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笑看陳國恩教授“挺方”計窮——洗腦洗不動、后果很嚴重

　　笑看陳國恩教授“挺方”計窮：洗腦洗不動、后果很嚴重

　　老田

　　陳國恩教授寫了篇文章力挺方主席的《軟埋》，雖然陳教授所示范的讀書方法完全不靠譜，辯論時也未能抓住對手的真實觀點，但他的政治敏銳性還是很贊的，他發現了一個知識精英與草民溝通問題上的根本性困境——洗腦洗不動，后果很嚴重。為此，陳教授建議要加強政府對意識形態的介入和管制，以各種權力管制去補上主流知識精英對草民“洗腦洗不動”的巨大欠缺。

　　為了幫助網友理解陳教授這種主張的根源，本文也初步分析一下，在意識形態生產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暴發戶世代”的形成過程，及其進行意識形態生產的工藝特點，方主席及其同學童志剛和陳國恩教授都從屬于這個世代，也共享了一些規則性的意識形態生產特征。

　　一、教授原來不讀書

　　讀了陳國恩教授的評論文章，只能感嘆，到了教授實在是太好混，基本上可以不讀書了。同樣是討論《軟埋》，郭松民是認真讀過原著的，說方方通過“造假賬”去“算舊賬”的張永峰也是讀過原著的，他們的評論和發言，都基于《軟埋》的全書情節設計和故事展開，以及由書中人遭際而把握到的褒貶和善惡。仔細閱讀全書之后才能夠獲得全面的把握，這個方式方法是所有草民都使用的方法，哪怕讀《軟埋》讀得感覺不適都要嘔吐了，他們都堅持讀完才之后發言的，以期對這本書有一個全面的把握，避免以偏概全。

　　一位985高校的博導教授陳國恩，引用一下書中人物劉晉源的幾句言論，就可以對全書的傾向下判斷了，還能夠以此對照其他人發現的無效和不對，只有自己最正確。草民最服膺教授們的權威性了，因此這次才從陳教授那里獲得點顛覆性的收獲，原以為讀小說就是要讀全本，通過書中主角和故事的演繹過程，據以溝通讀者和作者的審美情感，最后才能夠看出全書的褒貶善惡。陳教授示范和推薦的則不是那樣子滴：可以直接就書中某個人物的個別言論概括出全書傾向。不過教授畢竟是權威，不能夠輕易不相信，這樣一來，草民有個小小的疑問：要是跟陳教授一樣引用作出軟埋決策的老地主的言論，或者書中戲份最多的丁子桃所揭示的看法，是不是也同樣起到你所說的那個引用和證明效果呢?為什么你陳教授就能夠慧眼一掃，不用看全書，就能夠找出那個最代表全書立場的幾句話呢?

　　老田說“教授原來不讀書”，不完全是說教授很懶很爛，而是說他們的高明之處在于不需要讀書，也能夠比你得出更加權威靠譜的結論來。最讓草民羨慕的，就是陳教授這種權威，既不需要花時間和精力去搜集靠譜的信息，也不需要學習新知，還無需合乎邏輯的推理過程，就就能夠得出最最權威的結論，還能夠壓倒其他一切結論。陳教授叫我們充分地領略到了什么叫做學術權威，權威就是不需要搜集靠譜信息，能夠就任何一個片段就能夠得出比你更權威結論的高人和高高人。陳教授好像天生就是腦袋靈，外加目光銳利，哪怕是向一個磨盤石掃一眼，也能夠比草民看得更加的深刻。陳教授不需要讀完全書，就能夠找出最合適論定全書的人物和言論，還能夠就此蓋棺定論，顛覆一切其他人的看法，這中間的奧妙普通草民估計是學不會了。

　　陳國恩教授說郭松民的文評是本質論則是純粹的瞎說，權威的說法肯定還是能夠找到現實的針對性的，這個國度里還真有不少本質論者，下面這個著名公知就是典型的本質論者，這種人存在就是陳教授權威性的體現——說明陳教授任何一個信口開河都不是百分之百的瞎說。茲向陳教授舉報一下，要是陳教授下次見到他可以敲他的腦殼。

　　僅僅是眼光獨到那還不是陳教授高明的極限，陳教授還能夠擺出一副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然后，陳教授似乎就占據了道義地位，輕而易舉就超越了左右對恃。更為難得的是，陳教授還會說乖話，去肯定“中國革命是在排除了左右干擾的艱難歷程中取得成功的”，進而說文革式文藝模式“要求文藝作品按其認可的理論模式直接表現革命輕而易舉地走向勝利”，提醒一下，陳教授你說謊超越底線了——說謊的底線是“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別人都知道真相你就不難瞎說的呀，文革期間的代表性文藝作品在全國民眾中間熟悉度很高，例如《智取威虎山》《杜鵑山》中間的重要角色如小常寶和雷剛，都不是一貫正確的超人還都是從錯誤中學習的呀，你公然這樣編謊言瞎說，這個到底是要說謊還是廉價“賣臉皮”?

　　公正地說，說謊或者賣臉皮不是陳教授的追求，而是要借此捏造一個二元對比：方主席的《軟埋》是承認革命的艱難和錯誤的合乎革命的實際，而批評者則是文革文藝繼承人“只承認一個階級只能夠有一個典型”的簡化論者還是背離現實的。就這樣，陳教授試圖告訴人們方主席的小說不過是針對了革命的錯誤而已，但這個方主席肯定是不會同意的，方主席明確說她寫這本小說是要為受到土改影響的“何止千千萬萬人”——地主申冤出氣的。方主席從不是為中國革命總結經驗和教訓的，更不是為了還原歷史真實的豐富內涵，陳教授你閃展騰挪制造的各種說法，都被方主席預先打臉了，順便說一下，下次陳教授說謊之前還是參考一下方主席發布的權威資料、打一個說謊草稿比較穩妥。

　　二、教授與草民在公共性問題上的尖銳對立

　　為什么草民那樣鄙視和蔑視文壇精英們呢?陳國恩對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缺乏了解，我打算向教授級權威陳國恩教授告個密：草民始終對精英們懷有紅眼病，認為很多精英們手握政治權力和話語權，只服務于自己的小圈子，這是零公共性的體現。草民們多主張各種權力天生就具備公共性特點，需要關注和服務于公共性要求，教授可以把這個理解為完全是見不得精英們過得好，正是從這個紅眼病出發，草民往往懷有民粹理性——要求一切學術或者文學都需要關注其社會功能和內涵，假如某個作品或者血學術研究宣講“零公共性”，這肯定就要受到草民的反對和批評了。草民紅眼病的主要癥候是：手握強大的政治權力和話語權都算是“公器”，不能夠私用，如果這樣那就是腐朽墮落，就是追求零公共性，就需要對其開展公共性追問。換言之，公共性要求就是草民們的紅眼病所在——見不得精英們的先富先貴或者獨富獨貴。

　　在這個公共性的譜系中間，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具體最高的合法性，因為兩者都否定了先富先貴和獨富獨貴，而資本家階級則比封建主階級的公共性水平要高一些，方主席為地主階級哭墳是為過時的極低公共性招魂。

　　很多草民對中國革命有好感，起而維護其合法性的原因就在于：革命意味著可以組織起來埋葬公共性無限接近于零的舊統治階級及其狹隘利益，建設一支服務于公共性要求的新權力，為所有人尋求出路，換言之，革命是通過顛覆舊統治階級的零公共性而提升權力等關鍵領域的公共性水平，從而有利于草民的大多數。

　　在很多草民眼里，一些知識精英以絕對的創作自由或者學術自由為借口，真實目的是追求“零公共性”的借口，這當即就被看做是中國統治階級成員群體中間最為腐朽墮落的一部分。其次是資本尤其是其中的投機資本，也很接近于零公共性水平，反倒是很多工業資本因為受制于消費者的選擇，所以還需要關注公司和產品的形象，最低限度還要做做公共關系工作，因此，反而是公共性不為零。而政治場域的權力資本運作中間，至少在表面上需要完全保持著那種高水平公共性外觀，不然的話就沒有政權合法性了。所以，在草民那里，一些知識精英完全是零公共性的代表，所以最討厭他們，其次是討厭資本特別是投機資本例如任志強等，再次是討厭官員的貪贓枉法，這個討厭順序，是按照草民印象中的公共性含量來排列的，老實說，很多草民討厭方方一流人物遠超貪官，電視劇中間的祁同偉都還有草民同情他。

　　有了關于公共性的初步理解，就可以剖析陳教授對郭松民的錯誤解讀在哪里了。陳教授特別痛恨郭松民對江青在文藝方面成績的某些肯定，這個不奇怪，一大批今天的奢遮教授都是依靠深揭狠批四人幫而上位而評上教授博導什么的，要是江青還有可取之處，那教授們不就不那么純潔干凈了。這個地方也要向陳國恩教授舉報一下，通過研究樣板戲來曲折地肯定江青和文革文藝的人，學界著實不少，隨便一搜就找到數百篇之多的論文，還都是發布在學術刊物上的，其中相當部分對樣板戲是做了這種或者那種肯定的。陳教授可能多年來不讀書不看報，放任這些個牛鬼蛇神出籠還大成氣候。據老田看，陳教授要是去跟那些人辯論估計不出三回合就要敗下陣來，恐怕陳教授只能夠組織一個斧頭幫去砍他們了，這大概是陳教授唯一能夠對付那些人的取勝方法。

　　至于說到郭松民這個人，據老田所知，他比那些研究樣板戲的人還要壞，他基本上認為今天文壇的腐朽性和墮落性已經到了歷史最高，不僅在公共性方面遠低于文革時期，而且藝術性方面不僅遠遠達不到及格線，他甚至認定很多主流的文藝生產者往往不自覺地與消費者的審美意識相對立，充滿了愚蠢的偏執性和低級趣味。所以，陳教授批評郭松民沒有抓住要害，下次陳教授專門考證一下今天文壇的公共性水平和藝術性水平，是如何遠超文革時期和毛時代(順便說一下論證藝術性的時候千萬不要把藝術西化程度高作為依據，那樣就落入郭松民的套中了)，那才算是徹底可以駁倒他，才可以讓他乖乖地閉上嘴巴。

　　草民老是想要追問文壇的公共性水平，這個實在是壞透了。郭松民如果是一個人這么想這么說，那就算了，問題在于，已經相當多的草民都認為文革后精英們已經徹底墮落，公共性水平極度倒退的原因在于權力精英與知識精英的相互結合。對于文革后的權力公共性衰退大潮，很多人還對照著《十六條》中間“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聯手實現公共性倒退的預言，拿這個來對照理解現實，這個實在是太糟糕了。相當多的草民認為貪官囂張的原因，在于知識精英不懈的“零公共性”宣傳——這解除了一切權力都需要服務于公共性要求的草民信條，結果使得貪官無所顧忌，所以，相當部分草民對學術上的“公器私用”極度討厭，甚至勝過了討厭貪官。

　　更為嚴重的是，在很多人頭腦里文革時各種權力服務的公共性水平遠高于今天，哪怕是持文革和造反派立場的人，也依然肯定那些鎮壓造反派的壞官和瘟官的公共性水平高于今天，而且還認為是文革當年鎮壓群眾的壞官群落在改開搞年代進一步變壞之后，才導致公共性退化到了無法接受的地步，這才是最值得憂慮的判斷。很多草民認為毛時代或者文革時代掌權的壞人，也好于今天的那些權勢人物，或者說文革時那些官也很壞但沒有壞到后來他們那個壞程度，這才是最值得憂慮的問題。甚至還有些人把這個看法應用到四人幫身上去了，這就更值得陳教授去憂慮了，好幾年前還有人做了一首“而今愧對四人幫”的詩在網絡上到處流傳。

　　三、占主導地位的“暴發戶世代”及其意識形態生產特點

　　在研究新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生成過程時，“葛蘭西強調，意識形態的社會動員能力并不僅僅取決于其邏輯層面的自洽性，因為任何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都無法無視社會中已經存在的常識結構、直接取而代之，都無法憑空捏造出一套全新的理念加以推廣、使人們信服。”【張躍然、駱斯航：《逝世八十年之后的今天，葛蘭西的思想為何仍然重要?》，原載于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 欄目】

　　也就是說，過度否定民眾常識的意識形態生產，是很難被民眾接受的，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生產方法。中國今天的意識形態生產過程，除了有著與民眾經驗和常識直接對立的特點之外，還與中國的意識形態生產過程起主導作用的“暴發戶世代”自身的政治不認同狀況緊密相關。改開后早期幾屆大學畢業生現在居于意識形態生產領域的霸主地位上，這群人所受的中學和大學教育殘缺性很大，但畢業后很短時間內就成了學界的霸主。此后，資源壟斷和分配、話語權把持和維護，就成了這群人的主要努力方向，投入學術研究的興趣和精力都嚴重不足了。由于這群人在短短幾年內，就獲得了正常情況下往往需要一二十年努力才能獲得的學術地位，這群人中間形成較為明晰的意識只有一點：毛鄧時代兩重天。在毛時代他們努力多而收益小，鄧時代他們短短幾年就爬上了統治階級上層的高位，這樣的對照而支撐的對毛時代的絕對政治不認同，就成為他們臧否歷史和現實的主要依據。對前三十年的過度否定和抹黑，就與這樣一個快速成功的世代相聯系在一起。這個在目前中國意識形態生產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世代，老田命名為“暴發戶世代”，他們從自己的人生經驗出發，對三十年采取一種絕對不認同的態度，過度抹黑前三十年為此需要還采取機會主義態度對待歷史事實和邏輯要求，則是其寫文章的主要特點。有人評論說，中國的知識精英抹黑毛時代的歷史，業已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

　　暴發戶世代的論文寫作技藝，很接近于法國學者布爾迪厄所說的“不認同巫術”，訴諸各種方式甚至包括情感的方式，來捏造出一個不認同的結論來，許多暴發戶世代有關黨史國史的論文就是這么寫成的，在這樣的文章寫作中間，就談不到靠譜的證據和論證過程了。在1990年代末期自由主義浮出水面之后，這種早期的不認同巫術寫作，逐步地收斂為“公知體”——以民主自由這樣的絕對真理否定一切歷史事實和制度實踐的合理性，這種公知體寫作中間，基本上不需要靠譜的證據和嚴格的推理過程就能夠直接地得出結論。由此可以提煉出暴發戶世代的意識形態生產的工藝特點：能夠就強烈的不認同本身直通結論，而或多或少地省略掉了搜集和甄別事實并進行嚴格推理的過程。不認同巫術和公知體就是暴發戶世代的意識形態生產工藝的兩個典型特點，陳國恩教授和童志剛的反批評文章，在材料處理的隨意性和對邏輯要求的輕忽態度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濃縮了公知體的工藝特征。

　　不認同巫術和后來的公知體，及其對前三十年的過度抹黑，相當于把意識形態生產建立在與經驗事實完全對立的基礎之上，結果，導致意識形態生產與草根民眾的經驗記憶出現嚴重對立，導致教授們的意識形態產品就此無法深入民心民意，出現意識形態生產僅僅停留在學術圈的“空轉”現象——意識形態無法履行在草民那里制造同意的社會職能，而僅僅與教授們的職業利益有關。而且，由于暴發戶世代論文的工藝特征方面的內在缺陷——忽視事實甄別和邏輯嚴密性，往往也說服不了嚴肅的讀者，因此就缺乏對公眾的良性影響力。

　　由于這種“空轉”的意識形態生產僅僅關聯著職業利益升降的事實，又在實際上助長了學界的小圈子現象——對小圈子內部人是無條件支持，對圈外人進行無條件反對，這種普遍化的黨同伐異現象，則是一種追求宗派和小圈子職業利益最大化的“合作化”過程。我們從方主席的小說《軟埋》獲獎及其反批評人士的發言方式，可以清晰地領略到小圈子是如何進行無原則地運作的。也就是說，只要是意識形態生產領域的“空轉”現象不消除，那么，小圈子和無原則就成為精英們的第一行事規則。

　　圈子和利益成為意識形態從業人員的第一行事規則，以及公知體的流行，助長了一種機會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采取徹底的機會主義態度來對待材料和事實。陳國恩教授就是這樣處理材料和事實的，任何一個人的講話都會被他們恣意曲解、為我所用，“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但在實際的理解中，存在左右兩種的不正確認識。右的是要否定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成果，主張走西方式的憲政民主道路。而‘左’的，……想用‘文革’方式來解決當前社會的矛盾，”在這一段中間，陳教授表現出強烈的“頭腦短路癥”癥候：一個人的任何看法或者對事物的臧否，就陳教授那里就只能夠被解讀為你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某種制度實踐主張，這相當于你任何一句話都能夠被陳教授用“頭腦短路法”甄別出你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了，也就是說，只要是陳教授一討論跟你的歧見，潛意識里陳教授就已經在那里召喚警察出面了。不得不說，作為改開后第二屆大學畢業生，陳教授的推理能力和材料解讀能力，實在是太強大了，這業已成為很多暴發戶世代意識形態生產者的共同特征(當然，還是有少數例外的，老田就認識幾個認真對待學術的)。

　　意識形態生產領域的“空轉”現象，占據統治地位的小圈子規則，往往還與改開初期幾屆大學畢業生進入學界形成的“暴發戶世代”的超額話語權有著密切聯系。老田在分析鄧相超以造謠傳謠的“賣立場”方式壟斷話語權時，指出過恢復高考之后最初幾屆大學生在意識形態生產領域占據了過高的話語權份額和資源，卻未能夠生產出合意的意識形態產品滿足社會需要——這群人汲取資源過多同時生產貢獻極小，從根本上損害了意識形態在草民那里制造同意的能力。偶然發現，在《軟埋》的反批評中間跳出來的幾位高人都從屬于這個“暴發戶世代”，陳國恩、童志剛還包括方主席自己都是1978年進入大學，都是這個暴發戶世代中人，并具有暴發戶世代的典型特征。意識形態場域的暴發戶世代，汲取了過多的資源和話語權，卻對于意識形態的合意生產的貢獻甚微，由此帶來了意識形態的重大欠缺，而在說服力方面的絕對欠缺又激發了一種強烈的機會主義策略選擇：這群人動不動就扯大旗作虎皮，想要援引政治力量來介入輿論場域的爭端，確保自己勝出。

　　換言之，暴發戶世代堅持一種零公共性的追求，并把這個應用到一切方面，也為此拒絕反思改革的公共性含量變化，這就是童志剛和陳教授很難與草民進行有效對話的原因。陳教授這種狀況不是個別人的壞表現，而是具有普遍性，一位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任教的年青教師，體會到自己一些教授同事的一般傾向是“支持暴發戶”。在教授群體中間，支持各種毫無底線的改革成為一種常態，這就妨礙了他們承擔自己理應擔當的意識形態生產功能，也缺乏理性地反思改革并引導民眾理性思考和支持正確的解決問題政策。

　　陳教授說“改革開放中的問題，比如反腐、共同富裕等，要求按照十八大強調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用改革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否定改革開放。”教授們喜歡扯上鄧小平的大旗，但至今沒有人證明過鄧小平是否持有他們那種支持暴發戶的觀點。當然，這個說法顯得面面光，既承認了改革的不足，又公正地提出了解決方案，草民下去等著就行了，不過有一個教授級公知蕭功秦極度鄙視這個說法，取笑這個說法是“用火上加油的方法來滅火”。

　　更為可恥的是，鄧小平并沒有主張公共性為零，作為參加過革命且跟著走完長征的人士，鄧小平設計的改革還是有底線的，陳教授最好不要扯鄧小平的大旗為無底線的“所謂改革”辯護：“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1頁)“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如果依據鄧小平的改開底線和黨中央的明示政策，以多數人的長期貧困為代價支持少數人的富裕，是不能夠接受的顛覆性錯誤，但這個卻得到很多暴發戶世代教授們支持。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與這一幫子暴發戶世代的教授，還是有著嚴重不同政見的，他認為這個中間蘊含著“鬧革命”的巨大政治風險，而暴發戶世代的教授們似乎格外勇敢不怕洪水滔天。培植大量暴發戶去壟斷學界文壇，雖然有助于實現非毛化，但意識形態生產的消極后果是滲透一切的，鄧小平似乎對此一政策有所后悔，1989年他曾經說過“十年最大的失敗在教育”。

　　四、洗腦洗不動、后果很嚴重

　　應該說，學術和文壇的生產數量，比起文革時期是急劇膨脹了數十百倍，但是對草民的洗腦效果卻下降了不只千百倍，結果，一邊是精英們過度生產，一邊是草民的低消費或者拒絕消費。關鍵原因恐怕是知識精英對于草民所思所想過于隔膜的緣故，結果是不能夠針對性地打壓草民的很多危險想法，導致很多危險想法像野草一般蔓延瘋長。這種狀況，迫使陳教授不得不轉型為政策解說員，試圖以此結合政策和政府權力來解決草民的危險思想。

　　說服不了就期待壓服，壓服就需要援引政治力量的介入了。陳教授和方主席都很熟諳“烏龜大法”，遇到自己辯論不過的對手，就把烏龜頭一縮，在烏龜殼上寫上“誰批評我就是反對改革”“誰批評我就是復辟文革”，然后，就義正詞嚴地向警察局提出抓人要求，或者更為藝術一點說政府要承擔起打壓極左的責任。因為自己完不成意識形態的忽悠功能，教授們往往不加反思地具有“向警察卸責”的沖動。這一次又是如此，陳教授扣完帽子就巴望著警察來把對手抓起來，難道警察干活不會累嗎?

　　陳教授和方主席一樣機智，老是有一種通過“扣帽子”去解決辯論對手的沖動，這意味著他們至今拒絕履行自身作為意識形態生產者的社會職責，也拒絕投入時間和精力去琢磨讓草民信服的方法，總是簡單地扣一個“否定改革開放”的帽子，想要向警察局移交打垮對手的責任。長期的意識形態生產嚴重落后，導致草民頭腦中的同意水平過低，結果導致暴力和強制手段的過度運用，以至于維穩費用連年升高。

　　據老田所知，2004年就提出了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想法，這個意見說白了就是要教授和作家們提高意識形態生產力，但是至今無甚大的改觀，政府為此投入經費不少，估計又被暴發戶世代攔截下來，分了花了，意識形態建設效果依然不行。至今為止，只要是遭遇到說服不了的對手，大多數教授的本能表現得就跟陳國恩教授一樣，把對手扣上帽子想要丟給警察叔叔去處理。

　　葛蘭西關于強制與同意之間的關系剖析，至今依然深刻：“葛蘭西敏銳地認識到，一個只靠強迫和壓制來維持統治的政權，是不可能長久牢固的。”“無論什么國家、什么政體，都很難僅僅將‘強迫’作為統治的基礎，因此大多需要一個公民社會作為表達、傳播、再生產‘同意’的場域。”“在葛蘭西看來，意識形態之所以具有力量，正是因為它通過常識化，把很多未必經得住仔細推敲的問題，轉移到了根本無需推敲、全靠‘理所當然’的常識領域。”【出處同上】

　　不是有很多人都說今天中國的維穩費用超過了國防費用和教育經費嗎?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因為原本應該由教授和作家承擔起來忽悠老百姓的任務，他們老是完不成，結果只好無窮無盡地給警察壓擔子，這就導致維穩費用居高不下了。換句話說，強制服從的成本已經過高，有點不堪重負的感覺了，現在迫切需要同意的建設。2004年就說要教授和作家們努力點，好好地提升制造同意的水平，但是教授們至今依然沒有多少進步。可是從《軟埋》獲獎以及反批評意見中間，我們看到的狀況依然不容樂觀，作為暴發戶世代的意識形態生產者陳教授和方主席等人從門戶私計出發，依然拒絕承擔起他們應該承擔的社會職責，還“看戲不嫌事大”，一次又一次“扣帽子”，無窮無盡地向警察局提出新的抓人和其他管制需求。

　　唉，教授無能，累死警察。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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