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騰飛（資料圖）
人生而有口，有口就要講話。
語言是思想的第一現實。
尊重別人使用語言闡述自己思想的權利，不打棍子，不扣帽子，這是言論自由。審慎使用自己擁有的言論自由的權利，對自己發表的各類自由言論負責任，這是言責自負。
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思想輿論界，很多人往往更多地強調了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卻忽視了對言責自負的把握與重視。這種觀點無疑是有失偏頗的。
言論自由與言責自負同樣重要。
近日，《遼寧日報》的記者朋友們有感于我國高校教育中存在的突破言論自由邊界，隨意抹黑中國，隨意灌輸各類不負責任言論的怪現象，“奔赴東西南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沈陽等5座城市20多所高校，用了半個月時間，聽了近百堂專業課”，并在認真整理了近13萬字的聽課筆記之后，發表了一篇題為《老師，請不要這樣講中國》的公開信，呼吁廣大高校教師，特別是從事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高校教師，“能夠對學生負責，能夠對事業負責，能夠對國家負責”，履行好自己教書育人的職責。
平心而論，作為公開信的創作者，他們進行調查研究的態度是端正的，方法也是中規中矩的，最后形成的文字也算得上語氣和緩，有理有據，至于言辭的犀利程度更是幾乎接近于零，完全稱得起是一篇表達建設性意見的好文章。然而，就是這樣一篇尋常文字，卻仿佛點燃了中國思想界的又一個“火藥桶”，和前一陣子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發表的那篇論述“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一樣，這篇文章同樣遭遇了一場來自中國“公知”們的集體圍攻、謾罵與阻擊。一時之間，各大輿論平臺風起云涌，驚呼“文革回潮”、“反右先兆”者有之，疾言厲色痛責其為“文化間諜”者有之，再次豎起絞架，咬牙切齒要將公開信創作者“絞死”者亦有之。打棍子、扣帽子，種種亂象，真是不一而足。
筆者不禁想問問這些公知、大V們，究竟這篇文章哪里戳了你們的肺管子，觸了你們的霉頭，害得你們如此瘋癲張狂，大失風度，語無倫次，以致有些窮兇極惡了呢?
說到底，這些活躍在各大輿論平臺上的中國當代思想界的所謂公知、大V們，也未必就是“言論自由”的真正支持者。透過他們接近癲狂的言行，我們看到的卻是這些所謂公知、大V們既要用自己的“言論自由”來扼殺其他人同樣擁有的“言論自由”之權，同時又不想為自己隨意揮灑的“語言暴力”承擔任何責任的無恥嘴臉!
呵呵，試問天下何時有過這樣的好事!
其實，在這個現實而又骨感的世界里，無論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有多大，也不論社會制度的不同程度有多深，“言論自由”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有邊界性可循的。
從這點意義上講，《遼寧日報》的這封公開信其實質就是在探討當代中國的“言論自由”邊界性究竟在哪里？公開信中提到的“呲必中國”的問題，本身就是一種突破了“言論自由”必須擁有的客觀、公正的天然邊界的怪現象。突破了這一天然邊界所謂“言論自由”，最終只能滑向“滿紙荒唐言”的尷尬境地。
說到這里，筆者也想發揮一點“言論自由”的權利，簡單探討一下當代中國思想界“言論自由”的邊界性究竟體現在哪里？
一、言論自由不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工具
誠如公開信中所言，當代中國的大學課堂上的確存在著“用戲謔的方式講思想理論課，揭秘所謂馬克思、恩格斯的‘隱私’;將毛澤東與古代帝王進行不恰當比較，解構歷史，肆意評價；對黨的創新理論不屑一顧，動輒把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歸結為理論的失敗”的怪現象，而這種怪現象的大量存在從本質上說就是某些人隨意突破了“言論自由”的公正邊界，事實上就是把“言論自由”轉化成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輿論攻擊工具。
比如筆者就曾拜讀過一位蔣介石研究專家的關于蔣介石日記解讀的專著，親耳聆聽過他為蔣介石的歷史名譽進行翻案的專題講話，按照這位學者的觀點，蔣介石是一個立志要做“圣賢豪杰”的人，是一位充滿反省精神的護國有功、治國有方的“民族英雄”。但是，如果按照這位學者的解讀，我們就很難解釋如此這樣一個以圣人自勵，以完人自律的蔣介石是怎樣走到了眾叛親離的境地，落了個為全體中國人民所拋棄，必須依靠美國人的保護與干涉方能在臺島茍延殘喘的悲劇命運。更無法解釋他在退守臺島之后，依然堅持獨裁，壓制民主，竭盡全力維護蔣家“父死子繼”王朝體系的客觀現實。上述種種，難道就是僅憑幾本類似“帝王起居注”式的日記就可以把明晰的歷史徹底翻案了嗎?就可以把一個軍閥出身的獨裁者變身為“圣賢豪杰”了嗎?
考察蔣介石日記，這段關于蔣介石要做“圣賢豪杰”的文字出現在1931年3月21日，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晨起，曾憶少年聞人道，古人如孔孟朱王之學，與禹湯文武周公之業，竊自恨前有古人，否則此學此業，由我而發明，由我而創始，豈不壯哉!平日清夜，常興不能做古來第一圣賢豪杰之嘆!”(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四十頁注1，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1版)那么，這位立志要做“圣賢豪杰”的蔣委員長當時、當地在干什么呢?稍微翻查史書我們就不難發現，蔣介石當時正在做的主要是兩件事，其一就是再次舉起內戰的屠刀，開始發動對紅軍的第二次全面圍剿，其二就是為了彌補內戰軍費的不足，增捐增稅，大舉內債，繼續盤剝百姓小民。就在蔣介石發誓要做“圣賢豪杰”的當天，在他的主導下，國民政府立法院通過了“新鹽法”，進一步加大了對鹽稅的征收盤剝力度。與此同時，蔣介石自1927年開始，到1931年為止，共計發行內債十億五千八百萬元，比北洋政府統治16年期間發行的內債總額幾乎增加了一倍。雙管齊下，蔣介石收效極大，不但獲得了充裕的內戰經費，也養肥了以他為首的官僚資產階級，擴大了四大家族的經濟勢力。看看這些活生生的事實，誰還敢相信這位蔣委員長在日記中發出的要做“圣賢豪杰”的鬼話?(以上內容可參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的相關章節)
言及此，筆者不得不指出的是，類似這種打著“新史學”、“新發現”的旗號，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言論在目前的高校思想界，不但存在，而且還頗有一批擁躉，很有市場。由此看來，《遼寧日報》在此時此刻發表這樣一封公開信，是多么的及時，又是多么的必要啊！
二、言論自由不是進行人身攻擊的借口
人身攻擊，這是一個在任何時代，任何制度下都為常人所鄙夷的惡行。“言論自由”同樣不能突破人身攻擊這個最起碼的底線，否則，所謂的“言論自由”就和“潑婦罵街”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了。
但是，這幾年來，在我們的教育界，在我們的三尺講臺上，一些不負責任的人身攻擊之詞卻常常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大行其道，真是讓”言論自由“徹徹底底地蒙羞了一回。
比如前幾年，號稱“史上最牛歷史老師”的袁騰飛就曾在講述抗美援朝歷史的教學實況視頻中公開說：“要不是美國飛行員把毛太子變成了掛爐烤鴨，今天中國就跟北朝鮮金家王朝似的，電視上整天就是大胖、二胖、三胖”。從視頻的效果來看，當時的課堂上是一片笑聲，一片冷酷至極的笑聲。
當然，袁騰飛作為一名“歷史表演系”畢業的老師，他的“言論自由”本身就是建立在更大的“言論自由”亂象之上的。關于毛岸英烈士的犧牲過程，這幾年在網絡和社會上流傳著許多版本，什么“蛋炒飯”說，“烤蘋果皮”說，“煮雞蛋”說，真是林林總總，不一而足。但是，無論上述這些所謂的歷史新說多么離奇，他們都不能否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毛岸英烈士是作為一名志愿軍戰士犧牲在抗美援朝戰場上的。在中國人民保衛獨立、和平的戰爭來臨之際，毛岸英烈士沒有選擇在后方安樂的生活，而是按照他的父親毛澤東主席的要求，走上了炮火紛飛的第一線，犧牲在了炮火紛飛的第一線。他的行為本身是無可指責的。中國傳統文化有言“逝者為大”，就是在很多人盲目崇拜的“人類希望之國”——美國，也同樣不會允許對犧牲在戰場上的戰士進行污蔑和攻擊的。但是這些在中國的所謂的“言論自由”者心目中都顯得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夠達到他們種種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可以不擇手段，也可以無原則地進行人身攻擊!
這還能叫“言論自由”嗎?如此教書育人，和公開誹謗又有何區別呢?
講到這里，誰還能說《遼寧日報》的這封公開信是無的放矢，杞人憂天呢?
三、言論自由不是誤導青年思想行為的保護傘
通觀公開信全文，筆者對文中的這樣一句話十分激賞：“站在講臺上是一個心態光明的老師，教出的就是一群積極光明的學生。社會上都是光明的建設者，這個國家必定有光明的未來”。師恩深重，師責重大，恰恰就體現在這里。
青年在成長的過程中，在人生觀、世界觀確立的過程中，他們需要得到老師的指引和教導，他們更需要從老師的教導中汲取正能量，獲得正思維。然而，現實恰如公開信中所言：“有的老師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變成課堂上的牢騷，讓學生做無聊的“仲裁”;把“我就是不入黨”視為個性，顯示自己“有骨氣”;把社會上的順口溜和網絡上的灰色段子當做論據，嚇唬學生“社會險惡”，勸導學生‘厚黑保身’”。這些誤導青年思想的行為，無論如何也是無法用“言論自由”這四個字來作為搪塞的。
比如在一些高校教師的口中，現實的中國總是不能讓他們滿意。他們不但迷信美、日、英、法這些所謂的西方強國，甚至還迷信民國。在他們的言談里，文章中，中華民國統治時期已經被被徹底美化成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
然而這些鬼話，即便是在專門從事中國研究的外國人眼中，都是無法給予確信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明確記載：“在民國成立后的1/4世紀里，中國的教育仍然規模甚小，1932—1933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注冊人數是42710名，1933—1934年增加到46785名。1933年全國大學畢業生總數是7311名，1934年為7552名。就國家的規模而言，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在教育部1935年編制的26個國家高等教育對比一覽表中，中國排在最后，1934年每萬人中只有0.88名大學程度的學生。......其人數幾乎不超過往昔士紳階層的高功名獲得者。......我們至今對實際進行的講授，它對中國當時需要的適合程度，甚至達到的數字，幾乎沒有概念”。(見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39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月1版)
但這些真實的情況，在當代高校中，是很少有人會主動告訴我們的學生的。如果我們把這種通過刻意歪曲，誤導青年思想的行為也視為“言論自由”的話，這樣的“言論自由”未免也有些太丑陋了吧?
《遼寧日報》的公開信發表了，這實在是一件好事。它仿佛是東方欲曉前的一抹魚肚白，亮度雖不甚高，但卻透露出了思想界正本清源的一縷曙光。筆者一直以為，言論自由必須得到保護，因為這是政治清明、社會進步的一種典型表現。但對自己公開發表的言論負責，做到“言責自負”，更應成為我們行使“言論自由”權利時必須恪守的一條基本準則。這或許也正是《遼寧日報》發表這篇公開信的要義所在吧?
為《遼寧日報》公開信點贊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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