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當“黑五類”子弟也撿起了“自來紅”思想的時候——從沈喬生力挺方主席看“裝B犯”的自我呈現

　　當“黑五類”子弟也撿起了“自來紅”思想的時候——從沈喬生力挺方主席看“裝B犯”的自我呈現

　　老田

　　應該首先感謝方主席和他的朋友們，他們對于革命、文革和公共性問題的理解，讓老田認識到原先沒有想通的問題。毛主席曾經不止一次說過，反面教員對人民的教育效果要好過正面教員，這一次，老田算是有了親身的體會。方主席和一個曾經的“黑五類”子弟沈喬生，很好地為我們從反面提供了觀察革命和公共性的互補視角，更為深刻地幫助我們理解了革命將會如何在歷史中間得到再講述的方式。

　　沈喬生撰文力挺方主席，這個人有一點點誠實，他倒沒有像陳國恩和童志剛那樣搞無腦粉飾，而是直接肯定方主席的作品就是追問改朝換代的殘酷性命題，然后說，這個追問不僅適用于土改追問，而且適用于全人類文明。那么，沈喬生嘴里的全人類文明都包括什么內容呢?值得深入追問一下。

　　【依據陳國恩教授的看法，方方和沈喬生都算是擁躉“本質論”的蠢貨，有圖有證據】

　　一、革命后政權的公共性問題

　　應該準確地說，官方作協所聘請的專業作家，按照布爾迪厄對“偉大作家偉大作品”進行“祛魅”的方式，就只能夠算是網絡時代官府以財政資金雇傭的“寫手”了。這樣一看，方主席算是湖北省委宣傳部雇傭的高級寫手，而這一次力挺方主席的江蘇作家沈喬生，就是江蘇省委宣傳部雇傭的專職低級寫手。

　　沈喬生很熱心地支持方主席及其《軟埋》，有著自己特殊的視角，沈喬生比童志剛誠實的地方，在于他沒有硬說方主席是要表現什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或者普世價值，而是說改朝換代這么殘酷不符合整個的人類文明。沈喬生比陳國恩教授誠實的地方，時他沒有硬說方主席及其作品對總結共產黨革命的經驗教訓有什么興趣，而是說方主席的作品確實描寫了革命對象的不適感受。

　　沈喬生比上述兩人更為優勝的地方，是他作為資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弟，與方主席一樣同屬于當年太子黨們打壓的“黑五類”，據沈寫手自己回憶說在1966年遭遇過太子黨的毆打，這樣的體驗有助于他更為深入地體會方主席的精神體驗，所以，他對方主席的軟埋的讀后感就很是不同，據此追問共產黨革命是否不恰當地對舊統治階級搞了鎮壓擴大化。“方方在文中已經說出了她的思考，‘改朝換代，穩固江山，一定要這么殘酷嗎？’這是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詰問，同時給理性的人們提出了一道嚴肅的歷史題目。而且，這種反思和經驗還超越了土改，某種意義上，方方寫出了人類的一個群體，在遭受突如其來的滅頂之災時，是如何掙扎，如何拒絕身子和記憶一起被‘軟埋’，但又不得不被軟埋。這種經驗絕不僅僅屬于土改，而從屬于整個人類文明。”

　　貴族子弟不愛讀書，所以對于歷史很不熟悉，對建國初期涉及到地主生存問題的“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三大運動的背景和做法完全無知，這一點特別不好。然后對自己的同類項受到鎮壓，特別不接受，為此他們強烈地感到有話要說，舊貴族子弟對歷史的“故事新編”有著非同尋常的偏愛——總感覺到歷史記載和別人講的都不到位，自己還有些新的話要講，所以，我們就看到了僅僅從“有話要講”出發的新故事，而不是從歷史事實出發的新認識和新體驗。有話要講這個方面的認識我們不陌生，“沒落的階級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這個話雖然很老，但有助于我們認識貴族子弟的故事新編愛好——老子們在泥腿子手上吃了大虧，老子很不甘心，難道講講都不行嗎?把泥腿子講得壞一點，充其量也是阿Q的精神勝利法而已，還不算顛覆罪行吧。

　　因為有了“當然貴族”的心態，此后對于歷史和政治的看法就大不一樣了，個人與歷史的關系也得重新調整——歷史或者政治的正義與否，就有了確定不移的評判標準，一個歷史過程是否有利于保存和提升貴族們的地位和生存境況，從這個評判標準出發，歷史故事就有了新的講法。

　　沈喬生代表方主席，講述了他們對于那一場革命的思考——改朝換代，穩固江山，一定要這么殘酷嗎?在這些黑五類子弟看來，革命不過就是換了一批人當權，毫無公共性提升，所以，對于失去了昔日天堂的群體來說——共產黨宣傳自己為人民服務不過是說說而已不能夠當真的。這樣的表達不是第一次，還在共產黨剛剛取得政權的時候，就有國民黨集中宣傳過，說共產黨“打倒老地主是為了自己當地主，打倒舊貴族是為了自己當貴族，打倒舊官僚是為了自己當官僚。”他們對于革命的評價，僅僅從權力資本在不同人群中間轉移來看問題，假定政權的公共性含量是不會變的。這成了國民黨看問題的首要方法論，網絡上不是到處流傳一個所謂宋美齡說——“共產黨的清廉勤政不過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嘗到權力的滋味罷了”。

　　從共產黨內部看，確實有兩撥不同的人，一撥人是要求共產黨要服務于人民大眾利益，隨時警惕自身的蛻化變質危險，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包括定期的群眾運動，進行公共性追問，確保不會變色。1949年3月毛澤東從西柏坡啟程到北京時說這是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1950年從蘇聯回國，“同中共中央東北局、遼寧省、沈陽市負責人談話”時說，“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第97頁)但是，相反的人也不是沒有，有些人把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批評和自我批評發展為表揚和自我表揚，對群眾性的批評進行殘酷無情的鎮壓，后一種趨勢在毛主席周總理在世的時候無法占上風，此后就不一樣了。有些人不僅自己要當李自成，還要求別人當劉宗敏，目的就是要先富先貴。

　　有一個高官D在接受外國記者訪問時，說要把毛澤東永遠當做開國元勛來紀念，馬上有一個馬屁精高官李銳自認為體會了領導意圖，到處宣傳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錯、文革有罪”。這個觀察角度完全是從某個特定的權力精英群體的權力資本增量變化趨勢來歸納的，毛澤東對建國的功勛就是有利于某一群人當官，治國有錯按照他們的說法沒有堅持搞新民主主義和私有制從而增加那群人的權力含金量，而文革有罪的依據也很充足——極大地剝奪了相當部分高官的權勢和地位，總之，李銳所歸納的內容和邏輯，是與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邏輯完全一致：把觀察眼界縮小到只關注某一群人的權力資本量變化并就此得出結論，完全不關注政權的公共性水平提升努力和變化原因。特別是，后一撥人還搞了非毛化的輿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算是與毛澤東各種提升政權公共性水平的努力，劃清了界限。

　　有了李銳這樣的知音和歷史一百八十度轉折的變革背景，很多黑五類子弟認為自己還是蠻占理的。方主席的小說中間其實也以及講到了這個思考邏輯：兒子再發財買別墅引發了丁子桃的驚訝、評論和變化。在這里，方主席從另外一個方面補充了沈喬生的觀察視角，在假定革命的公共性提升為零的情況下，革命看起來就是著眼于搶奪統治階級的財富，似乎這就是革命的唯一原因，方主席通過丁子桃講述了一個對于革命的理解：革命就是搶錢、有錢了就有被革命的危險，在這里革命也不存在一絲一毫的公共性與合法性——不過就是搶錢而已有什么稀奇的。教授級公知秦暉說過“以左的名義搶劫、以右的名義瓜分。”秦暉這個說法贏得很多小右的歡呼，更早的何清漣等人都說過類似的話，在這些人的邏輯中間有一點需要認真對待：假如一個革命黨重建了私有制和資本統治之后，其合法性辯護方案中間就會出現很容易被對手利用的邏輯漏洞。區別不過是，方主席寫了本小說，而秦暉與何清漣等公知則是在另外一個層面講話而已。

　　毛澤東曾經說過：共產黨是黨內有黨，對于某些黑五類子弟來說，李銳這樣的黨內黨人是他們的知音，更為可喜的是，李銳在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任上執行“培植暴發戶”政策特別得力，在中國官學商各界都有力地嵌入了一大批完全不認同毛時代確保公共性實踐的臺柱子人物，這是今天黑五類子弟也感到有好壞話隨便說的自由——他們在黨政軍學各界都遍布知音和支持者。

　　二、“當然貴族”心態所支撐的“裝B犯”表演

　　在當然貴族的心態下，就有了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萬事萬物，是否有助于“整個人類文明”——按照一些人類學家的看法，人類走出野蠻進入文明的標志就是階級分化和貴族產生。把門戶私計偽裝成為公共利益乃是自古以為最為強大和久遠的修辭術，明代黃宗羲很準確地總結了這一點“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有鑒于此，馬克思針鋒相對地指出：只要是人剝削人的制度還沒有消滅，人類就還是處在前文明狀態之中。

　　革命后的權力精英群體，其服務于民眾的公共性水平確實提高了不少，但是，相反的趨勢也在發展并日漸壯大。文革之所以需要，就是因為政權的公共性水平無法通過權力精英群體自身的糾錯機制來解決，在毛澤東看來，就只能夠組織群體對當權派的各種錯誤和不足進行批判，這個可以命名為“公共性追問”：通過有組織的群眾對當權派行使批評權，來敦促當權派關注權力運用過程中間的公共性問題。

　　原本，普通群眾對于當權派整體的公共性水平，還缺乏一個把握。但是，文革初期太子黨組織的倒行逆施，給普通民眾以極大的刺激，就此不再懷疑毛澤東提出的公共性追問的必要性了。

　　文革初期，沒有多少經驗的太子黨們高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自居血統純正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喊出“高干子弟要掌權”的口號，依據就是自己有著所謂的“自來紅”資格，所以自己是“當然貴族”。帶著這種當然貴族的心態，投入政治運動之后的所做作為，完全是讓人側目而視。這幫太子黨雖然不愿意花很多時間投入學習，但基本的四則運算還是掌握了的，既然是沖著貴族地位和權勢來搞政治的，那他們的政治第一原則就是盡可能縮小“分母”，這才能夠保證在“分子”不變的情況下，每個人的所得足夠多。所以太子黨投入政治組織紅衛兵的第一件事，就是盡可能劃出了一個充分大的“排斥線”——確保大多數人落在線外，當年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扎堆的地方，他們劃定的排斥線是只有父母輩在1942年之前參加革命的子弟，才有資格加入他們的“自來紅紅衛兵”。就這樣，相當多的干部弟子都沒有資格加入他們的血統高貴的紅衛兵組織，這樣，就能夠保證分配后的政治收益足夠大。太子黨們除了深刻地闡釋了分母足夠小的必要性之外，還非常及時地表演了他們如何革命的努力——為此去毆打老師、欺壓出身不好的同學，太子黨們說這些人要么不執行革命的階級路線(不讓高干子弟掌權)要么是心懷異志想要“右派翻天”(要顛覆共產黨政權)，所以，需要預先加以鎮壓。據沈喬生自己說，他當年只有15歲，也被班上的太子黨同學用鞭子抽打了一頓。

　　太子黨們排斥大多數的排斥線一劃出來，及其毆打無辜的老師和同學來體現自己革命的表演，激起了廣泛而強烈的不滿。非主流經濟學家楊帆當年就是在北京四中上學，他因為受到太子黨的排斥，就此參加造反派組織反對自來紅紅衛兵組織。就如同地產商人任志強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投機資本的本質一樣，當年的太子黨們因為其強烈的貴族心態和經驗少(不善掩飾)，也較為具體地給我們闡釋了“當然貴族”心態對政治的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從這個心態出發對政治的公共性要求兼容性極低，就這樣，太子黨們的出場及其表演，就好像是專門告訴人們為什么需要反對特權和防止復辟似的，并通過太子黨們自己的努力，幫助造就了堅定的對立面和反對派。

　　如果要說“裝B犯”的祖宗的話，當年那幫子在大街上和學校里打人殺人的太子黨就是了，他們以革命的名義，其實干的都是真正的“反革命”事情。后來，毛澤東對他們有一個評論說他們“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變成了反革命”，干完各種讓人側目而視的事情之后還不消停，還搞了“六沖公安部”，結果被群眾組織抓起來扭送政法機關關押起來了。這件事在不同的人那里引發的反應，是截然相反的，北京市民對此拍手稱快，譚震林卻在1967年2月16日的懷仁堂會議上，情緒失控地咆哮“十幾歲的娃娃怎么就是反革命了?”

　　太子黨們的自來紅思想當時受到批評表面上瓦解了，1980年代清查三種人運動中間受到胡耀邦包庇，不僅沒有追究他們的罪責反而被包裝為“反文革英雄”重回權力場并獲得了當然貴族地位。此后，在恢復了經濟基礎方面的私有制之后權力資本的含金量迅速攀升到歷史新高，曾經的北京西糾頭頭秦曉，迅速成了先富先貴的一份子，這個人在招商局董事長任上的倒行逆施——平安上市之前低價轉讓國有股、以高于市場價很大幅度收購瑞銀——受到韓德強、左大培等左翼學者的嚴肅追問，但是，官方無一字回應。孔慶東針教授對太子黨中間一些人的表現，很準確地指出“當年對北京市民打砸搶的某些人，在改革開放后找到了對全國人民打砸搶的機會。”不管是在革命年代還是改開搞年代，那些當然貴族們的零公共性表現則完全一致。

　　方主席和沈喬生等黑五類子弟們，認為紅五類子弟喪失了全部道義基礎，現在就輪到自己出場了。論雙方的“當然貴族”態度，則沒有兩樣。

　　三、在精英們宣講的制度迷信破產之后

　　理解人與制度的方式，文革后建立起來的那種制度迷信模式，現在已經崩潰了。

　　掌權之后，當權派的逆公共性發展趨勢，是很明顯的，這并不是流傳的宋美齡那個“權力的滋味”起作用的結果，而是因為社會分化帶來的規律性現象——處于社會上層的個體現在有條件來實現先富先貴或者獨富獨貴的機會了。

　　對于權力的逆公共性發展趨勢，1958年毛澤東曾經這樣說過：“進城后，有人說我們有‘農村作風’、‘游擊作風’這是資產階級思想侵蝕我們，把我們的一些好的東西拋掉了，農村作風吃不開了，城市要求正規化，衙門大了，離人民遠了。要打成一片，要說服，不要壓服，多年如此，這些怎么都成了問題呢?原因在于脫離群眾，在于特殊化。我們從來就講：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擁政愛民，擁軍優屬。供給制比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進城以后變了，經過整風，群眾說，八路軍又回來了。可見曾經離開過。城市恰恰要推行‘農村作風和游擊習氣’。蔣介石的陰魂在城市中沒有走，資產階級的臭氣熏染我們，與他們見面，要剃頭，刮胡子，學紳士派頭，裝資產味，實在沒有味道。”【毛澤東：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三)(一九五八年入月二十一日上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8年武漢版】

　　在上述那段話中間，革命隊伍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平等，毫無疑問是高水平公共性的體現，也是因為如此，共產黨和紅軍才贏得民眾和戰士的高水平自覺努力支持，實現由弱變強并最終取得了革命勝利。在很長時間內，老田對革命路線體現更高水平的公共性并得到自覺支持，沒有任何疑問，但對其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說法不表信服，認為這個充其量只是“比興手法”而已——資產階級是不好的、所以近似于資產階級喜歡那些東西也是不好的，不認為這個說法有什么內在必然性或者邏輯性。經過這一次學習黑五類子弟對革命的評價標準之后，幡然領悟，所謂資產階級思想就是那種個人的權力和財富、享受最大化的思想，并把這個上升為一切事務的評判標準，在這個標準中間沒有公共性的任何地位，這確實是一種世界觀。這種所謂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在人群中間越是上層就越是典型，許多實證研究資料指出：不僅是統治階級階級成員本身，那些來自于統治階級家庭的后代，對于如何爬上去也有更為深刻的執念——為了爬上去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踐踏一切規則。所以，制度設計的無效性在于：制度的設計或者運作往往會受到強勢群體的歪曲和障礙，如果沒有一個讓強勢群體受到節制的有力的公共性追問，任何好制度都是不會自動生效的。

　　貴族家庭的子弟比普通人更多一些“當然貴族”心態，同時，為了獲得貴族地位也愿意投入更多的努力或者踐踏更多的規則，也就是說，對公共性要求的反應更為漠視和鄙視。陳佩華等人研究毛時代政治社會化的實證著作《毛主席的孩子們》中間，一個來自白領家庭的女兒就畢生持有要想盡一切辦法爬到社會上層去的努力目標，哪怕她逃港后淪落到底層體力勞動者地位依然不放棄此一目標，為此，文革期間她不惜諂媚干部、構陷同伴。老田曾經訪問過解放前武漢大學地下黨總支負責人吳仲炎，他告訴我建國前夕他在武大的辦公室完全是門庭若市，許多地主階級子弟都看清楚了共產黨馬上要得天下了，所以想盡一切辦法鉆進共產黨組織內部去，后來竭力主張國企私有化的董輔礽就是在他手上入黨的。據崔之元教授回憶，農村改革涉及到社隊企業時期，基層的試驗更多傾向于股份合作制不剝奪勞動者的股權，但“當時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股份合作制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制度。我認為，可以把這兩種結合。那么這種形式我認為屬于一種制度試驗，甚至是制度創新，應該允許它存在。……張勁夫看了這篇文章，認為股份合作制應該允許它實驗，不應該給它強行扭轉。當時的情況是受到了經濟學家董輔礽的意見影響，農業部已經有一個文件，就是說今后不再辦股份合作制企業，等于強行停止股份合作制這個實驗。后來張勁夫給農業部寫信，認為這個實驗直到現在還是允許辦。”【“新左派”崔之元：自由社會主義或是將來國情走向 ，網址：

　　http://blog.ifeng.com/article/8015986.html】

　　我們知道，后來的鄉鎮企業改革中間，絕大多數都與中小型國企一樣被私有化了，而且股權多量化給管理層，在此過程中間剝奪勞動群眾的持股權利，而南街村和華西村等少數典型，不過抵制住權力和話語權的聯手打壓，依據群眾意愿而殘存下來的另類實踐。這樣看的話，張勁夫的建議沒有起到作用，農業部包括其上級都很愛聽董輔礽的話，后來的產權改革就是這么辦的，漠視一切公共性要求而實現股權集中化的“管理層買斷”。北大教授李玲是蘇南人，她說自己回老家的時候，老鄉們都說要不是把社隊企業強行私有化給個人，我們最少也跟華西村差不多，原本是我們比華西村好的。對存量資產改革中強行剝奪多數人的設計，老共產黨人張勁夫是反對的，但是官場中間占據主導地位的新貴和反動學術權威則強烈支持，結果改革如他們所愿選擇了一種公共性最小化的路徑。

　　“當然貴族”心態不僅僅是一種人生觀，還是很具體的個人與事業關系的定位模式。一個人是高居于事業之上，還是自覺地把自己納入事業進程之中，也是截然對立的兩種態度。革命年代，很多貴族子弟都參加了革命，其中有些人名氣很大如張國燾，他就把自己高居于革命事業之上，革命反而成了他自己謀求成功的手段，個人成了目的而事業反而是手段了，1924年他被敵人抓住馬上叛變并出賣他所知的全部同志，出獄之后在敵人那邊還是沒有出路，又回到革命隊伍中間來，為了個人的權勢和地位不惜在白雀園肅反殘殺大批同志，僅僅軍隊干部(連排長以上)就高達2500余人。很多革命時期跟著走的人，其實就是在敵人那邊找不到出路而已，建國之后共產黨成了執政黨，那個被革命需要所壓抑的追求就冒出來了，共產黨高層還有人自覺地充當這些人的代表——決策和政策都著眼于這些人升官發財的需要。作為革命黨的共產黨在掌權之后，發生各種逆公共性的蛻變，其實一點點都不奇怪，很多官員原本就是在貴族統治下出生和長大的，一些司空見慣的思想和追求早已經深入骨髓，只要是形勢合適或者沒有壓力逼迫他們選擇放棄了，那些思想就會自發地冒出來。

　　毛澤東與那些人相反，始終把他自己看做是革命事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把個人裝入事業進程中間去，這樣一來，只要事業還沒有完成，個人的認識和努力就還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所以他臨終前還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卻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級水平高于上級，群眾高于領導，領導不及普通勞動者，因為他們脫離群眾，沒有實踐經驗。不是有人說大學生不等于勞動者嗎，我說我自己不及一個勞動者。”這不是說乖話、裝姿態，而是任何一個選擇從屬于一個具體事業的人，畢生都不可能完成其努力目標、永遠不可能有止境的準確體認。所以，只要是走出了“當然貴族”心態，個人就永遠具有毫不勉強的謙虛和謹慎態度，永遠對新事物和新知識抱有學習的興趣和能力。

　　中國過去六十多年的歷史，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密集的兩次一百八十度制度轉折，一代人的記憶里濃縮了極端豐富的變革記憶。對公共性問題的觀察和追問，對于受過毛主席時代革命教育和文革實踐的那一代人那里，特別是親歷過歷史巨變之后，就成為觀察社會的首選指標，結果也很清楚，只要是拿這個標準一對照，一切花里胡哨的說辭，一切牛鬼蛇神無不原形畢露。公共性標準，在毛時代依據革命時代的經驗認識，往往是與堅持還是否定革命路線聯系在一起來看待，換言之，革命路線是公共性含量最高的實踐經驗，基于這個經驗和對轉折的體會，草民很容易地突破主流知識精英的所有說辭的蒙蔽，公共性而不是各種所謂的好制度成為第一標準，這意味著精英們忽悠事業的徹底破產。

　　統治階級在領導權方面的失敗，第一步總是表現為葛蘭西所說的(意識形態)霸權危機，今天在中國不是霸權危機，而是徹底的霸權破產。在老百姓面前公然撕開公共性的面紗，喪失了一切信譽和說服力，還依然假裝自己很高明很主流很強大，這種狀況在網絡詞匯中間被命名為“裝B犯”，方主席的《軟埋》和隨后冒出來的擁躉，童志剛、陳國恩和沈喬生，每一個都符合“裝B犯”標準。武漢自稱工農兵的那些底層民眾，之所以開一個“批判會”還說那小說是“大毒草”，這樣的選擇意味著意識形態忽悠的徹底失敗和霸權破產，“裝B犯”們假裝不理解，假裝義正詞嚴的樣子來反駁，這也符合“裝B犯”的平均表演能力。當然，裝B犯也不完全是假裝，基于“當然貴族”心態，他們不可能不竭力漠視老百姓對于公共性的訴求，在不自覺地抹殺了公共性標準之后，就只剩下自己忽悠自己的制度迷信了，從這個迷信出發倒是不容易看清楚社會斗爭的內涵，以及各種斗爭策略包括話語策略選擇背后的真實內涵。

　　基于公共性的觀察維度，草民都愿意選擇斗爭性很強的語詞，大毒草這樣的詞匯在底層民眾反駁精英們故事新編時期的出場，絕對不是偶然的。各種具有不同公共性含量顯著差異的語詞，被底層民眾選擇并優先使用，這不是偶然的，經歷過毛時代和改革之后，草民很多已經相當篤定：好制度只能是有效地節制精英階層逆公共性走極端的結果，這本身就是對“精英設計并掌握好制度”的不可靠性的體認，回歸毛澤東所主張的那種對人與制度的理解方式——沒有斗爭就沒有進步，這近似于西方右翼新自由主義——新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是“博弈均衡”理解，在制度經濟學看來，一切靠譜的或者有自我執行力的制度，都是博弈均衡的結果。

　　反對群眾組織起來進行公共性追問，與反對革命的公共性要求一樣，都是逆公共性的論證方案。同時，說沒有好的制度，好人也辦不成好事，把這種所謂的制度決定人能不能辦好事的偏執思維推到極端，就產生了一種制度迷信的辯護方案，還往往把好制度加上所謂專家能力色彩加以粉飾，要草民相信高級專家能夠設計出好制度并提升效率，最終將會惠及多數人，這相當于推銷了一種公共性只能夠“假專家和好制度之手”而曲折實現的信仰，這種知識精英編織的童話，在幾十年過去之后——精英們已經完成了從先富先貴到獨富獨貴的轉型之后，應該說不可能還有說服力了。草民不僅不愿意聽你怎么說，而是說話都不愿意跟你用同樣的詞匯了，你們說大毒草是已經被批倒批臭的壞詞，但草民就是不買賬。

　　知識精英首先要正視霸權破產的后果，假裝看不到這一點是可笑的，方主席、童志剛、陳國恩和沈喬生都是如此，結果成了標準的“裝B犯”，如果繼續這樣下去，說不定有一天你們說一加一等于二，老百姓都要懷疑一下：這些人竟然同意一加一等于二說不定有什么想法，我們先等等看他們到底要搞什么。

　　四、文革為什么依然在精英們的辯論中間反復出場——作為世界觀分歧的角力點

　　文革恰好意味著兩種不同的理解人與制度的方式的角力點，好的制度是依靠精英階層的設計和自覺遵守，還是依靠斗爭來求取進步，這是兩種尖銳對立的思想方法。

　　沈喬生還有一段心路歷程，特別有深入剖析的價值，他在毛時代即便是不放棄爬上去的人生觀，也只能夠找到“當勞模”這樣一種完全符合公共性要求的努力渠道，去實現自身的目標，自覺下農村和追求當勞模，是毛時代的公共性在制度建設方面的提供的個人機會結構：“而我卻是自覺自愿當知青。這么說沒有半點炫耀，只說明我比別人傻。”“到了農場，我的理想是什么，說來好玩，是當勞動模范。很快我當上了排長，其實那是個帶人干活的官，如果上戰場，就是帶頭沖鋒陷陣的官。”

　　今天，沈喬生認為那種認識問題的方式和努力方式都是“傻”，這并不意味著沈喬生今天聰明了，而是因為他能夠找到一種違背公共性要求的爬上去通道，兩相對照之后，就發現從前那種是“高投入低產出”了，所以是不合算的。要說真正的聰明與傻的指標，從草民的角度看，沈喬生今天的回顧和總結反而是缺乏智慧的體現，似乎忘記了時光不能夠逆流的常識，今天有的機會機構不意味著過去也有，過去的明智選擇恰好是與當時的機會結構相對應的。沈喬生這么說當然有其意識形態建設目標：人需要在敘述歷史中間隱含地肯定或者否定某些制度實踐，因為要著眼于意識形態需要——以此去忽悠草民，卻完全忘記了人們選擇總是與即時即地的機會結構相對應的關系，按照草民喜歡追問真實的實際那種勁頭——這是脫離社會背景的胡說八道。看起來，在沈喬生那里，在意識形態所需要的肯否定態度是與真實歷史背景有沖突的時候，毫無疑問地選擇意識形態需要并毫不猶豫地背棄真實。

　　從前，即便是投機也只能夠符合公共性的要求，現在不一樣了，統治階級地位往往不是與勞動表現好，而是往往與文憑有關，至少對沈喬生那一代暴發戶世代的人來說，大學文憑是向上爬的最優資本。因此，從積累文化資本的需要來完成向上爬的目標來說，讀書上大學的意義就迥然不一樣了，所以沈喬生說“但我絕不‘無悔’。”“我能不悔嗎?!整整十年，在最需要接受科學文化知識的青少年時代，我們被擋在學校的大門之外，被剝奪了接觸書本的權利。整整十年啊!人生有幾個十年，而且是最需要學習，最善于學習的十年，能不悔嗎?我曾經想過，如果一定要去農村，和貧下中農接觸，有個兩年三年就可以了，就應該上大學了，最多不要超過五年。學習的黃金年代，耽誤不起啊。個人耽誤不起，一個民族更是耽誤不起!我能不悔嗎?”“向老天借一個青春，你還愿意重來一遍嗎?或者說，你愿意你的兒子、孫子，遠離學校，遠離科學文化，隔離現代文明，到窮鄉僻壤去過十年無知的生活嗎?如果不愿意，那無悔的意義在哪里?”

　　沈喬生自己靠上完大學成貴族了，就把這一份資歷絕對化，作為一種規律來看待去否定曾經的真實。最為怪異的是，他開始追究同伴們的“說真話罪”了，要求所有人都跟他一樣成為自覺的意識形態工作者，批判知青晚會組織者及晚會所昭示的“青春無悔”：“你們中間的少數人依然視而不見，聞而不達，甚至連翻一翻書籍的興趣都沒有。你們中間的少數人，根本沒有想過那時人民在干什么?”“不是說我們知青運動不該紀念，不該搞晚會。恰恰相反，該搞的還要搞，熱烈地搞，滿懷激情地搞。但我們一定要吸取歷史教訓，要有現代眼光，要懂得區分。”什么是現代眼光，沈喬生說就是讀書上大學，后面當然是要爬上統治階級高位了，但是，統治階級的上層位置很少，絕大多數人是爬不上去的，沈喬生爬上去不意味著每一個人都爬的上去，恰好相反，正是因為你沈某爬上去了并占據了一個位置，其他人的成功就少了一點概率，只要你們占著茅坑不動窩，其他人就只能夠無地彷徨了。沈喬生作為特殊時期爬上高位的暴發戶世代的一份子，他輕而易舉地拋棄了曾經認可的公共性標準，揀起零公共性指標來服務于新意識形態解說——這個解說方式要求背棄一切歷史真實背景中間的人與制度性的機會結構之間的適應關系。

　　沈喬生絕對化自身的人生經驗，結果導致他盲視今天社會的變革和重要事實——蟻族世代的大量出現和大學文憑對社會流動的無效。許多上過大學之后成為蟻族蝸居在城鄉結合部的大學生，從自身的體驗出發無不感受到這是一個拼爹的時代——沒有好爹不要說爬上統治階級上層就算是一個好工作都找不到，以此而論，沈喬生等人所代表的暴發戶世代，和今天數量更大的蟻族世代，同樣都是擁有大學文憑的群體，但是，文憑對于個人命運的作用卻是截然不一樣的。在某種意義上，暴發戶世代對社會上層的機會壟斷，恰好是蟻族世代無路可走的原因，這個對比恰好具有階級對照的性質。面對蟻族世代與暴發戶世代的社會現實，沈喬生依然能夠義正詞嚴地追究同伴們的“說真話罪”，這只能夠說明沈喬生這樣的意識形態生產者，業已喪失了觀察社會新變化的能力，貴族心態本身妨礙了他吸收新知識和把握新情況的眼光，正是他強烈的當然貴族心態本身，使得他喪失了作為意識形態生產者最不可或缺的研究新情況的能力——表現出極度的“選擇性盲視”，他至今依然以少數人的成功來否定其他人不能夠成功的制度原因，這當然是零公共性的體現和表達方式之一種了。

　　因此，沈喬生的經驗和感受，只是極其狹隘的經驗，沒有認識論價值。他從自身狹隘經驗出發試圖推薦的各種制度迷信的破滅，草民對精英話語及其內在邏輯的揚棄，成為草民掙脫忽悠的一種不自覺的覺悟，選擇大毒草這樣精英們很痛恨的詞匯并非偶然。可惜，沈喬生、童志剛等人看不到這個選擇背后的意識形態涵義，依然施施然以為自己還享有對于草民頭腦和意識形態的領導權，所以出來高高在上地指斥別人，他們不知道這個領導權早已經不存在了。在喪失意識形態對草民的引領作用之后，依然懷著貴族心態用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揮斥他人，就不再是高雅和正氣，而成了不折不扣的“裝B犯”。草民的思想解放，往往是與精英階層長期的整體性敗德表現為基礎的，權力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組成的統治階級，從先富先貴走到了獨富獨貴階段，其欺騙性就業已消滅殆盡了，各種以意識形態包裝起來的公共性偽裝完全脫落。看了童志剛和沈喬生的反批評文章，為他們自己感到悲哀，他們的全部偽裝都業已脫落了，但他們依然假裝著都不知道，就如同那個光著身子游街的皇帝那樣，還一遍一遍地在自己的頭腦里忽悠自己——認為自己穿著時尚美麗的外衣在巡視自己的子民，依然振奮著全部精神在那里充當“裝B犯”。草民選擇“大毒草”來發言，意味著什么美妙說辭都不作用了，在大毒草的另一邊，有其只有渾身赤裸裸的“裝B犯”。

　　草民很早就知道，第一種“自來紅”偽裝破產之后，還會有第二種“自來紅”偽裝被再造出來。但對于草民來說，任何自來紅都是反動思想。

　　依據沈喬生羅列的資料，從前的自來紅，有足夠的證據早已經成了自來黑，“縱觀中國歷史，先看右派一代，那么多誠實的有抱負的青年遭受了無情的打擊、摧殘，這可以看楊顯惠的紀實小說《夾邊溝記事》，右派一代真的要比我們苦得多多。等到文*革結束，他們中不少人已經進入了風燭殘年，而我們知青，文*革開始時都是中學生，一般不會直接遭受迫害，返城時在30歲左右，還有大把時間可以利用。還有國共內戰時的一代，多少農家子弟死于戰場。還有抗日戰爭的一代人，都要比我們慘烈得多多!”“看看1966年夏天吧，北京發生了什么，紅*衛*兵實行法西斯暴行，打死了許多老師和校長。還有在北京大興縣的屠殺行為，這已經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接著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更大聲勢的紅*衛*兵破壞浪潮。”“文*革是中華民族的一場大災難，是對科學文化的肆意破壞。有人說，文*革是造反派和當權派的斗爭。這是以偏蓋全。”“我認為，文*革是以革命的名義，控制人的思想，踐踏人權，殘害生命。”

　　他們批判自來紅思想，不是為了告別自來紅，而是自己想要當自來紅同時把別人打成自來黑。現在，好像有且只有沈喬生自己這群人，才是純正的自來紅了，毫無疑問，當兩撥人都認為自己是當然貴族的時候，其中一種肯定會由紅轉黑成為“自來黑”了。看起來，當年自居自來紅手持鞭子毆打沈喬生的那群人，已經要轉為自來黑了，沈喬生才是比他們更有資格的自來紅。

　　現在知道的很清楚了，這些人告別革命的目的不是因為革命巨大的代價和犧牲，而是直接著眼于革命對公共性的肯定，這才是他們竭力地想要告別的內容，因為公共性和公共性追問始終是“當然貴族”的威脅。秦始皇把天下兵器搜羅到咸陽鑄成金人，以為不會再有反抗威脅到貴族地位了，但是，大澤鄉的鋤頭鐮刀一樣管用。

　　今天精英們告別革命的種種鼓噪，似乎比秦始皇進步了那么一點，想要在思想上解除草民的反抗意識和意志，這個會比秦始皇更成功嗎?看起來效果也不咋地，精英們費了一肚子勁把“大毒草”這個詞批倒批臭了，效果怎么樣呢?草民隨時可以撿起來使用。老田反復向精英們告密：大毒草的回歸意味著精英們意識形態方面的信譽破產，不可以小視。精英們都沒有反應，看起來，這一幫子意識形態生產者的覺悟水平過低，正如沈喬生面對蟻族世代的選擇性失明一樣，對于自身工作成果面臨著崩潰的巨大危險也一樣視而不見。

　　更為怪異的是，由于受到大毒草這個詞匯的刺激，童志剛和沈喬生這種高等精英，幾乎眼睛里就看不到別的東西和內容了，都不太會使用頭腦了，反駁文章寫下來都大失水準和分寸，由此看來，草民之壞實在是超出了想象：就是要拿這個考考你們的智商情商。老田很遺憾地發現，精英們都沒有考及格，而且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希望考及格，看他們再一次變成黑五類的時候會不會覺悟過來。郭松民引用法國大革命之后人們對死硬派貴族的評價，經過了一場大革命之后，那群人還是“什么也沒有忘記，什么也沒有學會。”看起來，貴族們無法從社會變革中間學習新知，是一種世界性的普遍現象，也許不需要以此苛求中國的同類項。

　　五、告別革命之后就該“白衛軍”上場了?

　　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蘇共在執政74年的時候轟然倒塌，有很多人也指望著這一幕在中國重演。

　　蘇共的必然垮臺，在1960年代的中蘇論戰中間業已被毛澤東準確地預言過，任何一個共產黨或者什么其他的政黨，如果沿著逆公共性的道路走下去，漠視多數人利益，那肯定不可能長期維護自身的執政地位的。早在1960年毛澤東領著中共最高決策層，集體討論并寫出了以赫魯曉夫為潛在對話對象的文章《列寧主義萬歲》，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是：任何體現多數人利益的制度都不會憑空出現，對剝削制度的顛覆必須經過暴力革命，所以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的想法是徹頭徹尾的想當然。后來的中蘇論戰中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文章進一步指出：即便是在公有制社會里，傳統的剝削階級不存在了，但是新形成的掌握著權力和話語權的精英階層(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階層，后來在著名的中央文件中間，這兩大階層有時被稱為“黨閥”+“學閥”，另一次被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對于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依然是不感興趣的，他們的興趣是在新制度環境中間尋找或者創設各種有利于特權產生與擴大的機制和可能性，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中間要開辟有利于多數人的制度道路，依然不可能通過和平的方式獲取，必然把民眾組織起來與強勢群體搏斗，這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沒有斗爭就沒有進步”。

　　文革初期太子黨的震撼出場方式，及其遭遇到所有草民痛恨的倒行逆施行為，正好公開地顯現了新權力的逆公共性發展的合理例證，連初中生都深刻地把握到了——打人的都是特權，這種所謂的革命性標榜落在初中生眼里都是不成立的。

　　文革就像是一種自我驗證的預言，草民組織起來批評當權派和反動權威的斗爭，被一次又一次地聯手鎮壓，這些鎮壓活動恰好自我證明了當權派對于公共性要求的抵制和反感。在文革之前，原本許多老百姓不知道當權派到底是不是私利為先，對于公共性或者制度進步有著抵制和反對，但是，面對文革的群眾性批判活動，當權派一再地越過政策和法律的許可，誘惑群眾中間“不顧一切往上爬”的馬屁精式的積極分子群體，反復鎮壓造反派群眾，這個事實讓很多人看清了那些當權派胸中毫無公共性自覺的事實。

　　文革為什么重要，因為沒有斗爭就不會有進步，甚至已原本已有的都會失去。所以，精英階層是無法徹底相信的，群眾性的斗爭是不可或缺的，文革的曲折反復又告訴我們，進行有組織的斗爭過程中間，力量集結是重要的，但是，正確地開展思想斗爭和大批判，更為重要，正如毛主席所說的思想上奪權才是文革的正題和主題，而組織上的奪權反而是群眾組織的短板所在。

　　公有制社會確立之后，以官僚專政排斥甚至鎮壓人民民主，一直是以當權派公共性的“滿分神話”——當權派百分之百代表公共性要求——來遮掩的。人民組織起來，對官僚專政進行公共性追問，卻被累次鎮壓。毛主席和周總理臨終前被迫選擇扶持反文革派別上臺，這一次是馬屁精式的知識精英們找到了與權力合作的機會，他們出來說文革期間疊次被鎮壓的人民民主運動是法西斯，把法西斯鎮壓的受害人說成是加害人。對于歷史和后人來說，革命的道義基礎是通過文革支持者的巨量受鎮壓和犧牲，為未來的歷史反思筑牢了極其牢固的道義基礎——正是在這個基礎上草民能夠輕而易舉地識別出造謠者的嘴臉，看破他們為了權勢和利益不惜出賣靈魂的零公共性操守，使得其從事的一切偽裝和粉飾事業，無不快速陷入破產地步。

　　作為一種策略，當權派往往編織各種自己在公共性方面的“滿分神話”——說自己完全代表公共性要求不存在任何私利私欲，借以對抗群眾的批評和各種公共性追問，還說鎮壓群眾也屬于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這個可以稱為社鼠策略，在歷史上很早就出現了，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記載，齊桓公與管仲有這樣一段對話“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涂之，鼠穿其間，掘穴托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涂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于民，入則比周而蔽惡于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害。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在壞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之后，各種編織得再精美的神話，也無不瞬間破滅。搞笑的反而是，現在是方主席、童志剛、陳國恩和沈喬生諸公，作為政府以財政經費雇傭的意識形態寫手，一邊通過詆毀革命去消減政權合法性，一邊還撿起了社鼠策略來玩，威脅各種批評意見是反對改革、復辟文革的顛覆分子，預備招呼警察抓人了，現在儼然他們這伙人成了政權合法性的化身了。不過，這批人也許真有能力驅動警察，批評方主席編造謠言揭人隱私的卑劣之舉那個帖子發出后，就有網友跟帖說：這批暴發戶世代的朋友圈很強大，遍布官場，沒有叫警察上門維穩已經算客氣了。

　　1966年造反派成立組織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某副總理G說“工交戰線十七年來是執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言下之意你要是批評他那就是“反毛”;湖北省委宣傳說“湖北省委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你還敢批評就需要自己掂量掂量;外交部長怒懟造反派的指責，“有人說張彥背后有大鬼，張彥背后是我。”“我的背后是誰，當然是毛主席了。”你要是敢批評他，就有可能面臨著反毛的罪名。太子黨組織西糾在北京大量打殺黑五類的“革命”標榜，同樣也是社鼠策略的一種應用方式。在文革后續期間，當權派聯手保守派累次鎮壓造反派，也是通過各種捏造“滿分神話”來展開社鼠策略的，把群眾對自己的批評說成是要顛覆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或者反對毛澤東思想。這樣，就把當權派自己說成了全部合法性的當然代理人——這就可以稱之為“滿分神話”——官員們個人的所思所想所為完全徹底地與公共性要求保持了百分之百的一致，批評他們就直接構成了反對共產黨政權合法性或者公共性本身的罪名。

　　在文革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批判之下，當權派的逆公共性和反公共性表現，無處藏身，不得不作檢討并保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樣一種態勢，在后文革時期的逆轉過程，特別值得探究，其中知識精英的各種奇思妙想，對于這個公共性滿分神話的復辟，有著重要的作用。美國學者安舟發現，在文革晚期的清華大學中間發展出一種知識精英的“拍馬屁造反”——說前任領導的壞話去巴結新領導，有高官D說“57年之后二十多年經濟沒有多少發展”的話，教授級公知秦暉對此活學活用，說毛時代和文革都是“負帕累托”效率，改革哪怕是胡改亂改都不會錯，都會增加效率有利于發展。秦暉的聰明伶俐，也不是個別現象，在官學兩界的所謂文革史研究中間，不是大量地把鎮壓群眾的當權派說成是秩序的化身、經濟增長的唯一依靠嗎?秦暉只不過是靈機一動，對這個研究成果套上一個看起來很高大上的術語而已。安舟的發現很有價值，“拍馬屁造反”反應了一種意識形態生產方案：知識精英如何有效地給權力精英進行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公共性，進行假想提升。在這一批選擇為權力的逆公共性表現進行辯護提升的人群中間，其中不少人與下文的白衛軍隊伍有著交叉和重合，換言之，白衛軍發現他們可以明智地與官場的逆公共性群體合作。

　　拿中國對照今天的匈牙利，就發現中國特色的白衛軍要含蓄得多。那邊已經有人要推倒盧卡奇的塑像了，“2017年1月25日，布達佩斯市議會決定將捷爾吉•盧卡奇的雕像從位于市十三區的公園移除。”理由就是他曾經參加過共產黨還當過共產黨的官，這種思潮的背后是什么內容呢?塔馬什分析后指出：“在西方鮮為人知的是另一種‘白衛軍’(white guard)式的反共思潮，在一、二戰中間時期，這種思想在歐洲大陸廣為流傳，在今日的中東歐，包括匈牙利，又有復燃之勢。‘白衛軍’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下層(Untermensch)的崛起。對于這些反共分子來說，共產主義不是意味著太少、而是太多的自由，而平等思想是一種反自然的罪惡(sin)。”【G.M.塔馬什：從未結束的盧卡奇爭論，· 2017-05-05 · 來源：保馬】

　　中國不是沒有白衛軍，不過他們最出名的出場時期曾經定名為“還鄉團”，在戰爭中間被徹底打敗了，后來還曾經在美國軍隊侵入朝鮮時發動過反共起義，再一次被打垮，此后就再也沒有緩過氣來。有很長一段時間，老田沒有搞明白為什么還鄉團那么殘暴無人性，動不動滅人滿門，前不久去安徽參觀，了解到霍邱縣有一個李氏家族，他們在附近幾個縣擁有20多萬畝土地，發家史上曾經屠滅過整個村子，目的是殺人占地，還鄉團之所以酷愛滅門，原因在于通過殺人來發財致富;反過來，普通的農民沒有村子里的權力優勢和官府支持，想要違法殺人發財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此，土改時期貧農斗地主時期，除了歷史積怨之外，不存在逐利動機引發的殺人需要。應該說，歷史和事實的邏輯與方主席的小說所選擇呈現的是截然相反的，極端過度的暴力殺人往往是地主階級的選擇和需要，這是他們擁有的社會優勢地位和發財動機相互結合之后，形成的理性策略選擇。現在，根據郭松民的總結，還鄉團偷偷回來時高高打著人道主義的旗幟回來，這看起來倒是很文明的還鄉團。

　　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徹底的一場人民革命，毛主席那一輩老共產黨人領導老百姓組織起來戰斗，徹底顛覆了一切舊統治階級的權勢金錢和意識形態，至今為止，白衛軍依然未能在中國現實政治中間名正言順地回歸，曾經，反對革命的群體在組織良好的強大革命力量面前，只有屈膝投降一個理性選擇。

　　虎去余威在，直至今天，中國的白衛軍回來依然是不合法的，只能夠偷偷地搞點鬼子進村，像方主席那樣講故事來從事白衛軍的事業，各種力挺方主席的辯護言論也都通過謊言包裝之后以各種大義的名義來發出來。要是不以“裝B犯”的方式，不給白衛軍涂抹各種脂粉，就出不了場，沈喬生的最新選擇是涂上“民主”的粉色。

　　為此，我們需要永遠記住那一代先輩和他們的奮斗和犧牲，他們的流血犧牲至今依然構成各種丑類的緊箍咒。

　　寫到最后，忽然記起今天是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的生日，馬克思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永生不死，是因為“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占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用老田的公共性概念來表達這個根本性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和市場化水平極高，業已關涉到全社會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其生產控制的決策卻僅僅依照生產資料占有者的利潤目標來作出，這就出現了嚴重的公共性問題：市場化聯系到廣大社會成員的利害關系意味著生產及其后果的公共性現實和要求，但是利潤目標卻僅僅反映少數人的門戶私計，由極低水平的公共性決策機制操控公共性要求極高的生產過程，最終是不符合生產力最優發展和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因此，必然要遭到揚棄并被社會主義所替代。社會主義的首要變革，就是要把生產和消費的社會性要求有機地結合起來，祛除兩者之間的巨大公共性落差。

　　馬克思的思考，集中關注了經濟基礎內部的第一類公共性問題，而毛澤東則是在公有制社會確立之后，思考了權力接管了生產決策之后遭遇到的第二公共性問題，第二類公共性問題關聯著勞動者在管理權力面前的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存在著管理者在掌握權力之后的逆公共性退化趨勢問題，這接近于毛澤東援引馬克思的概念而表達的“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原本，很多精英們以馬克思的思想去否決毛澤東的探索，這在1980年代他們獲得了部分成功，今天再也不可能忽悠到草民相信他們了，對于人類解放來說，兩類公共性問題都需要探索解決。甚至，解決第一類公共性問題反而較為容易，隨著革命的成功，曾經的社會主義陣營都曾經否定了私有制和利潤目標，建立起國家權力掌管的計劃經濟，但是，第二類公共性問題，有且只有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以無比的勇氣進行過深入的探索，這算是提出了真問題，答案還需要草民們在前人的經驗基礎上去繼續探索。

　　謹以此文紀念為中國革命作出犧牲和貢獻的眾多革命先輩和偉大的革命導師馬克思!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初稿

　　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修訂

　　【老田按：文中關于沈喬生的引文，均出自他的兩篇文章《一個知青的聲音》和《為方方申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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