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南揭穿了聯想資本神話及其附帶后果:把胡錫進們給充分暴露出來了
老田
司馬南揭露聯想的不正當積累模式,以及這個積累模式背后的經營風險和問題;很快,胡錫進們就積極跟進,進行了一番充分的表演,結果,他們硬是把主題進一步深化了——暴露出在中國支持犯罪式積累條件背后的“積累的社會結構”。
這樣,經過司馬南破題,胡錫進們的深化,普通民眾得以更為充分地理解聯想式積累的幕后支持力量。借助聯想式積累的模范地位,我們有條件更為充分地把握到:胡錫進們的支持,在制度層面對犯罪式積累盛行,意味著什么。
一、司馬南提請人們思考“聯想式積累”意味著什么
司馬南自稱胡同大爺,這個很合適,他本人不是權威的監管機構,也不屬有多年研究積累的專門家。恰好是他,在不經意之間揭穿聯想所代表的“資本積累神話”,讓人們清晰地看到:聯想從背負瓜分國企的嫌疑起步,無視改開內涵的生產力發展目標而走向依附性發展道路(背棄“技工貿”而選擇“貿工技”),對中國消費者進行最大化榨取同時補貼美國消費者乃至于軍方(有“美帝良心”之美譽),然后,進行產業升級轉型的選擇走向緊密結合黑惡勢力的高利貸行業并成為主要利潤來源;然后,在經營聯想的高管團隊中間,長期進行高額的薪酬激勵,甚至連退休的柳傳志也年薪近億,這一批聯想高管近乎把企業作為小圈子的“提款機”使用。就這樣,我們跟隨胡同大爺一起,看到了聯想的狀況,對于技術進步和內涵發展毫無興趣,對于結合犯罪與黑惡勢力經營毫無避忌,整個企業負債率超高不說,高管團隊還長期進行著巨額薪酬的自我激勵,企業經營的絕大部分成果,最終是流向了高管團隊的私人腰包。
是司馬南,而不是監管機構,也不是專家學者,出來披露聯想式積累的問題及其嚴重性,顯然,這個狀況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
我們知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即便是股權私有,企業也得對各個方面的“利益相關者”承擔主動責任,例如對政府的納稅義務、上下游供應商、消費者群體、企業股東和員工,而且這些責任都屬于“主動責任”——需要企業以自覺精神去盡應付的“社會責任和義務”,確立自己的良好商譽。在1980年代大熱的公共關系學,就是講企業要處理好與各路利益相關者的利害關系,保持和經營企業的商譽,為此需要盡積極和主動溝通的責任,而公共關系學的發展,就是總結這個方向的前人經驗和做法,以利于后來者。
很顯然,聯想之所以能夠以高管的個人目標為中心,去實現走極端的偏畸經營路向,僅僅靠高管們自己的努力,是不夠的,還必定有一個外在的支持——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制度條件,按照美國左翼學者的命名,任何資本積累目標的順利實現,都需要一整套制度來加以保證,這套制度構成就稱之為“積累的社會結構”。
作為為聯想辯護的積極分子,胡錫進跳出來非常及時,也很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把聯想所需要的積累條件構成部分,給充分地揭示出來了。據胡錫進講述,民營企業由于歷史原因,大部分都不太干凈,所以必須寬容其“歷史不干凈”,不能夠追究,否則就有可能導致他們撤出中國,帶來嚴重惡果。為了避免這個惡果,就必須要寬容其各種歷史污點。
很顯然,企業進行跨越國界的撤資行為,其成本非小,并不能輕易使用,是一種最后的“最大化博弈手段”;胡錫進及其后續的聯想辯護士,都以聯想及其同類項,有可能采取“最大化博弈手段”相威脅,逼迫中國民眾(可能還包括政府)接受民企“不干凈的歷史”,寬容其犯罪式現實。
這樣,在司馬南披露的各種事實之外,由于胡錫進等人的努力,我們就看到了在中國為聯想式積累進行辯護的主導策略是——以撤資相威脅,要挾各種越過法律界線的支持,不對企業背負的社會責任進行正面回應。由于這一類辯護策略的出現,非常及時和充分,所發出的聲音還足夠響亮,我們有理由認定:聯想式積累所需的“積累的社會結構”的重大構成部分之一,就是以撤資相要挾的對積累過程中間的犯罪,提出“豁免刑責”要求的輿論支持力量。
實際上,不只是聯想這一次,而是近乎每一次的相關輿情出現,公共平臺上都會出現類似的聲音,諸如“投資不過山海關”之類的說法,充斥著網絡平臺。不管東北經濟不振是否出于積累成本高的原因,但如果有一個現實的案例可以證明“被資本拋棄”的力量,那就更有說服力了。這么進行輿論經營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費心提點各地官員和民眾,不能夠無視資本積累的高成本,那樣就意味著“資本用腳投票”,意味著地方經濟的衰落。東北引起在全國經濟占比下降,就被人刻意地包裝為一個不利于低成本積累而遭到拋棄的案例,目的當然是為了警示后來者,以榨取對低成本積累的支持。
應該說,司馬南提醒我們看到了“聯想式積累”,而胡錫進們的努力,則讓我們看到了“聯想式積累”所需要的“積累的社會結構”條件,雙方都有助于深化我們對于中特資本社會及其積累條件的認識。
二、構建規范的資本積累制度需要怎么樣的外在條件——為什么追究原罪是絕對必需的
按照法國史學巨擘布羅代爾的說法,資本主義是一小撮人的特權,如果沒有政權與輿論的積極脅從,那是一天都不能夠生存下去的。我們看到,胡錫進們的工作,就是創造和維護中特資本的積累特權,要求給予并繼續給予其犯罪式積累以無條件的支持或寬容,這顯然不是一個呼吁,而是一個活生生的現實。要不然,也等不到胡同大爺司馬南出來說話了,若非現實早就有了過度寬容犯罪式積累的社會結構,監管部門肯定會在胡同大爺之前就采取行動的。換言之,胡錫進不是在提醒人們要寬容誰,而是作為現實社會結構的一部分來發聲的,這種寬容早就是一種現實了。
同時,從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進程中間,布羅代爾還總結道:歐洲資本家階級的興起,得益于其居于貴族之下的次等地位,由此,資本積累的負面后果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資本積累過程的生產性得到相當程度的包容,所以,這才使得資本主義制度興起對于封建主義呈現出進步性。通俗地說,布羅代爾發現,歐洲資本家階級的興起過程,因為疊經封建貴族的打壓,才能夠以相對進步的面貌在歷史中間出現。還有人認為,整個歐洲十九世紀的文學主流,就是批判現實主義,針對的就是資本積累過程對于人自身的損害和羞辱。正是由于歐洲資本家階級的興起過程,始終伴隨著外在的制約力量——封建貴族的政治打壓、輿論的批評壓力乃至于文學的系統批判,資本主義的制度生產性才相對突出,積累的負面后果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很顯然,中國民眾之所以對聯想式積累的憎惡情緒,是因為積累過程得到了過度支持,資本家也由此可以更加放開手腳,越過道德與法律的底線行事。因為沒有外在力量,去保證積累過程的生產性和健康性,反而是胡錫進一類的過度支持,使得聯想式積累獲得了更大的走極端空間,使得積累惡果更為充分地暴露在全國民眾面前了,并長期積累下來成為一個難于治療的痼疾。
記得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長期呼吁“赦免原罪”,意思是不要追究企業家們起家階段的巧取豪奪和違法亂紀,以安定其心。此后可以嚴刑峻法,規范積累環境,創造規范資本主義條件。問題恰恰在于此,從前的非法經營及其利潤獲得的正向激勵過程,本身會自動地積累下來起作用,成為指導后續積累路線的依據。
新制度經濟學派巨擘道格拉斯·諾斯提出“路徑依賴”假說,由于各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從前選定的路線會自動獲得延續,很難“改出去”,正如我們在聯想式積累路徑中間所看到的。從瓜分國企資產開始積累,然后放棄技工貿路線,最后走向在中國榨取消費者補貼美國市場的非正當經營,然后接納了“放印子錢”的高利貸經營,唯一不變的是高管團隊把企業作為提款機使用。
這并不是說,從小偷開始就一定會止步于小偷,沒有了向好的可能,而是積累行為模式的背后,反映了“積累的社會結構”及其許可的空間。聯想式積累困守于此,顯屬過度放縱的結果——是中國式的“積累的社會結構”許可了其高管團隊的胡作非為,許可了其高管團隊的自利目標壓倒企業的正當經營路徑。張維迎的呼吁,胡錫進的及時支持,都成為這樣一種放縱而不是節制“資本越過底線積累”的力量。
所以,張維迎的“寬容原罪說”并不可信,如果沒有對于原罪和或者非法經營的依法追究,構建出真正有效的制度威懾力量——這部分力量起作用的最可信承諾就是追究一切違法責任,這樣,才能夠以外在的制度力量迫使高管團隊棄惡從善,若非如此,如同聯想式積累模式所揭示的那樣,個人或者一小撮高管,就會長期把個人漁利目標凌駕于企業發展目標之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錫進們在沒有聯想授權的情況下,出面給出“最大化博弈手段”,以榨取政府和民眾對“犯罪式積累”的最大化支持,不管其初衷如何,都屬于在錯誤的方向上使力,這不是寬容犯罪的過去,而是在努力地構建“犯罪的現在和未來”,構建各種對于資本積累的無條件支持,結果當然是違法犯罪的積累行為得不到起碼的遏止。在一定程度上,聯想式積累中間,高管團隊不著眼于正當經營,反而致力于把企業作為提款機使用,這個狀況的長期化,是得益于胡錫進們賣力構建的那樣一種“積累的社會結構”的許可。
不僅僅是聯想一家企業,其經營模式不忍卒讀,而是普遍地存在著危害積累基本秩序的現象,例如以“恒大爆雷”為代表的惡性經營路線及其重大惡果。以恒大為代表的房地產行業中間,大批大企業都把暴利行業經營成為一個個“窟窿帝國”,這除了浪費大量資源之外,也沒有創造出有利于企業自身良性發展和企業家精神提升的任何進步。所以,即便是從私企的良性發展出發,也迫切需要構建一種終止犯罪式積累的新的“積累的社會結構”,以促進資本主義的有序發展。
就中國過去四十余年的歷史看,依靠寬容原罪來取信于資本家的努力,沒有絲毫的成功,反而在其反面構建了一種過度放縱犯罪式積累的“社會結構”。無能從哪個角度看,構建一種制度力量去規范資本積累過程,避免犯罪式積累及其惡果,即便是私企的有序經營而言,也已經成為當前最為迫切的需要。
與現實中間迫切需要構建合理的積累社會結構不同,近些年來,由于資本平臺對于傳播機會的傾斜分配,我們看到了相反的狀況:把批評資本的犯罪式積累的聲音,顛倒黑白地說成是反對改革開放,是文余孽和極左;這樣就在“反左”的面目下,大力構建出支持犯罪式積累的輿論支撐。而且,越是犯罪式積累在社會上猖獗并引發民眾嚴重不滿,資本平臺上就越是要加大傾斜式傳播機會的分配,以更加充分地過濾出自己需要的聲音。發展到今天,騰訊已經在微信平臺上,全面屏蔽左翼網站烏有之鄉的文章,百度搜索中間也系統地屏蔽了左翼網站的內容,以阻斷批評犯罪式積累的聲音及其傳播,這些都是在網信辦沒有關閉相關網站和提出刪帖要求的前提下發生的。毋容置疑,資本平臺及其對傳播機會的傾斜分配,其挑選標準比官府的政策選擇更為明晰,已經有能力在官府的許可之外,自主構建出一個對犯罪式積累的更大支持力量。
這個說明,犯罪式積累本身及其長期化,會造成一個“習焉而不察”的慣習,還會由此產生出各種“制度再生產”的狀況,誘導出各種把低成本的犯罪式積累永久化的系列經營努力——如同資本平臺所賣力推進的那樣。積累的社會結構一經產生,就會獲得制度性的自我復制力量,在聯想式積累模式輿情中間,表現出來的這一股巨大的認識慣性和輿論力量,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如果不以刻意的自覺并花費極大的力量,是很難扭轉的。
三、胡錫進是不是傳說中間的“沉船派”
馬克思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聯系在一起分析,很顯然,任何經濟基礎內部的嚴重問題和矛盾,都會反應在上層建筑方面,并帶來相關的后果。
資本主義最初在歐洲誕生,后續歷史中間也經過多次演化和部分質變,戰后的最重要變化,依據德國人哈貝馬斯的說法,戰后資本主義借助于國家的宏觀需求管理,逐步脫離了傳統的經濟危機的困擾,但是,人民對于現實的不滿和抱怨,也逐步地集中于對政府政策干預的新需求,就這樣,原先的經濟危機,就此轉化為一種合法性危機。
如果不依賴歐洲先行者對于資本主義的認識,從中國民眾對聯想式積累的憤慨表達看,也十分清楚,相當一部分批評指向政府官員的不作為和胡亂作為,例如聯想改制帶來的國資流失難道不是官資勾結的結果嗎?聯想式積累的非法和不義,是誰在縱容他們?柳傳志女兒的公司在美上市,竟然把中國消費者的信息提交給美國,這樣的行為為何至今沒有得到追究?所以,一切犯罪式積累的旁邊,都存在著未能履責的政府部門或者腐敗官員的作用,所以,不需要理論和大道理,每一宗犯罪式積累的背后,都有政府職能的失察問題。
毋庸危言,寬縱犯罪式積累的后果,會帶來民眾對政府的嚴重不滿與合法性損失,這一點清晰無比。那么,現在問題來了,胡錫進作為政府喉舌機構的正廳級官員,他無視犯罪式積累帶來的合法性損失和可能的危機,在尚未得到聯想授權的情況下,就跳出來展示企業可能的“最大化博弈手段”以勒索法外特權,不管其本人的主觀動機為何,從輿論后果上,胡錫進們一方面是在威脅民眾的批評意見,同時也還在威脅政府的依法履責。
無比明顯的是,一頭是犯罪式積累及其對私企發展本身的重大危害,一頭是政府的合法性損失,胡錫進的積極表現何其鮮明。這個表現,顯然與他的體制內高等級身份不睦,給人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感覺。
江湖傳言,存在著一種體制內的“沉船派”——他們已經獲得了新船上的頭等艙期權激勵,目前在體制內的主要努力方向就是“鑿沉舊船”,以加速新舊船之間的代謝速度。與此相關,中國最頂尖的資本家組織——阿拉善協會,也曾提出過“官產學媒四大同盟”的政綱,這個政綱目前沒有強制性,屬于“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但顯然對一些體制內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指引——以現在體制身份和地位做出相應的貢獻去換取將來的頭等艙船票。換言之,在新船上的頭等艙位置也是有限的,也是存在著競爭的,胡錫進這么積極努力的原因,是不是著眼于未來的頭等艙船票呢,恐怕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建黨百周年大會講話中間,習大大說共產黨不代表任何特殊利益集團,這個說法得到了廣場上民眾的熱烈歡呼和掌聲,黨心民意之一斑,由此可見。但胡錫進們的表現卻如此不同,還如此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這個詭異的反差,很值得人們深思。
很顯然,胡錫進以體制內身份努力發聲,體現了一種結構性的力量,也有人刻意地把這個視為胡錫進與體制的一體性,這個當然反應部分真相;但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是“生產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利益主體之間的“普遍利益沖突與對立”,由此之故,寬容聯想式積累就會帶來對誠實經營者的不公,即便是所有的資本家都一樣壞,還依然存在著得利大小的不同和苦樂不均。所以,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著所謂的“多元”問題,沒有人能夠聲稱他一個人就代表某個結構方面,對于任何人來說他都只是一個方面的一個具體利益的發言人,如此而已,對于胡錫進這個具有高度積極性去表現自己的人來說,也是處在一個相互矛盾著的地位上發表著具有內在矛盾性的聲音,這樣來看待胡錫進們,才不會過分高估或者低估其努力經營的成果和方向。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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