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老師說，近日“左派第一名嘴”司馬南掀起的聯想輿情中，某些人“批判”（如果那也算“批判”的話！）司馬南的話術讓他“十分眼熟”，讓他“想起前些時的胡錫進和李光滿之爭，乃至一年前那場圍繞方方日記引發的影響更大的公共事件，仿佛是一部戲劇換了個名字后重新上演”（劉繼明 | 柳傳志們的底氣從何而來？）。
“仿佛是一部戲劇換了個名字后重新上演”——這是精妙的比喻，更是不刊之論，反映出作家確實對當前我們的實際生活有著深入的體察！
事實上，某些人對司馬南的所謂“批判”，根本算不了什么“批判”；用他們慣用的話術來講，就是“扣帽子”，就是“動輒上綱上線”，就是“要把人整死”。只不過，他們上的是“改開”乃至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綱線，他們奉以為“政治正確”的東西決不是不存在，只是與我們剛好相反！
這就是某些人自我標榜了幾十年的“實事求是”范兒嗎？
所以，誰也別太瞧不起誰。要說“實事求是”，反倒是司馬南陣營這邊干貨更多一些。胡錫進干脆說什么，他請教的“多名專家學者”，“對司馬南的做法做出不同的道德評價，有褒有貶”——這種看似公允，實則把矛頭指向人家道德的“批判”手法，是非常low的，根本不是什么嚴肅的批判，而是潑婦罵街的慣用手法。
胡錫進喜歡潑婦罵街。
我們一直相信，老胡有一個流氓面目，在輿論場上的某種關鍵時刻就會暴露出來，包括罵立陶宛是“鼻屎小國”——立陶宛固然有錯，但那是因為人家是個小國嗎？踐踏“一中”原則，跟國家大小有何關系？胡錫進“鼻屎小國”的說法，跟特朗普那個著名的“糞坑國家”有何區別？這跟帝國主義者、霸權主義者、大國沙文主義者的反動話術有什么不同？？這暴露出：胡錫進既不懂什么叫“共產黨”，也不懂什么叫“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新中國，一貫奉行的是“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胡錫進是不認中國字嗎？
這種“愛國”言論，無異于自辱。
當然，在聯想問題上，胡錫進是煞有介事地宣稱，他請教的“多名專家學者”，“都指出他（司馬南）的評述在專業上有瑕疵”——那你倒是拿出來啊？讓大家看看、評判評判，司馬南的專業瑕疵到底有哪些？
可惜，老胡就是跟把孩子捂在被子里一樣，把“多名專家學者”都指出的司馬南的專業瑕疵捂了起來，當寶貝。其實，這才是最有力的批判依據，最有可能說服網民群眾、弱化輿情——可惜他老胡也不懂什么叫“嚴肅的批判”……
這跟老胡對整個資本家群體的態度，如出一轍。
我們首先沒有必要自己欺騙自己，說什么“民營企業家不是資本家”之類的廢話。據觀察，胡錫進很少正面論及當代新資產階級到底對中國改革發展有什么價值或意義，只是反復重申不要把他們逼急了、不要損害他們的信心，最多敦促資本家新貴們做一點純粹思想上的“反思”，甚至勸他們學會“低調”以免窮人嫉妒——問題是，他們的價值到底在哪兒？中國到底怎么離不開他們？
可能，胡錫進在這個問題上才是毫無“專業性”可言。
也可能，胡錫進認為關于資本家的價值、關于我們對資本家的“離不開”，已成一種“改開共識”“大眾共識”甚至什么“中國人民的信仰”之類，因而無需強調。如果是這么想——很遺憾，他又錯了。
至少在近些年，“改開共識”處在加速分裂的過程中。
從方方日記事件，到胡錫進與李光滿之爭，再到司馬南掀起的聯想輿情——人家爭論的無非是，到底怎么看待已經坐大的資本家？怎么看待“先富”群體？怎么估計他們與進一步改革發展的關系？
方方所屬的自由派陣營實際是認為，資本家包括私人壟斷資本家，當然是、尤其是社會的“健康力量”和中流砥柱，他們向往的“歐美化”究其實質就是在私人資產階級領導下、確立全面的公開的資本主義秩序，包括實行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制——這就是他們的方案，就是他們對“改革發展向何處去”的回答。這是最符合私人資產階級利益的方案。
前段時間被胡錫進拿了去自封的“建制派”，則實際已經分裂，一派是近年式微的“親美派”或“西化派”，他們是從建制內配合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力量；另一派則主張維持現狀，最多在限制一下私人資本勢力（不限制的是“老改開”，限制的是“新改開”）的基礎上，實現強國或復興，這是最安穩的方案。由于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并著手反壟斷，“新改開”在近年漸成主流，擁護者眾——這是不爭的事實，大部分群眾的思想政治面貌就只是愛國主義，外加對資本的有限不滿。存在一個廣泛的、愛國主義面孔的中間派群眾——這是不爭的事實，里面大部分當然就是無產階級本身！他們一方面對公知鼓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持抵觸態度，一方面仍對科學社會主義的變革內容心存疑慮或不甚了了——“真的要剝奪資本家嗎？”
當然，在不明底細的公知或好發言卻不得要領的人看來，“粉紅”跟“深紅”差不多是一類人，甚至出現了莫名其妙的“左翼民族主義”的用語。
實際上，二者有所交集卻差別甚大，有時候甚至會針鋒相對。真馬列跟“民粹主義”也是貌合神離，把自己不喜歡的詞兒一股腦倒給自己不喜歡的人也不是嚴肅的論戰手法，而是一種思想懶惰癥的表現。
從長遠看，改革發展的前景，包括外部與美國關系的前景，要由三方的矛盾及他們對群眾的影響來塑造，“改革意識”的持續分裂或“改革共識”的闕如更是注定了的。
這是我們社會真實的面相。
這種深度分歧，不是一紙文件就能禁絕或消除的，也不是傲慢的外媒對自由主義以外的其他聲音持嘲諷態度或干脆無視就能改變的，更不是“270多家媒體、自媒體對司馬南發起飽和式輿論攻勢”就能壓下去的。
歷史，本來就不是由長官意志或其他任何人的主觀偏見所能決定的。任何對歷史和群眾聲音持輕率態度的既得利益者及其走狗，都必將遭到歷史和群眾的無情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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