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陰間濾鏡”污蔑中國的德國之聲記者在鄭州街頭采訪，遭到了市民們的抵制，該記者反手就在推特上把鄭州民眾描述成“暴徒”：
普普通通的市民為什么要抵制你一個外國記者，自己心里沒點數嗎？如果是如實地報道中國災情、哪怕是實事求是地指出中國在抗災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鄭州人民不會反感你，相反還要感謝你。
然而，狗改了吃屎的德國之聲還是一如既往地“雙標”和先入為主：
現場出現兩位長著中國人面孔的女性保衛這名德國記者。視頻顯示，其中那名穿著綠色上衣戴著黑色口罩、充當翻譯角色的女子，一邊聲稱“大家不要著急，他是來幫助我們的”，一邊大吼“停”來喝止在場群眾，而她的身份被網友揭露是前不久被指與境外機構有勾結的某媒體主編。
而另一名為男記者解圍的穿著深色衣服的女子，名叫蘇奕安（Alice Su），臺灣裔美國籍，是洛杉磯時報駐北京記者，德國記者那條污蔑鄭州市民為“暴徒”的推文還得到了她的轉發。
Alice Su的事跡就更加慘不忍睹了，在對涉疆、涉藏以及涉港問題以及對武漢抗疫的報道，頻頻歪曲事實、詆毀中國，充當反華急先鋒的角色。
而Alice Su的另一個身份則是北京大學“燕京學堂”的第一屆畢業生：
百度百科是這樣介紹“燕京學堂”的：
北京大學燕京學堂以“跨文化交流：聚焦中國、關懷世界”為基本定位，依托北京大學人文、社科領域濃厚的歷史積淀和師資力量，推動中國問題交叉學科研究；開設中國學碩士研究生項目，以優秀的師資和國際化的教學方式，為世界范圍內各類組織培養溝通中國與世界的人才。
2014年5月5日，燕京學堂項目宣布啟動，隨即引起了巨大爭議。
北大校方的解釋是未來中國能夠和平順利地崛起，需要世界各國有一批了解中國、對中國抱有感情的政治家，建立燕京學堂、開設“中國學”的目的是服務國家戰略，樹立中國學術的主體性。
北大在校和已畢業學生反對的主要原因是，該項目占據了百年靜園且并未征求北大師生意見，招收對象是“100 名以外國留學生為主的群體”，學制是“一年制”研究生，人均教學和住宿面積遠超北大普通學生水準，把北大核心地帶的六個古典院子倒退成留學生宿舍，把給留學生的一年制“中國知識掃盲班”說成是北大“創一流的大跨越”……再加上免試、高額全額獎學金等問題，頗有點給外國留學生“超國民待遇”的味道；
就連劉曉楓、甘陽、潘維、李玲等北大校友也紛紛公開撰文，質疑燕京學堂項目。劉曉楓等人反對的理由主要圍繞燕京學堂殖民地化的辦學方向，即“在中國的土地上用全英文教學講授‘中國學’”“‘中國學’的實際課程設計……其實就是美式‘中國研究’課程的移植”。
劉曉楓在文章中指出：
培養什么品質的特殊精英，為誰培養?“燕園學堂”三分之二的招生指標分配給了外國(尤其西方發達國家)的青年，人們不難設想，美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印度等國正亟需培養今后專門對付中國的政治精英，“燕園學堂”的全英文教學無疑方便了這些國際政治單位的政治愿望——當年的斯諾、史沫萊特一類中國革命的西方代言人，恐怕不是即便用全英文教學的“中國學”能夠培養出來的。“燕園學堂”三分之一的招生指標分配給了我國的青年才俊，不用說，北大“燕園學堂”這個招牌定會讓青年才俊心向往之。可是，倘若“中國學”這門“學科”本身品質輕薄，才華橫溢的學子也有可能被培養成不學無術卻自以為是而且忒會耍嘴皮子的特殊人才。
北大校方在2014年7月9日召集部分北大師生和校友舉辦了一場溝通會，雙方相互攻訐，各執一辭，空有“民主”的形式，卻毫無民主的誠意。這場斗爭唯一的勝利就是燕京學堂最終退出了靜園，燕京學堂從高調辦學，轉為低調、“悄悄地”進行。
其實，在北大燕京學堂項目之前，清華就搞了中美聯合支持的蘇世民項目，弄到了一大筆巨款，北大的燕京學堂項目不過是眼饞這筆巨款的跟風行為。畢竟，北大在靠“國際化”賺錢方面，已經有了成功經驗，北大國關學院每年用英語教學的洋碩士班，不僅留學生數量比燕京學堂多，而且還能給北大校方賺一大筆外匯。而有了中美官方支持的燕京學堂項目，顯然來錢會更快，只是北大的吃相太難看，侵犯了北大師生的尊嚴和實際利益。
其實，七年前圍繞燕京學堂的爭議，很像是這兩年“洋學生”和“引進移民”問題所引發的更為廣泛的輿論爭議的預演。站在當事校方的角度，這樣的項目可以給學生賺到錢，不管是官方補貼還是留學生帶來的外匯；站在項目設計者的角度，正如上面所言，這樣的項目就是為了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給中國培養國際代言人，尤其是中資出海、經略亞非拉的未來理想趨勢下，亟需培養一批服務中資利益的“買辦”。二戰前及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又何嘗不是通過類似的手段招收中國留學生為美國培養“買辦”呢？典型的例子便如庚子賠款建起的清華學堂，便如張維迎、林毅夫這樣一大批替西方貫徹經濟變革意志的海歸經濟學家和人文學者。
這本來是一套相當“民族主義”的設計，不成想卻遭遇了強烈的民族主義阻擊。筆者以為，這樣的民族主義“反噬”，其根源在于設計者是站在資本立場的“精英式民族主義”，而反對者所持的乃是“草根式民族主義”。在貧富分化背景下，階級矛盾演化為民族矛盾——草根將受壓迫和遭遇不公的不滿，轉移到了那些享有超級待遇的“洋學生”身上。輿論發酵的過程，不乏右翼民粹主義和逆向種族主義者的引導——前者借民族矛盾轉移階級矛盾、為民族資本背書，后者則是服務于帝國主義利益、阻擊“中國崛起”向外走戰略。
從燕京學堂第一屆畢業生Alice Su的表現來看，“精英式民族主義”的設計已經是初嘗失敗了，燕京學堂的“中國學”并未培養出中國代言人，西方媒體反而借助Alice Su的中國學歷背景，更方便地在中國從事反華業務，這是對民族主義的逆向反噬。這也是對目前廣招“洋學生”的全國范圍的留學生項目前景的預演，對草根式民族主義同樣是警示，抹殺階級矛盾的民族主義，最終只能培養出“薛定諤”式的“愛國”——誰給的錢多，就愛誰的國——在美元霸權還沒有落幕的背景下，前景是可想而知的。民族主義者也不要對美元霸權的衰落抱有機會主義式的想象，畢竟，連代表民族主義的自媒體占豪都聲稱要繼續跟隨美元霸權賺錢。（見《評占豪的荒謬邏輯，兼說毛時代用人民幣結算的歷史》）
劉曉楓在當年文章中的擔憂大抵變成了現實。劉曉楓說全英文教學的“中國學”培養不出斯諾、史沫萊特，的確如此。那么，怎樣才能培養出斯諾、史沫萊特，劉曉楓并未在文章中明說，恐怕身為自由主義者的他也給不出正確的答案。
1928年開始，斯諾被美國《密勒氏評論報》和《芝加哥論壇報》聘請，擔任它們的駐華記者。他走遍了中國的大江南北，中國人民的災難深重使他觸目驚心，也讓他對這里勤勞善良卻又饑寒交迫的百姓，產生了深深的同情。30年代初的斯諾，已經成為了大半個中國通，對國民黨腐朽統治下的中國的現狀了如指掌，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去過延安，不了解中國共產黨治下的陜北土地上，軍民們的真實生活狀態。
1936年，在宋慶齡的幫助下，斯諾才沖破國民黨對延安的重重封鎖抵達陜北。在延安，斯諾驚奇地看到了跟國民黨統治區的死氣沉沉截然相反的繁榮景象：“人們拋棄所有從四面八方到延安來，個個精神飽滿，人人臉上充滿陽光。”“不論他們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簡單，但至少這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有運動、新鮮的山間空氣、自由、尊嚴、希望，這一切都有充分發展的余地。”
顯然，當時的延安不可能對斯諾許以任何利益報酬，斯諾向全世界介紹紅色延安，支持中國的革命事業首先是基于他同情底層的樸素正義感，然后是被紅色延安的共產主義精神徹底折服。
而史沫特萊的經歷更加典型，她本身是工人家庭出身，對美國底層人民的苦難感同身受，早年在美國便曾為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的《號角》周刊撰稿。到了中國，她更是被國統區的黑暗與延安的光明的鮮明對比所震撼。
所以，真正感召斯諾、史沫萊特的，是共產主義，是國際主義，是中國革命；相反，在蔣介石身上并不缺乏民族主義的光環。
更典型的例子，如白求恩、陽早、寒春這樣一大批投身中國革命事業的國際友人——寒春晚年在回答“為什么到中國”這個問題時曾直言不諱：“因為中國革命”。
試想，如果到延安的斯諾，看到的是與國統區一樣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他還能被延安所感召嗎？恐怕他仍將是一名服務于美國報社、服務美國利益的普通記者——這就是Alice Su這樣的人產生的普遍根源，筆者并不以為這樣的人到中國以前天生就是個對中國抱有敵意的“壞人”。
在美元霸權仍舊相對強勢的背景下，依靠回避階級斗爭的民族主義所建立的國際統一戰線的前景注定是灰暗的，仍將陷入“誰強幫誰”、“誰給錢多幫誰”的困局；對抗美帝國主義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團結起全世界一切受壓迫的人民，高舉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旗幟，徹底埋葬美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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