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憲政學者劉軍寧的文章《憲政是專政的天敵：讀<聯邦黨人文集>》，被網絡大V廣為轉發，因而產生較大的影響。劉軍寧寫此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從聯邦黨人文集》當中尋找憲政的合理性依據，繼續鼓吹憲政。
在我看來，劉軍寧此文謬誤頗多，但所有的謬誤最后都匯聚成“憲政是專政的天敵”這個論斷。這個命題，本不新鮮，把憲政與人民民主專政對立，是自由派的一貫做法。劉軍寧在文中雖然沒有對他批判的“專政”予以具體化，似乎是泛泛而談，但從他“劉軍寧文中感慨“中國自上個世紀末以來，在追求憲政過程中走的是一條艱難、坎坷、未見盡頭的崎嶇路”感慨來看，顯然是有所特指的，至少是有所側重的指向人民民主專政。用憲政來替代人民民主專政，正是自由派的基本政治主張。
劉軍寧，也包括幾乎所有自由派學者，都喜歡把民主的內容從人民民主專政中的完整涵義中去掉，把人民民主專政的完整概念歪曲為專政，然后又把專政不加區分的一概等同于專制暴政。與此同時，他們又把憲政中的專政內容去掉，只留下了民主。經過這一系列概念的偷換，憲政的形象高大起來了，人民民主專政成了憲政的天敵，也成了民主的“天敵”。這就是偷換概念的威力，這種方式可以在你不知不覺中，把是非顛倒。這種概念偷換，本身就是概念設計的一種技術。把我們熟知的概念用偷換的方式加以改造，根據需要改變概念的內涵，就可以解構附著在概念上的價值觀。現在的中國人不太重視概念，把概念設計權和解釋權拱手讓人。新自由主義，就用概念設計突破了我們的理論防線。
偷換概念是自由派學者的共同愛好。似乎不借助偷換概念，他們就不能得出自己需要的論證。只要了解了自由派的文章是如何偷換概念的，他們的文章就變得不值一駁。劉軍寧的這篇文章也是如此。這篇文章的觀點恰恰與本人兩年前一篇文章的觀點截然對立，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憲政是真正民主的天敵》。
一、憲政是民主的天敵
如果劉軍寧認真的讀了《聯邦黨人文集》，而不是走馬觀花或預設立場，他首先得出的結論應該是憲政是民主的天敵，而不是其它。
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成文憲法的憲政國家，但美國從來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判斷美國這個國家的性質，應該先從美國的這部憲法開始分析。對于美國憲法的性質，美國的憲法之父們應該比中國的自由派(其實是偽自由派)學者更有發言權。
現在的自由派經常把民主與憲政并列在一起，好像民主與憲政是相伴而行不可分離。劉軍寧也不能免俗，他在文中如是說“在今天，人們所說的民主，首先是憲政意義上的民主，是憲政民主”。美國憲法之父們可不管這一套。首先，制訂美國憲法的時候，還沒有憲政這個概念。其次，在美國憲法之父眼里，民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壞東西。美國制憲會議代表亞當斯指出：“以往所有時代的經歷表明，民主最不穩定、最波動、最短命”。麥迪遜在制憲會議上說：“政府若采取民主的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方便，人們之所以遣責民主，原因就在這里”。《獨立宣言》簽名人拉什對民主的憎惡更溢于言表：“民主是惡魔之最”。制憲會議代表謝爾曼則說，“老百姓眼下對建立政府的事還插不上手。他們缺乏信息，老是被人誤導”。既然美國憲法先驅們如此憎惡和恐懼民主，當然不會把民主原則注入到憲法條款中去，這是不證自明的道理。美國憲法之父們需要的是“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使全體多數人的聯合即使辦不到，也是極不可能”(美國憲法制定者之一麥迪遜)。美國憲法先驅們的意思已經明確到不能再明確了：防范民主，才是美國憲法的基本原則。把美國的憲法稱之為民主憲法，美國憲法之父們是要跳起來的。
所以，美國憲法先驅，只承認美國是共和政體。有很長時期，美國先驅們習慣把美國政府稱為“共和政府”或“自由政府”，而不是“民主政府”。尤其在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用“自由”作為旗幟反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旗幟。彼時，“自由”陣營和民主陣營是對立的，資本主義政客習慣把自己的陣營稱為“自由世界”，杜魯門就宣稱美國有領導“自由世界”的義務。
1961年9月17日的憲法日，美國約翰.羅伯特協會的創始人羅伯特在“共和與民主”的講演中重申：“這是共和，不是民主。讓我們保持共和政體的方向”。美國歷史學家查爾斯和瑪麗也在強調：“無論何時，何地，何人，立憲大會都沒有官方聲稱美國是民主政體”。可見，就在那個時候，美國的主流觀點，也不認為美國的體制跟民主有什么關系。
共和一詞來自拉丁語respublica，意思是“公共事務”。共和制是指國家的權力機關和國家元首由選舉產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權組織形式。長期以來，共和政體是作為區別于君主政體并與君主政體相對的一種體制。那么美國的共和制又有什么特點呢?在參與憲法制訂的本杰明·富蘭克林看來，美國的共和政體就是一種“選出來的君主制”，杰弗遜也稱美國的新政體是“君主制的新版本”。按照制憲會議代表迪金森的看法，美國的共和政體不過是一種“受到限制的君主制”，他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形態之一”。之所以美國憲法先驅們這么評價自己設計的體制，首先是因為美國憲法先驅是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法國的路易十四等為原型設計了總統權力，就權力的集中程度而言，美國總統“與英國國王有類似之處，它也同樣類似于土耳其皇帝、韃靼可汗”。其次，憲法之父們為了防止民眾選出的代表對立法權的控制，把立法權進行分割，用當時非經選舉的貴族組成的參議院對可能產生更多平民代表的眾議院的立法權進行節制。行使美國司法權的法官，更是與民主原則無關，法官并非由民主選舉產生，卻具有創設法律的權力，非經選舉產生的法官同時還享有解釋憲法條款的權力。美國聯邦大法官由總統提名，參議院通過而進行任命，最有可能反映民意的眾議院又被排斥在大法官的選擇權之外。美國憲法之父們對民主的防范真是極具匠心，苦心孤詣。這些為了防范民主而設計的程序，今天被說成是民主體制的特征，這不是歷史玩笑又是什么呢?
劉軍寧曾經把美國的共和制解釋為是民主與憲政的結合，實在是犯了自由派學者的通病：基于需要而任意解釋概念和解讀歷史。明明美國憲法之父們已經明確的把民主原則排除在其共和體制之外，他們還非要把民主賦予美國體制。不過，排除掉民主原則的美國共和制度，與現在的憲政概念倒是頗為契合的。事實上，各種支持憲政的人，正是把美國體制當成憲政的模板來看的。所以，可以說美國是憲政國家，但絕不能說美國是民主國家。
二、憲政不但是專政，而且是資產階級專政
憲政不但不是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這一結論，不但可以從我們之前對自由派憲政模板——美國體制的分析中得出，而且在理論上也可以從自由派的憲政主張推導出來。
自由派的憲政主張，按照劉軍寧的說法，就是“一句話：憲政就是限政”，“什么是憲政?憲政就是限政”，“一句話：憲政就是限政”。文中多次重復了憲政主張的這個要點，卻沒有一個字，哪怕是一個字，來談一下如何限制資本權力。限“政”不限“資”，正是自由派的憲政特點。
一般而言，支持憲政的自由派同時也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崇者。他們固執的認為，市場就能夠實現自動均衡，市場的自動調節就能夠實現最理想的自然狀態，哪怕這種自動均衡只存在于古典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書本里，在現實中從未出現過。在自由派眼里，資本只是私權范疇，而私權是不應該受過多的社會干預，所以認為憲政只要限政，只要能夠做到“政府權力的最小化”，就可以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的最大化”。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資本從來都不只是個人權力，它更是一種社會權力，因為資本也能夠決定社會資源的分配。尤其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力量甚至能夠凌駕于政府之上，成為政府權力的控制者。那么這就出現了一個憲政主義者需要回答的問題：只限“政”不限“資”，如何能夠防止公民的權利與自由不受資本權力的侵犯?憲政對此有什么應對之策或者是制度安排?固然，政府權力不受約束，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要受到侵害，那么資本權力得不到有效約束，公民的權利與自由就不會受到資本的侵害嗎?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看到自由派能夠提供有說服力的回答，他們提供的基本是那套慵懶的答案，“資本只是私權范疇”。
假設，按照自由派的憲政設計，通過限資就可以“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并加以馴化，把他們從統治者馴化為執政者，完全并永久剝奪他們手中作惡、專橫的權力”，問題是資本權力要不要也關進籠子里?如果只把前者關進去，而后者的自由則被自由派主張的自由市場不斷的擴大。政府的權力最小化，而資本的權力最大化，那么結果自然是，也必然是，不受約束的資本權力將變成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最大敵人。
自由派奉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大衛·休謨的“無賴假定”為圭臬，并作為憲政設計的思想指導，把政府里的每個掌權者“都設想為無賴之徒”，所以要限制政府權力。問題在于，資本權力并不比政府權力多一點溫情;掌握資本權力的人，也并不比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高尚哪怕一點點。“一旦有了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段至今還被視為描述資本本性最為經典深刻的文字，并非出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之口。這段被馬克思引用在《資本論》的名言，出自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托·約·登寧。幾百年來，資本的本性從未有所改變，要求資本流著道德的血液無異于烏托邦式的幻想。所以，顯然也有必要，把休謨的“無賴推定”運用到掌握資本權力的人身上，也需要把資本的權力關在籠子里，“完全并永久剝奪他們手中作惡、專橫的權力”。
如果不這么做，而只是把經選舉上臺并不得世襲的政客手中的政府權力限制到最小，而把對非經選舉并可以世襲的資本權力的自由度放大到最大，那么結果只有一個：資本專制。
事實上，自由派的憲政理想國美利堅，正是一個資本專制的典型，也就是美國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的高級助手勞倫斯•威爾克森告訴我們的那樣，美國的政治由近400人決定，這些人的資產超過數萬億美元，“正是由寡頭在幕后操縱所有過程”，這一看法，與美國前總統卡特不謀而合，卡特認為，美國政治是“是屬于少數人的寡頭政治”。豈止是美國政治，美國的很多經濟管理權限尤其是貨幣發行權早就不在政府手中，而在被資本家族控制的私人機構美聯儲手中。美國的憲政，體現了資本從經濟到政治的全面控制。劉軍寧們的憲政如果落地，中國也會變成一個由“寡頭在幕后操縱所有過程”的國家。
自由派當然會辯解說，憲政體制中的政府是經過“自由公正的投票與定期的競爭性的選舉”而賦權，所以不會導致專制。問題是，按照憲政的制度設計，金錢成為“政治的母乳”(美國早期的民主黨政治家杰西昂魯)，決定選情的資金和媒體在資本手中，選舉被設計成金錢操縱的游戲，這種“自由公正的投票”在哪呢?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今年的電視辯論中針對希拉里的作秀式口號“窮人的選票比華爾街的錢更重要”時直言不諱的反駁：“所有政客都是資本家的狗，希拉里收我的錢所以要給我干事，在場這些和我辯論的，幾個沒收過我的錢”。特朗普的這句大實話，與奧巴馬在一次集會上的那句感慨“有人一直‘把我當成狗’”相互印證。貴為一國總統，誰能把奧巴馬當成一條狗?只有“在幕后操縱所有過程”的寡頭才有這個能力，他們才是美國真正的決策者。如果把美國比作一個股份公司，可能更為恰當。美國老百姓雖然手握選票，也可以行使投票權，但他們只是散戶，散戶雖然也算是公司的股東，但公司的控制權，是在那些大股東手中。美國的實權掌握在“幕后操縱所有過程”的董事會手中，而美國總統，往好里說，是總經理，往不好里說就是個董事會的辦公室主任。
這樣的憲政制度安排，如何能夠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不受資本權力的侵犯?事實上，我們這些經常在網絡上發表觀點的人，都可以切身感覺到資本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有多大。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普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受資本的約束比受政權的約束要多得多，吃老板的氣要遠遠多于受政府的氣。在資本統治的國家，敢罵總統不需要勇氣，敢罵老板才需要勇氣。總之，資本權力成了“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的最大敵人。
憲政不能導向民主，主張憲政的自由派只提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而從來不敢主張經濟民主。經濟民主不但是民主的必需，而且也是政治民主的基礎。不敢主張經濟民主，是自由派的民主死穴，百點百中。資本私有制本身就帶有專制基因。為什么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讓人類第一次有了實現民主的可能，就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為經濟民主提供了基本前提。
劉軍寧說“專政不是憲政。因為專政訴諸的是暴力”。不知道劉軍寧怎么解釋美國要養那么多軍隊和那么多警察?難道這些不是暴力機器?不知道美國世界第一的在押人數是怎么實現的，難道不是依靠專政的暴力并且是專政的體現?如果這些都回答不了，顯然他們就更不能回答《何處是“美利堅帝國”的邊界》第二章第二節《喬·希爾為何被判處死刑?——再問天賦人權說的真實性何在》列出的這些事實何以發生在憲政的美國。
1873年尤利塞斯·格蘭特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新奧爾良動亂”;
1876年格蘭特總統出動聯邦軍隊對付“南卡羅來納暴亂”;
1877年拉瑟福德·海斯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西弗吉尼亞、馬里蘭、賓夕法尼亞、伊利諾等州的“鐵路罷工暴亂”;
本杰明·哈里森總統、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威廉·麥金萊總統先后出動聯邦軍隊鎮壓從1892年開始、歷時7年的愛達荷礦工罷工斗爭;
1894年，克利夫蘭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考克西失業請愿軍”;
1907年，西奧·羅斯福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內華達礦工暴亂”;
1914年，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科羅拉多“煤礦工人暴亂”;
1919年，威爾遜總統一年之內三次出動聯邦軍隊，分別鎮壓鋼鐵工人大罷工、首都哥倫比亞特區的“種族暴亂”和內布拉斯加的“種族暴亂”;
1921年，沃倫·哈定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西弗吉尼亞煤礦工人罷工斗爭;
1932年，赫伯·胡佛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從全國各地集中在首都哥倫比亞特區的失業退伍軍人;
194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汽車城底特律的“種族暴亂”;
1967年，林登·約翰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再次鎮壓底特律的“種族暴亂”。
“上列清單是美國軍方公布的，很不完全，有多次總統用兵鎮壓國內人民群眾的事件沒有包括在內。其中至少有：1894年克利夫蘭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芝加哥鐵路工人斗爭，1896年克利夫蘭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科羅拉多礦工斗爭，1899年麥金萊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猶他州礦工斗爭，1918年成爾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世界產業工人工會的斗爭，1920年成爾遜總統出動聯邦軍隊實行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帕爾默大搜捕”，1941年羅斯福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加利福尼亞航空工人的斗爭。此外，還有1971年尼克松總統從北卡羅來納、弗吉尼亞、馬里蘭等州境內的聯邦軍事基地分別調集大批空降兵、海軍陸戰隊和陸軍到首都華盛頓，鎮壓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反對侵越戰爭的抗議示威的事件。然而即使把這些事件包括在內，這個統計仍然是不完全的。”
“即使依據上述不完全統計，在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以后的l9世紀70年代初期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這120余年間，總統出動聯邦軍隊鎮壓人民群眾斗爭，共達23次，平均每5.2年就發生1次”。
“上述美國總統歷次出動聯邦軍隊鎮壓的對象，除已說明是從事斗爭中的鋼鐵工人、煤礦和金屬礦工人、鐵路工人以外，其余的所謂“種族暴亂”，大多數都是起來反抗的黑人無產者或聯合起來反抗的黑、白無產者。包括那次“考克西失業請愿軍”在內的所有這些斗爭，絕大多數都是無產者群眾的斗爭。他們之所以起來斗爭，無非是被資產者逼得走投無路，迫不得已，起而反抗，爭取自己的“生存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這些權利，都是美國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說所載明了的”。
“在這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這些美國總統出動聯邦正規軍隊鎮壓美國無產者和其他人民群眾的斗爭時，大都舉的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旗幟”。
“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各州州長出動國民警衛隊鎮壓人民斗爭的次數，成百倍、上千倍于聯邦總統的國內用兵”。(以上引文均來自《何處是“美利堅帝國”的邊界》第二章第二節)
這里就不再詳述美國在忠誠調查和麥卡錫運動中是如何動用國家機器鎮壓共產主義信仰者，用共產黨宣言作為證據把美共領導人集體投入監獄的了，也不詳細分析鎮壓“占領華爾街”運動這個關于憲政暴力的最新例證了。如果自由派覺得這只是美國的特有現象，那么可以回顧一下撒切爾在推行私有化時出動軍隊和警察鎮壓工人反抗的自由主義“壯舉”，也可以輔助說明一下地球上第一個憲政國家的暴力本質。
顯然，劉軍寧把憲政跟暴力專政進行切割，是在撒謊。專政與憲政的關系從來不是如他所說的那樣“專政用強權來建立政府，憲政用自由選擇和慎思來建立政府”，“專政不是憲政。因為專政訴諸的是暴力，確立的是不受限制的無限權力，剝奪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專政是憲政的對立面”。憲政就是專政，而且就是資產階級專政，憲政不但從來離不開暴力，而且特別崇尚暴力。憲政也不是能夠“馴服統治者”，而是資本馴服人民統治人民的一種手段。美國借助憲政體制，實現了從傳統奴隸制到資本主義現代奴隸制的轉變。說“專政是管制臣民的，憲政是管制政府的”，更是經不起推敲，憲政作為一種專政，就是資本通過管制政府，并通過政府管制人民成為金權統治下的債務奴隸的。美國如此，其他憲政國家也大抵如此，這一事實，并不會因為劉軍寧的選擇性失明和雙重標準而消失在客觀世界。劉軍寧把憲政和專政對立，只是自由派的習慣性謊言。憲政作為資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形式，它與人民民主專政專政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對少數人民主與對多數人專政的統一，所以其本質是專制。人民民主專政是對多數人民主與對少數人專政的統一，所以其本質是民主。
三、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是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
某大V在轉發劉軍寧的文章時，加上了自己的感想：“任何一種專政都不可能實現共產主義，專政絕不是追求共產主義的必要前提，只能走向共產主義的反面”，結合其一貫的觀點，他這番話當然是針對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而發的。
只是如此一來，他就是在挑戰馬克思了。馬克思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后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石之一。馬克思說的很明白，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政治過渡。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不但“馬克思主義”不再是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也拆掉了人類通向共產主義的橋梁。同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不講無產階級專政，那么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也就談不上社會主義。
所以對那些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人來說，他們反對的何止是馬克思主義，他更是在反對中國憲法規定的中國國體。因為我國憲法第一條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創造，與無產階級專政存在一些不同的涵義和特征，但在領導力量，主要依靠力量和歷史使命等方面是一致的，可以把人民民主專政視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階段形式或一個特殊形式。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就是人民的民主。即便自由派非要搶占民主的解釋權，就其具體的民主主張來說，自由派也無法同馬克思主義者的主張相比。馬克思在總結公社所實行的公職人員普選制度時寫道：“法官和審判官，也如其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今后均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并且可以罷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5頁)。馬克思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三項措施：一是普選產生公職人員;二是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三是人民群眾監督并可隨時罷免公職人員。在馬克思看來“對選民負責”和“可以罷免”，尤為重要。沒有“可以罷免”這個實質性內容，就可能談不上對選民負責。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指的是一個沒有職業軍隊，沒有職業警察，沒有職業官吏，甚至沒有職業法官和審判官的政治體制。只是因為迄今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落后的國家建起來的，還處于強勢的資本主義包圍當中，這些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設想，還暫時不具備條件實現。但好歹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包含的民主內容，指出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方向，而這樣的民主主張，自由派學者既不敢建議，更不會在資本主義占優勢的時候予以實施。資本主義國家從來沒有真正的落實人民的罷免權，而沒有罷免權支持的選舉權，只是每隔幾年選出一個“君主”。
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這實際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些權利綜合在一起，就構成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應當享有的民主權利的集合。與自由派把選舉權當成民主權利的幾乎全部內容相比，毛主席說的民主權利清單是顯然要豐富和完整的多，其中既包括經濟民主的權利，又有政治民主的權利。只有實現了這些民主權利，才有資格成為民主國家。當然，社會主義要實現真正的民主，也不是一日之功，需要積極的創造條件。只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才能讓這些民主權利的實現條件早日實現。
那么中國為什么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大道至簡：首先，沒有人民的政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必須堅持，才能保障人民的共同財富和發展成果不被剝奪。自由派痛恨、敵視和恐懼人民民主專政，是人民民主專政不能保證資本享有“合法”搶劫的權力，不能保證帶有原罪印記的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其次，人民民主專政就是社會主義民主，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同義詞。要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不但需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更需要完善人民民主專政，創造條件實現毛主席所說的那些民主權利。關于民主與專政的關系，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表述至今都是最經典的：“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民主與專政就是這樣一種關系：沒有對敵人的專政，也就沒有人民的民主。而且，有國家和政府就有專政，只不過，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而資產階級在拼命的用“自由”“憲政”遮遮掩掩。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專政只是對少數人的專政，這一點正是與資產階級的專政的根本不同。對敵人的專政，正是保證人民民主的必需。沒有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保障，不但無法實現人民充分而完整的民主權利，已經具備的民主條件也會失去，就連最基本的生存發展權都無法保障。大量私企都不能保證員工享有法定的休息權，就是有力的例證。
當今社會存在的大量社會關注的問題，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因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原則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沒有對各種要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敵對勢力進行專政，反而給予這些人以超合理范圍的自由。問題的產生不是因為人民民主專政，而是因為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的不夠。
總之，人民民主專政的堅持程度，與權力異化的程度成負相關關系，也與資本享有的權力成負相關關系，同時也跟人民享有民主的程度成正相關關系。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只會距離共產主義會越來越遠，距離資本主義則會越來越近。沒有人民民主專政，憲法也只是一張紙，自由派所代表的資本權力就可以肆意的“砸鍋”與“帶路”，而國家卻毫無辦法。正義在這里被資本羞辱，自由在這里被資本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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