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少帥“曹中青”最近有一件事比較吸引眼球，那就是他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沒有對基本事實的認同，就無法對話》的文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第一次在官媒上提出“極左和極右都是不得人心、沒有市場的。”
作為右翼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能夠在媒體上公開把極右和極左一起作為否定的對象，是他的文章的最大亮點。
我曾經在自己的網文中多次評論過，他與某些自由派精英和右翼媒體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并不完全是站隊，也有時候中庸，有時候辯證，有時候會也說兩句公道話。比如薛蠻子事件，在自由派一邊倒力挺薛蠻子的情況下，他認為薛蠻子違法了就應該被追究法律責任。
盡管他的文章還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是作為他，能夠公開把極右和極左一起反對，對于他來說，是很不容易的了。
此事傳遞出什么信息呢?
一、“曹中青”轉向?
二、發現風向不對，實行“戰略退卻”?以屈求伸?
三、提醒戰友審時度勢，適當收斂，暫時按兵不動，以保存實力?
四、他所在的媒體對他的發言的隨意性的約束促使他對以往的立場有所修正?
五、覺得并且提出可以通過其他途徑實現原來的目標?
第一種可能性不大。
第二、第三種可能性不小，由于他供職于國家級的媒體，接近上層，消息靈通，或者嗅覺比其他人靈敏，感覺到最近某些人的做法已經過分或者踩了底線，估計會引起對于某些人不利的后果，于是在自己首先撤退的同時推倒“消息樹”。
第四種可能性也存在，作為國家級媒體，中青報如果與高層的大致走向總是擰著來，對該媒體以及曹本人來說未必是好事。
第五種可能性也不小，并且并非沒有先例。比如茅老先生作為自由派的精神領袖說過很多出格的話，博得右翼一片喝彩，但是他前不久又說了一些肯定當局的話，結果挨了自己人不少磚頭。還有“媚日教授”馮某，多次發表“漢奸言論”，但是前不久破天荒地批評“占街”。身居高處的曹也許比某些人更加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于是身體力行并且提醒某些人不要一味對抗
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他作為有影響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發表這種觀點，在客觀上有利于消解“輿論場中那種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的極端主義思維方式”。即使不可能使“本就稀薄的共識”靠近，起碼在客觀上對不進一步撕裂有利。
但是，他的文章的觀點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他對“極左”和“極右”的定義有問題。
他對“極左”是這樣定義的：
“前段時間一個體制內的朋友跟我傳授他的當官心得和體制內的生存之道，其中一條是“越左越安全”。他認為有些事情，不管對不對，不管理解不理解，跟著喊口號就是，永遠不會錯。對一些事情，寧愿上綱上線，寧愿走過頭和擴大化，寧愿走到極端、走到讓人反感的地步，也不能讓上級感到有任何一點兒不到位的地方。對一些理論和教條，明知道已經脫離時代脫離現實，但只要有“革命”的外衣，生搬硬套就是了，這樣最安全。這樣的觀點還常與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以‘打倒權貴’和‘替弱勢群體代言’自居，加大了這種姿態的迷惑性。”
他對“極右”是這樣定義的：
“與體制內部分人秉持‘越左越安全’對應的是，網絡輿論場中流行著一種對立的態度，就是‘越右越正義’。對國家和政府越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姿態，逢中必反對，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對立面，在自由放任和無政府上走得越徹底，越會喊自由民主的口號，越容易被打扮成正義的‘斗士’，受到部分網民的追捧和歡呼。在這種‘越右越正義’的氛圍中，甚至連殺警察的楊佳都被捧成了斗士。”
他對“極左”的理解就是完全跟著上級走，哪怕“一些理論和教條”“已經脫離時代脫離現實”，并且在執行上“寧愿上綱上線，寧愿走過頭和擴大化，寧愿走到極端、走到讓人反感的地步。”
他對“極右”的理解就是“對國家和政府越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姿態，逢中必反對，逢美必叫好，越是站到政府的對立面，在自由放任和無政府上走得越徹底。”
他下的定義有問題。
其實，對“極左”和“極右”，連續兩屆黨中央領導班子強調的“兩個不走”中就有對當代中國的“極左”和“極右”的最精練的概括：“極左”就是“走老路”;“極右”就是“走邪路”。
根據本人的膚淺理解，“極左”具體表現在，主張完全恢復改革開放前的做法，完全否定改革開放，用僵化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不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分析現在的中國和世界的實際情況，并且拿出切實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蛘呒庇谇蟪?，把一些雖然正確但是目前尚未具備馬上實行的條件的東西要求馬上實行。當然，“曹中青”所說的少部分人的“民粹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也包含在里面。
而“極右”則是從理論上以否毛作為突破口，否定中共和新中國的全部歷史，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從行動上配合境外敵對勢力，破壞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在各種冠冕堂皇的旗號下，推動“改旗易幟”。
曹對“極左”的概括不全面，對“極右”的概括避重就輕。
再看看帶有他個人感情色彩的“極左”和“極右”：
他心目中的“極左”是“越左越安全”。與“越右越正義”中的褒義詞“正義”相對，“安全”在這里是一個中性詞。他在這里使用了春秋筆法——為什么越左會越安全呢?因為上面左，所以跟著左就不會丟烏紗帽。他在這里非常巧妙而又不動聲色地指責高層“左轉”，認為下面只不過為了安全而跟著走而已。另外，他所說的也不符合事實，他們心目中的這方面的最典型的人物恰恰是遭受了政治生命的滅頂之災;而他們心目中的相反方向的最典型的人物起碼現在還活得很滋潤。
所以，他對“極左”的概括既有政治上的不全面，也有思想認識上的錯誤。
他心目中的“極右”是“越右越正義”。他貌似公允的評價中一開頭就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右”從動機到效果上都是正義的，只不過由于“正義”過了頭，所以變成“極右”。雖然他或多或少也批評到一些真正屬于“右”的現象，但是那些都是輕的，或者皮毛的東西，本質上的東西他沒有觸及，估計也不會觸及。比如大癩蛤蟆等民族分裂主義分子的行為屬于“正義”嗎?輪子、顏革屬于“正義”嗎?
所以，以他的立場，他不可能真正反對“極右”，他反對的是“極右”這個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他自己定義的“極右”。如果按照他定義的區別“極右”的標準，用于某些“極左派”身上同樣合適，比如某些左派也“對國家和政府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姿態”，他們除了不會“逢中必反對，逢美必叫好”以外，也“是站到政府的對立面，在自由放任和無政府上走得很徹底。”當然這些現象的確應該反對，但是并不是真正的“極右”。當然，對于作為右翼“少帥”的曹中青來說，以他的立場，能夠批評到這種程度已經好不容易，甚至能夠讓某些人不舒服并且誤以為他“叛變”了。
再看看他對兩種思潮的分析和評價：
“這兩種極端的思潮不僅自說自話，在輿論場上還互相強化——站在極左那一邊的，把極右當成敵人，以那些極右觀點為敵，論證自身存在的正當性和正統性。反之，極右也把極左當成敵人，那邊的面孔越左，越刺激著一些人充滿正義地朝著越右的方面狂奔。兩種極端聲音的喧囂和交鋒，使本就稀薄的共識更加模糊，也使輿論場充滿混亂。顯然，兩種極端取向都與中國的發展和改革軌道背道而馳，我們的改革需要一種務實的、客觀的、尊重現實國情的理性態度，謹守常識，避免極端主義?！度嗣袢請蟆芬苍浥u過輿論場中那種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的這種極端主義思維方式：因為有消極腐敗現象，就把國家說得一無是處;因為有為富不仁，就對所有富人怨、恨、怒;小悅悅事件發生了，就斷言世風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現了，又認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
平心而論，他這段話基本上是正確的，他舉人們對“小悅悅事件”的反應就很典型。當時人大的“張大忽悠”就以偏概全，由“小悅悅事件”的發生斷言是由于中國不接受所謂“普世價值”所致，而與此同時發生的其他助人為樂的事情他就視而不見了。這種“極端主義思維方式”撕裂共識，“使輿論場充滿混亂”，“兩種極端取向都與中國的發展和改革軌道背道而馳。”曹提出的“我們的改革需要一種務實的、客觀的、尊重現實國情的理性態度，謹守常識，避免極端主義。”的觀點既符合大多數人的愿望，也與高層的走向相吻合。
他又是怎么樣評價“極左”和“極右”和分析他們產生的原因的呢?他認為：
“無論是某些地方官場流行的“越左越安全”，還是網絡輿論場上的“越右越正義”，都無視基本的事實和邏輯，把姿態擺在比事實更高的位置。其實，很多時候人們對一些問題的基本看法并沒有差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恥辱，這些都有基本的社會共識——人與人最大的問題不在價值觀差異，而在看到的事實不一樣。不同的人選擇性地看到了不同的事實，就得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
在這里有必要首先糾正他的一個說法，他把“極左”定義為官場流行的“越左越安全”不全面也不準確，因為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官場“越左越安全”，原因前面已經說過。另外，左派大多數與官場不搭界，連右派都常常嘲笑左派是些既沒有錢也沒有權的人，曹不應該不知道這一點。而真正意義上的“極左”如果有權力，就不會跟右派一樣，“對國家和政府表現出激烈的批判姿態”了;同樣，他將右派定義為“網絡輿論場上的‘越右越正義’”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右派并不與官場絕緣，那些外逃貪官一到了國外，往往都是以抨擊中國政府和謊稱自己受到所謂“政治迫害”來求得所謂“政治庇護”的，只不過他們中的持右派立場的人往往披著馬甲，別人不了解他們的真面目而已?；蛘哌€有這么一種右派，他們尤其是公務員身份的人在公開場合和在網絡中會表現出完全不同的立場。
所以說左派與官場有關，右派與網絡有關的說法既不科學又不符合事實。
最后，至于他對這種認識上的對立和撕裂的原因進行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也不完全對，他認為：
“極左”和“極右”“都無視基本的事實和邏輯，把姿態擺在比事實更高的位置。其實，很多時候人們對一些問題的基本看法并沒有差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恥辱，這些都有基本的社會共識——人與人最大的問題不在價值觀差異，而在看到的事實不一樣。不同的人選擇性地看到了不同的事實，就得出了不同的價值判斷。”
“關鍵事實被忽略，理性和中立聲音被淹沒，彼此的情緒被幾個標簽在哄抬。”
“沒有對基本事實的認同，就沒有對話的可能，雙方都停留在各自編織和想象的“事實”空間中越走越偏執。”
首先，在作為判斷的依據的事實方面，客觀、中立的人會全面收集事實材料，尤其會注重對那些完全不一致的說法進行對比。如果觀點對立雙方都認同的，肯定是事實;如果一方面這樣說，另外一方面保持沉默，也基本上是事實;如果雙方的說法完全矛盾，其中必有一假，就需要相關人員出于尋求真相的目的而不是出于站隊的目的去進行去偽存真的分析判斷，自己得出正確的結論。而為了站隊的人，往往是先有結論，然后從跟自己立場一致這方面的人中尋找“事實”材料作為證明，并且把對方提供的材料一律稱之為“謠言”，這種爭論根本得不出任何結果;還有一種人，他們認為只要目的正確(他們自己認為的正確)就可以為實現目標不擇手段，包括造謠等，這些年來某些人不但對歷史人物造謠，而且對活著的觀點對立的人也造謠誣蔑，甚至將造謠產業化。與這種人“沒有對基本事實的認同，就沒有對話的可能”，是不可能達成任何共識的。
另外，即使面對大家都認同的事實，如果出于不同的立場，也不可能達成共識，曹的“很多時候人們對一些問題的基本看法并沒有差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恥辱，這些都有基本的社會共識”說法并不符合事實。最典型的就是“昆明3.01恐怖事件”，明明是喪盡天良的針對平民的恐怖襲擊，偏偏某些人出于特定的立場，一邊倒地拼命為恐怖分子開脫，或者對他們表示同情和理解，直到美國也表態認為這也是恐怖事件才閉嘴。至于網絡上對制造恐怖事件造成大批人員死亡的陳水總表示理解和曹自己文章中提供的殺警察的楊佳都被捧成了斗士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對事實的認定各取所需，甚至為了論證觀點無中生有或者觀點先行再選擇“事實”材料證明。在價值觀上自認為正確，并且強加于人。這種現象的存在才是不可能達成任何共識的最根本原因。
所有這些，以曹中青的認識水平，不應該看不到，更大的可能是他不愿意這樣說，所以我在文章的題目中說他有點滑頭。
不過，以他的特定身份，他能夠公開將“極右”和“極左”一起批已實屬不易。
他的“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各方面都正常的現代國家，社會的主流和基本面都是力挺改革的：愛國，支持現有的改革方向和漸進策略，認同共產黨領導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想回到可怕的‘文革’，厭惡人治追求法治，信奉市場而又警惕市場化局限，也覺得中國有自己的國情，無法把西方那一套照搬過來。”的說法也是基本上正確的。沖這一點，值得給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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