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以來，一些在體制內享有一定地位的官員和其他從業人員，如原石家莊市文廣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左春和、原山東省政協常委鄧相超、河南漯河電視臺制片人劉勇等，因為在自己的實名微博上用十分下流的語言辱罵毛澤東主席、辱罵熱愛毛主席的愛國公民，因而遭到當地愛國公民抗議，左、鄧、劉等人也分別因此受到了免職和其他處分。
這幾件事情一出，中國輿論場的自由派/新右派陣營立刻大嘩，從賀衛方到流氓燕，從流氓燕到張鳴，都緊急動員起來了，他們毫無新意的做法是為這些事件貼上“文革再來”的標簽，張鳴還不斷暗示如果官方不鎮壓，有可能搞到自己頭上。
另一方面，在支持和同情這些愛國公民的人士內部，也開始產生不同意見。有些人貶低這些行動的意義，覺得不夠痛快;有些人則被剛剛取得的勝利所嚇倒，擔心是不是太過火了。
這些看法都是錯誤的。
首先，討論是不是“文革再來”是毫無意義的。因為真實的文革，和被自由派/新右派重新定義并妖魔化后拿出來充當稻草人的文革相去甚遠。如果濟南和石家莊的街頭行動都可以被稱為“搞文革”的話，那么韓國群眾對樸槿惠的抗議、美國民眾對特朗普的抗議，豈不就更是如假包換的文革再現了?
其次，左、鄧、劉等人的言論，不是一般的表達不同意見或者對歷史人物進行評價，而是直接的、赤裸裸的辱罵，其語言之骯臟下流，難以復述。考慮到毛澤東主席在廣大愛國公民心中的崇高地位，這些辱罵已經對他們的感情構成了嚴重傷害，而現行法律并沒有賦予他們就此提起訴訟的權利，因此，他們用言論、抗議表達自己的不滿是完全正當的。
第三，左、鄧、劉的言論本身就違反了相應的政治紀律，左、鄧都是官員，并非閑散的知識分子。他們此前沒有被處理，是有關方面失職的表現。愛國公民的相關抗議活動，包括通過各種官方熱線打電話抗議，客觀上僅相當于舉報。
第四，在這些事件中，愛國公民行使的完全是憲法賦予的民主權利，他們的行為是完全合法的。而其產生的客觀政治效果，如同我在《評鄧相超事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這是在為共和國設置政治底線，中國由此發生美國主導的顏色革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中國變得更安全、更穩定了——在一個更安全、穩定的社會里，每一個公民都是受益者。
第五，從長遠來看，愛國公民的抗議行動，加上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打破了自由派/新右派公知對話語權的壟斷，使言論自由的空間大大增加了——對新中國前三十年只準說壞不準說好的局面被改變了；精英們憑借話語權的優勢，把中國改革“摸著石頭過河”的彼岸鎖定在美國的局面被改變了；這使中國在未來的政策選擇和改革方向選擇方面具有更了加從容的空間。
第六，愛國公民內部一些貶低這些行動意義的言論也是錯誤的。要知道，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文化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相分離，而近三十多年的歷史，基本上是文化領導權引領政治領導權前行的歷史，因此，爭奪文化領導權就具有極大的意義。
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化領導權一直被掌握在自由派/新右派手里，九十年代后期出現的新左派曾嘗試爭奪文化領導權，但并沒有取得成功(筆者也高度評價新左派打破自由派/新右派話語壟斷的意義)，甚至出現了越反黨、越反毛，就越受到追捧，出名就越快，升官就越快的奇特現象。
這次濟南和石家莊的愛國公民采取的行動及其后果，使得爭奪文化領導權斗爭的“大勢”發生了改變，出現了非常有利于愛國力量的局面。這再次讓我們想起了馬克思的名言：一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
很明顯，沒有廣大愛國公民的傾情加入，要打破自由派/新右派對文化領導權的壟斷是很難的，石家莊和濟南的愛國公民做到了左翼愛國知識分子二十多年來想做沒有做到的事，這是巨大的成就，是好得很，不是糟的很！
支持還是反對愛國公民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尊嚴，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的行動，是考驗各階層人士真假愛國的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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