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到一則消息：
張香華女士此舉還算深明大義，但這絲毫不能減少筆者對柏楊的鄙視與厭惡。
筆者對柏楊的評價如文題所言，他雖是被蔣氏父子關(guān)了近十年，但觀其終身的言行，也不過是蔣氏父子的忠實走狗而已。
拿方志敏與柏楊相提并論，當然是侮辱了方志敏；而為了說清楚柏楊的問題究竟在哪里，筆者又不得不作這樣的對比。
方志敏同志不僅是一名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知識分子，有著極高的文學(xué)造詣。
方志敏22歲就已經(jīng)是《新江西》季刊的主要撰稿人，其后更是有豐富的辦報和宣傳工作經(jīng)歷；24歲創(chuàng)作的白話小說《謀事》與魯迅、郁達夫、葉圣陶等著名作家作品一起入選上海小說研究所編印的小說《年鑒》；1930年1月，他創(chuàng)作了革命新劇《年關(guān)斗爭》，并在貴溪親自登臺演出；1935年不幸被捕，他又在獄中創(chuàng)作了《清貧》、《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等文學(xué)作品。
在《可愛的中國》里，方志敏同志飽含深情地寫道：
朋友！中國是生育我們的母親。你們覺得這位母親可愛嗎？我想你們是和我一樣的見解，都覺得這位母親是蠻可愛蠻可愛的。以言氣候，中國處于溫帶，不十分熱，也不十分冷，好像我們母親的體溫，不高不低，最適宜于孩兒們的偎依……咳！母親！美麗的母親，可愛的母親，只因你受著人家的壓榨和剝削，弄成貧窮已極；不但不能買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把你自己裝飾起來；甚至不能買塊香皂將你全身洗擦洗擦，以致現(xiàn)出怪難看的一種憔悴襤褸和污穢不潔的形容來！
中國真是無力自救嗎？我絕不是那樣想的，我認為中國是有自救的力量的。中國民族，不是表示過它的斗爭力量之不可侮嗎？彌漫全國的“五卅”運動，是著實的教訓(xùn)了帝國主義，中國人也是人，不是豬和狗，不是可以隨便屠殺的。
朋友，雖然在我們之中，有漢奸，有傀儡，有賣國賊，他們認仇作父，為虎作倀；但他們那班可恥的人，終竟是少數(shù)，他們已經(jīng)受到國人的抨擊和唾棄，而漸趨于可鄙的結(jié)局。大多數(shù)的中國人，有良心有民族熱情的中國人，仍然是熱心愛護自己的國家的。現(xiàn)在不是有成千成萬的人在那里決死戰(zhàn)斗嗎？他們決不讓中國被帝國主義所滅亡，決不讓自己和子孫們做亡國奴。
同樣是進了國民黨的監(jiān)獄，方志敏同志最終犧牲在了獄中，并寫下了文辭優(yōu)美、對祖國和人民飽含深情的《可愛的中國》；柏楊在獄中完成了從囚犯到獄卒的身份轉(zhuǎn)換并最終被放了出來，出獄后卻以上帝和判官的視角寫出了言語猙獰、對全體中國人充滿鄙夷和貶低、對殖民者的文明頂禮膜拜的《丑陋的中國人》。
柏楊在80年代的爆紅，全是因為《丑陋的中國人》；而小小的海島的千萬人，還不足以讓柏楊“爆紅”；《丑陋的中國人》80年代在大陸的走俏以及被知識精英的競相吹捧，才最終促成了柏楊的被“封神”。
這不僅僅是柏楊個人的問題，而是80年代非毛化和告別革命的大時代的悲哀。
柏楊1984年在美國愛荷華大學(xué)的演講錄音后來被他整理成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在演講中他說道：
由這樣的內(nèi)容，我們其實不難想象，寫出《丑陋的中國人》的柏楊，不僅為仇視社會主義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對派所需要，也為80年代大陸那些仇恨毛主席的叛徒和知識精英所需要——這是他們要聯(lián)合起來給柏楊封神的真正原因。
筆者在中學(xué)時代也曾為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撫掌擊節(jié)、大為贊嘆；后來上了大學(xué)才有了初步的哲學(xué)思辨能力，又曾到工廠與農(nóng)村做些社會調(diào)查，進而再整理從兒時起的社會記憶，就愈發(fā)覺得柏楊之片面與極端。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經(jīng)回顧過家鄉(xiāng)的農(nóng)民在80年代還殘存的協(xié)作與集體主義精神以及這樣的精神在90年代后的徹底消亡，回顧過社會風氣從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后來的一步步變化，絕非全部時間以及全體中國人都如柏楊所謂的“窩里斗”狀態(tài)。
“窩里斗”固然已經(jīng)是普遍現(xiàn)象，但是看不到這樣的歷史變化過程，自然也就搞不清楚“窩里斗”產(chǎn)生的真正根源。正因如此，柏楊擺出了一副“世人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架勢，實際上卻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一位知乎網(wǎng)友對柏楊的“編排”還是很犀利的：
“自私”、“冷漠”并非有著幾千年歷史的中國“特產(chǎn)”，實在是一切私有制社會的共同特征。
然而，柏楊卻說：
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凡是出賣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也是中國人；凡是陷害中國人的，不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
在這里，柏楊扯了一個彌天大謊，將近代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壓迫、欺凌、侮辱中國人的滔天罪惡一筆勾銷；用三個“凡是”，把中國人深重的災(zāi)難的原因一歸結(jié)為中國人自己欺負自己。不許“說西方的財富是搶來的”，還說這樣講是“嫉妒”。
而李敖對《丑陋的中國人》一書的批判更是指出了關(guān)鍵，“所謂丑陋的中國人只是一種刻板印象而已，柏楊將一部分中國人的丑陋加諸于所有中國人之上，是懦夫的行為”。
柏楊講過一個浙江的青年，因為抗日活動犧牲了，而他的同鄉(xiāng)中的一個“正人君子”（柏楊賜予的封號）說這個青年“這個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場。”，然后柏楊就開始嘲諷：
這正是一種冷漠，一種殘忍。在醬缸文化中，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罄盡，是非標準，顛之倒之，人與獸的區(qū)別，微乎其微。惟一只貫天日的，只剩下勢利眼。
在柏楊的口中，“正人君子”搖身一變成了全體“中國人”了，可是這個抗日青年難道不是中國人嗎？柏楊自己呢？
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看起來是“振聾發(fā)聵、正義凜然”，實則是“傲慢與諂媚”并存，對比自己地位低的廣大中國人民高高在上地指手畫腳、當教父；對欺負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極盡諂媚之能。
李敖將柏楊稱作國民黨的“文學(xué)侍從之臣”，這個評價大抵是準確的。
柏楊在回憶錄中說，西安事變發(fā)生時，得知蔣中正被扣押，自己感到心痛如絞，覺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國就要亡了。
“我的內(nèi)心一直是11歲的我，我整天為國家擔心，為領(lǐng)袖擔心，我們把國家愛入骨髓，我們不辜負國家，我們把領(lǐng)袖愛入骨髓，我們愿意為他死。”
1941年，日寇飛機襲擊重慶，已經(jīng)是中央訓(xùn)練團學(xué)員的柏楊在較場口的防空洞中第一次見到了蔣介石，柏楊將此視作自己的榮耀的經(jīng)歷，他回憶，“我仔細地觀察領(lǐng)袖，發(fā)現(xiàn)他鎮(zhèn)定如恒……”
可以說，蔣介石在柏楊心目中那可是“如君如父”的地位，甚至“愿意為他死”。
跟隨蔣介石到了臺灣之后，柏楊就投奔到蔣經(jīng)國麾下的中國青年反G救國團。柏楊離開國民黨蔣氏父子的原因，一般的說法是柏楊一次與同事聊天，談起對岸軍隊紀律嚴明、不拿人民一針一線，就被發(fā)現(xiàn)“偷聽敵臺”進而被抓了起來，卻并未判刑，放出來后，柏楊開始在雜志專欄中撰寫小說和雜文；然而，李敖考證的結(jié)果卻是“他離開國民黨核心，不再得寵，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事實如何，不是本文要討論的，至于柏楊也的確主動或被動地換了幾個妻子，其中還有“婚內(nèi)出軌”的。
柏楊此時的雜文雖然已經(jīng)在抨擊蔣氏父子治下的臺灣社會的時弊，但大致也屬于“幫忙”或者“幫閑”的角色，“幫忙”者就是露骨地幫蔣氏父子謾罵大陸，至于“幫閑”，用姚立民《評介向傳統(tǒng)挑戰(zhàn)的柏楊》中的評價就是，“柏楊批評臺灣政治，批評傳統(tǒng)文化是實，但對‘元首’父子則毫無指責侮辱之處”。
柏楊1968年的入獄，屬實“冤枉”。那時候柏楊是《自立晚報》的特刊作者，稿酬其實已經(jīng)很高，但還在兼職負責《大力水手》漫畫的編譯出版。《大力水手》漫畫中有一章，畫的是波比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小島上，父子競選總統(tǒng)，發(fā)表演說，在開場稱呼時，波比稱“Fellows”，本應(yīng)譯作“伙伴們”，偏偏英文不大好的柏楊習(xí)慣性地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這是蔣介石的發(fā)言中常對民眾的稱呼，柏楊說他心中并沒有絲毫惡意，這是信手拈來而已，柏楊很快被冠上“打擊國-家-領(lǐng)-導(dǎo)中心”的罪名而入獄。
諷刺的是，柏楊被捕之日，還在《自立晚報》發(fā)表了響應(yīng)“蔣夫人的號召”的馬屁之作；入獄前還惦記著利用自己與蔣經(jīng)國的私人關(guān)系幫助當時的妻子倪明華出國，他在給妻子的密件中講“可找李煥先生或逕找蔣主任，哀訴，必可獲助”，“蔣主任是熱情忠厚之人，李煥先生一向?qū)ξ谊P(guān)愛”，“蔣經(jīng)國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國，英雄必熱情，當無問題……”；直到被判決前，柏楊依然心存希望，信仰基督的他祈禱有共同信仰的蔣氏父子能釋放他……
對蔣氏父子忠心耿耿的柏楊當然覺得自己冤枉了，于是便不停地申訴、自辯。李敖曾因柏楊針砭時弊而引為知己，于是為營救柏楊而奔走呼號。
柏楊在判刑后的答辯書中，有這樣一段：
《中華日報》自五十六年夏天起就有大力水手漫畫，畫是美國原稿，我只擔任翻譯對話說明……被調(diào)查局認為有影射總統(tǒng)及蔣部長的嫌疑，就于三月初捕我偵訊，肯定的認為我是出于惡意，可是我因自幼受學(xué)生集中訓(xùn)練及從事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對總統(tǒng)有一種嬰兒對親長的依戀之情，至于對蔣部長，只舉一件事來做說明，臺灣中部橫貫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當中，有一個蔣部長所住過的“不知名的地方”（后來被命名“日新岡”），我特地定名為“甘棠植愛”，這份欽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對蔣氏父子的諂媚溢于言表。
失去自由九年半，按理說柏楊該對蔣氏父子心存怨懟。可他出來之后又捧起了小蔣，他在《柏楊詩抄》的“后記”中寫道“只緣家國邁向新境，另開氣象，昔日種種，已不復(fù)再”。這是他后來與李敖交惡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對蔣氏父子的態(tài)度和立場完全不同。
當然，要說柏楊對入獄的經(jīng)歷沒有怨言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他沒有選擇去“報復(fù)”蔣氏父子，而是選擇“報復(fù)”社會，“報復(fù)”全體中國人，于是便有了《丑陋的中國人》一書，他在愛荷華大學(xué)的演講也將自己的被冤枉入獄歸咎于“丑陋的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還連帶上大陸一起罵。
這樣的腦路不可謂不清奇，李敖評價柏楊寫《丑陋的中國人》是“懦夫的行為”，還真是極其恰當——欺軟怕硬，可不就是“懦夫”？
而說到李敖和柏楊，筆者又想到了臺灣另一個進過國民黨監(jiān)獄的知識分子陳映真。李敖和柏楊大抵還屬于高高在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陳映真的眼睛卻早已是向下的，他所時刻關(guān)心的是臺灣底層勞動人民的命運。他的作品中濃厚的本土意識和致力于揭示“跨國資本對第三世界經(jīng)濟文化和心靈的侵略”，他始終不渝地崇拜和學(xué)習(xí)魯迅“關(guān)懷被遺忘的弱勢者”的精神。
反觀柏楊，他又何曾真正關(guān)心過真正的最底層的勞動人民和“弱勢者”，他又何曾真正以平等的人格對待過底層的勞動人民和“弱勢者”。
這不僅是柏楊與陳映真的本質(zhì)區(qū)別，也是柏楊與方志敏烈士的本質(zhì)區(qū)別。因為這樣的區(qū)別，方志敏眼中看到的是“可愛的中國”，他不僅看到了占少數(shù)的“漢奸、傀儡、賣國賊”，更看到了堅韌不屈、奮勇反抗四萬萬可愛的勞動人民；而柏楊眼中，只有“丑陋的中國人”……
“憤世嫉俗”的柏楊，所“憤”的只是自己個人遭遇的被冤枉。
柏楊是“愛國者”嗎？或許是吧。據(jù)說他晚年曾經(jīng)為了抗議陳水扁而一度絕食。但他所愛的只是蔣氏父子這樣的統(tǒng)治者將柏楊這樣的知識分子階層引為上層階級的“國”，絕非一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在這一點上，80年代的反毛知識精英與柏楊有著共同的趣味。
今天仍舊不遺余力地吹捧、“造神”柏楊的知識精英，絕大多數(shù)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勞動人民已經(jīng)漸漸醒來，便已不如當初那么容易上當受騙，繼續(xù)跟著你們膜拜柏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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