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一生與“偽士”作斗爭，對“偽士”的揭露最為深刻，在《破惡聲論》中提出了“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的著名命題。在魯迅看來，一些知識分子，表面上裝作很有信仰的樣子，其實內心根本不是這回事，他們所謂的信仰只不過是為了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投機手段，因而實際上他們經常隨波逐流，并且根據需要樂于扮演啟蒙者的角色，什么時髦就宣揚什么，這樣的人就是魯迅眼中的偽士。
借助魯迅對“偽士”的批判，并聯系社會現實，不難發現每個時代都存在大批這樣的人，當“左”流行的時候，表現得比誰都左，“右”流行的時候又表現得比誰都右。比如名作家陳忠實，本是靠寫階級斗爭題材小說起家，當年他看了梁斌的《紅旗譜》，覺得階級斗爭反映不夠，立警要寫一部比《紅旗譜》更革命的作品。然而時勢逆轉，“去革命”成為時代主流思潮，他便潛下心來寫成了《白鹿原》，這部解構革命的作品竟一舉拿下矛盾文學獎，成為他的扛鼎之作，連當時的作協的老領導都感到震驚：這個陜西人還真敢寫！恰不知陳忠實摸準了時代脈搏，使他一舉功成名就。
像這樣的例子真是太多了，最典型的就是改開初期的一幫所謂啟蒙知識分子，一方面他們拿起傷痕文學的武器，把毛時代對知識分子及社會精英的思想勞動改造說成是對全社會的專制壓迫，好象知識精英就應該永遠高居于普通勞動群眾之上，讓他們與工農結合就是對全社會的迫害；另一方面，他們以啟蒙者自居，將勞動群眾作為蒙昧落后需要拯救的對象，以獲得遠高于群眾的道德與文化高地，從而再次確定他們自身的精英地位。
這群人乘著改革的春風，占盡風光，很快成為中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在中國形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精英三角同盟，享受著主宰中國的絕對權力。然而，隨著他們的高光表演盡情展露，“偽士”的畫皮便一天天顯現。當初他們被作為“國士”的風范、“社會良知”的吹捧被無情的撕開。正如劉繼明在其小說《啟蒙》中刻畫的主人公蕖伯安形象，這位當年頭頂“啟蒙主義”的光環的知識精英，憑借控訴毛時代為改開時代合法性背書，而成為開創新時代的“英雄”人物，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其真實面目立刻顯現出來，為尋求自己的暴富，不惜將農民趕出自己的家園土地，還美其名曰“為了老百姓過上更好生活”。實際上，蕖伯安這類人物是有現實生活原型作為依據的，那就是創作《靈與肉》的張賢亮，早期以《牧馬人》等傷痕作品一夜成名，后來創建西部電影城成為資本大亨。張賢亮的經歷完全表明，他當初通過頌揚勞動人民的善良憐憫，不過是為自己合法性辯護，同時也是作為賣點和美化自身的裝點，而現實中他們的所作所為，用時間證明了其虛偽和偽善的真面目。
當然，張賢亮只是這一幫人中的一個突出代表，順著控訴毛時代的傷痕文學而起家的知識精英可謂如過江之鯽，如湖北作家方方無疑也是其中一員。她的成名作《烏泥湖年譜》講的是長江流域規劃設計院內一群高八斗身手不凡知識分子在大躍進、三年困難、社會主義教育、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政治運動中沖擊挨整，他們的尊嚴被踐踏，激情被磨滅，良知被扭曲，最后無能為力，無所事事，最終一事無成，毫無奉獻和成就。小說的路子秉承“傷痕文學”模式，把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涂抹得一團漆黑，似乎所有都是灰暗的，沒有任何一絲亮色。當然這樣的描述極為迎合當時的“政治正確”，因而也造就了她的聲名鵲起，撈足了進階新時期既得利益者的資本。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方方作家，最近卻被人扒出1976年發表的一篇詩作《我和我的手套》，誰能想到，如今以自由派公知面目出現的方方當年竟然是一位有高度思想覺悟的革命小將，這樣一首具有強烈革命思想意識的詩作竟然與《軟埋》出自同一作者之手。更奇怪的是，因為《方方日記》的出名，其本人更被文壇大腕們封為“當代魯迅”、“中國的良心”，如若一生與“偽士”斗爭的魯迅得知此情，不知作為感想。他可能會說：“如果連她們都算魯迅，那我就不是魯迅！”。
方方這類公知，在他們的作品中，經常喜歡以民眾的代言人自居，而他們反體制的行為也確實容易誘惑一些人。然而，從本質上看，他們本身就是體制的一部分，他們的功成名就本來就得益于體制的恩賜，就如《啟蒙》里的蕖伯安。因而，她們看似反體制的行為背后更多只是做出的一種姿勢，其目的是繼續維護話語壟斷權。他們貌似站在民眾一邊，實際上他們的精英立場決定，不過是把民眾作為向體制討價還價的資本。
無論從《涂自強的個人悲傷》《軟埋》到《日記》，方方都是把資產階級抽象人道主義作為騙取民眾好感的工具，一方面盡情渲染現實的苦難，另一方面又絕對拒絕對社會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尤其反對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對社會本質透視，因而他們的民眾立場不過是一個涂抹了誘人色彩的面具。在貌似的民眾立場上，實際上她們更樂于作為文化精英與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結成鐵三角聯盟，共享既得利益，以便維護他們的特權地位。
不可否認，她確實寫出了《涂自強的個人悲傷》這樣對底層弱者充滿同情的作品，但她絕不會去揭示造成底層苦難命運的根源，她可以說出“時代的一粒微塵落在每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大山”這樣大而概之的“警句”，但不會告訴人們，無數的微塵也可以聚積成大山足以改變時代。她也只會對于弱勢者施舍以廉價甚至虛偽的同情，而決不會去試圖改變弱者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因而她的同情只不過是闊人的憐憫，對弱勢者來說更象是一種麻醉劑。
也許像方方這樣過氣的假國士、真偽士在現今的環境下已經不難被人識破，但還有更多的偽士們正在以新潮的面孔要風得得風、要雨得雨。這些人太精于與時俱進，當全球化來臨，他們就成了“世界人”，而民族主義思潮泛起，他們立即改頭換面成為小粉紅們的精神導師。他們可以忽而成為啟蒙的偽士，忽而成為革命的偽士，忽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偽士，忽而成為自由主義的偽士，隨著時勢的需要毫不費力地隨時切換門庭。
這樣的人注定不會在社會上絕跡，但也注定會被打上“偽士”的烙印，中國需要的不是“偽士”，而是像魯迅呼喚的那樣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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