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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平邦:“任推墻”和墻,哪個爛透了?

司馬平邦 · 2015-07-02 · 來源:烏有之鄉
任志強評析 收藏( 評論() 字體: / /
 自顧自地制造一個靶子,然后向這個靶子帶著公憤發動攻擊,這是公知們說話的通病,有時太自說自話看起來太假,他們就自己矯造出“很多人”的話,這也是他們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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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正在流行一段有5分鐘時長的2012年某時任志強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一次會議上的即席發言,應該是眾多嘉賓發言中的一個,大家那天談的主題都是社會責任,但被任志強莫名其妙地引向了另外兩個字:“推墻”。

  許多網友對此段發言的觀感,是憤怒更多,因為人們敏感 于他在發言中不斷談到“推墻”這兩個字,我因好奇就還算認真地把這段視頻看了一遍,說實話,我看過之后一點兒也不覺得憤怒,倒覺得滿歡樂的,這位優秀的中共黨員之口吐“推墻”讓人醉了。

  任志強開始發言,他一上來就反問:“什么是社會責任?誰能給我一個準確的定義嗎?”

  這是該會議給予任志強的發言時間,當然沒有接茬,于是任志強就自顧自地給“很多人認為”的社會責任下了個定義:“我覺得很多人認為,由于我們生活在社會之中,你不能因為單獨的因為分工(不同)而獨立,有必要承擔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責任,便稱為社會責任。”

  看到這兒,特想問問任,您這兒說的“很多人認為”的社會責任都是哪些人認為的?還是您自己為了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給“很多人”硬加上的?

  反正“很多人”并不是明確具體的人,定義錯了也沒人會起訴你造謠。

  自顧自地制造一個靶子,然后向這個靶子帶著公憤發動攻擊,這是公知們說話的通病,有時太自說自話看起來太假,他們就自己矯造出“很多人”的話,這也是他們的通病。

  接下來,任志強在大家還沒把這“很多人認為”的社會責任的定義想明白是不是真是很多人認為的時,他把話題焦點直接轉向政府,他說:“比如,作為一個企業,除了干企業之內的,還得干企業之外的活,本來就是應該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變成了社會責任,讓你給干了。”

  “政府”這個詞就這樣很巧妙地被他引進社會責任的話題,如此,他也把一個明明是企業家們談論企業社會責任的話題,轉變成似乎某級政府正逼著企業家們聚在一起承擔社會責任的話題--雖然我搞不清此次會議的背景,但從任志強發言內容本身聽得出,他的這種發言有一個套路,只要把霉頭都推給政府,下面肯定有掌聲。

  這是2012年左右時在中國公知話語體系里最為流行的“體制問題”語式而已。

  接著,當任志強終于把社會責任與政府的逼迫掛上鉤之后,他開始闡述他自己認為正確的社會責任是什么了。

  2

  他先說,一個人的社會責任就是要為自己“想要的”社會付出努力,其實,單就這層意思來說還算是正確的,但我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接下來用“臺灣民主社會”來支撐自己“宏大”的論點:

  他說“臺灣的民主制度建設不僅僅是因為有一個蔣經國,更重要的是他們(臺灣人)他們夢想要有一個民主的社會,要有自己的權利”,他還說,他的這些認知是從龍應臺那里學到了,總結為一句話就是“推墻”。

  巧的是,我剛才還看到臺灣著名人士邱毅在微博上猛烈抨擊臺灣“皇民余孽”太多,邱的原話如下:

  “抗戰勝利要不要慶祝?竟然會在臺灣引起爭議。原因是皇民余孳太多,有的是日本刑警之后,有的是父親幫日軍修戰機,有的是祖父向日本警察密告害死抗日義士林少貓,這些倚仗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后代,都還在政壇呯風喚雨。現在有更無恥的媒體人,以其父親當日本兵為榮,反對紀念抗日勝利,荒謬言論令人不齒。”

  真不知道那么多一心一意夢想著自己是日本天皇皇民的臺灣人,他們的心中會裝著一個怎樣的任志強式的民主社會,以及他們會如何如任志強先生所說,要為之付出努力--在這一點上,李登輝應算是個好例子。

  2012年的北京任先生口中的(他們夢想要有一個民主的社會),和2015年的臺灣邱先生口中(皇民余孳太多)的臺灣人,哪個更接近真實的臺灣人,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答案的問題,而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任志強以及內地許多公知對臺灣皇民余孽的民主社會如此迷戀的原因到底在哪兒?

  難道意淫真能淫到民主社會?

  3

  更好玩的,是任志強說,他的這段從社會責任到“推墻”的認知來源于龍應臺女士,說“龍應臺鼓動所有的人,承擔起你們的社會責任,把你們面前的墻推倒”;我特別好信兒地去查了一下龍應臺的個人史,除龍應臺雖然確實寫過“去爭取一個把權力關進籠了里的制度”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推墻的力量”這種文字之外,其本人可以說在臺灣一地這么多年的所謂民主建設中基本就沒有過什么作為,1952年出生的她在蔣經國時代晚期正在德國生兒育女,1999年他應臺北市長馬英九邀請,當上了臺北市文化局局長,后來反倒是有點兒象征臺灣民主化的民進黨上臺之后,龍應臺作為“被推了墻”的國民黨官員,卸任了,從臺灣跑到香港當學者,她更沒有如施明德之類,對民進黨執政后期的腐敗做出過任何實質性“推墻”動作;再后來,2012年到2014年,還是因為故主馬英九上臺了,她又出任臺灣地區的文化部長;究其個人與政治的關系,龍應臺雖然嘴說過“推墻”,其實自己一直是國民黨政體下的一只寄生物,而且還是個不合格的寄生物,總之其實一直是“被推墻”的對像而已。

  其實,臺灣的民主社會,與連戰有關系,與李敖有關系,與陳水扁有關系,與江南更有關系,與馬英九以及現在的蔡英文都有種種關系,我看惟獨與龍應臺沒關系,或者只有個屁關系。

  就這樣一個老娘們用一句話輕易忽悠了任大炮,任大炮被忽悠后倒也不浪費,又拿過來忽悠他的腦殘粉。

  其實,我倒是真的可以理解任志強之所以對龍應臺“推墻”的感佩,因為從實質上說,他們其實也是一種人。

  他們都是滿口喜歡用“推墻”忽悠別人的人,而同時,他們其實自己又都是實質上“被推墻”的人,龍應臺兩次出任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且全仗舊主馬英九的提擢;任大炮畢生都端著共產黨給的飯碗,最終也是個國有企業董事長,同時,其個人所以能在現行體制里行走自如,與其有個共產黨高官的爸爸自然密不可分,是典型的紅后一枚。

  對上述兩人來說,所謂民主自由以及要達到民主自由的“推墻”,其實全都是他們在自己的意淫中開了天眼罷了,意淫結束電門一關,他們該掉到哪兒還掉到哪兒。

  這不,也就在任志強那個發言兩年之后的2014年,他從原來的某國有地產企業集團帶著優秀中共黨員的光環光榮地退休了。

  還從沒聽說,真正的“推墻者”還有拿著由那堵墻發的退休金退休的,這也可能是關于“推墻”這個字眼最可筆的注腳之一。

  4

  然后,任志強在發言中又接著發揮他“創作歷史”的優勢,拋出如下可以震聾啞巴的結論:

  其一,“中國的宋朝和清朝面臨的對外競爭是同一制度之間的拼博”,我實在不知他是如何從剛剛由游牧文明而來的金王朝和元王朝與封建的大宋朝之間的競爭,以及如何從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工業革命之后的西方諸強與封建的大清朝之間的競爭歷史中,都能很大膽而且很自信地得出,這些都是同一政治制度之間的競爭的。

  而他生拉硬扯、稀里糊涂地得出來的這兩個所謂的同一制度之間的國家競爭,其實是為了接下來自己可以將中國當下與西方諸國的競爭歸納為低級的專制政治制度與西方先進的民主制度之間的競爭,由此得出結論當然就是“中國能不輸嗎?”

  其實,這里倒想提示他一下,如果任志強真的想把大宋、大清當時面對的國家間競爭的歷史經驗,施之于當下的中國,正確邏輯之下可能得出的結論恰恰是更原始、更野蠻的制度往往會在最激烈爆發的國家競爭間占到更多便宜,取得更我優勢;而又依他對當下中國政治制度的無底線貶底,得出的正確邏輯的結論,也得是中國現在還真有可能因為這種被他貶為專制落后的政治制度,而從中勝出呢。

  其實道理最簡單,正像之前那么多人在質疑,而任志強自己從來不會直接回復,又不會主動見諸于公堂之上的,若真的完全民主透明,他當年如何能如此自由地將民源大廈項目用地巧妙賤賣給潘石屹呢?如果中國的政治制度中沒有他所謂的落后因素,他和他的伙伴們又何以一夜暴富?

  這些人,他們天天告訴你中國的制度如何落后,但同時自己又躲在那些落后的制度里不肯主動走出哪怕一步,其實這些人如此詬病制度落后的真正原因,是怕你回頭跟他們分享“制度落后”罷了。

  你說,他們自己是落后的,還是先進的?

  而且,任志強與很多公知一樣,他們向來是從不計較和講究什么是正確邏輯的,而只關心自己到底要想得出一個什么樣的結論,這正如網上曾經頗流行的一句話“中國必輸”,不管金王朝、元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比同時期的大宋先進還是落后,也不管幾百年后日本國和西方諸強的政治制度到底是比同時期的大清先進還是落后,但我任志強今天要得到的結論是“中國必輸”,不管怎樣邏輯,也都奔出這個結論。

  5

  還有,在這兒,還有必要為他做個小小的更正,他說古代中國雖然也曾是世界大國,但沒有羅馬帝國那么大,這暴露了他對歷史、地理的無知,其實即使是與羅馬帝國同一時代的兩漢,無論是國土面積還是國民人口數量,都是相當的,更不要說用唐、宋、明、清分別跟羅馬帝國的疆域和人口相比了--其實,任志強這種不經核驗而輕易得出中國歷朝歷代都不如羅馬帝國大,已經可以證明了他患上了流行于公知圈的深度“中國不行癥”,治不了了。

  這是因為,如果他們不把歷史上和現在的中國說得“不行”,他們所有的論點都沒法得到。

  這就是忽悠。

  6

  然后,再接下來,任志強在發言里居然又引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審計署署長李金華對體制的一些抱怨,他想得出“這個制度爛透了”的結論,這里也是一連串非常搞笑的邏輯:

  任志強最先由李金華“這么樣一個高官都沒有能力去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一些問題”發端,得出的結論是“這個制度爛透了”,然后他給開出的藥方是限制政府權力,并找出一種方法來監督政府,看似李金華只要拿了他開的藥方就可以“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一些問題”了。

  但我想問,難道李金華作為前國家審計署署長手里的權力就不是政府權力嗎?您任志強開的這藥方是如何通過限制李金華手里的政府權力,再達到讓他更順利地完成他想“治理的一些問題”(行使政府權力)的呢?

  這只能再次證明,要想忽悠好,邏輯不能要。

  其實,諸如限制政府權力,和把權力關進籠子,也是不任志強的發明,而且也有其非常合理非常重要性的一面,但任志強這次把這些流行套話植入了一套令人匪所思的邏輯關系里,還非要得出他自己需要的結論。

  這只能說,他強奸邏輯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

  在這段發言中,任志強還有幾句關于張維迎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關系的怪論,即“前幾期我都參加了光華的年會,因為張維迎當院長,那么換了院長以后,我不知道光華管理學院是不是還代表光華管理學院”,這段發言全篇,他一直都在抨擊著專制,單單到光華管理學院,忽然又津津樂道起張維迎在北大光華的專制,意為離了張維迎的光華管理學院也就不管光華管理學院--雖然,關于他與張維迎和光華學院之間的關系有我們不能全知的內情,但從中也可讀出任志強的那種思維模式,只要是我喜歡的,專制和獨裁也是好的,只要我不喜歡的,你們把張維迎換掉的制度就是壞的。

  關于此,還可以從剛剛他發出的一條微博(7月1日)中得到注腳:

  “可怕的不是沒有法律的制度。可怕的是合法合規合程序的通過一部惡法。惡法通常是用加大對政府的無限授權,同時加大對民眾自由權利的限制和約束。擴大政府的執法隨意性的法律都只能是對公民權利不公的惡法。任何法律的立法基礎都應是嚴格的限制和約束政府的權力,引導公民行為,保護公民自由權利!”

  這應該是他對新行修訂的國家安全法的詬病,正如許多公知一樣,他們永遠可以臉不變色心不跳地站在自己堆砌的道德制高點上指指點點,連“沒有法律”都被他忽悠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合法合規合程序的通過一部惡法”--這時候,他們再不講什么程序正義了,從前被他們捧上天的程序正義現在變得“沒有法律”更加可怕。

  7

  在這次5分鐘時長發言的最后,任志強又用下面一段話把社會責任和民主社會和推墻聯系在一起:

  “那么我們可能需要的是用不同的思想,用多元化的方式來尋求我們想建立的社會,如果你想這個社會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你就要為共產主義去努力奮斗,如果你想建立的社會是民主社會,你就要為民主社會去努力奮斗。”

  看到這話,我特別想向他討教的問題是,你許多年前就已經在中國共產黨黨旗前發過誓了,而且8700多萬位中國共產黨黨員都是宣過誓的,早就把共產主義當成自己的理想而為之奮斗了,而且也從來沒見你主動聲明退出共產黨,而在你的發言里,很明顯,所謂共產主義(專制)與民主社會完全是對立的兩種,那您到底是在勸大家為建設共產主義去“推墻”呢,還是為建設民主社會去“推墻”呢?

  而您自己一直口口聲聲要鼓動別人為心目中的民主社會去“推墻”,可何時見您在此之前,已先把自己曾向共產黨黨旗宣誓效忠的誓詞唾掉了?

  您,不但沒把墻推倒,居然還蹲進了這堵墻的一條縫隙里,退休了。

  8

  最后,再來就說說墻。

  其實,我并不絕對反對推墻,墻要不要推倒,要看這是一堵什么樣的墻。

  有些墻并不是靠簡單的人力就能推得倒的--而有些墻,若推的方向不對,很有可能會砸死推墻的人自己;任志強自己就是地產商,他也應更明白,推墻,有時就是強拆。

  凡是在農村生活過的人們都知道,那些可以憑著幾個人力就能輕易推倒的墻,尤其那些年久失修的土墻,被推倒之后,在它們的結構里,在它們的地基里,在它們的縫隙里,一定是布滿了諸如耗子、蛆蟲、蛐蛐、蟑螂、螞蟻、毒蛇、蝎子、跳蚤、螻蛄、蜘蛛、臭蟲、屎殼螂,以及其他什么活物的種種洞穴和實物,其實這墻在被推倒之前已經被這些禍害們給腐敗、鏤空了,現在,我看這些東東都可以統統賜姓他們為“任”。

  (注:這篇文章原本只是兩條微博,后來越寫越長,寫了大半夜,四五千字,大家對付看吧。)

  【附:任志強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發言(2012年)】

  什么是社會責任?誰能給我一個準確的定義嗎?

  我覺得很多人認為,由于我們生活在社會之中,你不能因為單獨的分工而獨立,有必要承擔除自己本身之外的其他責任,便稱為社會責任。比如,作為一個企業,除了干企業之內的,還得干企業之外的活,本來就是應該政府干的,政府不干,就變成了社會責任,讓你給干了。

  那么我更認為,真正的社會責任是,你要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之中,為此付出努力的一種責任,如果我這么定義的話,是從龍應臺來的,臺灣的民主制度建設不僅僅是因為有一個蔣經國,更重要的是他們思想,他們夢想要有一個民主的社會,要有自己的權利,所以龍應臺鼓動所有的人,承擔起你們的社會責任,把你們面前的墻推倒,在中國的現狀情況下,我們惟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在座的各位,你們努力地站起來,把我們面前的墻推倒,建立我們社會民主制度。

  當吳校長說,我們希望有一個大政府的時候,也曾經講到我們有五千年的歷史,在我們的宋朝,在我們的清朝,都曾經是世界上的最大帝國之一,當然可能不如羅馬帝國那么大,但那時候是皇權與皇權的斗爭,是在同一種制度之下進行拼搏,顯出我們的強大,但今天我們面對的是用一個什么樣的制度和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已經實現了民主制度去對抗,在這樣一種競爭之下,可能我們面對的首先是制度問題。

  剛才李金華副主席曾經給我們講到了他的一番感慨,如果我們堂堂一個國家的“三高四副”都只能去感慨,說明這個制度已經爛透了,如果這么樣一個高官都沒有能力去治理自己想治理的一些問題,那么恰恰說明我們需要有另外一個辦法來監督我們政府的權力,決不是大政府,而是要把他關進籠子里。

  我們現在面對的關鍵問題是沒有人敢于站出來去索求我們應有的權利,所以老把這個社會責任推給別人,說你替我承擔一點吧,我覺得這可能就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

  比如說,前幾期我都參加了光華的年會,因為張維迎當院長,那么換了院長以后,我不知道光華管理學院是不是還代表光華管理學院,至少我跟張維迎簽的捐款合同里的行政義務光華管理學院并沒有完全執行,那么我們可能需要的是用不同的思想,用多元化的方式來尋求我們想建 立的社會,如果你想這個社會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你就要為共產主義去努力奮斗,如果你想建立的社會是民主社會,你就要為民主社會去努力奮斗,當然,你也可以還設想,這個社會比如何教授想的,是個三綱五常的社會,那你就為此而盡你的責任,總之我覺得,如果你夢想自己未來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你就要為此去承擔,你所承擔,你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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