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網絡輿情對當代青年理想信念的影響

　　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網絡輿情對當代青年理想信念的影響

　　——以“侯聚森被圍毆”案件為例

　　祖國的未來屬于青年，重視青年就是重視未來[1]。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國家才有力量。青年是國家和民族的未來，青年人追求什么樣的理想，不僅決定著人生的道路有多寬、能走多遠，更關系到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2]。在手機、電腦等日益普及的今天，網絡輿情對當代青年的理想信仰產生了巨大影響，網絡成為影響青年爭奪青年的重要戰場和陣地。

　　一 “侯聚森被圍毆”引發的社會關注

　　2015年7月22日下午1點半左右威海文登高中生侯聚森從文登師范學校校園里出來，七八名不明身份的人用甩棍、辣椒噴霧等工具對他進行毆打。侯聚森自稱，他經常在網上發表一些愛國言論，雙方之前在網上有過言語沖突，此次被打疑因網上意見不合者所為。這些人通過人肉搜索得知了他的一些信息，7月22日上午還有人到他家附近打聽他的具體住址和電話。侯聚森因為發表愛國言論，被人在校門口群毆受傷的消息很快在微博上傳播和轉發。24小時內，該輿情持續火熱，引發主流媒體、社會媒體、境外媒體、輿情智庫，以及各方網民熱議，輿論場上觀點各異、眾說紛紜。

　　“@共青團中央”和“@山東共青團”是第一時間關注跟進該輿情的重要官微賬號，團中央官微將此事置頂關注，并呼吁“警惕：網絡暴力演變成現實暴力”。“山東共青團”官微發文稱“愛國，竟成了被陰暗力量迫害的理由?施暴者必須受到法律懲處。侯聚森，你不孤單，我們都在你的身旁!”

　　威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7月22日20點40分左右發布消息稱，“7月22日13時30分許，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師范學校門口發生一起治安案件。接到報案后，文登警方迅速處警進行調查。經初步調查查明：當事人侯某在網上與他人發生言論糾紛后，相約文登師范門口，并發生肢體沖突。詳細情況公安機關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7月23日零時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四黑除四害專項行動辦公室官方微博@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發布一則消息：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警情播報# 網傳威海一青年疑因愛國言論被不明人員打傷。目前，公安機關已經立案，正全力對案件進行調查、偵破。

　　在各方關注下，山東威海市文登公安分局官微@文登警方在線很快發布了調查和處理結果。7月24日，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對“7•22”治安案件事實進行了查證：2013年以來，侯某某與梁某某、陳某某等人經常在網上發表不同言論，進而形成紛爭、謾罵，并經常在網上互稱要和對方見面“理論”。案發前，梁某某、陳某某、張某某、張某某等4人來到文登，梁某某同時準備了甩棍等作案工具。

　　消息稱，案發當日上午，陳某某數次通過QQ約侯某某見面“理論”，侯某某均作出見面“理論”的回應;13時40分許，侯某某同孫某(男，20歲，系侯某某同學)等人員從文登師范學校校內走到校門口，侯某某先與陳某某互毆，后梁某某、張某某、張某某、孫某等參與斗毆，致侯某某、張某某輕微傷。

　　根據查明的事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對涉案雙方人員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對陳某某、梁某某分別處以行政拘留15日，對侯某某、張某某、張某某處以行政拘留10日，對孫某處以行政拘留7日。其中，梁某某、侯某某、張某某因年齡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初次違反治安管理，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行政拘留不執行。

　　從案件處理結果看，威海警方把網上愛國言論引發的網下暴力案件定性為一場“約架”事件，對雙方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淡化了該事件的政治色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解決了。然而，受到團中央、公安部關注，受到境內外各種政治勢力和媒體廣泛關注的“侯聚森被圍毆”案件，難道真的是一個普通“約架”事件嗎?威海警方的處理結果又會導致哪些后果和社會影響呢?“侯聚森被圍毆”透視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網絡輿情的現實如何?對當代青年理想信念又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二 從“侯聚森被圍毆”看當前網絡輿情影響青年信仰的嚴峻現實及其新特點

　　中國有許多的青年“約架”事件，甚至出現了女青少年被圍毆事件的多個網上視頻，但是，“侯聚森被圍毆”事件會受到多種政治力量的關注和介入，說明該事件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侯聚森被圍毆”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折射了當今中國境內外多種政治力量的博弈現實和苗頭，是愛國愛黨愛社力量與反共反華反社力量之間網絡斗爭和現實斗爭的突出代表，其處理結果的導向性和社會影響巨大。

　　首先，“侯聚森被圍毆”反映了網絡上意識形態的斗爭、愛國愛黨愛社與反華反共反社的斗爭相當激烈，出現了從網上思想斗爭轉向網下現實斗爭，網絡暴力轉化為現實暴力的苗頭和趨勢。“侯聚森被圍毆”表明各種反共反華反社力量將進入有預謀有組織的多方配合協作實施暴力的新階段，針對愛國正義力量和人士的網絡圍攻開始轉向現實中付諸行動，進行有組織有預謀的打擊和清洗。

　　其次，“侯聚森被圍毆”反映了各種反共反華反社力量及其活動是有預謀有組織，多方配合協作的，從網絡圍攻到現實打擊，從毆打個體，到有組織地打擊和清洗民間愛國力量和正義人士，反共反華反社勢力將會更加猖狂，氣焰將會更加囂張，在境內外勢力的支持資助下，培養新一代青年漢奸力量將邁出新步伐。大批網絡大V、社會公知、推墻黨、鑿船黨、西方代理人等反共反華反社群體不僅在網絡輿論領域氣焰囂張，而且，他們依托境內外勢力、大量NGO組織等的支持，擁有大量幕后資金資助，公然有組織有預謀地付諸實際行動。他們一方面更加卑鄙無恥，一方面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心中只有個人，沒有國家，沒有道德底線，為了一己私欲，不惜犧牲他人和民族利益，甚至連起碼的人性、良心都沒有。他們不愿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創建新生活，只想投機取巧，靠出賣國家、出賣朋友、出賣同胞，直至出賣恩人和祖宗，獲取私利。他們為了向敵對勢力獻媚，博得主子的歡心和獎賞，奴顏婢膝，出賣良心和靈魂，褻瀆英烈，污蔑領袖，丑化中共歷史，丑化民族歷史，圍攻和打擊社會上的善良正義之士，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尤其是他們把魔爪重點伸向了天真幼稚的青少年，蠱惑甚至教唆一部分青少年走向反共反華反社的道路，努力培育青年一代“漢奸勢力”。

　　再次，“侯聚森被圍毆”反映了網絡信息監管部門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政府部門和官員在意識形態斗爭中的冷漠、旁觀、不作為，甚至幫倒忙，網絡輿論主導權的爭奪更加激烈，網絡話語主導權逐漸失控，強勢媒體被資本所綁架，西方傾向性越來越強，網絡輿情亂象愈演愈烈。事件發生后，我們不禁會問：網絡監管部門為什么對長期以來網絡上的反共反華反社亂象不管不問?相關部門為何不借此事件整頓網絡上的反共反華反社戾氣?長期以來，反共反華反社力量抓住民族歷史和中共歷史上的個別污點和失誤，肆意放大、污蔑和丑化，只要能夠起到丑化共產黨、丑化社會主義、丑化中國、禍亂社會的信息，都暢通無阻地被炒作，而頌揚共產黨、頌揚社會主義、頌揚愛國、頌揚公平正義的事件、信息很難被炒作。把宣揚社會主義、頌揚共產黨、歌頌英雄的事件污蔑為“搞文革”。那些愛國愛黨愛社的言行，動輒被扣上“極左”、“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愛國賊”、“文革余孽”等帽子，招來“憤青”、“五毛黨”、“自干五”、“共狗”、“毛左”、“愛國賊”等各種謾罵和圍攻。強勢媒體有選擇性地挑選一些能夠起到相應作用的人和事為噱頭進行炒作，大量負面新聞和信息充斥網絡，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神經，沖擊著人們的道德底線和公平正義底線。一時間，“賣國就是最大的愛國”、“推墻就是最大的愛國”等各種反共反華反社的聲音甚囂塵上，道德墮落無底線，反共反華反社無底線，丑化中共領導人和領袖無底線，丑化民族歷史愛國精神無底線。然而，愛黨愛國愛社的力量卻難以組織起來，無法得到保護，公平正義的聲音，難以發出，難以得到弘揚。正能量宣傳被邊緣化，歌頌領袖、頌揚英雄的信息甚至被屏蔽、被封殺。網絡信息監管部門對于丑化英雄、丑化英烈、丑化領袖、丑化中共和社會主義的言行置若罔聞，而對那些奮起反擊歷史虛無主義、反擊賣國主義，捍衛領袖和英雄的言論和文章，則有意進行屏蔽、刪除、封殺，甚至關掉有關網絡。

　　第四，“侯聚森被圍毆”及其處理結果對網絡和現實中的意識形態斗爭提供了非常惡劣的先例和示范，昭示了以威海警方為代表的相當一部分政府部門和大多數民眾對待網絡和現實中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態度。面對西方在華勢力的不斷膨脹和強大的反共反華反社勢力的圍攻，有些正式組織和政府部門害怕被扣上“文革余孽”、“亂作為亂干預”、“法西斯”、“干涉民主自由”等帽子，不敢作為，多數官員持觀望態度。有些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大多是為了領取工資生活，對當前的網絡和現實斗爭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有些只是表表態度和憤慨而已，有誰愿意拿著自己的飯碗，拿著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去做與強大敵對勢力作斗爭的蠢事?一是害怕斗不過，二是即使能夠揭穿反共反華勢力的真相，又有什么好處?良心能值幾個錢啊?所以，大多數人明哲保身的選擇是理性的，也是明智的。大多數人的聽之任之，大多數政府部門和官員的聽之任之，表面上是中立，是理性，實際上是放縱和助長了網絡輿情朝著惡化的方向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滋長了境內外敵對勢力及其扶持的網絡暴徒、網絡公知、大V的囂張氣焰。甚至某些地方政府官員害怕人民群眾揭穿他們貪腐的真相，害怕人民群眾聚集起來形成社會不穩定因素，以危害社會治安和公共秩序為名，打壓和鎮壓頌揚領袖和英雄的人民群眾。

　　第五，“侯聚森被圍毆”表明長期以來網絡上的反共反華反社亂象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有組織有預謀，多方配合協作的，而大多數民間愛國愛黨愛社人士只是憑借內心良知的自發行為，是一種散漫的個體行為，處于“散兵游勇”、“各自為戰”、“一盤散沙”狀態，經常受嘲諷、受圍攻、受打壓，少數發出正義聲音的政府部門和媒體也處于弱勢狀態。部分愛國網民和青年處于無組織無管理無保障的各自為戰狀態，他們憑著愛國和正義的良知和底線自主、自愿、自發地堅持維護祖國利益，維護黨和國家的尊嚴，但是，他們的行為沒有得到保護和頌揚，相反，還受到嘲諷、圍攻和打壓。愛國被掛路燈、愛國就得挨打，單打獨斗的網民面對資金充沛的推墻勢力有組織地攻擊，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部分有正義感的政府部門和官員同樣處于弱勢地位，遭到反共反華反社力量的瘋狂圍攻和打壓。比如，堅定支持“愛國”正義方，第一時間發聲的“@共青團中央”團線官方微博等成為一些網絡賬號圍攻的眾矢之的，一些網絡噴子使用“婊子”、“尸體”、“殺你”、“共狗”等臟話侮辱“@共青團中央”，措辭非常激烈、惡俗，手段卑劣、下流[3]。而“@文登警方在線”的“相約”、“肢體沖突”等表述和處理結果，則受到了網絡公知、大V等力量的肯定和表揚。

　　第六，“侯聚森被圍毆”雖然造成的直接后果并不非常嚴重，孩子們的身體受到的是輕傷，但是，他們心靈的瘡傷是巨大的，這個案件折射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威海警方對案件處理結果造成的社會影響和導向性是很嚴重的。環境塑造人，教育影響人。難道說，這些圍毆侯聚森的青年從小就沒有愛國心嗎?他們就那么痛恨自己的祖國，痛恨自己的同胞?以至于，誰愛國，誰發表愛國言論，他們就要打誰?試想，如果中國有大量的青少年是這樣的價值觀，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有什么希望?如果我們對于侯聚森這樣敢于為國家聲譽挺身而出的青少年都不愛護，使得他們失去對國家和社會的信心和希望，我們民族振興的中國夢靠誰實現?威海警方的處理結果，實際上就是表明“愛國被打活該”，任憑網絡上的反共反華反社力量發展，放縱他們從網絡暴力轉變為現實暴力。威海警方“各打五十大板”的依法處理實際上就是罔顧事實，把案件定性為“約架”實際就是避重就輕。事件的原因本來就是因為網絡上發布愛國言論遭到一部分勢力的反感而引起，圍毆者提前進行了充分準備和預謀，受到了一些力量的教唆和資金資助，侵犯了公民的私人信息，難道這些威海警方都不知道?為什么沒有調查哪些勢力公然支持，甚至是教唆和資助幼稚的青少年毆打愛國青年，圍攻愛國人士?難道我們的網絡監管部門和公安部門內部也有一股與境內外反共反華反社勢力相配合的力量?否則，在公安部的關注下，威海警方怎么這樣草率處理“侯聚森被圍毆”案件呢?威海警方的處理博得了網上反共反華反社勢力的叫好和認同，讓侯聚森般的愛國青年及廣大愛國人士寒心和失望。

　　第七，“侯聚森被圍毆”及其處理結果會促使一部分堅定的愛國力量團結起來，聯合起來，進行反擊;也會促使相當部分具有愛國正義思想的青年退出網上愛國活動，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甚至于個別人會因為政府的冷漠旁觀而轉變愛國愛黨愛社的態度，加速了社會撕裂的進程。大多數民眾的明哲保身，有些政府部門的冷漠和幫倒忙，將會毀滅廣大愛國青年最后一層保護膜，使他們越來越失掉對社會和國家的信心和希望。廣大青年純真善良、愛國愛黨愛社的初心遭受越來越惡劣、越來越嚴峻的網絡輿論生態與現實環境。一個正不壓邪的社會，一個黑惡勢力猖狂的社會，老實吃虧，正直是傻，善良正直遭嘲諷，愛國愛黨愛社遭打擊，見義勇為遭報復。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下，多數人不禁發出疑問：“做好事有啥用?”“咱老百姓能管得了嗎?”“有錢的、有權的紛紛墮落，他們無惡不作，讓咱老百姓學雷鋒，傻子才干!”調查中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選擇明哲保身，忙于自己的生計，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管那么多事。“現在自保都很難，還想保護別人，保護國家，咱沒有那本事”。“黨中央想弘揚民間正義，保護善良，無奈鞭長莫及，而且，全國這么多大事，哪能管得過來這些小事?”還有人說，“中央要求是好的，可是下面的人(基層官員)沒人管，都是自己撈自己的，拼命向上爬，有幾個管老百姓死活的?”“誰胸懷祖國和人民，誰就遭到網絡圍攻，遭到人身攻擊和毆打;誰奉獻社會和他人，誰就是傻子。”許多青少年正義善良的心靈不僅沒有得到弘揚和保護，還會遭到打擊報復和嘲諷，迫使越來越多的青年沉迷于歌星影星體育明星，游戲韓劇加美國大片，追求娛樂和欲望的滿足，而放棄對國家、社會和現實的關注。“侯聚森被圍毆” 給我們敲響了警鐘：當反共反華反社勢力的行為越來越演化為現實行動的時候，該如何應對?如何化解?在這樣的網絡輿情形勢下，如何樹立廣大青少年正確的理想信念?

　　三 當前網絡輿情亂象產生的原因剖析

　　無論在網絡上還是在現實中，之所以能夠形成強大的攻擊和否定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強大力量，各種反共反華反社勢力之所以不斷滋長膨脹，氣焰囂張，有著深厚的歷史和現實原因，有著深厚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原因。

　　首先，是西方在華勢力不斷擴大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必然結果。

　　政治斗爭是實力的較量。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大量涌入中國，給我們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也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權構成威脅，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等構成威脅。2006年，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據國家工商總局調查，電腦操作系統、軟包裝產品、感光材料、子午線輪胎、手機等行業，外資均占有絕對壟斷地位。而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外資公司的產品已占據1/3以上的市場份額。[4]

　　伴隨著西方經濟勢力的擴張，西方國家在華的政治、文化、社會影響日益擴大，西方資本和國際組織凌駕于中國各類組織和機構之上，頤指氣使，氣焰囂張。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不斷加大對華“和平演變”戰略的實施，在經歷了對蘇東國家的成功應用，其手段更加嫻熟，更加多樣，包括利用新媒體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攻心戰”，利用“人員往來”和書報影視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思想滲透，以經濟援助為名，實施“鼓勵改革”的策略，力圖將社會主義國家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大力扶持親西方的下一代。媒體報道顯示，在中國長期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達1000個左右，加上開展短期合作項目的組織數量，總數可能多達6000多個。美國注意把留學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學習尖子確定為重點對象，同他們建立密切的私人關系。美國新聞署發表文章公開聲稱：“美國應向中國正在成長的年輕一代灌輸美國的價值觀念，這比向他們傳授科學知識更重要。”“我們決不要忽視訓練一批數量可觀的中國未來領導人的意義。”“等到他們逐步成為中國社會棟梁，就可以通過他們的頭腦逐步使中國向資本主義演變”。[5]

　　其次，是“向西方學習”的社會思潮不斷推進并達到頂峰的必然結果。

　　近代以來，西方的炮艦打開中國國門，以天朝大國自居的中國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由自高轉為自卑，自此，“向西方學習”、“西學東漸”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不斷膨脹，沖擊著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角落。從言必稱希臘、言必稱蘇聯，到言必稱美國，言必稱西方發達國家，向西方學習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從技術到制度的學習模仿，從語言、行為到價值理念的學習模仿，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大批知識分子，甚至政治、經濟精英紛紛到海外“取經”，他們用西方的視角和標準來審視中國社會現實，越看中國越落后，越看中國社會越黑暗，越來越“唯美為美”，“全盤西化”。他們把西方經驗教條化，把凡是與西方不同的地方都看作落后。在這樣強大思潮的影響下，“全盤西化”，“唯美為美”等各種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深刻影響著當代青少年的價值觀;“英語熱”、“留學熱”、“外國商品熱”等社會現象沖擊著當代青少年的生活習慣。

　　正如毛澤東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義根源于民族悲觀主義，即民族失敗主義”。面對西方反華反共反社勢力的瘋狂進攻，國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發展。他們恐懼于西方力量的強大，片面認識中外之間的差距，無視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義的力量。一些人懾于西方的“強大”和“先進”，拜倒在洋人腳下，為了一己之私利，甘愿成為出賣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經濟漢奸”“政治漢奸”“網絡漢奸”等。今天中國產生漢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漢奸理論”“漢奸思維”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勢下有了“創新發展”。他們公然宣傳“漢奸有理”、“侵略有功”等各種美化殖民、美化漢奸的各種論調，攻擊我國民族精神的核心“愛國主義”。

　　再次，是西方代理人階層勢力不斷膨脹的必然結果。

　　漢奸，并非生來就是漢奸，想當初，曾經追隨孫中山的汪精衛是如何了得的熱血青年。看似偶然的社會現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東西在支撐。“漢奸現象”的繁衍，有其復雜的社會歷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伴隨著西方國家在華勢力的擴大，特別是西方和平演變戰略的實施，部分力量充當了西方在華勢力的代理人，甘愿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戰略圖謀效力。西方代理人階層在我國已經形成，而且氣焰囂張。其中，既有長期接受西方灌輸、被西方洗了腦、全盤接受西方價值觀的所謂公共知識精英，更有貪污腐敗、掠奪國家財富自肥的“權貴利益集團”。他們能量很大，甚至在媒體和網絡上建立起了某種“話語霸權”，對于任何肯定黨和政府的言論總是群起圍攻。他們以西方的學術理論和價值觀念研究中國、批判中國，為此不惜制造謠言[6]。當前西方以投資或開辦業務為名，派出網絡代理人，控制中國門戶網站，利用新媒體手段興風作浪，肆意抹黑開國領袖，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虛無否定新中國歷史 。社會上“仇官、仇富、仇國企”的情緒泛濫。遇到事情，很少有人為政府說話，抹黑共產黨大行其道。這固然與腐敗盛行有關，同時不可否認，背后有敵對勢力在煽動[7]。

　　第四，是私有化市場化改革中各種社會亂象不斷滋生的必然結果。

　　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市場化則是加速人們私欲膨脹和丑惡現象泛濫的“催化劑”。長期以來，在西方新自由主義等思潮的影響以及和平演變政策的推動下，中國的一部分所謂“社會公知”、“改革精英”不斷推動中國改革朝著徹底私有化市場化方向發展，其目的是摧毀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把中國引向災難的深淵。在他們的影響和主導下，國有企業改革變成了化公為私，變成了瓜分國有資產，個人暴富，工人下崗失業。市場化改革變成了剝奪黨的領導權，變成了道德淪喪、“笑貧不笑娼”，而各種非公資本和外資則逐漸掌控中國的經濟命脈和輿論話語主導權，中國社會黃賭毒黑等各種社會亂象、自然亂象則層出不窮。他們又反過來把各種亂象的責任推給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或者說“改革不徹底”，或者說“發展中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在欲望、私利的刺激下，他們把黨紀國法、道德信念全部拋在腦后，理想信念和道德觀念喪失殆盡，驕奢淫逸、貪圖享樂、紙醉金迷，傍大款、養情婦，沉緬于吃喝玩樂、花天酒地、聲色犬馬。

　　第五，是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工作有所松懈，四項基本原則堅持不夠的必然結果。

　　鄧小平多次強調，“我們搞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我們的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他還指出，“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一切反對、妨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都要排除，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8]。我們要全面、完整、準確地把握“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關系，興國之要、立國之本、強國之路是相互貫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須臾不可偏離、絲毫不可偏廢，必須全面堅持、一以貫之。但是，現實實踐中，我們卻更多地強調了改革開放，而對“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重視不夠、落實不夠。改革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科學社會主義原則不能改，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能改，四項基本原則不能改。“兩個基本點”猶如車的兩個輪子，必須搞好平衡，不能發生偏頗。既不能因為片面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照搬教條，片面追求超越階段的純潔的社會主義，否則，改革就會半途而廢，難以抓住崛起的歷史機遇;也不能片面強調改革開放，照搬西方，而不提四項基本原則，通過改革開放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偏離社會主義的性質和方向，否則，就會走上附庸型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邪路”，毀掉我們的富強之夢，陷入災難深淵。

　　第六，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等各種錯誤思潮不斷泛濫的必然結果。

　　長期以來，各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不斷泛濫滋長，一些人竟然打著“解放思想”“言論自由”的幌子和“學術研究”的旗號，隨意“任性”地解構歷史、歪曲真相，甚至為抗戰期間的漢奸、賣國賊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難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別是隨著社會思潮的多樣、多元、多變以及西方國家策動“顏色革命”的影響，詆毀英雄、美化漢奸成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嚴重問題。各種反共反華反社力量打著“改革”的旗號，打著“思想解放”的旗號，抓住中共歷史上的個別失誤和污點，丑化中共歷史和領袖，進而把反對社會主義、反對愛國主義看成是“改革”，是“思想解放”，誤導中國改革的性質和方向，把改革變成徹底私有化市場化。各種反共反華反社力量丑化中共領袖、丑化民族英雄的矛頭直指黨的領導和實現民族振興的“中國夢”。他們把維護公有制、維護黨和國家的尊嚴看成是“極左”，是“保守倒退”，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把各種揭穿和抵制西方和平演變和侵略掠奪的斗爭稱為“陰謀論”，“搞文革”，“搞階級斗爭”，直到黨垮臺，國家動蕩，人民陷入災難，他們才算是配合西方敵對勢力完成了“歷史任務和使命”。

　　第七，是媒體不斷市場化，主流媒體逐漸被資本掌控的必然結果。

　　外國壟斷資本為了掌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權和話語權，利用中國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和推進市場化的契機，發明了一種新型公司組織方式，既所謂VIE模式，即采用非控股方式也就是協議控制方式，避開中國法律和產業政策的限制，進而控制中國互聯網企業以及其他關鍵產業。VIE模式(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直譯為“可變利益實體”)，在國內被稱為“協議控制”，是指境外注冊的上市實體與境內的業務運營實體相分離，境外的上市實體通過協議的方式控制境內的業務實體，業務實體就是上市實體的VIEs(可變利益實體)。采用這種結構上市的中國公司，最初大多數是互聯網企業，比如新浪、百度，其目的是為了符合工信部(MIIT)和新聞出版總署(GAPP)對提供“互聯網增值服務”的相關規定。中國互聯網公司大多因為接受境外融資而成為“外資公司”，后來這一結構被推而廣之，應用于許多非互聯網赴美上市的公司中。新浪、網易、搜狐、騰訊、鳳凰新媒體、阿里巴巴等中國幾乎所有大型網絡公司，幾乎都在外資的協議控制之下，單靠中國政府的外部管理已經難以對網絡公司發揮作用[9]。

　　第八，是愛國愛黨愛社力量無組織無保障，反而遭打擊遭嘲諷的必然結果。

　　長期以來，在大力推進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各種境內外反共反華反社力量不斷滋長壯大，已經滲透于中國的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甚至已經掌控了部分主導權。他們有預謀有組織地多方配合協作，有針對性地進行著各種反共反華反社活動，為了禍亂中國無所不用其極。而廣大愛國民眾勢單力薄，一盤散沙，更缺乏政府的領導和組織保護，反而不斷受到圍攻和打壓。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侯聚森被圍毆”案件，出現許多政府機構、政府官員和廣大民眾明哲保身的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四 網絡輿情亂象治理對策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不斷發展壯大的強大精神動力和精神支柱。社會主義是中華民族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確道路。在圍繞著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斗爭和較量中，能否引導廣大青少年樹立正確的理想信仰，實際上不僅決定著黨的生死存亡，還決定著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

　　首先，推動國有資本掌控的主流媒體不斷發展壯大，加強對非公資本掌控的網絡媒體的監管和規范。

　　其次，加強對民間正義愛國力量的組織化保護。

　　再次，加強對網絡輿情工作的領導。

　　第四，加強黨對群團工作的領導和組織，貫徹落實黨的群眾路線。

　　第五，加強黨對共青團、青年學聯等青少年組織的領導。

　　第六，清理整頓黨的隊伍和領導干部隊伍，清理整頓網絡信息監管、公檢法、證券金融等各類隊伍。

　　第七，堅決打擊各種反共反華反社勢力及其活動。

　　第八，加大各級各類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

　　【注釋】：

　　[1]習近平：《習近平致全國青聯十二屆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六大的賀信》，新華網北京7月24日電。

　　[2]李源潮：《李源潮在全國青聯十二屆全委會和全國學聯二十六大的講話》，新華網北京7月24日電。

　　[3]共青團中央學校部：《謹防中國青少年意識形態出現極端主義思潮——“侯聚森被圍毆”網絡輿情研判報告》，共青團中央學校部官方微博，2015年7月25日。

　　[4]時衛干：《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21個被外資控制》，騰訊財經(http://finance.qq.com/a/20060902/000084.htm)，2006年09月02日.

　　[5]金鑫：《中國問題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頁。

　　[6]王海運：《西方代理人階層在中國已形成，氣焰囂張》，載于《環球時報》，2014年12月12日。

　　[7]許德斌：《西方代理人控制中國門戶網站抹黑開國領袖》，載于《解放軍報》，2015年4月24日。

　　[8]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212頁。

　　[9] 張宏良：《中國主要網站幾乎全部被外資控制》，民族復興網，201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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