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的泛起，引發了不同觀點的碰撞和爭論。毛澤東說：
“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1](P230)
“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1](P231)
近年來，關于蔣介石評價問題進行的爭論，就是一場關系到如何評價歷史人物、如何對待中國近代史的問題。我們要遵循黨的“雙百”方針，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明辨是非，堅持真理。
一
近年來，有的學者根據蔣介石的日記說：
“‘我個人對蔣介石是抱持正面的評價’，民進黨政府把蔣介石打成負面評價，如今國民黨重返執政4年了，對蔣介石評價應有些恢復，也確實有一些提升，‘但我感覺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
對蔣介石這樣的歷史人物，當然可以加以研究和評價，但應采取全面的、客觀的研究態度。
2007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記者采訪這位學者，發表了題為《擺脫“土匪史觀”跳出“內戰思維”》的訪談錄，明確記載了這樣一些觀點：這位學者對蔣介石日記開放的評價是“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認為過去主流意識形態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特征可稱之為“土匪史觀”，“在這種‘土匪史觀’基礎上所產生的一些基本結論怎么能站得住腳呢?比如，我們曾經稱國民黨為‘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
“這種史觀導致出很多荒唐、謬誤的觀點。”“我就深感，有必要重寫中國近代史，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的影響”等。這個訪談錄當時在媒體擴散很快，影響甚廣。因此，盡管這是舊文，我們還是有必要對此作些分析，來明辨是非，消除其惡劣影響。
這里應當指出，僅僅根據蔣介石個人的日記，就武斷地得出“可以改寫中國近代史”，要求人們徹底擺脫這種“土匪史觀”，“告訴讀者一個真實的蔣介石”。這就是說，我們史書上的蔣介石，人民群眾所認識的蔣介石，都是不真實的，只有蔣介石日記中的蔣介石，才是真實的。這就客觀地站到了為蔣介石辯護的立場上去了。
誠然，在歷史研究中，個人的日記、信件和回憶材料等，都是有價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樣，都要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考證。特別是像蔣介石這樣縱橫捭闔于政治舞臺，善于以權術消滅異己的人，我們怎么能夠把他自己的言論作為歷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據呢?如果僅僅根據蔣介石日記寫了自己的隱私，就斷定所記的內容是真實的，就以此為根據來評判歷史事件，就否定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這樣的基本結論是站不住腳的。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研究與評價歷史人物必須考察中國社會性質和階級關系的特點。如果不去考察中國人民面臨的爭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歷史任務，不去考察蔣介石國民黨的全部政策及其社會后果，而隨意地抹煞中國革命斗爭的性質，為蔣介石“脫帽加冕”，這樣的研究就缺乏真理性了，未免有點兒戲。毫無疑問，否認蔣介石代表反動統治階級，否認中國革命的必要性及其偉大勝利，這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歷史虛無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規避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分析的方法，只把蔣介石作為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而絕不從階級上著眼;只把國共兩黨的斗爭看作是兩黨之間的政治紛爭，都是以“自己的解釋視角運用歷史為當時的政治斗爭服務”，完全否認其實質是關乎中國兩種命運之爭，是先進力量同反動勢力之爭，是革命與反動、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之爭。國共兩黨究竟代表什么樣的階級力量，對中國社會的發展究竟起什么作用，這是歷史研究中必須弄清的首要問題。離開了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國革命的歷史，是不可能作出科學的判斷的。離開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基本事實來侈談歷史，就只能是混亂的，甚至是虛偽的。就拿所謂的“土匪史觀”來說，人民群眾確實曾經根據自己的觀察和感受，把蔣介石稱作“蔣該死”、把其反動勢力稱作“蔣匪幫”，在這種稱呼中，既包含了對蔣介石反動本質的認識，也表達了人民群眾對反動統治強烈憤慨的思想感情。難道我們能夠因為這種稱呼而貶斥其為“土匪史觀”，而要求加以徹底擺脫嗎?那樣的話，豈不完全站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上去了。很顯然，離開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中國革命的歷史，是不可能作出科學的判斷的。也正像有的論者說的，蔣介石不但把共產黨稱作“匪”，而且還明令要用多少萬大洋的獎賞來買“匪”的首級。這是什么樣的“匪”?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為此專門考察了陜北紅色區域，他廣泛接觸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袖和戰士，發現在黃河之濱集合的是一群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他們為民族的解放事業莊嚴地工作著。事實上，被蔣介石稱作“匪”的黨及其領袖，人民群眾卻發自內心地稱之為“人民的大救星”。這就是歷史，這樣的歷史是無法改寫的。
這里涉及在歷史研究中要不要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存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內容之一。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文中指出：
“新的事實迫使人們對以往的全部歷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結果發現：以往的全部歷史，除原始狀態外，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些互相斗爭的社會階級在任何時候都是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產物，一句話，都是自己時代的經濟關系的產物;因而每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形成現實基礎，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由法的設施和政治設施以及宗教的、哲學的和其他的觀念形式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筑，歸根到底都應由這個基礎來說明。”[2](P544)
只有牢牢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這一基本事實，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才能透過錯綜復雜、千變萬化的社會現象，認識事物的本質，掌握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認清歷史發展的趨勢。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也指出：
“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3](P15)
列寧在《論國家》中還說：
“必須牢牢把握住社會劃分為階級的事實，階級統治形式改變的事實，把它作為基本的指導線索，并用這個觀點去分析一切社會問題，即經濟、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問題。”[4](P287)
運用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分析社會歷史現象，就是階級分析的方法。這是唯物史觀研究社會歷史問題的基本方法。因此，在歷史研究中必須堅持運用這一反映客觀實際的基本方法，才能夠揭示隱藏在政治思想斗爭背后的、最終起決定作用的階級的物質利益。如果離開了這一基本點，就會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淖中去。這正是所謂“土匪史觀”的根本錯誤所在。
這里，我想起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寫過的一篇文章：《方法論問題》。他在文中有專門一段針對英國出版的《中國季刊》上刊載的一篇研究性長文，該文堅決反對說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并引用蔣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為與武漢政權對抗需要款項，通過發行國庫券強迫資本家認購，甚至采取逮捕、沒收財產、綁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資本家就范等材料，說明“蔣介石國民黨占統治地位的領導是反資本家的”。
劉大年指出：
“《季刊》所述事實不假，然而它的結論卻是完全錯誤的。道理很簡單：此時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強大存在，南京與武漢的斗爭勝負未決。1928年蔣再次上臺，地位也不鞏固。對于蔣介石只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極力加強南京政權，把共產黨進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或者相反，看著人民力量發展，在全國出現一個‘反資產階級’政權。蔣選擇了前者，即犧牲資產階級局部的暫時的利益，換來保護大資產階級的長遠利益。這說明蔣確實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淺，見不及此，而得出蔣介石‘反資產階級’的結論。根本原因僅在：拒絕對中國近代復雜的歷史事變作基本的階級分析，否認階級分析。”
這是多么正確、深刻的分析!
二
在有關蔣介石研究的著作中，還可見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如論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的活動時，根本回避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惡果，卻引證蔣介石日記中罵日本人并表示將來總有一天要收復失地一類的話并大加贊美：
“蔣介石愛惜民族人格，準備與倭寇決一死戰，并預留遺囑，其抗戰決心可以說是壯烈的。”
僅僅根據蔣日記中的一些空話，不問實際情況，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和贊美嗎?
列寧曾經指出：
“在社會現象方面，沒有哪種方法比胡亂抽出一些個別事實和玩弄實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腳的了。挑選任何例子是毫不費勁的，但這沒有任何意義，或者有純粹消極的意義，因為問題完全在于，每一個別情況都有其具體的歷史環境。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系中去掌握事實，那么，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系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么，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都不如。”[5](P364)
要全面地、客觀地把握歷史材料，從歷史的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正確評價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只有這樣，才能夠把歷史現象個別性、獨特性的研究與歷史規律性的思想統一起來，尊重歷史發展的辯證法;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實際上，蔣介石的錯誤政策造成東北三省淪喪、寇深日亟的民族危亡的嚴重局面，而他不顧民族大義，繼續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圍剿”;他公開表示：
“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赤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不過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說，卻沒有多大關系。”(在江西撫州)
還說：
“凡我剿匪將領嗣后若再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決心剿匪者，當視為貪生怕死之輩，立斬無赦。”(在南昌)
這就是蔣介石著名的“訓令”：
“侈言抗日者殺無赦。”
恐怕這才是當時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中有關于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老子先予后取文字，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有作者說：
“在忍辱哲學的指導下，日軍占據東三省，他忍了;進攻上海和山海關等長城要塞，他忍了;要求中央軍和國民黨黨部、特務機關撤離平津、河北，以至成立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具有分離傾向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他也忍了。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才忍無可忍，奮起抗戰。在這方面，蔣介石表現出少見的忍耐力。”
對于這些可恥的妥協行徑，作者竟如此評價：
“有兩種忍辱。一種是為了茍且偷安，另一種是為了積蓄力量，待機反攻。蔣介石的忍辱顯然屬于后一種。”
把蔣介石的錯誤政策造成大片國土淪喪，美化為“蔣介石表現出少見的忍耐力”，更有甚者，這位作者還完全按照蔣介石的日記，把反革命的剿共戰爭描述成了為抗日做準備的愛國舉動。按他的說法就是：
“蔣氏企圖在‘追剿’紅軍的掩護下大力建設西南，以之作為日后抗戰的根據地。”
這不是完全顛倒歷史，地地道道的否定人民革命的正義性嗎?!
關于蔣介石“是中國救星還是人民公敵”?作者說：
“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國民黨稱蔣介石為中國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
此說法，至今尚查無實處。問題在于，作者認為，如果按照“人民公敵”這樣的說法寫中國近代史就是錯誤的，要不得的。對包括蔣介石在內的歷史人物的評價標準應該是共同的，這就是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發展的要求。正是根據這樣的評價標準，根據蔣介石的對內對外的全部政策及其實際行動，我們才認為他是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他根本違背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意愿，是阻礙歷史發展的反動力量;同時又對他在某個歷史時期作了有益于民族的事情，給予了應有的肯定。這是遵循唯物史觀的評價。如果認為蔣介石是民族大義的維護者，革命根據地反倒成了蔣介石實現抗日的障礙物，如此評價蔣介石，他豈不是成了“中國的救星”!
三
有文把蔣介石的一生概括為“三功三過”，特別強調他“領導北伐，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直至勝利，是大功。”不對蔣介石在這些歷史事件中的實際表現、變化作具體分析，而是以一個“大功”論定，這樣能反映歷史的真實嗎?
就以蔣介石領導北伐戰爭來說，蔣確實是北伐軍的總司令，而他正是利用這樣的歷史時機，處心積慮地排共、反共、屠殺工農，最終以“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改變了北伐戰爭的革命性質。后來他建立的政權難道不是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中國依舊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嗎?早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開始在贛州、九江、安慶等地屠殺工農運動領袖之時，當時擔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就寫下一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革命檄文，以極大的革命義憤和大量事實指出，
“蔣介石已經不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總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營，就是慘殺民眾的大屠場。他自己已經變成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了。”
這篇檄文雖然言詞激憤，但是以血的事實為依據而發出的控訴，這在人民看來，是代表了他們的呼聲，是完全正義的;而在反動派眼里，則是大逆不道，必欲滅之而后快。這就叫做不同階級的不同立場，這就是階級斗爭的事實。這就不難看出，稱蔣為大功這樣的立論究竟是站在誰家的立場上。
這里著重談談抗日戰爭中的蔣介石。古人云：“聽其言，觀其行”。不錯，蔣介石參加了抗日戰爭，但把抗戰勝利的功勞都記到蔣介石的頭上，那就錯了。有文為了表現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堅決性，還特別引了蔣介石日記中對孔祥熙建議派員到香港同日本和談來信的一段批示：
“以后凡有以汪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勿赦。”
似乎這樣一說，就可以掩蓋蔣介石對日妥協的傾向了。事情果真如此嗎?
我們知道，抗戰前夕的中國，政治分裂，內戰不已。因此，停止內戰，爭取一個統一的中國一致對外，成為發動中國人民抗戰的先決條件。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實現國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礎，為發動全民族抗戰提供了有效的形式。毛澤東曾多次熱情地評價國共合作的意義，他說：
“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6](P364)
在8年抗戰中，國共兩黨分別領導的兩個戰場，在中國抗戰的統一體中，是既互為依存又相對獨立的，它們都為抗戰偉業作出了各自的貢獻。這時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對蔣介石寄予厚望，希望他徹底改弦更張，為團結抗戰、民主建國作出貢獻。但由于蔣介石出于一黨私利，仍然堅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針，做了許多危害團結抗戰、親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變便是一個突出的實例，而且他的對日妥協傾向也時有表現。抗戰初期他就接受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尋求對日妥協的途徑;1939年底到1940年初，又有和日本方面在香港、澳門的秘密談判，雙方討價還價，甚至達成于8月上旬在長沙舉行板垣征四郎(侵華日軍總參謀長)與蔣介石會談的協議。雖然后來由于種種原因使這種對日妥協未能實現，但這種舉世皆知的歷史事實，豈是蔣介石一紙冠冕堂皇的批示所能掩蓋和抹煞的。1944年4月至12月的豫湘桂戰役的大潰敗，是國民黨長期消極抗日和政治、經濟、軍事腐敗的結果。它導致民怨沸騰，導致了國統區嚴重的社會危機。
對于蔣介石在抗戰中后期越來越明顯的負面作用，不但中國共產黨給予了批評和斗爭，而且許多民主人士、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也加以譴責。愛國僑領陳嘉庚曾以大量財力物力支持蔣介石國民黨抗戰，但在他目睹了國統區上面貪污腐敗，下面民不聊生的情景，嘆為亡國之征候，深感失望和痛心。他到延安后，通過考察看到了中國的希望，斷定“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就連美軍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也在日記中寫道：
“我從我所見到的一切來判斷國民黨和共產黨，(國民黨)腐敗、失職、混亂、經濟、稅收、言和行、囤積、黑市、和敵人買賣。共產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參加政府，說到做到。”
這充分表明蔣介石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代表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的局限性，充分說明蔣介石敗退臺灣的深刻的內在原因，這難道能用一句“大功”就能掩蓋得了嗎?
很顯然，如果籠統地說蔣介石領導抗戰并直至勝利這樣顯赫的歷史功績，是無法解釋3年后就被人民革命戰爭打得落花流水，眾叛親離，也無法解釋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正義性和蔣介石政權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文中把蔣介石描述成領導北伐、抗戰的“神勇統帥”，我們不妨看看歷史親歷者李宗仁的回憶錄，他說：
“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藉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是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
有多少歷史事實可以為李宗仁的這個判斷佐證，而這類材料也不是罕見的，卻不能進入作者的視野。這確是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應該說，歷史虛無主義并不是對歷史完全虛無，而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他們虛無的是人民革命的歷史和歷史的進步人物，而對反動統治者、歷史的倒退者，則加以美化，做翻案文章。這就是他們“重寫歷史”的實質。
這里準備講一段插曲。旅美臺灣學者汪榮祖曾與李敖合著《蔣介石評傳》，2012年8月訪問大陸，《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他時，涉及對蔣介石的評價和研究的看法，現摘錄幾段供讀者思考。汪榮祖表示：李敖是蔣氏父子那個時代最敢講話的人，當時臺灣一面倒，對蔣一片歌頌，可是他敢批判，而且還拿出實實在在的依據。舉個例子，蔣介石稱自己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他的身份證也是這么寫的。但李敖去查的結果是，日本那幾年畢業生里根本沒有蔣介石，甚至連姓蔣的人也沒有。記者：您對蔣始終持批評態度。這些年隨著胡佛研究院蔣的檔案的解密，蔣介石的形象逐漸得到修正。您對此怎么看?您對蔣介石的評價有所改變嗎?汪榮祖說：這次來大陸，我發現年輕人對蔣介石挺有好感的。蔣的好處在哪里?我在《蔣介石評傳》序里也講到過：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蔣的長處或優點，但幾乎找不到。唯一的一個長處，是領導抗戰勝利。然而，抗戰時他幾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協。有作者說，沒有蔣讓張學良不抵抗這回事情，是張學良自己說的，不是蔣不抵抗。可是當時蔣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為他想消滅共產黨，有了這個既定政策，張學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說蔣介石真的要抵抗，張學良不抵抗，這不是違抗軍令嗎?他表示：我對蔣的評價不會改變。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能夠駁倒我們當年對蔣的評價。當記者問道：大陸近年來有學者對蔣介石的日記進行解讀，反響很大。您如何評價蔣日記的價值?汪榮祖說：蔣介石日記的價值在于，你可以根據它來了解這個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記牽著鼻子走，因為日記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
只有忠于事實，才能忠于真理、接近真理。如果不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來研究歷史、研究歷史人物就必然離真理越來越遠。
作者：北京大學原副校長，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載《思想教育理論導刊》2014年第10期。原標題《評蔣介石研究與評價中的歷史虛無主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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