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知的心靈簡史：公知懟特色、地主來幫忙
老田
公知先生懟上特色先生，屬于資本主義村落窩里斗的性質。其中，公知是拿著假資本主義的種種，去批判特色的真資本主義種種。一般吃瓜群眾都認為：假資姑娘長得漂亮些，來自西方金發碧眼;真資婦女黑粗村婦一枚，難看不說還一副母老虎脾氣，人見人嫌。這也許是今日公知們僅剩的唯一優勢了。
準公知狀況
準公知狀況，是特色在非毛化時期造就的，那個時候，準公知進行特色指導下的寫作，主要目的是在深揭狠批四人幫的旗號下，狠批毛澤東和毛時代，至今影響深遠的公知學方法“帽子隨便扣”“壞話隨便說”——公知們今天在寫文章時不需要事實支撐和嚴密推理過程，就是在這個時期打下的扎實根基。
那個最初階段，雙方關系甚為融洽，準公知先生們曾經很喜歡特色，1984年曾經表示超喜歡小瓶汽水。在這里，出現了一個狀況，從非毛化開始，就開始指向走資，但是走資有兩條路：一條是書本走資——目標是把歐美日的狀況在中國進行復制，另一條是現實走資——權力進入市場撈好處，創造一個新階級讓改開搞不可逆轉。
在走資問題上，公知與特色沒有區別。在如何走資方面，特色以權力支持走資，且權力獲取走資回報，以創新社會結構的方式推動新社會。公知則反過來，希望按書本走資，雙方由此結怨并分手。
在此一階段中間，經由恢復高考，政府采取“培植暴發戶”的政策，在政商學各界的掌權者中間，快速培植出一個新貴群體：這些人在短短幾年時間內，就爬上統治階級最頂層。由此，確立一個毛鄧時代兩重天的堅硬人生經驗，并由此確立了牢不可破的對毛時代的政治不認同。還有一個淺層的對鄧時代的政治認同，這個淺層認同在1989年瓦解。
今日中國的意識形態生產者群體中間，暴發戶世代居于學界掌權地位，他們帶著相當穩固的政治不認同，在那里把握航向，這是一個有著高度自覺性的意識形態生產者群體。正是這一群人，決定了毛時代和革命如何進行學術再現。
公知化的關節點——“黃記泡沫化事件”
公知與特色的仇恨與分手，源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1989年，這年小瓶汽水被砸破了，還掛在竹篙上。此后，公知們由原本的準公知狀態，向著公知狀態，邁進了關鍵的一步，其情緒也逐漸進入失控狀態，往往帶有幾分歇斯底里的情緒。1990年有人說：我說不過你，打不過你，但是活得過你。可見仇恨之深，人雖死債不爛，要時刻牢記在心。
公知事業的巨大進步，是與1989年事件有關的，此后，說特色的無腦壞話，也有很多人喝彩。這個市場狀況，反過來作用于供應方——產生了很多專門為喝彩而生產的公知化產品。也就是說，1989年的事件，創造出了無腦公知言論的巨大潛在市場容量，這是接受機制方面的巨大變革，反過來也影響了供給側的狀況。
此后，特色干什么活兒，都有海內外公知先生表現不滿與不理解，有意見隨便亂提。大約在1992年前后，三峽大壩程序討論通過，公知們的第一次歇斯底里出來發作了：炒作黃萬里的絕對正確，襯托特色的絕對不正確。事后得知，黃萬里是一個工程力學專家，他反對三峽工程的言論均屬于水文泥沙學科范圍，例如黃說三峽河段年推移質超過一億噸就是純屬想當然(自然狀況下年推移質70萬噸，修筑水庫條件下更少)，是典型的跨界外行之言論。這個案例，較為明晰地揭示出公知懟特色的某些反科學、反事實特征：老子需要關心事實和科學嗎?只是討厭你，看見你就煩，看見你干任何事情就煩。這個案例揭示出：亂說也會有好多聽眾喝彩，由此，自然科學界也有人開始混公知了。
這個可以稱之為“黃記泡沫化事件”，反事實和反科學的言論，與反常的喝彩聲結合在一起。從此成為公知寫作學的一個標志性認知點：事實與科學，不及兜售政治不認同來得重要。逐步地，喝彩聲與寫作學形成一種相互支持的內部正反饋循環：為喝彩而寫作，為某一類寫作而喝彩。這種特殊的喝彩與寫作的正反饋試驗田，中文網絡中間是貓眼看人、共識網和鳳凰網較為集中，一方面是有很多基于喝彩聲而寫作的寫手，一方面是有很多專司喝彩的果粉、鎂粉。
作為學術方法的公知化
此后，公知言論的反事實特征的深入發展，開始回溯到歷史長河的深處，有些特色說自己是革命后代，這個說法激起兩個不同的回應：一個回應是“聽說過沒見過兩萬五千里，有的說沒得做怎知不容易。”“一邊走一邊唱領袖毛主席”，這個得到普通民眾的擁護——你們這伙子早已不是長征那伙人，有著本質不同。另一個回應是，既然你們從革命而來，革命那只鳥打一開始肯定是壞鳥。革命壞鳥論一出來，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們有些很高興，還有些人據此顛覆歷史長河的價格對比，革命壞鳥的對立面都是些更值錢的好貨，由此產生了果粉群落。
這樣，公知懟特色，就走上一個新階段，有了一個新聯盟，新的聯盟成員加入和充實，本身就要產生牽引作用。消解革命和顛覆土改的主題，就是果粉群落長盛不衰的話題，地主來幫忙之后，就把這兩個話題帶入公知發布會的主會場了。
公知原本是與特色人群中間有些人仇深似海，至此發展為與革命鳥仇深似海。因為革命鳥說過自己也反帝，公知們就把各帝國主義說成是代表先進文明的好人;革命鳥說自己反封建，公知們就說地主老財都是優秀文化承載者兼好人，革命鳥說自己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公知們就說那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和棟梁。
總而言之，革命鳥不可能干出任何好事情來，結果是好人遭殃了。革命鳥不是好貨，對立面都是好人，這個很合適搞故事新編。
差不多的時候，出于對特色的仇恨和蔑視，文學尋根也頗有成績，其最高點是《白鹿原》發表和受到追捧。文學界的裴多菲俱樂部公開組成，并開始營業了，這個是文藝界公知化的重大進展。較早的《古船》是響應杜潤生及其手下主流經濟學家的，給農村和集體農業發展，做一個徹底失敗的故事新編，這個小說可以對照周其仁和林毅夫的論文加上政治決議去讀。
執著于故事新編事業的文學界，《古船》之后有了《白鹿原》，最新高度是《軟埋》。相比《白鹿原》，《軟埋》的故事豐滿度很低，與社會與歷史現實的嚙合度也更差，結果也導致作者自身的思想表達更露骨——故事的不圓滿和不合邏輯讓幕后的作者給暴露出來了。當然，這也是一個時代的差別，從前需要偷偷摸摸才說的那些話，現在可以公開說了，所以，方方和《軟埋》代表了對革命價值顛覆的新高度。
公知化完成時
1998年長江大洪水，公知們趁機歡呼自由主義浮出水面。這里有一個特色與公知的潛在的合流過程，特色創造新結構催生新社會，在朱镕基手里已經取得決定性進步。新結構開始要求新說法，公知們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恰好趕上了，由此開始了轉型：官學產媒四大同盟。
上個世紀末，公知們已經實際上奪取了意識形態領導權，并且席卷了高校講壇和學術界，由此開始了一個知識界的公知化進程。高等知識精英的普遍公知化進程，對于民族精神和頭腦，有著極大的傷害，從此走向了“極右翼泡沫化”的深淵，已經很難見到認真搜集事實切實應用邏輯推理的研究了，所有的研究或者成果，業已出現了徹底的政治化趨勢。
需求側的政治不認同，成為供給側不認同生產的拉動因素。反過來，供給側的不認同產品，又進一步推進需求側的不認同深化。這種供需雙方基于不認同的生產與消費現象，疊加了政治與經濟市場上的排斥之網的編織密度，共同造就了那種足以根本性顛覆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不認同基礎。
以此而論，1989年已經可以公開談論政治不認同了，這是一個臨界點。隨后，果粉的加入帶來了對1949年的不認同。到了1990年代末期的，新的政治經濟排斥之網的確立，把不認同帶入社會底層人口中間。與底層不認同出現的反面，是新結構的信任他模式確立，這是轉折點時刻，公知們就此與新結構合流了。從此公知們的言說，表層和方法依然有一股子歇斯底里的情緒，底層是結構支撐——官學產媒四大同盟。
這個時期，有些公知們很討厭的人出場了，指指點點告訴他們一些事情，汪暉寫了篇文章建議說你們最好能夠撇清與政經文組成的新結構的關系，對新結構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并表示一個明確的態度，后果就是“捅馬蜂窩”的那個樣子，自己去想象吧。崔之元推薦過各種讓民眾最不討厭的資本化方案，從后福特主義到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不排斥勞動股權)，遭遇到集體憎惡還有人寫文章說這個人是美國人培養出來的文革余孽。甘陽則說公知就是新結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二話不說當即被扣上新左派的帽子——意即這幾個人是反改革的障礙物。這么一表態，當即落入甘陽的彀中：你們自己說說你們到底是不是特色的看門人?
2006年在官場沉船派的支持和指使下，高尚全等人在北京西山杏林賓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所轄)召開后來被命名的“新西山會議”，賀衛方在會上發言指出共產黨是一個未經社團注冊登記的非法社團。2008年出現“零八憲章”。這兩件事意味著公知們作為新上層社會結構的發言人身份，在全國民眾眼前公開，由此，公知與新結構的推墻目標的關系得到明確。
差不多的時候，從娃娃抓起的策略得以實施，修訂中小學語文和歷史教材的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
公知懟特色：黨史解釋權領域的狀況
公知們的強大，也是與官學機構中間學官的狀況緊密相關的。在特色最強大的意識形態生產領域，也就是在黨史解釋權方面，特色無邏輯，導致其無法有效地處理事實;公知無事實，也就不需要邏輯;而意識形態產品的市場消費狀況，是無事實無邏輯的公知們占據優勢份額。
對毛時代和毛澤東的政治不認同，尋隙進行非毛化來推進意識形態生產，一直是暴發戶世代的意識形態生產節點，如果沒有事實的話，他們也會通過分工協作的“產業鏈”方式制造出一個事實來，然后再設計擴大傳播。較為經典的合作生產案例，是在制造和傳播毛澤東億元稿費的謠言中間，祖丁遠造謠經過官場沉船派控制的黨史刊物登載后，南方系策劃邀請知名公知葛劍雄和徐友漁(兩人均屬于暴發戶世代)，進行評論來擴大謠言傳播。
在公知們的意識形態生產領域，時刻不忘非毛化，一直是一個標志性的特色。
賀衛方和鄧相超等人(恰好兩人也都屬于暴發戶世代)通過傳播和制造謠言的方式，就能夠爭取到比官學機構學官更多的粉絲，這實際上意味著在官學經營數十年的傳統領域，業已奪取了黨史解釋權。此后，學官逄先知于2014年曾經說“反右勢在必行”，這個說法說明官學機構學官們依然放不下架子，也不看實際上已經喪失了領導權的事實，那個說法實際上一種意識形態正規戰認識，這意味著如果真有特色對公知的反攻，肯定也要以失敗而告終。這是一種未戰先敗的局面。
特色在意識形態領導權方面，不僅失敗了，而且還不肯認真對待失敗的現實，這意味著特色永遠都不可能奪回他們失去的陣地了。《環球時報》單仁平關于軟埋與土改的文章，一樣充滿著正規戰思想，也是一種不識數的形勢判斷下的產物，所以，這些人都不可能是公知的對手。如果真切承認自己已經陷入弱勢和被動，那就必須改變戰略戰術，放下架子深入民間，引入游擊戰和運動戰戰略，才有可能真正地與公知懟上一懟。
公知化新階段的極度泡沫化
學術界的公知化深度，結合了其頂尖代表人物所執行的推墻目標言論，使得中國式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窩里斗，出現了匪夷所思的新局面。
在準公知時期，公知們的工藝特點是“帽子隨便扣”“壞話隨便說”的批判文章寫手;經過“黃記泡沫化”事件，揭示出不認同的立場比科學與事實更能夠收獲喝彩聲，明確樹立了政治不認同立場優先的認識;到今天的公知體形成——以假資的普世價值狠批真資的各種實踐，徹底揭示出公知化的后果：創造了一種不需要事實和邏輯支持的公知化文章體例。公知們的強大體現出其背后的新結構，其短板是希望借由公知體完成新的推墻目標和意識形態論證，這看起來有點兒戲——給嚴肅的政治目標搭配了一個無腦公知體。
學術和思想界的公知化現象，與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運動差相仿佛，五月風暴蘊含有一種極左翼泡沫化各種趨勢，結果，導致有建設性的左翼理論和思想追求的瓦解，有中國網友對此后的西方白左演化極端不滿，稱之為“白左瘟疫史”。今天中國知識界的徹底公知化趨勢，就極右翼的泡沫化程度而言，早已高出1968年那個左翼泡沫化程度甚多。
中國的公知們從非毛化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起步的，確立起自己的政治不認同，就此回溯歷史，不認同革命和近代史寫法。然后，向上追溯開始不認同古代史和中華文化，最后再延伸到現實世界，不認同中國這片土地上的這一群人。這導致那些認真的公知們，心靈一片荒蕪找不到家園，如同項羽所說“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精英們富貴了成功了卻失去了成功應該有的意義和顯擺價值，中國的公知們及其背后的政界沉船派和商界推墻黨，都陷入心靈荒蕪狀態——找不到故鄉和回家的路。公知們言說中間的怨酷和歇斯底里情緒，都是心靈荒蕪的癥候體現。韓毓海教授說文學要對勞動人民有感情，這是針對心靈荒蕪的對癥治療藥方，要求精英們認同人民據以找到回家的路，要是藥方馬上被接受和生效，那就說明荒蕪癥狀尚淺。鑒于韓教授頭上還被扣著一頂新左派的帽子，估計這個藥方被接受的可能性極低，這在反面也說明心靈荒蕪病癥不是那么容易治療的。
公知的新煩惱
“呲必中國”的現象急劇升溫，開始進入神圣的教室，此種無腦公知言論的反面，開始出現了各種反對派，在公知的反政府言論對立面出現了“五毛”，在公知菲薄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成績的對立面出現了“小粉紅”，在公知無條件贊成美國利益的對立面出現了“愛國賊”。在公知所有無腦言論和方法的對立面，稀稀拉拉占著幾個新左派。公知的強大依然存在，這體現了他們的命名權——這些都被命名的新品種都是公知主導權的體現，新品種的共同特點是針對公知化的不認同意識形態生產的無腦狀況。
公知懟特色官學，近乎戰必勝、攻必克，現在遇到了民眾的狙擊，真正是心窩子里添堵。文藝界的裴多菲俱樂部及其意識形態生產，也是在草根民眾那里遭遇到狙擊的，俱樂部高級會員破口大罵也沒有管用，又想要去跟特色聯手出動警察。
回顧1980年代初期，準公知那時水平低，但是還有些朝氣，寫點新啟蒙的文章還能夠打動人。現在，公知們水平高于那個時期，但是方法退化和心術退化嚴重，充滿著暮氣和官氣，惹人憎惡并導致部分獨立思考的讀者的反叛，公知們心里氣憤給這些人頭上扣上“五毛”“小粉紅”“愛國賊”一類的帽子。公知們的嚴重退化，帶來一個較為徹底的意識形態困境——新結構很強大但是沒有道德感召力。
就人類歷史而言，也許從未出現過中國這種現象，新階級的代言人處于在野狀態時，就已經喪失了道德感召力，沒有任何高屋建瓴的氣勢和能量，過早陷入了狗茍蠅營狀態。在普通中國民眾眼里，這些人及其代表的那群人，不是任何新的東西，而是舊社會朽壞之后的得利者，是舊社會中間最壞的群體——他們蠶食舊社會的軀體和公地而肥大，體現在說話方面也是最壞的：毫無邏輯和事實。結果是清楚的：在普遍不認同的社會情緒中間，竟然也激發出大批反叛者，導致公知這個好詞匯在中國也臭了大街。這個意識形態狀況，揭示出一個新結構的困境：新結構如果真的取代舊結構，意識形態困境可能會導致徹底的法西斯化——沒有了說服力就只有選擇壓服了，也就是說，推墻成功意味著較為徹底的法西斯化。
公知群落的核心團隊，多數是特色培植暴發戶政策的受益者，早期也分享了特色的強大，現在也還在官府的高校中間的霸主位置上蹲著。公知裝模作樣，想要撇清與特色的干系可是不那么容易，在民眾眼里，這群人除了兩手黑之外，還一邊吃飯一邊砸鍋，良心大大的壞了。這其實是一種機會主義策略：既然新結構沒有了道德感召力，公知們就選擇與其劃清界限，這是一種自居清流的撇清策略，結果就出現了假資反對真資的主打經營手法——其實質是與官場主流沉船派合作打擊作為官場少數的保船派。從老百姓的反應看，撇清策略的正面和負面后果都有，何者為先則需要精細的調查。
看起來，還是中國古人說得對，良知先于學術，做人先于做學問。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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