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資老太太在其大作《歲末雜感致友人》中歪曲中國外交歷史的一段話，本人寫了一篇題為《我們曾經“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嗎?》的商榷文章發(fā)表在幾個網站上，結果在一個某種人比較集中的網站里引起強烈反響，幾天內4萬7千多人次點擊，近670人次跟帖爭論。
在對資老太太的這段話再次進行評論之前，有必要分析一下資老太太這樣做的意圖。
前不久，她在談到中國和日本的釣魚島爭議的時候說：
“我覺得中國現(xiàn)在還有一個危險，就是外交領域。現(xiàn)在有一個不大正常的現(xiàn)象，軍人對外交發(fā)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外交是非常復雜、細致和敏感的事務。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就像五四運動的時候，火燒趙家樓那樣是不行的。”“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zhàn)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談判來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來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問題。而現(xiàn)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這一代人實際沒有經歷過戰(zhàn)爭，不知道戰(zhàn)爭的殘酷。至于中國的邊界領土爭端也是很復雜的事，民眾受媒體煽動，并不知道全部實情。”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yè)外交官有發(fā)言權。現(xiàn)在的職業(yè)外交官沒有發(fā)言權，什么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我在這個領域工作過，所以覺得這個問題相當嚴重。假如是中國外交出問題的話，會在不知不覺之間。偶然的擦槍走火，有關國家都為各自強烈的民族情緒所左右，這很危險。
現(xiàn)在中國虛驕之氣非常強大。我希望中國別自以為國家強大了，要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發(fā)生冒險主義，至少最高決策者還要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期許。
前不久，她還有一段雷死人不償命的話：“世界上開會討論出來的國家，美國最為典型，別的國家是從打出來慢慢演變?yōu)橛懻摮鰜淼模贿^美國一開始立國就是討論出來的，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這樣的。”經歷過獨立戰(zhàn)爭和南北戰(zhàn)爭的美國居然成為了“談出來的國家”，資老太太以為了解歷史的人都死絕了。
她的受到本人質疑并且得到她的那些志同道合者力挺的是下面這段話：
至于對外關系，話題更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記憶猶新，上個世紀曾經有一度我國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只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剩下的“友邦”只有兩三個喂不飽本國人民、賴我國“無私援助”而維持“戰(zhàn)斗友誼”的小國。賴中美解凍以及隨之而來的30年開放改革之力，我國打開了融入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的大好局面。
平心而論，了解新中國外交發(fā)展歷史的人都不否認中國曾經有一段在國際關系上比較孤立的時期，而那段時期的做法，也并非沒有值得商榷或者反思的地方，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反思是否建立在真實的歷史事實基礎上，反思是否向著正確的方向進行，有沒有被人搭售私貨，這種所謂的“反思”是否經得起推敲。
其實，對那段歷史的評價不僅僅是關乎對毛的評價，關鍵在于是對于今后中國外交走向的影響。
在那個網站的激烈爭論中，圍攻我的大多數(shù)是抒情罵街喊口號的，也有幾個能夠比較理性地引用歷史事實進行理性探討的。他們中間也有幾種情況，一是出于否定毛的目的;二是以為我不了解那段歷史或者故意掩蓋;三是跟資老太太的目的一樣，借古是為了諷今，就是要用被某些人人為歪曲的歷史誤導民眾，向高層施加壓力，以配合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迫使中國納入美國和西方主導的體系。
既然激烈的爭論從那段話開始，本人就繼續(xù)將話從那段話說起。
那段話的問題在哪呢?
第一，在定量上嚴重夸大事實;
第二，在定性上為了否定她不滿意的東西，故意攪混水，指鹿為馬;
第三，由于對“友邦”這個概念的模糊性，在表意上與她自己后面的說法產生了矛盾。
先就“上個世紀曾經有一度我國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這句話而言，歷史事實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確在世界上比較孤立(有45個國家參與了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和制裁)，特別是中蘇決裂之后到改革開放前這段時間，中國在世界上就更加孤立，這一點沒有人否認。問題是，這就等于“幾乎所有國家”?這種夸大并非是用詞不當造成的。
有些人為了印證她的說法，拿出了當時的“打倒帝修反”的口號作為證明，尤其可笑的是，把“打倒美帝”擴大為“打倒帝國主義”，把“打倒蘇修”擴大為“打倒修正主義”，把“打倒各國反動派”曲解為打倒“各國”。其實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雖然“北約”和“華約”都有一堆國家，但是中國的矛頭只是對準“第一世界”——兩個“超級大國”，爭取“第二世界”，團結“第三世界”。“各國反動派”特指那些勾結美國和蘇聯(lián)對中國有敵意，并且因為殘酷壓迫和剝削本國人民受到人民反抗的國家的執(zhí)政當局。主要是周邊國家，并且基本上是有具體對象的。比如韓國的李承晚，南越的吳庭艷、阮文紹，柬埔寨的朗諾等政權。因為以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遠的國家鞭長莫及，也不符合遠交近“攻”的原則。另外，從語法分析中，我們知道，在“打倒各國反動派”這個短語中，主語省略，謂語是“打倒”，賓語是“反動派”，“各國”是修飾或者限制賓語的定語，任何有初中水平的語法常識的人都不會把“打倒各國反動派”理解成打倒“各國”，何況當時的“各國反動派”是特指的。這種歪曲術因為低劣而可笑。
另外“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這句話在定性上把當時由于別人原因造成的對立，由于我們原因造成的對立，或者由于雙方原因造成的對立全部混為一談說成是我們與別人為敵，即我們主動與別人作對，非常不客觀。這種說法是別有用心的，不是表達準確與否的問題。
當時的確存在過在某些問題上處理欠妥的地方，但是應該一碼還一碼，實事求是，該是中國的責任的中國應該承擔和反思，不是中國的責任的，尤其是中國被動地應對別人的，就不應該算中國頭上。有人說：因為中國一邊倒，加入了蘇聯(lián)的陣營所以就是“中國樹美國等為敵”，而“中國與蘇東集團為敵，是因為中國反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導致的。蘇聯(lián)是不是修正主義，那是人家的內政，顯然這個爭論導致了中蘇決裂。”在這里，概念被混淆了，加入蘇東社會主義集團，是由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性質造成的，社會制度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但是這并不等于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的必然敵對，比如后來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和資本主義的美國搞的“美蘇合作，主宰世界”，這不是打了“樹敵論“的嘴巴嗎?另外中國反對蘇聯(lián)修正主義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對美國態(tài)度的劇變。按照那位朋友的邏輯，蘇聯(lián)當時與美國勾勾搭搭的行動算不算“蘇聯(lián)主動樹中國為敵”呢?;同時，中國一開始站到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完全是中國的內政，怎么就變成“樹美國等為敵”了呢?
當時，面對領土爭端，尤其是別人侵占或者侵犯我們領土的行為，我們的敵對行動是被動應對的，最起碼是雙方有責任的，怎么能夠都算是我們“與幾乎所有國家為敵”呢？相信很多人沒有忘記，當時美國曾經派飛機軍艦無數(shù)次入侵中國的領空領海，中國政府對美國的抗議就達到幾百次。
1950年8月27日上午10時04分，美國飛機B29和P51及蚊式飛機數(shù)架，分四次對鴨綠江右岸我建筑物、車站、車輛及人員掃射，造成3人死亡，21人受傷。
中國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當天致電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向美國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辦美空軍，賠償我損失。同日，周恩來致電聯(lián)合國安理會，要求安理會立即制止美國的這種侵入中國領空的“挑釁和殘暴行為”，指出這是“中國人民所決不能容忍的”。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后美國飛機第一次入侵我領空。也可以說是中國介入朝鮮戰(zhàn)爭的原因和導火索之一。
至1970年12月15日，對美國軍艦和軍用飛機侵犯我領海領空的軍事挑釁，我外交部發(fā)言人共提出478次嚴重警告。這究竟是誰樹誰為敵呢?
還有所謂的“只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實際情況是，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兩大陣營的成員國基本上都是“只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尤其是被美國的歐洲盟友稱為“美國版的法西斯主義”的在美國橫行一時的“麥卡錫主義”，更是把“只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推到了極端，中國的“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的“以意識形態(tài)為基礎”的被動應對。
由于她已經把所謂的“友邦”定量為兩三個，那么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什么叫友邦，如果不對此進行準確定義，如何證明或者證偽?
什么叫友邦?網絡上的解釋是友好國家。那么如果要對資老太太的“只有兩三個友邦”的說法證明或者證偽，首先必須對“友邦”的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
那么，在她沒有進行界定的情況下，我們只能進行各種猜測：
第一種，即網絡上解釋的“友好國家”;
第二種，建立了外交關系的國家，即所謂“邦交國”;
第三種，盟國。
也許在某些人那里還有解釋，歡迎他們說出來，但是在沒有說出來之前，先按照上述三種解釋進行分析。
按照她的意思，似乎認為只有朝鮮、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三個國家是我們的所謂“友邦”，其實不是這樣。
按照第一種解釋，中國在那個時候根本遠遠不止“兩三個友好國家”，否則，中國重返聯(lián)合國就不會發(fā)生。
1971年10月25日，聯(lián)合國大會第1976次會議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shù)，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個國家提出的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lián)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立即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從聯(lián)合國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如果當時中國只有兩三個小國友好的話，那么這76國的贊成票是天上掉下來的?
按照第二種解釋，理解成為“邦交國”，那么到1979年1月1日中國和美國建交為止，前面已經有137個國家(本人根據(jù)網絡上外交部公布的材料統(tǒng)計)與中國建交，其中包括現(xiàn)“7國集團”中除了美國以外的6國，現(xiàn)“20國集團”中除了美國、韓國、印尼、沙特和南非以外的國家。之所以把這個曬出來，因為在資老太太心目中，再多的國家也不算“國際社會”，只有西方國家才算“國際社會”。所以即使按照她的這個沒有道理的標準衡量，中國在與美國建交之前，就早已融入“國際社會”。
按照第三種解釋，理解成為盟國，那么當時世界上明顯結盟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和以蘇聯(lián)為首的華約，中國除了建國初期與蘇聯(lián)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外，基本上沒有與誰結盟過，即使是那“兩三個國家”，只不過是得到中國的支援多一點而已，好像中國根本沒有與他們結盟，所以他們也就不應該是所謂“友邦”。
所以不管從哪一種意義上考察，中國當時的“只有兩三個友邦”的說法都是不成立的。
另外，由于其“友邦”概念的不確定性，那么她后面的觀點也有問題，她說1979年與美國建交以后，“只有兩三個友邦”的情況才慢慢改觀，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1979年以來的美國與西方國家是不是我們的“友邦”?當我與某些人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們都極力回避。因為假如回答是，就無法解釋美國現(xiàn)在對中國采取的一系列敵對政策，如果回答不是，那么1979年以后的“改觀”又從何說起?
雖然中美解凍以后，“我國打開了融入國際社會、良性互動的大好局面。”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改革開放以后，美國和西方國家就已經成為中國的“友邦”，中國和美國建交以后僅僅10年，就因為鄧小平同志在內政問題上堅持原則立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再次啟動了對中國的制裁，那么這究竟是我們“樹美國和西方國家為敵”呢?還是美國和西方國家“樹我國為敵”呢?
如果美國和西方國家不是“友邦”，那么究竟變化在哪呢?
當然，平心而論，中國現(xiàn)在的外交政策的確已經比當年成熟多了，不會再走非敵即友的極端，并且能夠以兩手對付別人的兩手，這跟中國的實力增強有關，中國在外交方面手中的牌也增加了，具有了比毛時代多得多的有利條件。但在承認進步的同時，用現(xiàn)在的進步去貶低當時受種種主客觀條件限制的不得不采取的某些做法，最起碼是不公平的。就像美國人不愿意回到華盛頓時代，但是最起碼不會以現(xiàn)在的美國作為標準去對華盛頓時代的不足評頭品足一樣。問題是，關鍵在于這并不僅僅是對毛時代的外交的評價是否公平的問題，而是讓中國的外交今后向什么方向發(fā)展的原則問題。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分析當時的國際形勢時指出：“對于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wěn)住陣腳;第三句話，沉著應付”。“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概言之，就是要“韜光養(yǎng)晦”。
“韜光養(yǎng)晦，有所作為”的精神實質是不要主動介入國際爭端，但是不帶頭對抗并不等于讓我們國家乖乖納入西方的體系，任由其擺布，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的問題上，“韜光養(yǎng)晦”并不等于任由宰割。了解“韜光養(yǎng)晦“典故的人都知道，當年實行“韜晦”之計的劉備最終還是參與了對曹操的征戰(zhàn)。而這，既有劉備“匡復漢室”的考慮，更是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必然反應。而資老太太們歪曲毛時代的外交歷史的根本目的在于，誤導人們在一個被歪曲的歷史事實基礎上進行錯誤的“反思”，然后向執(zhí)政者施加壓力，在改變不了國家的大局走向的情況下，起碼迫使中國的外交按照他們這一小撮人的意圖發(fā)展。
我們不妨再看看她對外交的奇談怪論：“為什么要有外交？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zhàn)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談判來解決，要用博弈、文明的手段來解決，避免用武力解決問題。而現(xiàn)在，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
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yè)外交官有發(fā)言權。現(xiàn)在的職業(yè)外交官沒有發(fā)言權，什么話也不敢講，看上層的臉色行事，連匯報真實情況都不敢。
她這句話應該對戰(zhàn)爭販子美國講，但是她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說成是“中國動不動就煽起整個民族的情緒，把武力解決看得很輕易。”
其次“外交的最終目的是避免戰(zhàn)爭，讓國與國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談判來解決”？這只能是某些“和平主義者”的一廂情愿，或者說只是“外交”的目的和意義的其中之一。她是這段話只適用于勢均力敵的并且雙方沒有敵意的國家之間。對于弱國或者實力不如別人的國家來說，是“弱國無外交”，或者說只能有“李鴻章式的外交”，談判簽訂的只能是“城下之盟”;對于強國或者實力占優(yōu)勢的國家來說，外交是不流血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是流血的外交，外交的主要用處是可以“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外交同時還是向其他國家施加壓力，迫使他們與自己共同制裁或者孤立某個國家的武器，并不是只有資老太太所說的一種目的和意義。以她的水平，不會不了解這一點，她是在故意掩蓋問題的實質，并且利用某些人的畏懼心理，嚇唬民眾，干擾中國外交的正確方向，讓中國的外交按照他們這一小撮人的意圖發(fā)展。
另外，她把外交說成是能夠脫離一個國家的大局的可以任由某些外交官個人按照自己的愛好和傾向性隨意處理的事情，簡直是天方夜譚。什么叫“讓職業(yè)外交官有發(fā)言權”？其實，別說是外交官個人，就算是外交部長也不能在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上自行其是，例如美國的國務卿即使名義上領導美國國務院，但是在美國的外交大政方針上是不能撇開總統(tǒng)和美國國會自行其是的，何況其他國家。所以，聯(lián)系到她在外交問題上的一系列奇談怪論，她想干什么，我相信明眼人看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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