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詆毀說”的本質及應對

　　近來，有些人從生理機能角度提出，“邱少云忍受烈火燃燒一動不動是不可能的”，否定邱少云英雄事跡。對邱少云的質疑并非個案，近些年來，惡搞、褻瀆英烈的現象一再出現，人們熟知的英烈人物如雷鋒、江姐、劉胡蘭、董存瑞等都被戲謔、調侃。尤其是在微博、微信等網絡平臺，對于革命英雄人物的詆毀和攻擊表現得尤為突出。“英雄詆毀說”全然不顧史料佐證，罔顧戰爭親歷者的見聞，玩弄科學術語，貌似站在“常識”的立場上，文字后面卻隱含著不張自明的政治判斷：英雄人物或事跡系屬偽造，中國人受到了共產黨軍史的“愚弄”。質疑英烈不是小事，是在抹黑黨的形象，必須采取有力的舉措以遏制“英雄詆毀說”的傳播，捍衛英雄的形象。為了更為深刻透徹地剖析“英雄詆毀說”的本質、危害及治理措施，人民論壇雜志社約請了該領域專家展開熱議。

　　【特邀專家】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博導 李良榮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楊 軍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劉書林

　　英國諾丁漢大學教授，重慶大學經濟學教授 姚樹潔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匡文波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 王 成

　　主持人：人民論壇記者 高驪

　　李良榮：對英雄形象肆意污名化，摧毀的將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引發的將是人們對歷史的懷疑，這將大大削弱人們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楊 軍：惡搞、褻瀆英烈的現象不是孤立的，它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大眾世俗生活中的表現。伴隨對英烈的淡化、矮化、丑化，還有長篇大論對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歷史的完全否定。

　　惡搞英烈不是“開玩笑”

　　李良榮：對英雄人物的“污名化”現象，可能導致民族記憶與集體記憶消解，損害民族文化的凝聚力。除了邱少云、雷鋒、黃繼光、江姐等革命人物，還有大禹、孟姜女、花木蘭等神話傳說和歷史人物，他們都是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民族記憶的重要部分，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尤其是英雄形象，更是凝聚著民族文化的精髓，體現了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品質。如果對這些人物和故事進行否認，對英雄形象肆意污名化，摧毀的將是幾代人的集體記憶，引發的將是人們對歷史的懷疑，這將大大削弱人們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近鄰日本為例，“大和民族”很重要的一個緣起說正是建立在“天照大神”的神話傳說基礎之上?？梢哉f，一個失去了民族英雄、迷失了民族文化的國家，將陷入真正的歷史虛無中去。這是非常危險的!

　　今后網絡上還可能繼續產生這種對英雄與歷史的質疑。首先，不可否認，以前為了某些歷史階段的宣傳需要，可能存在對某些英雄形象的神化，使得他們過于“高大全”。這在今后的宣傳中需要引起注意，不要對人物事跡進行過于夸張的描述，英雄也是可以有缺點的。其次，一旦發生類似污名化英雄的情況，為了避免對青少年群體造成惡劣影響，應當及時組織力量應對，從根本上講清道理。對影響惡劣的言論該禁則禁，對引發惡劣影響的造謠者作出相應處理。最后，在宣傳和應對中，要注意不要否認這種集體記憶，要喚起人們對英雄所寄托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認可與共鳴。

　　在近期質疑邱少云事件發生后，很多網民對這種詆毀邱少云的言論表示憤怒和譴責，并對炒作商家進行抵制。由此可見，人們還是十分認可目前所塑造的集體記憶與民族記憶的，呈現出較強的民族文化凝聚力。我們要對人民有信心，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信心。

　　楊 軍：邱少云為了戰斗勝利，忍受烈火燃燒一動不動，如同董存瑞抱起炸藥沖向敵人的碉堡、黃繼光以血肉之軀奮勇堵槍眼，是在非常時刻以堅強的意志，超越了人類求生、恐懼的本能，這些壯烈之舉絕非和平時代過著安逸生活的人可以想象的;而且，英烈的故事在傳播中有細節上的不同說法，英烈的形象在宣傳中有經過提煉的元素。因此，對英烈犧牲的真實場景和具體經過抱有好奇之心并不為過。但如果把“不可思議”轉化為對英烈事跡的否定、惡搞，那就不能用“開玩笑”或者“從生理學上分析”來解釋。

　　英烈及其壯舉不是假設推斷、理論分析的結果，而是真實的存在。他們以生命和鮮血鋪就了新中國誕生、成長的大道，用舍己為人、樂于奉獻、不怕犧牲的行為詮釋了崇高的信仰，鑄造了中華民族的精神豐碑。當中華民族為偉大復興而努力時，正需要英烈們留下的精神遺產。所以，尊重、緬懷和學習革命英烈，應該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風尚。

　　當前，以陰暗的心理、輕佻的態度、出格的言辭惡搞、褻瀆英烈，無論是出于無知還是有意，是追求“搏出位”還是間接表達政治訴求，不僅洞穿整個社會的良知和道德底線，造成“何必當真”的虛無心態和為所欲為的暴戾之氣，而且會解構與英烈相聯系的國家歷史。因為，否定了英烈，就可以證明英烈為之奮斗的事業是不真實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否定了英烈，就可以證明樹立英烈的人和組織在說謊;否定了英烈，英烈所彰顯的精神品質也就喪失了存在的理由和價值。其結果是導致大眾形成對新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錯誤認知，喪失理想信念，喪失民族自尊自信，精神“缺鈣”。

　　惡搞、褻瀆英烈的現象不是孤立的，它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大眾世俗生活中的表現。可以看到，伴隨對英烈的淡化、矮化、丑化，還有長篇大論對中國革命和新中國歷史的完全否定、網上線下對革命領袖公開直白的攻擊謾罵和一些“神劇”、“神話”對紅色經典的肆意篡改。這表明，歷史虛無主義在蔓延中呈現出多種樣態，正在不同的社會層面侵蝕、改造著人們的觀念和情感。雖然面對惡搞、褻瀆英烈，學術界和普通大眾中有不少公正、理性的聲音發出來，但如果不在多個層面上有效應對歷史虛無主義，它就會繼續拿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開涮，惡搞、褻瀆英烈就不會停止。

　　劉書林：歷史虛無主義的根源在于青少年產生了與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隔離的情緒和傾向，養成了單純以價值判斷而同時丟掉真理判斷的邏輯思維。

　　姚樹潔：對英雄人物的負面解構，最好的辦法不是“扣帽子”，不是“上綱上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要繼續宣傳英雄人物，包括當代的英雄人物。

　　“歷史虛無主義”和網絡意識形態焦點

　　劉書林：從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可以揭示正在社會上流行的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方法的根源。由于我們長期以來教育失誤和精神文明一手軟，青少年中產生了與傳統的思想政治教育隔離的情緒和傾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人們又養成了單純以價值判斷而同時丟掉真理判斷的邏輯思維。形式邏輯只有兩個判斷：真理判斷和價值判斷，而一旦丟掉真理判斷，人們價值判斷就會走到邪路上去。價值判斷的中心，是判斷一種行為“值不值得做”、“這樣做劃得來或劃不來”;而真理判斷則是講究“行為的本質作用是什么”、“這樣做是不是正確的”、“是否符合事物發展規律”。正確的判斷往往是在真理判斷指導下的價值判斷。北京某中學的語文課堂上曾經爆發過學生懷疑方志敏烈士寫的愛國主義文章《可愛的中國》真實性的問題。有的學生認為這篇文章是教育者“編造的材料”，認為“在外國穿著華貴的母親面前，中國母親那么臟、那樣被人侮辱和欺負，她不可能給人帶來任何好處，也就沒有什么可愛的”。這一時成為笑談。其實，這樣的判斷錯誤，關鍵在于缺少了真理判斷的拷問：她是不是你的母親?在你的母親被欺凌的時候你該干什么?到底什么樣的行為才是被人民大眾的歷史所認同的?

　　今天蔑視和丑化英雄人物的人恐怕很難理解：“只要主義真”，就可以做到“砍頭不要緊”嗎?但在烈士的精神狀態中，這卻是天經地義的。如果面對外國侵略者、外國敵對勢力，單單進行個人行為的價值判斷，為了個人的得失而畏畏縮縮、不敢斗爭，進而唯利是圖，豈不是有利于漢奸思想的泛濫。看來，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這種教育必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真理指導下才能得到準確的闡釋。如果離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指導，單講價值判斷的邏輯，那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詞句就會失去概念的正確界定，很容易被西方敵對勢力利用，引導滑到“普世價值”的邪路上去。

　　姚樹潔：現實中，網絡的傳播速度之快、影響人數之多，往往使官方媒體不知所措。不同媒體，對待日益紛繁復雜的各種言論和觀點，采取了不同的應對措施，包括“堵”和“痛批”。

　　不過，堵不是最有效的辦法，也不符合網絡時代的要求。在新媒體日益發達的今天，堵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有可能適得其反。痛批、甚至扣帽子，也可能損害官媒形象。

　　那么，在新媒體時代，如何進行正面的意識形態宣傳，才比較有效，才能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呢?

　　最近，網上有人對邱少云、黃繼光、董存瑞和雷鋒等戰斗英雄和道德模范進行各種解構，就是一些所謂“歷史虛無主義者”和官媒的一種輿情博弈。

　　一些網絡名人發表文章懷疑這些英雄人物的真實性，并且上綱上線地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刻意塑造出來的典型。這些人對英雄進行質疑，不是別有用心，就是精神空虛。官方媒體，如果是為了弘揚正氣，根本不需要動用過激的語言，也沒有必要上升到意識形態的高度。不過，有些網絡名人，鼓吹意識形態多樣化，卻是一個重大誤區。中國社會安全與穩定，還必須有一條明確的意識形態底線。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建設和諧、公平與法治社會，堅持經濟社會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就是必須守住的意識形態底線。只要不觸碰這些意識形態底線，就不怕有眾多的言論和解構。對一些惡意解構，要相信社會的正能量占主導地位，負能量不可能顛覆廣大民眾的意識形態。

　　不過，對刻意的負面解構，也不能置之不理。應對這樣的解構，最好的辦法不是“扣帽子”，不是“上綱上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例如，官方媒體可以繼續宣傳英雄人物，包括當代的英雄人物。誰說當今社會就一定沒有雷鋒精神?誰說和平年代就沒有戰斗英雄之氣概?

　　中華大地，好人多多。助人為樂，到處可見。官媒要弘揚正氣，只需擺出事實，更多、更積極地去報道當下各種好人好事，特別是那些為國家安全、人民幸福而付出努力，甚至獻出寶貴生命的英雄人物。

　　中華民族英雄之精神，不會因為少數人的胡亂解構而消失。中國人民堅持正義和崛起的雄心，不會因為西方價值觀的存在而減弱。官媒只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就能引導網絡意識形態，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匡文波：對于歷史上的那些烈士和模范們，我們需思考新的宣傳方式。對于細節上的偏差，我們不應該采取回避態度，需要從科學的角度予以解釋。今后對英雄模范的宣傳，也應該注意不要脫離事實人為的拔高。

　　王 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與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離不開具有強烈導向性的政治象征，這種導向就是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處在社會轉型關節點上的中國，需要屬于自己的政治象征作為旗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鼓與呼。

　　如何引導網絡輿論，握好話筒

　　匡文波：對雷鋒、邱少云等英雄真實性的質疑者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出于政治目的，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這種人為數極少，但是危害極大;一類是出于商業目的;還有一類是不否認英雄的真實性，但是質疑英雄行為的細節，網民大多屬于此類。

　　對于這三類人，可以分別采取不同的應對方案。對第一類人，應該在主流媒體上予以堅決回擊，如果觸犯了法律，則應該繩之以法。有論者稱，褻瀆人民英雄的人就應當付出相應的代價，而不是受到任何形式的獎勵。代價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現實中周圍人對他的白眼。

　　對第二類人，要堅決予以譴責，例如：著名涼茶企業加多寶與網絡大V“作業本”在微博上搞了一次關于涼茶和燒烤的商業促銷互動，然而有網友挖出，“作業本”兩年前曾以“燒烤”侮辱過被燒死的烈士邱少云和賴寧。

　　對第三類人，應該是爭取團結的對象，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對于英雄的事實，我們應該主動讓專家和當事人澄清是非曲直、還原真相。應該以耐心說服為主，否則只會引來更多的社會質疑和不安。

　　中國青年網2015年4月22日的文章《邱少云紀念館長：直升機投燃燒彈致邱少云犧牲》提到，來自邱少云故鄉的重慶銅梁少云烈士紀念館館長王成金回應質疑：“直至被大火濃煙完全包圍，邱少云沒有發出一聲呻吟，沒有挪動一寸土地。大火整整燒了二十多分鐘，邱少云始終一動不動。這一幕，潛伏在附近戰士都親眼目睹。”“邱少云完全被大火、濃煙包圍后，確切是什么時候結束生命，任何人(包括他身邊的戰友)都無法求證。但烈火是導致他犧牲的因素，這一點是肯定的、無疑的!” “從燃燒彈落在離邱少云兩米遠的地方起，到被烈火剛剛包圍整個身體的這個時間段，邱少云還活著，有清醒的意識，他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強大意志，忍受著一般人難以忍受的肉體被焚燒之劇痛。這說明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在支撐著他，直到生命結束。”

　　這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澄清作用，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以互聯網和手機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是一個互動性很強的媒體，網民的信息來源多樣、獨立思考能力強，不能簡單地采取灌輸式方法去引導網絡輿論。對于歷史上的那些烈士和模范們，我們需思考新的宣傳方式。對于細節上的偏差，我們不應該采取回避態度，需要從科學的角度予以解釋。今后對英雄模范的宣傳，也應該注意不要脫離事實人為的拔高。

　　王 成：中國往昔歷朝歷代的執政者為維護政權合法性，強化國民之于王朝的政治信仰，保持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穩定，無不高度重視主流政治價值觀的傳播。雖然其時沒有政治傳播理論做指導，傳播工具與手段非常有限，可以倚重的政治傳播形象略顯稀少，但是，由于執政者能夠較好地調動可以利用的一切資源，將主流政治價值觀的基本要求以巧妙的手法嵌入可以借為助力的傳播載體，竟也收到令今人都要汗顏的良好效果。許許多多的政治價值理念堅若磐石，經歷了數千年風霜雨雪考驗，成為古代思想觀念文化、法律制度文化、社會行為文化的樞紐。對中國古代主流政治價值觀的傳播理念與實踐(如借助關羽傳播“忠”)進行系統化梳理，探究其運作模式、體制、機制與經驗，對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建設無疑大有助益。

　　第一，黨和政府必須負起掌握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傳播主動權與話語權的責任，恰當地運用政治修辭，按照社會政治發展要求引導價值觀傳播。古代主流政治價值觀的傳播經過數千年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傳播范式，雖然其傳播載體、傳播形態在傳媒業蓬勃發展的今天難入某些人的“法眼”，但在古代主流社會，執政者始終重視掌握傳播的主動權與話語權不放松，即便王朝進入生命末期也不令主流政治價值觀傳播放任自流的做法值得肯定。同時，古人能夠根據社會發展對政治價值觀提出需求，運用恰當的政治修辭，將執政集團的價值訴求與社會政治思潮巧妙融合，謀求最佳傳播效果的經驗亦應引起今人關注。如宋徽宗追封關羽為“忠惠公”，用意就在于向臣民進行“忠君”的勸說，同時也暗示“忠”與“惠”之間的因果聯系，即“臣忠”則“君惠”，“臣忠”、“君惠”相輔相成，“臣忠”是“君惠”的前提，“君惠”是“臣忠”的必然結果。

　　現代社會政治傳播載體獲得巨大發展，執政黨所運用的政治修辭對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的傳播效果影響更是空前，執政黨所選擇的政治修辭對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體系能否成功構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作為衡量主流社會價值觀建設效果的重要指標。 所以，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執政黨應該善于運用恰當的政治修辭，充分發揮“在任何問題上找出可能的說服方式的功能”，為處于混亂中的、沒有正確價值方向或迷茫的社會成員勾畫美好的政治藍圖，指明前進的方向，促進中國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

　　第二，結合時代特點，“創新”服務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傳播的政治象征。政治象征是政治活動參與者在政治實踐過程中根據政治發展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心理關照物。這種“創造”既可以表現為“原創”，也可以表現為對原有政治象征的“再創造”或“消化吸收再創新”。“政治象征是一套意義系統”，既可以表現為具象的有形之物，也可以表現為抽象的理念、思想等，歷來是作為政治過程中某種價值理念的“容器”而存在的，其確立的根據在于主流政治文化與政治亞文化之間的契合。宋徽宗將“游走”于民間舞臺的關羽甄拔并樹立為趙宋王朝“忠君”價值理念的政治象征予以傳播，正是北宋王朝上下涌動的“愛國”思潮交融的必然結果。如果不是北宋王朝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國民面對外族壓境渴望“雄起”一振國威的輿情環境、三國時期蜀漢政權與北宋王朝的某些相似性、關羽自身所具備的諸多優勢條件于一身、宗教集團與儒生團體試圖借主流政治價值傳播渠道實現本集團利益的設計……僅憑關羽既無政治思想建樹，也非超一流武將的身份斷難成為社會各界頂禮膜拜的偶像。可見，主流社會成功的政治象征一定是執政集團根據政治發展需要，并結合時代特點而“創新”加工出來的，其象征意義也一定是經過執政者精煉、提純、固化等細致雕琢之后的產物。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核心價值觀的確立與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同樣離不開具有強烈導向性的政治象征，這種導向就是社會主義的價值取向。處在社會轉型關節點上的中國，需要將屬于自己的政治象征作為旗幟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鼓與呼。在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雖然時代特征與需要有所差異，但本質相同的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完全可以樹立具有不朽生命力、始終能夠激發人民崇高精神追求的政治象征，并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適時做出修正以盡可能延續該政治象征的履新職能。

　　第三，運用適宜的傳播形態將國家倡導的主流政治價值觀轉化為民眾的價值訴求。主流政治價值傳播直接關系到國家政治意志的主導性，影響著社會價值理念控制效果與價值體系的形成和演化，應當引起執政者的特別關注。政治傳播不僅要關注傳播的內容，同樣要關注運用什么樣的傳播形態才能更好地將主流政治價值觀的要求內化為廣大受眾的價值訴求。宋徽宗以關羽為政治象征進行忠君價值傳播，主要依靠人際傳播，即借助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互動完成政治價值信息的傳遞，如將關羽從民間崇拜擢升為國家意志，在朝堂之上對關羽大封王爵、對朝臣們耳提面命等，其傳播媒介雖然囿于時代局限，不超乎于人語與聽覺、視覺范疇，但是，這種面對面的傳播“具有高度的審美功能，它是精微細膩的、無所不包的。”所以，當一個“身長九尺三寸，髯長一尺八寸;面如重棗，唇若抹朱;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的形象出現在人們面前，很少有人質疑其可靠性，并警覺地將他與執政者倡導的主流政治價值觀聯系在一起，而是浸潤于關羽悲情與忠義所傳達的人格魅力、崇高精神之中浮想聯翩。這種經關羽而固化的政治價值蘊含著主流政治文化的需求和導向，反映了執政者意欲構建的社會價值體系與秩序，但它并不表現為勸誘與強制，更不是執政者自說自話，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巧妙方式投射于受眾的心理，在迎合普通民眾感情與精神寄托中悄然完成了政治價值傳播過程。

　　當今時代，政治傳播形態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可以借助的傳播載體也極大豐富，政治修辭手段豐富多彩，同時受眾獲取信息、接受政治價值影響的渠道大為拓寬，自主性越來越強，發達經濟環境中人們的多元價值取向難以達成關羽崇拜那樣的高度一致。這就要求社會主義價值觀傳播必須與時俱進，在國家、集體、個人利益三位一體的基礎上，謀求主流政治價值與民眾價值訴求的一致，而不是依靠執政地位的優勢，僅考慮執政集團政治利益的最大化，甚至為此不惜損害民眾的利益，指鹿為馬地進行黑白顛倒式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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