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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知=知識分子?——評祝華新文《互聯網上的“草根文人”》

文藝青年 · 2014-12-02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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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種種原因,近來關于網絡寫手(草根文人)爭議頗多。

  出于種種原因,近來秘書長大人(編者注:指祝華新)終于忍不住出手了。(編者注:黑體為作者評論,下同)

  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免費出版平臺,“自媒體”保障了社會各界人士的話語權。

  卻閉口不談各種禁言,無論立場左右,無論觀點對錯——實際上,在更多的時候,話語權依舊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非是普通人手中——文藝青年原創文不少了,所有原創閱讀加到一起,累積閱讀,不到秘書長大人發一片東西讓財經系去推的——話語權也是資源,與這個時代的其他一些資源一樣,就文藝青年和千萬個與文藝青年相同的普通人與秘書長大人相比,文藝青年的話語權可以忽略不計。

  中國網民6.32億;微博客賬號12億,新浪微博、騰訊微博日均發帖2.3億條;微信賬戶6億,微信日均發送160億條;QQ日均發送60億條;手機客戶端日均啟動20億次。

  大數據時代或許對于一些人是有用的,不過,對于文藝青年而言,更在意的是:今年搬了這么多磚,是否可以多賺個五毛?又例如人民輿情監測室,是不是可以多賺個9800?

  過去文豪的墨水筆,今天傾吐著“屌絲”的口水。

  從這里也不難看出,秘書長大人固然是墨水筆,而文藝青年再怎么文藝,也不過是口水?

  互聯網不僅為精英提供了揮灑才華的空間,也使“屌絲的逆襲”成為可能。

  秘書長大人很自然的將我們分了層級,精英與屌絲——當然,屌絲的逆襲是加了引號的,引號在這里的作用可以是引用,但文藝青年更傾向于:“屌絲的逆襲”=笑話,畢竟,在秘書長大人墨水筆下,這僅僅是“可能”而已——可能意味著:不是全部。也就是說明了秘書長大人心目中:我們社會階層的流動,已然固化了。

  當后者經過個人努力,因緣際會,嶄露頭角時,從作品風格到人品卻引出了巨大的爭議。

  不點名不道姓,但基本上天下人都明白:劍指花千芳。花千芳固然是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的,但是不過一個農民作家,縱然地方協會給了一個名譽,也送去培訓,這種簡單粗暴的拍馬屁其實并不一定討人喜歡——然而,網絡上對于花千芳的攻擊,經常混輿論圈的都看得出來是在黑誰。

  “自媒體”平臺上的主流之辨

  網絡寫手是一個復雜的群體,從最寬泛的意義來說,可將其稱作“草根知識分子”或“草根文人”。草根有沒有資格問鼎主流?回答是肯定的。

  這一點秘書長大人看得清楚明白,先給出了一個定義:“草根知識分子”或“草根文人”。然后說了資格的問題——文藝青年作為一個草根,不敢自稱“知識分子”,但“草根文人”還是希望可以貼的上——畢竟,即便是現在,幾千年文化慣性使然,文藝青年依舊對知識分子報以尊敬,不敢自稱,頂多敢說看了兩本書,認識幾個字,草根是草根,但是絕不是知識分子,真正的知識分子是這個國家的脊梁,去看看千秋家國夢版航母宣傳片吧,里面有很多知識分子,文藝青年一直認為,他們以及和他們一樣默默為這個國家奉獻的、有專業知識或者可以推動社會文化進步的人,才可以被稱為知識分子。“草根知識分子”,同樣是個偽概念,把“知識分子”這個詞寬泛化了。知識分子可以平易近人,可以出身草根,然而草根卻并不是知識分子,這兩個詞兒結合,并不符合我們的文化習慣——而“草根文人”,這是很多和文藝青年一樣的青年們敢貼的標簽,成為文人的要求,要比成為知識分子的要求低很多。即便是痞如王朔,誰也不能否認他是文人——盡管他自己或許不承認。問鼎主流的資格,早在1942年的時候,就已經奠定了基礎,第一次文藝座談會的時候,草根就已然成為了主流。1949年,當共和國成立之后,如同皇帝批閱奏折的感覺是連個嫖客都會有的——也從側面說明了一個問題:人民當家作主之后,人民就是主流,誰是人民?群眾唄,也就是你,我,他,看這篇文章的每個普通而平凡的人。

  今天的主流文藝、主流媒體、主流文化需要有廣泛的受眾面,關注社會熱點,表達民意。

  這也是最近那次文藝座談會上維尼強調的內容——不同的是,這里秘書長大人夾帶了一個私貨,混入了一個概念:表達民意。對于文藝座談會,文藝青年是剖析過的,整個會議精神翻譯成大白話就一句:文藝要為群眾服務,為人民服務——為群眾服務、為人民服務,并不是在表達民意,而是在順從民意。至于經常在網絡上表達所謂的“民意”是什么內容,是否是主流,是否是順從民意而發?這暫且要打個問號。舉例說明:強制收容制度廢除之后,這些年有人凍死在天橋之下——那么,到底是強制收容制度錯了,還是執行這個制度的人錯了?我們是否要看著一條鮮活的生命被活活凍死,而不是去幫助他,無論他是否接受?從某個危險的角度而言,如果他選擇用凍死的方式去自殺,我們除非發現了,否則很難拒絕也很難制止——然而從事實而言,那些被凍死的人,是否真的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自殺呢?強烈要求取消這一制度的到底是順從民意,還是被輿論綁架的決策?在大家思考這個問題時,只需要問問自己:當我們身無分文,一敗涂地留宿街頭的時候,我們更希望有人來幫我們,還是更希望就這么凍死?

  這樣看來,一些傳統的主流文藝作品遠離社會轉型期的人性痛點,顯得矯情和淺薄。

  在這里,秘書長大人又偷換了另外一個概念。先說這個“傳統的主流文藝作品”這個概念是否經得起推敲。什么是傳統的文藝作品?什么是非傳統的文藝作品?通過什么來區分?如果是指的傳播渠道,那么可能是指的網絡以外的渠道,這里要咨詢秘書長大人:渠道的不同,與文藝作品本身是否傳統,有什么必然聯系么?如果是通過文藝作品的內容和題材甚至語言表達方式來區分,又要請教秘書長大人:通過網絡傳播的各種古詩詞這種文藝作品,到底算不算傳統?所以,文藝青年個人認為:“傳統的主流文藝作品”本身就是個偽概念。主流文藝作品,無論其傳播渠道如何,無論其內容如何,都是被人民群眾所接受的文藝作品,各種經典的流傳就是最好的詮釋——主流的文藝作品,理應是被人民群眾所接受的文藝作品,也就是順應民意的文藝作品、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文藝作品。這才叫主流的文藝作品,與傳統不傳統,沒有什么關系。

  既然主流文藝作品順從民意才可以被稱之為主流文藝作品——那么,如果不順從民意,那么就不能被稱之為主流——秘書長大人在這里,將上面論述中“主流文藝作品”=“人性痛點”,這樣偷梁換柱未免太明顯了些,顯得有些隨心和深意。

  一些傳統的主流媒體回避了市場經濟條件下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變成了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倒是互聯網上快人快語,直抒胸臆。相形之下,誰更像主流,誰更像邊緣,值得再議。

  秘書長大人在這里提到了“傳統的主流媒體”的回避,變成了自說自話、自娛自樂,文藝青年不知道湖南電視臺是否同意,也不知道南方報業集團是否同意,更不知道我大武漢飽受詬病的《知音》是否同意。中國6.32億網民,約占總人口的一半,剩下一半不是網民的人似乎被秘書長大人忘卻了——他們或許會成為網民,但是現在畢竟還沒有成為網民,那他們是否關注傳統的主流媒體呢?另外,這6.32億網民中,是否真的就是全部都不關注傳統的主流媒體了呢?其他網民文藝青年不敢代表,只說自己:文藝青年有空的時候,也是會看電視的,深夜還會去聽聽廣播。至于所謂回避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更是無稽之談,估計人民輿情監測室的秘書長大人很久不看新聞聯播,斗膽胡猜一把:您甚至連人民日報都不看了吧?秘書長大人快人快語,直抒胸臆。相形之下,文藝青年與秘書長大人誰更像主流,誰更邊緣,值得再議。

  看看農民工詩人郭金牛的生活實錄:“這是我們的江湖/一間工棚/猶似瘦西籬/住著七個省/七八種方言:石頭,剪刀,布/七八瓶白酒:38°,43°,54°/七八斤鄉愁:東倒西歪/每張臉,養育蚊子,七八只。”這樣直白的詩句,不一定入大家之眼,但他背后站著當今兩億多農民工,他們為工業化、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貢獻,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自身的健康,夫妻生活,隨遷或留守兒女,留守老人)。當初在廣東石巖鎮,文化站墻報《打工屯》貼出了郭金牛的詩歌,還有稿費。很多年后,接受外媒采訪時,他還憶起這個“文化事件”。

  秘書長大人不虧是秘書長大人,故事講的很好。這樣一個故事感人心扉。從輿論操作來講,這是鋪墊手法。一般這樣感人的故事之后,都是要說明一個可以形成鮮明對比的觀點出來,但是不會直接講,而是會很隱晦的引導受眾往筆者希望的方向去思考,然后讓受眾自己得出結論。

  2012年,郭金牛在網吧,不經意在論壇上貼出自己的一組詩歌,得到詩人楊煉的點評,由此才走進主流社會的視野。

  果不其然,秘書長大人終歸是把兩億多農民工兄弟的情感基礎,放到了一個精英詩人楊煉身上來爆發——秘書長大人,您太不了解我們的文化,也太不了解我們的群眾了。這首詩不是因為詩人楊煉點評而進入主流社會視野,而是主流社會已經關注到了農民工兄弟群體,并且開始深入了解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的生活,那么他們的文化生活也必然是會被關注的一個點,即便不是詩人楊煉點評,也會有其他人關注到這個問題,繼而進一步進入主流社會的視野——其實,在我們的文化中,尤其是第一次文藝座談會之后,勞動者的文化生活一直是被關注的,只是不被您所關注而已——您關注到了,就稱之為進入到主流社會的視野——您是否可以問問中國網民一個問題:在秘書長大人關注到各位草根,各位平凡的普通人之前,我們是否有自己的文化生活?我們是否是社會的主流?如果我們不是社會的主流,那么這個國家是誰建設的?如果我們不是社會的主流,那么誰是這個國家的基石?秘書長大人,說句誅心的話:文藝青年以及和文藝青年一樣的普通而平凡的人,一直都是主流,只是您的“主流社會”高高在上,從未將文藝青年以及和文藝青年一樣的普通而平凡的人放在眼里,更不必說放在心上。

  假以時日,互聯網草根知識分子的優秀作品,會不會像當年的“山藥蛋派”、“荷花淀派”那樣,為中國的主流社會接受并欣賞?文化人需要以開放的胸懷迎接互聯網時代文化格局的變遷。

  假以時日,互聯網草根的優秀作品,本來就是中國的主流社會接受并欣賞的——還是那句話,只是您的“主流社會”太高高在上,看不見什么我們罷了。至于說文化人的胸懷,文藝青年只想說:什么時候賀衛方、茅于軾這些文化人樂意接受文藝青年的觀點了,什么時候文化人就有胸懷了,希望您能去給他們做做工作,畢竟你們可以搭上話,都是“主流社會”的人。

  從一元表達到多種聲音,從絕對真理到多元意見,互聯網這堵涂鴉墻意味著話語權的平等化、去中心化,因此,格外需要包容。

  前半句話沒有問題,是陳述句,后半句話秘書長大人又讓文藝青年不解了:話語權的平等化?秘書長大人如果樂意把文藝青年的點評用你人民系、財經系的所有渠道全網擴散,那么文藝青年可以說至少和秘書長大人的話語權是平等的了,在您擴散之前,您擁有的話語權遠遠超過文藝青年的話語權——希望您能包容,讓大伙轉載,然后支付給文藝青年稿酬。至于說“去中心化”,更是讓文藝青年疑惑:主流之所以是主流,就是指的大多數,去中心,去了大多數,那還是主流么?如同長江與漢江一般,長江流域,長江是主流,剩下的是支流,我們去中心化,也就是說長江流域,長江不是主流了,長江水到處跑——秘書長大人,那不叫包容,那叫洪災,是要抗洪的,98年的武漢,文藝青年記憶深刻。

  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框架內,公權包容知識分子議政,精英尊重草根發聲。民間也應逐漸增加提升這種包容氛圍。

  前提沒錯,公權對于知識分子議政豈止是包容?甚至是要參考意見的——只是,誰是知識分子,很重要——文藝青年自認不是知識分子,秘書長大人,您是么?精英尊重草根發聲,您尊重文藝青年發聲,將尊重體現在實際行動上,所以還請通過您能影響到的全部渠道,把文藝青年的觀點擴散出去;民間的包容是顯而易見的,在過去,對于一些人,老百姓真的會把他們打死的,現在,老百姓不僅僅沒有去打誰,而且還讓他們賺的滿盆滿缽,如果這都不算包容,您是打算讓貴州人民去討債么?

  拓寬草根表達通道

  幾年前,天涯社區BBS有位客座版主“素衣白馬客京華”,是在南京就讀的大三學生。他在簽名檔里寫道:“我的身體里有三個男孩,一個溫暖且善良,一個尖銳又刻薄,還有一個憤怒而悲傷。”今天的年輕人,對個人前途和國家發展有美好的期許,但是,對社會轉型期的民生保障、個人權益保護、貧富差距等問題,有牢騷不滿,對能否妥善解決這些問題缺乏信心和耐心。

  一個大三的學生,尚未進入社會,有三個男孩在心中實屬正常。秘書長大人,您借這個大三學生的話,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未免有些“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的閱讀理解了。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您對解決問題缺乏信心和耐心——您提到的問題都是社會問題,也都是國家治理問題,您說的含蓄,文藝青年說說文藝青年眼中秘書長大人這句話的解讀:您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國家治理問題的人或組織或機構)缺乏信心和耐心,希望文藝青年眼中的這個哈姆雷特不是您眼中幾年前那個南京就讀大三學生心里的三個男孩。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的紅利更多向基層老百姓傾斜,農民年廣久賣“傻子瓜子”可以發大財。改革啟動30年多后,市場競爭的機會仍不夠公平,利益博弈的規則不夠公正。經商致富的門檻越來越高;干部任用制度中的潛規則,在不少地方讓平民子弟難以進入公務員和事業編制。“官二代”、“富二代”、“農二代”和“貧二代”的代際傳承觸目驚心。

  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期無序競爭和圈地說成是向基層老百姓傾斜,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三十年之后,各行各業大格局基本形成說成是市場競爭機會不夠公平,規則不夠公正——秘書長大人,結合上段文藝青年眼中您沒有信心和耐心的話,您這是在批評。相信被批評的人可以容得下您的批評——只是,競爭本就是殘酷的,即便是在您開頭說的那個年代,同樣門檻不低,同樣有商人破產;干部任用制度中的潛規則文藝青年倒是看見了,否則不會反腐,只是:您作為秘書長大人,您是否是平民子弟?至于進入編制一說,似乎是在傳遞一個信號:進入編制才是成功?另外,您說平民子弟難進入編制的依據是什么?您是研究大數據的,不妨列出具體的數據和數據的來源,個人給您個建議,去中組部問問看吧。各種二代的代際傳承必然存在——只是,官員子女不得為官,土豪子女不得繼承財產,農民子女只能去種地,窮人孩子無法改變命運這種“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思想,不是文革思想么?您應該是反對文革的,怎么會有這樣的想法呢?二代的產生是因為其有個一代,文藝青年確實是沒有您說的一代能給文藝青年什么代際傳承——但是文藝青年相信自己可以成為“一代”,去培養將來的孩子成為“二代”,這才是文藝青年的背景,是這個時代最有魅力、最有生命力的地方。

  一個社會,貧富差距過大不一定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草根人士通過個人奮斗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塞。同樣可怕的,是他們的心聲無處傾訴,無人傾聽,缺乏認同。

  您剛剛否定了代際傳承,又退一步說貧富差距過大不一定可怕?到底您是贊同富二代的代際傳承,還是反對這種代際傳承?看了后半句,說草根人士流動通道被堵塞才可怕,不知道您指的草根人士是文藝青年這樣的人,還是您的“主流社會”中的人?您一邊否定了文藝青年是主流社會中的一份子,一邊認為您的“主流社會”中的“草根”向上流動的通道被堵塞——您能說說您自己是否是草根么?您個人奮斗過么?您現在在上層么?至于無處傾訴、無人傾聽、缺乏認同更是讓文藝青年無法理解,即便是文藝青年的草根,擺事實,講道理,說的話,多少還有微博可以傾訴,多少還有三千粉絲在聽,多少會有那么一兩個人認同,不過,確實是沒有您的渠道去傾訴,您也確實從未傾聽過文藝青年這種草根的心聲,您也確實未曾認同過文藝青年——畢竟,文藝青年以及千千萬萬和文藝青年一樣的草根,不是您的“主流社會”中的一份子。如果您認為您說的就是文藝青年,不妨回應一下:您的主流社會都是指的誰?能具體到哪個個人嗎?

  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平民社會文化地位的下滑相比,在互聯網上,改革以前工農當家作主的故事被極度美化了。

  工農當家作主的故事無論怎樣講,在秘書長大人看來,都是被極度美化的吧?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您的輿情分析師,很難會有工農選擇去報考的,為什么?不是因為他們當家作主的故事被美化,而是他們沒那么多閑錢。

  雖然改革以前由于國有資產的產權虛化,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無人能對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真正負責;政治運動以人民的名義打壓黨內外不同意見,人民容易成為一種抽象的意識形態符號。

  您刻意把改開之前和改開之后分開說,不就是想認為的讓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相互否定么?輿論圈,將兩個三十年相互否定的目的是什么,大伙心里都有數吧?順便問一句,改開之后,任總退休了,他會為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保值增值負責嗎?政治運動需要人民的支持,如果人民不支持,什么運動都搞不起來,而且人民從來都是一個實實在在存在的概念,而不是一個抽象的符號——人民清楚誰是自己,自己是誰,來自于哪里,只是想問問秘書長大人:您既然認為人民是個抽象的意識形態符號,那么您心里真的了解人民么?

  平民的政治榮譽感其實是打了折扣的。但是,少數左翼網友總是告訴草根百姓,是改革開放剝奪了他們曾經擁有的無上光榮。

  平民的政治榮譽感是否打折扣文藝青年不知道,但是文藝青年這個個人平民是沒有打折扣的,而您這么肯定的給出了判斷,秘書長大人,您是平民么?“少數左翼網友”這個詞兒用的非常好,說白了就是指的“極左”群體;這個群體在整個泛左翼網友中,所占比例之小,小到根本不能用“少數”這個詞來形容,您把后半截“極左”的觀點套在“少數”這個限定之上,您可知道您已經把“少數”擴大了很多倍了?“少數左翼網友”和您什么仇什么怨?

  由于平民教育文化水平的局限性,他們對現狀的不滿,只能從過往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術語中尋找批判資源。

  您的“主流社會”如果包括平民,那么主流社會教育文化水平是有局限性的,是對現狀不滿,并且只能從過往和術語中尋找批判資源;您的“主流社會”如果不包括平民——那您的“主流社會”未免有些太高大上了。您一邊說中國網民占人口近一半6億多,一邊肯定的認為這么多網民只能從過往和術語中找批判資源,您是說中國網民在網絡上看不見其他的政治和其他的術語么?秘書長大人,這話都是您說的,怎么用得著的時候就是先進的,用不著的時候,就變成了局限性呢?

  這就帶來了當下平民話語與“文革”權力話語的奇特結合。部分草根網友習慣地引用“文革”時期教科書的邏輯和語言,包括“階級斗爭”時期、“無產階級全面專政”時期、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閉關鎖國時期、群眾運動“大批判”時期的邏輯和語言,順手拈來,汩汩不絕,導致當下政治術語的“左”轉。他們的知識貧乏,信息閉塞,語言經常出現邏輯斷裂,但是,本質上這不是簡單的左右之爭,而包含了某種草根的訴求,特別是下崗工人、城鎮貧民的權利主張。

  秘書長大人,您已經把“極左”這個非常少的少數群體擴大到了“少數左翼網友”,現在干脆把“極左”這個非常少的少數群體擴大到了“部分草根網友”,一而再、再而三的擴大化,將“極左”群體的觀點和言行幾乎擴大到整個泛左翼網友,并且否認了憲法和歷屆黨政對于一些問題的看法;同時,您在擴大又擴大之后,還給幾乎整個泛左翼網友貼上了“知識貧乏、信息閉塞”的標簽——文藝青年個人認為,您這倆標簽讓很多有留學背景、高學歷的泛左翼網友無法接受,即便是文藝青年,也即將獲得第二學歷。至于“邏輯斷裂”,秘書長大人,您真的好意思提這詞兒?在您前文中,您提到了“少數左翼網友”,然后又來本質解讀否定左右之爭——對,透過現象看本質——某種草根訴求,是哪種草根訴求,能說清楚些么?您的“主流社會”2012年才聽見的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的聲音,現在又說是下崗工人、城鎮貧民的權利主張——2012年之前就有下崗工人、城鎮貧民了,您覺得他們的權利主張是向誰主張?為什么這些主張沒有被聽見?秘書長大人,您的“主流社會”在2012年之前,都聽見了什么?“邏輯斷裂”,最容易產生在一種環境下:就是不停的轉移話題偷換概念之后,無法自圓其說,秘書長大人,您說呢?

  改革初期,解決溫飽問題,系草根百姓(如分田到戶的小崗村)與政界和知識精英聯手推動;如今解決社會收入差距過大和社會公正問題,迫切需要尊重普通民眾的利益關切,首先是傾聽普通民眾的利益表達,打撈“沉沒的聲音”(人民日報評論語),從中獲取改革的道義合法性和沖破利益格局羈絆的民意支撐。不過,如何把草根看似與市場取向改革對立的語言和心態,引導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上來,需要社會政策、輿論引導、心理疏導等綜合對策。

  對于這一段的開頭,秘書長大人說的非常好。只是,與秘書長大人相比,文藝青年的聲音才更像是“沉沒的聲音”。但是后半段,秘書長大人又開始了文革式的扣高帽子搞批斗,不過還是留了一個兜底的“看似”做幌子——搞得例如千千萬萬和文藝青年一樣的草根反對蓋個似的——問問各位網友:大伙反對反腐嗎?大伙支持習總改革么?秘書長大人,誰擔心反腐反對反腐,誰心里清楚,誰支持習總改革,誰心里明白——說句大白話:與秘書長大人相比,文藝青年以及千千萬萬沒有秘書長大人金喇叭的網友和秘書長大人相比,誰更草根一些呢?當然,文藝青年的理解可能是錯的,或許需要心理疏導的,估計不是文藝青年這樣的草根,可能是秘書長大人那樣的草根吧。

  扶持草根,乃長治久安之策

  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中央一口氣推出510項改革措施。《人民日報》2014年10月3日發表《來自全面深化改革實踐的觀察與思考》寫道:“在成功做大社會財富蛋糕的今天,追求公平是時代的潮聲。30多年前的改革是從沖破平均主義的藩籬中殺出一條血路;今天的改革要從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中再出發,抵達一個人人享有人生出彩機會的更公平中國。”

  特別對于每年約700萬大學畢業生來說,據廉思教授研究,住房取代職業,成為社會分化、階層固化重要因素。屌絲/吊絲、蟻族和蝸居等邊緣人士的專屬詞語,在年輕人中流行開來。

  互聯網上邊緣文化流行語

 

  

    (單位:微博條數,新聞篇數;中文報刊平臺含人民網輿情頻道收集的1090家境內外中文報刊近4年的數據)

  秘書長大人,6.32億網民,這是您的數據;近6億次“屌絲/吊絲”出現的評論,平均幾乎一人一次,卻被您稱之為“邊緣文化流行語”——這個定義,是對比“主流文化流行語”而言嗎?您的“主流社會”流行語是什么啊?這本身就已經是“主流文化流行語”了好么?刻意給出個偽定義到底是對我們這些草根的尊重、認同,還是對我們這些草根的不屑?

  9月5日在蘭州文理學院門口,畢業生向新生叫賣日用品,與城管發生爭執繼而被毆打。

  秘書長大人,請您先下令開放人民輿情監測室辦公室大門,讓所有的小販去擺攤,不許喊城管來,這樣您這個故事才有意義。

  大學畢業生在母校門口擺攤謀生,這種現象令人難過。

  大學畢業生擺攤謀生令人難過?一不偷二不搶,自食其力,有什么令人難過的?大學畢業生不能去擺攤?很奇怪的邏輯。文藝青年也是大學畢業生,今年夏天還在村里干了一夏天的活呢,您有什么好難過的?擺攤一不交管理費,二不交稅,三隨便就可以開張,四人工成本很低,五基本上沒有什么售后需要維護,基本上是很多人起步的捷徑,秘書長大人沒練過攤吧?建議您去試試,看看草根的生活和您的“主流社會”有什么不同,再難過不遲。

  城市秩序需要維護,但如何給本城素質較高的青年群體提供充分的就業選擇,難道不更值得地方政府自責和發奮努力嗎?

  秘書長大人,這句反問很有意思。您用的短語是“充分的就業選擇”,說明一個問題:就業崗位是有的,只是選擇不充分。文藝青年想對您說的是:在我們草根眼里,勞動不分貴賤——我們草根更喜歡自己努力,政府做好政府的事情就可以了,公共服務到位,社會治安有保障,食品安全搞好點,貪官污吏多抓點,保障房和廉租房多建點兒,把教育資源均衡些等等等等,就可以了,畢竟我們草根們更相信幸福的生活需要靠辛勤的勞動創造——而不是政府的施舍。至于說就業選擇不充分,在文藝青年看來那才是真正的矯情和淺薄,曾經到一個農村去插隊被沼氣池噴過糞的青年算素質較高的青年群體中的一份子么?如果算,那么文藝青年個人覺得:素質較高的青年群體在選擇就業的時候,是可以承受的起競爭的壓力的,畢竟秘書長大人已經年邁,這個世界是你們,也是我們的,歸根結底,是我們的,您老人家還是不必太溺愛我們——如果在國內就業競爭中我們都無法立足,將來我們該如何面對弱肉強食的國際競爭?還請秘書長大人不要瞧不起青年人,莫欺少年窮。

  歷史上的社會動亂,相當程度上緣于大學畢業生或秀才、讀書人工作和生活無著,邊緣化的知識分子成為社會動亂的領頭人物,從洪秀全到孫中山,莫不如此。

  秘書長大人用動亂來提醒決策者,文藝青年感覺更像是在綁架“維穩”。另外,文藝青年想給秘書長大人補補課:歷史上的社會動亂,從來沒有說是您說的那樣,更多情況下,是因為這個國家的草根——真正的主流社會群體——農民,吃不飽肚子造成的——進入近現代及當代歷史進程之后,社會動亂往往是農民、市民、工人這些真正的社會主流群體吃不飽肚子造成的——我們這些草根尊重知識分子,至于讀書人嘛,現在讀書人多了去了,如果讀了書都吃不飽肚子,工作和生活無著甚至被邊緣化,那么這書真的算是白讀了。倒是不少讀書人工作和生活有著落之后,農民、市民、工人吃不飽肚子,民國時期就是例子。

  從“屌絲”到“蟻族”,一個國家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如果長期處于邊緣化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心態,有損年輕人對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向心力。

  青年知識分子——是說“屌絲”和“蟻族”嗎?秘書長大人,文藝青年還是那句話,問問各位網友,我們真的是知識分子嗎?有多少網友會拍著胸脯說:我就是知識分子!年輕人對社會、體制和國家的向心力,不來源于是否是知識分子,是否是“屌絲”或“蟻族”,而來源于這個社會、體制和國家是否值得我們去支持——發表一下個人觀點:文藝青年之所以選擇中共,不是說中共有多好,更不是因為中共沒有問題,而是相比秘書長大人的“主流社會”而言,中共至少還能在2012年之前就聽見文藝青年這樣的草根說話,而秘書長大人的“主流社會”是在2012年之后才開始注意到的——中共的問題目前看起來就在于:有秘書長大人這樣的“主流社會”人士混進中共去了。

  如何給大學生等草根青年以職業的安全感,社會的溫暖感,國家的歸屬感,暢通文化表達,促進社會流動,關系到江山社稷的長治久安。

  草根青年=溫室里的花朵?至于暢通文化表達,很簡單,秘書長大人將文藝青年這篇評論通過您所有渠道,全網發布,就算是您暢通了。至于社會流動問題:希望秘書長大人的“主流社會”在2012年之后,可以真正看見文藝青年這樣的草根,可以給文藝青年這樣草根一個金話筒。

  邊緣文化無法填補意識形態空心化

  在經濟改革30多年后,主流意識形態本應為當下的收入差距懸殊、官場貪腐等問題,對于效率與公平背離的窘境,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和破解思路,為堅守改革開放路線提供合法性和公信力。

  秘書長大人,您真的了解“意識形態”這個詞的含義嗎?另外,您的“主流社會”2012年才注意到文藝青年以及和文藝青年一樣的千千萬萬草根的聲音,您覺得是文藝青年這類草根沒有主流意識形態,還是您的“主流社會”沒有草根意識形態?

  1978年,正是在長期政治運動和“兩個凡是”窒息了中共思想活力的情況下,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聯手發起“真理標準討論”,打破堅冰,疏浚航道,奮力奠定了80年代改革政通人和的喜人局面,令人懷念。

  不錯,光明日報前些日子還是打破堅冰,狠狠抽了一些五毛的臉的——瞅瞅,別個自帶干糧都做得到的事情,你們這幫五毛在干嘛?對了,秘書長大人,文藝青年再再咨詢您一個問題:人民輿情監測室,到底算不算五毛機構?

  然而,在經濟改革長驅直入30多年后,意識形態的創新卻時有捉襟見肘之感。對于公共治理中的熱點難點,老百姓議論紛紛,體制內也私語連連,但缺乏入耳入腦入心的釋疑解惑。一些地方和部門習慣用公權的強力封堵輿論。表面看上去,新聞輿論場的熱點少了,但民眾心里的疙瘩還沒解開,體制內外的七嘴八舌沒能凝聚成社會共識,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空心化。

  秘書長大人,您治理過多少人口的區域?您又解決過多少實際的問題?在人民輿情遇到輿情時,您為什么連個聲都不出?文藝青年問您這培訓費這么貴的時候,您為什么不說話?您不用您的資源全網推廣文藝青年這篇評論,算不算是一種強力封堵輿論?大家都是在輿論圈游泳,不同的是秘書長大人的招牌大,文藝青年只是個野路子沒有國家認證的草根輿情分析師,在文藝青年看來,新聞輿論場的熱點并沒有減少,而且這里的“民眾”您是指的您的“主流社會”,還是指的文藝青年這樣的“草根”?先問清楚,然后繼續說:是您的“主流社會”心里的疙瘩沒有解開,還是文藝青年這樣的草根心里的疙瘩沒有解開?體制內外——您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至于社會共識,其實在“我和國旗合個影”的活動中,文藝青年認為已經達成共識了——不管這個國家存在什么問題,我們去解決問題就行了,愛國就是共識;包括秘書長大人您在內,盡管您的觀點和文藝青年不同,但是您這么毀人不倦別有用心夾槍帶棒的一篇文章,不也是對關心國家么?相信,這就是社會共識,至于其他方面,慢慢解決就是了——只是,到底是您的“主流社會”意識形態空心化了,還是文藝青年的草根意識形態空心化了?您真的了解草根嗎?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月19日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要求:宣傳思想工作創新,重點要抓好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

  尚方寶劍護體,秘書長大人一手好花槍。與否認寫了西方滲透我國那文的曹林有的一拼。

  創新的瓶頸之一,是缺少專業化人才。體制的選擇性做法之一,是從草根文人中尋求支持。

  秘書長大人,您剛才還在說我們的青年就業選擇少,現在又變成了專業化人才少。您是指的給您掏9800的專業化人才少么?至于說從草根文人中尋求支持,其實大可不必,像文藝青年以及與文藝青年一樣的千千萬萬草根都是支持習總反腐改革的,至于您的“主流社會”支持不支持,文藝青年這種草根文人是不知道的。

  但要注意,草根文人長期處于邊緣狀態,缺少與主流社會對話交流的機會,躑躅于體制的高墻大院之外,徘徊于自我實現的困境中。

  秘書長大人,文藝青年從未感到自己是處于邊緣狀態,不過確實是與您的“主流社會”缺少溝通,不是沒有機制,而是您的“主流社會”根本拒絕和文藝青年這樣的草根溝通,文藝青年并不認為高墻大院一定適合文藝青年,想進去,是希望草根能進去,希望高墻大院里像您以及您的“主流社會”的人能少些,至于自我實現的問題,那就得看什么是自我實現了——如果需要得到您的“主流社會”承認才算自我實現,抱歉,文藝青年這樣的草根,高攀不起一個2012年才注意到農民工兄弟姐妹們的“主流社會”,那不是文藝青年的主流社會。

  在“被認同”的內驅力作用下,其中一部分人表現出功利化的傾向、投機性的心態,非專業性的表達替代了客觀思辨與學理分析,因缺乏穩定的價值觀而容易隨大流、選邊站,與當下青年群體的“吐槽”融合裹挾,從而加劇了文化的沙化。

  秘書長大人,我們的文化從未沙化,倒是有不少人在不停的用一些偽概念對我們的文化進行著瓦解。至于隨大流更是奇怪——您的“主流社會”不是大流么?如果不是大流,那么為什么是主流?如果是大流,為什么隨大流隨錯了?投機性文藝青年倒是看見了,自干五們干活的時候,有人叫囂著要把自干五們掛路燈,自干五們被夸了,有人開始自稱是最大的自干五了。至于融合裹挾一說,更是奇怪,融合,說明是相互的,裹挾,說明是脅迫的,倒是是相互的,還是脅迫的,秘書長大人,您能說明白么?誰裹挾誰?

  一些人習慣于給不同意見者貼上“漢奸”、“帶路黨”等政治標簽,用政治正確奪取了道義制高點,經常成為民眾的代言人,并掩蓋了自身專業知識的不足。

  秘書長大人,您把這些政治標簽認為是被貼上的,那么“五毛”、“五毛狗”、“黃俄”、“支那豚”這些算政治標簽么?是誰在貼誰?秘書長大人,既然貼“漢奸”、“帶路黨”的標簽是搶占政治正確是道義制高點,那么貼文藝青年說的這些標簽,是搶占什么?您開口閉口說“人民”是抽象的概念,那您的“主流社會”又是如何定義“民眾”這個詞?算不算抽象的概念?您的“主流社會”又是誰的代言人?您自己又是什么專業畢業的?您的“主流社會”中的專業性,與您所說的“一些人”的專業性相比,兩者有什么本質區別么?

  左翼草根網友雖在話語上雄辯,但在“微公益”、弱勢群體權益保護這類社會參與方面,遠不如溫和派和部分自由派網友積極。

  秘書長大人,“微公益”是否有貓膩,你比文藝青年清楚。您前面說不是簡單的左右之爭,卻幾次提到“左翼草根網友”,那么包括文藝青年在內的左翼草根網友們對于公益事業的支持您是真的沒有看見,還是您的“主流社會”需要在2014年之后才能看見?對于弱勢群體權益保護這里社會參與方面,包括文藝青年在內的左翼草根網友的參與,您是真的沒有看見,還是您的“主流社會”需要在2014年之后才能看見?最奇特的是:您前面提出了不是左右之爭,在稱呼文藝青年這樣的左翼草根網友時,明確的使用了“左翼”這個標簽化話才詞語,然而在描述您的“主流社會”網友時一是省去了“草根”二字,二是使用了“溫和派”和“部分自由派”這兩個標簽——從標簽上來看,您是不承認這兩個派別一定是右翼草根網友咯?

  草根知識分子由于知識面的局限性、學科訓練的匱乏、邏輯思維的不規范,在網上激情四濺但無厘頭風格的表達,與現代國家治理和國際關系管理所需要的核心信息嚴重不對稱。如果聽任他們裹挾民粹,可能誤導政府決策。

  “草根知識分子”這一偽概念又一次出現了。秘書長大人,姑且不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草根的知識面可以與現代國家治理和國際關系管理所需的核心信息對稱,您原話的意思是:包括文藝青年在內的草根們需要掌握那么高大上的核心信息,才能成為您的“主流社會”成員,是么?至于裹挾民粹的問題,如果您能明確的說出您的“主流社會”包括哪些人,我們不妨一件具體的事、一件具體的事來看看,到底是誰在裹挾民粹!

  勿忘當年浩然的教訓。他1964年寫出小說《艷陽天》時,充滿了對農民兄弟和鄉村生活的感情。浩然是這樣開篇的:

  “蕭長春死了媳婦,三年還沒有續上。

  都說‘二茬子’光棍兒不好過,蕭長春本身還沉得住氣,最心急的人,倒是他爸爸蕭老大。”

  主人公有血有肉,讀來非常親切,較少概念化的痕跡。

  秘書長大人,您這篇文章概念化的痕跡實在非常不親切。

  然而,這位在農村摸爬滾打多年的鄉土作家,回避了集體化帶來的“大饑荒”。浩然在“文革”中創作的《金光大道》,更是渲染農村的“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路線斗爭”。而到了“四人幫”覆滅前夕創作的散文詩體小說《西沙兒女》,則被后人批評為有逢迎江青的傾向。這位只念過3年小學、自學成才的農民作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視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可惜是喝“極左路線”狼奶長大的,眼中看不到千千萬萬像小崗村那樣的農民。這樣的代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決策是背道而馳的。

  然而,秘書長大人這位輿論圈摸爬滾打多年的輿情分析師,回避了自由化帶來的“意識形態大混亂”。秘書長在“網絡時代”中創作的《互聯網上的“草根文人”》,更是渲染網絡的“正常穩定”和草根文人與“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斗爭”。而到了“座談會”之后創作出的這篇文章,則被后人批評為有替公知洗地的傾向。這位身居高位、手握重財的秘書長大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被視為輿論圈里的權威人士,可惜是喝“推墻沉船”狼奶長大的,眼中看不到千千萬萬像文藝青年那樣的草根。這樣的洗地,與習總文藝座談會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基層青年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吃地溝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令人感動。但從抵制家樂福,到反日游行中打砸日系車和日貨商店,也時常表現出盲目排外傾向。而一旦受到民粹助力,收獲集體認同,更可能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某些左翼網站經常在下崗工人、退休人群中鼓惑起地方局部的集體行動,這種網絡動員能力令人疑懼。

  秘書長大人閉口不提境內外,看清楚,是境內外勢力在和平示威時的滲透和制造混亂,也閉口不提民粹更多的是您的“主流社會”公知們從潘多拉魔盒里放出來的,并且將極左的思想內容又一次擴大到整個“左翼網站”,公知們集體參加各種基金會資助的活動時,您閉口不談,下崗工人、退休人群集體聚個會,您視為破壞性力量……至于網絡動員能力令您疑懼,文藝青年倒是可以理解——畢竟,中國共產黨是不會疑懼下崗工人和退休人群的,您的“主流社會”會疑懼,很正常。

  在扶持“正能量”的草根文人,包括網上“自干五”(自帶干糧的五毛)時,需要著力提升其文化品位和專業門檻,更要避免以“左”反右,避免以一種可能更落后的小生產和封建的文化規范來對沖激進立場。

  翻譯一下:在收編自干五時,要學會閹割,把自干五都變成太監,而且要把自干五變成秘書長大人的“主流社會”,“更要避免以‘左’反右”,(這是秘書長大人在多次談到不是左右之爭之后,第一次提到關于右的內容——“避免反右”)避免越來越多的自干五產生。

  特別是需要幫助他們補充社會記憶,了解中國社會如何從“大躍進”、“文革”的跌跌撞撞和閉關鎖國的困境中一路走來,為什么要徹底否定“文革”,為什么要包產到戶,為什么公檢法既合作又要相互制衡,為什么需要走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

  翻譯一下:要讓自干五們相信所有右的言論都是真實的,使其失去獨立思考和考證的能力,并且要把“極左”觀點的標簽帖到自干五身上,污名化自干五,同時加大三權分立等西方文化思想的滲透及宣傳力度,如果不行就說自干五是反對習總改革的。

  與這些草根網友相呼應的,還有一些基層網管干部。他們對處置本地網絡輿情具有較豐富的經驗,但自身知識化、專業化程度不高,在一些全國性議題上躍躍欲試,“階級斗爭”意識濃厚,但不太擅長細致入微地做網友的思想工作。

  翻譯一下:要把不愛惜羽毛的基層網管干部干掉,污名化他們,用輿論去攻擊他們,任何不與我們合作的人都必須清除。

  在杭州余杭區垃圾焚燒發電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地方宣傳干部甚至在微博發問:發生沖突時“警察為什么不開槍”?當新聞宣傳工作越來越多地借助于公權的強制時,不僅是一種惰政行為,而且會激化基層官民矛盾。

  秘書長大人,余杭事件從頭到尾輿情怎么走的,文藝青年至今保留著各種輿論走向截圖證據。問您一句話:您的“主流社會”包括哪些人?您前面說的裹挾民粹,是哪些人?這次事件當中,民粹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對于民粹如何處理?您是在輿論圈混飯吃的,文藝青年想問您一句:您的輿情監測,為什么沒有在群體事件發生之前預測研判到這一事件的發生?背后推手是誰?為什么明明監測到了卻不說話?

  如果體制內網友的內心深處,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的改革路線,對于黨有關“文革”等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缺乏了解和認同,容易為左翼民粹思潮提供助力。

  秘書長大人,民粹就是民粹,偏偏給貼上一個“左翼”的標簽,您對“左翼”是有多大的偏見和敵意?另外一個,您這么一次一次運用文革扣帽子玩兒批判的方法寫文章,您是反著文革搞文革么?

  當前特別需要審慎處理好公權力與主流知識界的關系。“蹄疾而步穩”的改革,希望知識界“多建睿智之言,多獻務實之策”,同時不妨包容來自知識界的議論紛紛,避免某些“反潮流”的“逆襲”批判和否定主流知識界。

  秘書長大人,某港某中事件,算不算知識界的社會動員力?這種事情,您就說要包容?知識界?您的“主流社會”是知識界么?那都有誰?

  在這方面,“文革”期間教訓多多。1957年上海《萌芽》雜志的“小編”姚文元,靠著偶爾從柯慶施、張春秋那里聽到的北京方面只言片語,押寶批判《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一舉成名,成為高懸全國文化界和領導干部頭頂的“金棍子”(江青語),“文革”的吹鼓手。

  “白卷英雄”張鐵生在大學招生考試中,物理化學僅得6分,語文38分,不僅上了大學,還被安排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小學生黃帥反對“師道尊嚴”,受到黨報贊揚。這樣的“逆襲”不僅羞辱了知識界,而且讓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整頓教育、推進國家“四個現代化”的努力難以入手。至于把天津小靳莊的農民詩捧為新中國的文化圖騰,末流文化舉大旗,更是降低了一個5000年大國的文化品位和文明品質。

  這兩段話絮絮叨叨說了這么多,秘書長大人,請您記住:5000年大國的文化品位和文明品質,不會因為一個農民而被降低,但是會因為香蕉人思想而被毀滅。自從花千芳參會之后,文藝青年就減少了和他的互動與溝通,您和您的“主流社會”一邊捧他,一邊毀他,對于他而言,是會糊涂的——盡管他不過是你們利用的棋子罷了,還是那句話,明眼人都看得出來你們到底想黑誰。

  “文革”期間邊緣文化“反潮流”案例

 

  

  “文革”期間邊緣文化“反潮流”案例

  守住知識分子政策底線

  思想政治工作,需要與目標對象知識同構,情感共振,以學術對學術,以文化對文化,才有可能深入到思想的其他層面。

  1966年第6期《紅旗》雜志發表評論《工農兵群眾參加學術批判是劃時代的大事》,鼓吹工農大眾也要做“文化的主人”,理由是他們雖然沒有讀過“二十四史”,但是有自己的“四史”——家史、村史、廠史、社史,因此也有資格臧否歷史人物。這樣的學術批判完全是瞎胡鬧。

  所以,秘書長大人在討論學術批判,文藝青年等諸位草根要閉嘴……

  在“文革”后期電影《決裂》中受嘲弄的知識分子,研究和講授“馬尾巴的功能”,原本孱弱無力,但他們手中掌握著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密鑰,他們的小聲呢喃影響著民心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江青等“文革”新貴就是在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上,輸給了周恩來、鄧小平等革命元老。

  如果嘲笑知識、妖魔化知識分子,成為一種彰顯政治立場堅定的社會風尚,自以為真理在握、呼朋引類、喊打喊殺,那么侵蝕的恰恰是為政者的民意基礎。

  所以,秘書長大人認為:文藝青年等草根嘲笑偽科學、嘲笑民逗、嘲笑虛偽民主是在嘲笑知識,扒公知的皮=妖魔化知識分子……至于呼朋引類、喊打喊殺,秘書長大人,時至今日還有公知叫囂著殺人,您是說他們在侵蝕民意基礎么?

  在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給人印象深刻的,是1977年8月的全國科教工作座談會。小平同志選擇當時條件最好的北京飯店開會,請來的都是“文革”中挨整或靠邊站的國內一流科學家,包括周培源、吳文俊、童第周、王大珩、蘇步青、唐敖慶等,當場作出了恢復高考的決策。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重申了他在“文革”后期受批判的觀點“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胡耀邦否決了詩人臧克家關于延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的提議,說思想改造適用于工農兵和所有人,沒必要作為一個政治標簽強加給知識分子。

  所以,秘書長大人認為:公知=知識分子。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一塊基石。這塊基石如果發生松動,改革開放大業就可能發生管涌甚至潰堤。

  提醒一下秘書長大人,改革開放是四項基本原則之一,現在的大業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各級新聞宣傳和互聯網管理部門守土有責,對錯誤思潮和有害信息勇于“亮劍”,扶正抑偏是必要的。但網上輿論工作,我們建議不必尋求某種絕對的“文化霸權”,不妨也把互聯網視為一種民意表達平臺,一種官民協商對話和良性互動的管道,注意保留互聯網的民意屬性、公共治理預警信號和社會減壓閥功能。輿論斗爭與輿情應對、網絡問政并舉,借助互聯網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翻譯一下:秘書長大人在體制內“主流社會”的成員們,集結號已經吹響了,現在是你們跳出來和文藝青年這等草根對戰的時候了。秘書長大人建議,不必遵循法律底線,不妨把突破法律底線的言論視為“民意表達”——秘書長大人,這里得插一句:哪個民會去突破法律底線說話?官民協商機制和平臺是對的,公共治理預警信號……反正秘書長大人做人民輿情監測的,都沒有在余杭事件之前監測到……狠狠用輿論打擊文藝青年這類網友,對文藝青年這樣的評論要想好借口,順便反反腐、搞搞形象工程。最后一句話是拿來托底的。

  對于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和草根文人,都需要加強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引導他們克服各自的偏頗,彌補自身修養的不足,共同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獻計獻策。

  秘書長大人終于第三次偷換概念成功——把“草根知識分子”終于改換成了“公共知識分子”,起立鼓掌!還以為秘書長大人不會提到公知們呢——秘書長大人,你好歹也是混輿論圈的,公知=公共知識分子么?肯定不等于對不?您到底是說吸收公知,還是收編公知?公共知識分子在我國少之又少,基本上都在體制內了,還需要吸收誰?您給列個名單?公知永遠不會為依法治國獻計獻策的,原因很簡單:可以和嫖客交朋友,但是不相信嫖客如皇帝批閱奏折的思想會依法治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8.19講話中提出:“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在這方面,知識分子責無旁貸。需要全面準確地把握國情,不要夸大轉型期的社會闕失,消解發展的正能量;全面準確地介紹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不要“思想禁錮,心胸封閉”(習近平,2014年5月22日在上海召開的外國專家座談會上的講話)。

  秘書長又甩出一張護身符。輿論中有一個理論:如果要說一句假話,一定要加九句真話。

  “五四運動”近百年來,中國新聞輿論場、意識形態的重心不斷下沉,從《新青年》雜志,“真理標準討論”時的哲學界和黨報,下沉至微博、微信。社交媒體一方面擴展了人們的視野,方便了人際溝通;但另一方面,網上的信息碎片化,真偽莫辨,網民的意見口水化,劍走偏鋒。要警惕文化的沙化,社交媒體不能培養大國寡民。我們建議把更多的文化出版、科學教育資源引入互聯網,加厚互聯網的文化土層,培植網上的科學文化理性。網上自我感覺良好的“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也未必能代表知識界的精粹,只是學養深厚者耽于講堂、專著、學術期刊等傳統話語權,對互聯網平臺上話語權的重新配置不敏感,而讓少數躁進者得了先機。

  翻譯一下:要繼續攪混水,搞亂場,9800才能有用武之地,你們才離不開秘書長大人。

  11月21日閉幕的烏鎮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成為政府、業界、學者和網民的共識。為緊繃的社會心理活血化瘀,為浮躁的國民心態固本培元,互聯網是老天爺送給中國人最好的禮物,其“信息紅利”還遠遠沒有釋放窮盡。■

  (作者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

  秘書長大人,互聯網是國家發展之后,信息化產業發展必然結果,和老天爺沒啥關系。

  【總評】秘書長大人這篇文章可以說是體現了一個高手的真正修養。請不要怪罪文藝青年這樣逐字逐句的進行分析——高手之所以是高手的原因在于,其文章運用的各種思維引導和心理暗示的內容一個接著一個——優秀的相聲演員尚且可以做到抖包袱一個接一個不停,更何況是由秘書長大人親自操刀,如果不設置幾個偽概念,偷換幾十個概念,跳轉十幾個邏輯,都顯不出秘書長大人的水平來。只是,秘書長大人,不知道您在公知內部到底是處于一個什么地位。文藝青年看見了您的這篇文章,感覺是看見了一篇動員令一般,是在號召公知們將原本已趨近平靜的輿論場攪亂,將官方與民間兩個輿論場再次人為割裂,發起對包括極左、自干五在內的整個泛左翼的進攻。文章中多次將極左極端思想的內容貼到整個泛左翼身上,丑化自干五,丑化敢于實踐習總講話精神的宣傳干部,用輿論綁架社會秩序——如果沒有上面這樣逐字逐句的分析,就直接把這個總評發出來,您肯定說文藝青年專業知識不好,而且您很可能不會對這篇評論進行回復,更不會用您可以用的所有渠道來推廣這篇評論。如果秘書長大人真的是為國家效力、為國家操碎了心,忠心耿耿,不妨把這篇評論全網推廣看看。

  記住:人要臉,樹要皮。你做的了初一,怪不得別個做十五。這不是針鋒相對憤世嫉俗,文藝青年只朝你們人民輿情監測開過一次炮,就是你們的9800,這第二次,是你逼文藝青年出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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