族滅絕，與南京大屠殺這種戰亂屠殺本質是不同的，不能簡單比較。
筆者估計，因為某些價值觀的驅動，使得這位講師從一開始就是抱著對南京大屠殺懷疑態度的，而為了支持她的論點，她可以找出各種各樣的理由，如果這一個理由邏輯欠缺，她又會找出另一個理由?？傊幌嘈胚@個“故事”。這與Holocaust否定者的邏輯完全是一樣的。
5、歷史虛無主義與“自我仇恨的中國人”（Self-hating Chinese）
在確立了死者人數統計必須“有名有姓”這個錯誤的必要前提后，宋講師還批評了民國政府，說那時怎么就沒有統計出來。我翻譯一下，意思就是說，“哎，咱們中國人，就不要怪別人了，就是我們自己不重視（我們自己的人命）。我們自己就沒有收集這些人名，沒有統計出來。那就是我們活該了。統計大屠殺死亡人數那就是得有名有姓的呀。你提供不出來姓名，那就是你的問題。這不怪日軍，就怪我們自己。”
這是完全站在侵略者一邊，為侵略者辯護的視角。并且，按照這個邏輯，如果被殺戮的人群處在一個比較原始的社會，沒有現代的社會治理，一部分人口都沒有戶籍資料，甚至連姓名都不全，甚至這個人口族群連文字和記錄都沒有，那么，對這樣人口的殺戮就是“不存在”的。那么以此類推，歐洲人也沒有在美洲大陸殺戮印第安人。并且，歷史上所有的“大屠殺”都不存在的，因為都不是有名有姓的。
這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和修正主義。
這位宋姓講師特別提到了她去歐洲的集中營，看到那里的死者有名有姓。筆者翻譯一下她的意思：“你看人家西方人，你看看猶太人、德國人、歐洲人。他們統計得多好。所以人家能夠有名有姓啊，所以人家能夠算出人數來呀。所以人家有理有據啊。說白了，歸根到底，人家這才是文明國家，人家殺人都比我們殺得文明、死人都比我們死得文明。”
這不就是種族主義么。
她還有一些站位非常奇特的觀點，比如說，“不應該永遠去恨，而應當反思一下戰爭是怎么來的。”要反思戰爭是怎么來的，這個通常是對侵略者/加害者說的。在日本有個現象就是，經歷了原子彈爆炸后，人們普遍也有了受害者情結，認為自己是戰爭的受害者。這是日本反戰主義/和平主義的一個特征：通常是控訴核彈，然后呼吁和平，但不會去反思日本因何招致核彈攻擊，不會去反思戰爭的起源，不會去反思日本的加害者身份。對這些人，才需要跟他們說，戰爭是怎么來的。
緬懷南京大屠殺的受難者，我們要反思和檢討戰爭是怎么來的？還是錯在中國？錯在我們不夠強大，所以我們被殺戮了？
可以看出來，她說來說去，批判的其實都是中國人。哎呀，中國弱小、落后、愚昧啊，誰叫你落后啊，活該被欺負唄，怪誰呢。你也許是被欺負了，他們干了壞事，但你自己居然還統計不出來你的誰被欺負了，然后你就編個歷史小說跟全世界說。這就是她的視角與邏輯。她認為：她自己這是背負真理的：她站在這個上海職業學院的講堂上傳播真理。
筆者以為，這位宋姓講師，完全符合我定義的“自我仇恨的中國人”（self-hating Chinese）。
6、誅心：宋姓女講師的價值觀和心理？
宋姓講師多次提到了她讀大學時的歷史老師。這個老師就持有這種觀點，在大學課堂里說服了她、影響了她，并作為一個潛移默化的東西影響了她的價值觀。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她既有的價值觀，使得她能夠和愿意接受這位大學老師的觀點。
我們再看這位宋姓講師的學歷背景：
“……宋某是上海震旦職業學院傳媒藝術學院講師，曾畢業于武漢大學新聞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新聞采訪和寫作、新媒體寫作。主要承擔新聞采訪、新聞寫作、新媒體寫作、新聞評論等專業課程教學。”
這就比較清楚了：她是學新聞專業的，她在人生和職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某種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讓她對我們的社會有許多的懷疑和批判。這種價值觀不僅僅是倫理的，還是政治的。
我不知道她在上什么課，但以她新聞專業的背景，在課堂上講歷史，是很奇怪的。這是個什么課？背景是什么？教學的目的是什么？她是在自由發揮么？但可以看出，她和下面的學生缺乏互動，是在進行單向的輸出和傳播。從她講話的方式也可以看出，她非常認真，她在講一些她所相信的、她認為對她自己和對受眾而言都很重要的事情，她要利用這個場所表達自己的觀點。學生聽眾未必都能聽懂和理解，但也許有的人能聽懂呢？只要有一個人聽得懂，那她做的就是有意義的。甚至沒有人聽得懂也沒有關系，她必須勇敢的站出來，站在講堂上，作為真理的傳播者。
我們還可以推斷這位宋姓講師的一些其他取態和行為。
有人說這是誅心，主觀臆斷——隨他們怎么說吧。
——我估計這位宋姓講師對中國體制是非常批評的。而且不僅僅是對中國當下政治/體制的批評，而且是對中國文化、社會、文明的批評。（所謂“自我仇恨的中國人”）
——結合她的學歷背景，我估計她應該特別相信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西方的價值觀，將其奉為真理。她也自認為是踐行者，敢于為了真理說話；
——也許，她還在從業經歷中積累了一些對體制的不滿。
——我估計宋姓講師是比較喜歡西方的，崇尚西方的。那種全方位的崇尚。這使得她熱衷旅行。而且她還有點小資和文藝，有點愛好歷史，她不僅僅去過許多國家，甚至去參觀過很多的集中營，還很有感觸。
——我斗膽估計，這位宋姓講師應該也非常喜歡日本。那段侵略歷史已經過去了。日本現在還是文明國家啊。很文明呢。
——這位宋姓講師一定認為，憑借她的多國游歷經歷，她的從業經歷，她受的教育，她對文化的熱愛和敏感，她已經可以洞見真相了，她已經可以看到許許多多歷史的真相——譬如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可能就是一個她特別關注的話題，這可能因為她大學老師對她的影響；因為她雖然是中國人，但很喜歡日本，她需要從日本的角度去對這段歷史做某種“和解”，有個說法。那么結合她對中國體制及文化的批判，她的大格局、大歷史觀，她找到真相了。
確實，筆者以上都是誅心和揣測，但對于這樣的人，我想說，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什么樣的人。
7、這類話題能否在西方課堂里討論？前提是什么？
譬如在美國討論對印第安人的清洗或黑奴及種族主義？在西歐討論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西方有嚴格的“政治正確”限制與約束。
美國的高等院校是左派/自由派主導的。這類話題稍微處理不慎，就有可能使得講師丟掉工作。
西歐更是如此。如果一個人在課堂上討論Holocaust，稍有不慎，被列為Holocaust Denial（其定義為，試圖說明“大屠殺”并非按照我們慣常理解的方式發生的），不但丟掉工作，甚至還可能面臨法律問題。
那么這些話題在課堂上能不能討論呢？言論自由的邊界在哪里？
筆者認為是可以討論的，但需要有非常嚴格的前提條件。
第一，必須是學術的場景，這必須是一個專門研究這段歷史的課程或項目。大家都有一定的學術積累，建立在一定的共同學術前提上，在專業的角度上去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想象，參與討論的是一群學者、學生（很有可能是研究生），主持人應該是一個歷史博士，大家對歷史文獻都有很高的理解。
第二，討論是“非政治”的：沒有人試圖把問題政治化，沒有人在宣講自己的政治見解。大家純粹從技術層面討論歷史。這是理性對話的前提。
第三，非公開性和排他性：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敏感話題，只有“專業人士”才善于把握、處理這些話題。“非專業人士”會對這樣的話題進行回避，而專業人士也不愿意和非專業人士輕易交流，怕對方別有想法。所以，最終討論這些敏感話題，一定是范圍很小的、閉門的、在彼此熟知、認識、有一定互信的群體之間進行。
所以，當然可以對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進行討論，但那必須是嚴格的學術討論。
這些討論是不會影響對南京大屠殺的定性的。
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可以主張500~600萬猶太人在Holocaust里遇難；學者可以提出450萬這樣的下限數字。但恐怕沒有人愿意在公開場合質疑600萬這個數字而不致被批評為Holocaust Denial。這就是言論自由的微妙邊界。
以上幾條都是社會“潛規則”，它們其實適用于各種受“政治正確”影響和限制的話題。在西方，就不要說討論Holocaust了，一般的種族、性別都是非常敏感的問題。稍有過界都是危險的。
所以，這位宋姓講師觸及的話題，表達的內容，表達的場景都是嚴重不合適的：
——她在這個問題上是非專業的身份，沒有任何相關的學術積累；
——她面對一群同樣非專業的受眾，且學歷/學力顯著弱于她；
——她的觀點是有明顯的政治導向的
——他們沒有任何進行專業交流、理性交流的可能性
——她純粹只是進行單向的灌輸/輸出（盡管她不能決定聽眾是否為她的觀點所影響）
8、對這件課堂事件的處理——“告密學生”其實是“吹哨人”
筆者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在西方語境里，這種以嚴重過界方式觸碰政治正確底線的講師，會被馬上革職。這是沒有什么可討論的。
何況這位講師不僅僅政治不正確，而且非常不專業，不僅在討論一些她完全不了解的主題，而且把課堂作為她個人的宣講平臺。
所以她應該被開除。筆者完全贊成。
這里我想再說說：宋姓講師若干次引用的她在大學時的一位歷史系的老師。
可以看出，那位老師的言論對宋姓女講師的影響是很大的：那位老師的觀點可能本來就契合她的價值觀，但更有可能幫助塑造和確立了她的價值觀。也許通過那位老師的講課，宋姓女講師發現了人生的真相時刻（moment of truth）。也許南京大屠殺這個點，就是幫助她解釋中國萬物、世界萬物的核心。她通過這個點得到了啟發；她也希望通過這個點啟發別人。
而這正說明了這種講堂的重要性。觀點是可以被傳播的。
宋姓講師臺下的學生們，本來學力就有限，畢竟這是一所職業學校。他們不可能有很強的辨識力。他們也沒有能力和勇氣站出來理論和反駁；甚至，不少人會認為，既然老師能夠這樣公開的、自信的、理直氣壯的在課堂上講，那說明這個觀點是有道理的，是可以被接受的，可能就是真相。他們就會相信這樣的說法。
宋姓講師自己當年就是這樣在課堂里被一個老師“轉化”的。所以她相信講堂的力量。今天她自己當講師了，有了這個講壇，她也抓緊機會開始影響學生了。
這絕對是危險的。我們怎么可能容忍這樣一個人去授課？去傳播這樣的觀點？
至于學生偷錄并分享視頻，筆者是這么看的。一般來說中國人好面子，注重和氣，不會愿意公開出來理論，特別是學生和老師的關系。何況還有學歷背景上的不對稱性。在當時的場景下，學生出來反對，或者離場，都不太現實。
學生可能覺得老師講得不對，在犯錯誤，但學生無法正面反駁，因為學力專業不夠。他所能做的就是先錄下來，然后傳播，等其他人來論斷、等待發酵。他敢于錄下來，敢于傳播，就是以為他知道宋姓講師講話內容的巨大爭議性。
其實這就是中國人在這種場景下的解決方式。這個錄視頻的學生，不是告密者或陷害者，而是“吹哨人”（whistleblower）。
所以，還好有這位學生，讓社會得以發現這個害群之馬，將其從教師隊伍里清理出去，讓她不能夠再去傳播這樣的思想與理論。
以上就是筆者的看法。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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