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廣告資助媒體這一制度設計是一種政治選擇，即“經過算計的自由化”。西方資產階級正是通過媒體的商業化和市場自由化來鞏固其話語權，實現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如果中國還希望建立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如果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希望堅持黨性與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說，共產黨在媒體治理體制和機制問題上，就不得不認清和面對這一現實——如果讓媒體走商業化、市場化和資本化之路，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話語體系和資產階級話語霸權的建立。
關鍵詞：新聞自由 新自由主義 文化領導權 媒體市場化
國際話語體系中討論問題框架的置換
中國的官方和知識界的某些人，尤其一些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一點在對美國的理解上表現得特別明顯。更令人遺憾的是，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跟官方互相較勁，你跟我急我就跟你更急;你越批評美國模式和西方“普世價值”，我就把美國模式更加理想化，把“普世價值”更加神圣化，從而造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是很典型的文化領導權旁落的表現。
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國際上是有一定文化領導權的。20世紀60年代，中國在人權問題上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上，指著美國鼻子說，你們對本國的黑人如何如何，你們的人權狀況有待改善。當時，國際意識形態領域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話語體系或兩種“普世價值”，以及背后的兩種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對立與競爭。然而，正如薩米爾·阿明所言，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霸權在全球的建立，戰后國際話語體系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被置換成了民主和專制的對立。在民主和專制的二元選擇面前，民主有著不言自明的道義制高點，而民主又被等同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這樣一來，西方所代表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就成了唯一、當然的“普世價值”體系。
毋庸置疑，在這一國際意識形態斗爭過程中，媒體和學界是最主要的場域。
隨著討論問題的框架被置換，討論問題的詞匯自然也被改變了。在這方面，國內媒體和學界比西方更有過之無不及。在我熟悉的西方批判學術界，諸如“意識形態斗爭”、“資本主義”、“階級”這些詞，現在都還常見。但是在國內的語境下，這些詞匯卻變得特別刺眼。比如我的一篇文章在某大學新聞學院一個學術刊物上發表的過程中，審稿的編輯一定要我把“資本主義”改成“市場經濟”，“階級”改成“階層”。
“新聞自由”訴求不等于人民的表達權利
我們需要在以上國內外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語境下理解當下的“新聞自由”話語。在這一語境下，“新聞自由”不僅是占據憲法和道德制高點的理所當然的原則，而且不言自明地意指：(1)新聞報道不受政府干預;(2)開放媒體市場，允許私人辦媒體。這樣一來，只要中國的媒體還是國家所有，只要中國不開放私人媒體，那就沒有新聞自由。
泛泛而談，就像民主是個好東西一樣，自由也是個好東西。但是，爭取新聞自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該是什么?對此，恐怕沒有人會否認，是為了民主自治和實現全體人民的表達權利。然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公民的表達權利都并非簡單地等同于媒體不受黨政權力控制、開放媒體市場和實現媒體私有化。在“新聞自由”訴求與人民的表達權利之間，往往存在著矛盾和鴻溝。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本來是有一套新聞自由理論的，就是基于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新聞自由觀。這個理論認為，新聞自由是有階級性的。回顧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過程包括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以“人民”的名義剝奪“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過程;包括了在憲法序言中所言的“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起“無產階級新聞自由”的過程。在這一語境中，“無產階級新聞自由”首先被定義為，新聞機構擺脫國內外私人資本控制的自由。
我在此指出這一點，無意重構“無產階級新聞自由”理論，而是通過對自由主義新聞理論和具體歷史實踐的相關討論，加深對新聞自由問題復雜性的認識。不可否認，在當下中國的“新聞自由”輿論中，存在著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價值觀和話語霸權。一個重要的表現是，西方自由主義新聞理論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成了中國“新聞自由”言說的理論和世界歷史及現實的參照。
例如，我們的新聞教育至今還在用美國冷戰新聞學中最富反共色彩的教科書，即斯拉姆等人的《報刊的四種理論》。實際上，早在1995年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出版了一本書，叫《最后的權利：反思報刊的四種理論》(Last Rights: Revisiting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該書從學術角度將《報刊的四種理論》批得體無完膚。然而，這本美國當代學者的批判之作在中國被視而不見[2]，而《報刊的四種理論》至今仍被列為經典。這一現象，令人深思。
公民的言論自由，還是新聞媒體的自由？
任何一部憲法都明言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但這并不等于新聞界的自由，更不等于私人所擁有的已經成為跨國財團的媒體機構的自由。當下流行的“新聞自由”言說有意無意混淆了兩個相關但并不一致的自由主體：公民的言論自由，還是作為特定社會組織機構的新聞媒體的自由?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沒有明言保障新聞機構的自由。這里的作為個體的“公民”概念如何與憲法序言和總綱中作為國家主體的集合性的、有明確階級含義的“人民”概念相銜接，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然而，在當下的輿論中，新聞機構的自由似乎成了作為個體的“公民”的言論自由的同義語。當然，由于新聞機構從事言論表達和出版，其自由可以被認為是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的延伸。但是，無論是相對于作為集體的“人民”還是作為個體的“公民”的表達和出版自由，媒體機構的表達和出版自由都是延伸性的或從屬性的。
雖然作為個體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憲法保障的，在一個社會成員對物質和文化資源的占有不平等的社會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最大多數公民——即憲法序言和總綱里的“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個非常具體而又復雜的制度設計問題。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媒體不但為黨和國家所有，而且由國家財政支持，不從事任何商業牟利活動。但過去二三十年以來，隨著媒體的商業化和媒體自身變成了利益集團，隨著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這個問題就變得很復雜了。
廣告資助媒體是“經過算計的自由化”
西方把公民出版自由的實現途徑定義為個體公民自辦媒體的自由。而這種媒體又按自由主義模式被定義為私人公司擁有的，以廣告為支撐、以營利為主旨的媒體。如此，沒有能力擁有媒體或成為廣告商的廣大民眾在媒體上的表達權利，包括這些媒體所雇傭的新聞工作者的表達權利，就會從屬于媒體所有者的私人產權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階級權力，從而導致少數“豪民”或“豪民”階級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權利。與此相關，廣告支撐的媒體市場不是按“一人一票”的民主邏輯運作，而是按“一元一票”的“錢主”邏輯運作的。傳媒資本與廣告商不會向那些反資本、迎合低消費能力的勞工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媒體注資和投入廣告費用。
然而在國內，包括媒體政策部門、學術界和主流輿論界，普遍存在一個認識誤區，把媒體的市場機制理解為政治上中性的經濟化約主義。更有甚者，媒體市場中的消費者被等同于政治意義上的“人民”。這是典型的市場民粹主義立場。
縱觀西方新聞史，從黨派媒體到市場開放下“自由”媒體的轉型過程，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斗爭的過程。這方面最典型的是英國報業史。
英國資產階級在鞏固其意識形態統治過程中，曾經面臨一個“疏”和“堵”的策略選擇。面對政府的壟斷經營和高印花稅政策，正在崛起的英國工人階級出版非法報紙來表達自己的聲音。英國議會就此展開辯論：如何最有效地把工人階級的報紙打壓下去。保守派主張“堵”，增加印刷成本;自由派、改革派則主張“疏”，放開媒體市場。結果，改革派占了上風。放開市場后，那些為工人階級說話的報紙因為沒有廣告商的支持，“自然而然”地漸漸消失了。這也就是說，廣告資助媒體這一制度設計本身是一種政治選擇，英文叫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經過算計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為了打壓工人階級的媒體，而資產階級也正是通過媒體的商業化和市場自由化，來鞏固其話語權，實現意識形態領導權的。
關于這個問題，著名英國傳播學者詹姆斯·卡倫在《媒體與權力》(Media and Power)一書中有深刻分析(這本書在國內早有翻譯)。卡倫引用了英國報業史上一個強有力的實例：擁有474萬下層勞工讀者的激進報紙《每日導報》(The Daily Herald)，由于無法得到足夠的廣告收入而在20世紀60年代被迫關閉。意味深長的是，這份報紙的讀者人數比另外三家迎合統治階層和中產階層的報紙——《泰唔士報》(The Times)、《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和《衛報》(The Guardian)——讀者總人數多出將近一倍。
需要強調的是，這里所討論的是內在于商業化、市場化和資本化機制的媒體的階級傾向性問題，與商業化媒體人的主觀意識形態立場還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說，一旦媒體是由廣告商資助和被納入市場化以及資本化運作的軌道，資產階級的話語權也就體制性地建立起來了，這不是個人的主觀意志和政治傾向性能夠左右的。當然，媒體所有者和從業者的主觀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也很重要。比如，當下國內一些媒體和網絡在報道“八卦新聞”和負面新聞時，是有強烈的主觀選擇性的。在西方具體的媒體運作中，內在于商業化體制和市場機制的資產階級傾向性往往與媒體所有者和從業者的主觀意識形態相輔相成，從而形成強大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話語霸權。
美國媒體改革家：新聞應該成為公共產品
令人深思的是，在國內的傳媒政策界和學術界，不但有很多人在抽象地講放開市場等于更多的媒體自由，而且還有不少人天真地希望通過“占領媒體市場”來達到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事實上，如果中國還希望建立社會主義話語體系，如果共產黨領導的新聞事業還希望堅持黨性與人民性一致性的言說，共產黨在媒體治理體制和機制問題上，就不得不認清和面對這一現實——如果讓媒體走商業化、市場化和資本化之路，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話語體系和資產階級話語霸權的建立。
某些人以為占領了媒體市場就能建立共產黨意識形態領導權的認識，表明新聞媒體界思路的不清醒，其最終結果將使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中國改革最終南轅北轍。
實際上，即使是在美國，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二百多年前出現的個體出版商已演變為全球媒體和互聯網巨無霸，有關新聞自由的討論早已不得不面對一個悖論：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已被強勢私有媒體集團所劫持，成了它們反對立法機構以實現公民傳播權利和社會自治名義促進媒體制度民主化的擋箭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法案在美國的法理辯論和法院判決案例中一直有不同的解讀。其中以自由主義學者亞歷山大·邁克約翰(Alexander Meiklejohn)為代表的“大多數立場”強調，第一修正案是保障每個公民都能最大限度地參與公共事務的立法，而不是保護媒體產業擁有者的立法。在美國司法實踐中，最高法院1969年著名的“紅獅”(Red Lions)案，明確體現了公眾利益高于廣播電臺擁有者利益的原則。杰洛姆·巴倫(Jerome Barron)這樣的知名法學者，則強力倡導把這一原則延伸到報業。
在當下西方學術討論中，新聞自由原則已被認為是更好和更廣泛的公民傳播權利概念的一部分。這個概念涉及一系列以實現民主自治為目標的公民權利，包括新聞機構作為社會公共輿論機關相對于政府的自由，同時也與其他一些對立的權利相平衡，如名譽權、公正審判、國家安全等。它不僅包括公民對多元信息的近用權和對媒體報道的回應權，而且包括弱小聲音被聽到的權利。同時，它也考慮群體利益，關注經濟文化不平等這一現實因素對公民平等、有效地實現自由表達權利形成制約的問題。
更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媒體的深層危機和互聯網領域出現的極端商業主義和壟斷控制現象，美國還有更為激進的媒體改革建議。今年初，著名媒體改革家麥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在一篇文章中就建議，新聞應該成為公共產品。既然大型網絡提供商和谷歌這樣的互聯網公司本身就不是自由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特定國家政策的產物，它們就應該像美國的公路系統那樣，成為公有或非營利的機構。這種激進的新聞改革言論有很強的社會主義色彩，但時至今日，國內新自由主義學者過濾進來的西方“新聞自由”理論，還是美國冷戰時期最具反共色彩的新聞自由理論。
特定的“新聞自由”可能劫持人民的表達權利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帶有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的“新聞自由”訴求，可能會劫持人民的表達權利。一方面，它可能被業已商業化和利益集團化的媒體機構所劫持，從而使“新聞自由”變成媒體機構的自由;而媒體機構則以公民自由之名為特定的階級利益服務，進而謀取一己之私。另一方面，在國際語境下，“新聞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所宣稱的“信息自由流動”和“網絡自由”的話語所劫持，從而使中國共產黨想通過對思想和輿論領域的干預來重建文化領導權的努力，失去任何意識形態和道德制高點。
不可否認，在中國目前語境下，把“新聞自由”定義為新聞機構相對于黨政權力機構的自由有其針對性。而如何阻止媒體公權力的官僚化以及事實上存在的新聞公權私有化傾向，也是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但是，重建媒體黨性和人民性一致性的理論和制度設計想象，不應陷入非此(現狀)即彼(新自由主義化)的二元選擇。媒體新自由主義化所帶來的未必是人民傳播權利的實現，反而會讓本土與跨國資本假自由之名，搶占本該屬于全體人民的社會傳播空間。天真地期待媒體機構與國家分手，并通過市場邏輯的運作成為監督國家的“第四權力”以及為民請命的“包青天”，既忽略了更深層的傳播政治經濟分析，也可能掩蓋媒體機構本身與廣大民眾之間可能存在的矛盾。當下，媒體表達權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實際分配非常不平等，不同社會個體的表達能力也極不平衡;媒體機構本身已被商業化，并在此過程中催生了既得利益群體，而新的資本擁有階層也已形成。
在這樣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下，我們有必要對非黨政機關的權力保持警覺，包括資本擁有者和媒體管理者的權力。尤其是對這兩個權力及其輿論代言者在“新聞自由”名義下將公有媒體私有化的動機要保持警覺。在討論媒體機構自由權利的同時，也應該討論民眾對媒體機構的監督權和近用權，更應該討論如何使全體人民更直接、更有效地實現自由表達的權利。
中國在國際意識形態場域要敢于說話
在當下不平等的世界體系中，西方強勢跨國媒體集團不僅希望把整個世界變成其資本積累的場域，而且希望根據跨國資本的利益傳播單一意識形態，甚至通過制造新聞來影響他國政治。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自由”必然事關國家主權。而在中國，辛亥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以下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一個主權國家是不是應該放棄孫中山先生倡導的“節制資本”——包括境外資本這一強大構建性力量——的任何手段?
英文有個詞叫national control，就是本國控制。在這一點上，美國往往寸土不讓——這在美國政府對華為公司到美國投資所采取的各種或明或暗的強硬手段中可見一斑。在當下西方針對中國的“新聞自由”輿論攻勢中，“本國控制”這個詞被等同于共產黨的政治控制和一黨新聞專制，而美國所倡導的“信息自由流動”和“網絡自由”話語，則成為它在國際信息傳播政策層面“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銳利武器。
與此相關，中國媒體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往往不敢鮮明發言，不是唯西方輿論馬首是瞻，就是主動退讓或沉默。我曾經比較過半島電視臺、CNN、BBC和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新聞節目對2008年金融危機的報道。其中一個歷史性的新聞事件是，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承認，自己堅信了近40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是錯的。明明這個資產階級的大代理人在這樣一個場合公開承認，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金融資本主義失敗了，可是中國的國家電視臺卻把這樣的重大政治新聞進行了“莫名其妙”的淡化處理：不僅把這條新聞放在整個新聞節目的最后，而且在一分多鐘的新聞里，還將格林斯潘描述為權威人士。我奇怪：為何我們的編輯記者如此深陷新自由主義政治意識不可自拔?
與之相反，半島電視臺以頭條新聞的顯著位置、用了五分多鐘時間讓格林斯潘暴露自己。如此客觀真實報道，半島電視臺當然就贏得了西方有頭腦的觀眾，也就是中國軟實力追求者們夢寐以求的西方“主流”受眾。這個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如果不希望自己用于“軟實力”建設的投入落得“打水漂”的結局，中國媒體就必須在國際意識形態場域有自己的立場，而且還應該在國際電信聯盟等世界信息傳播治理體系中敢于說話、善于說話。這不僅意味著首先要了解人家的游戲規則，然后去改變這些游戲規則，而且要超越國家利益的話語，以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話語在世界輿論場上贏得道義制高點。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新聞自由的關鍵，不在于要不要言論表達的自由，而在于誰的自由——是媒體擁有者的自由，還是全體人民的自由?誰的需要——是商業牟利和資本積累的需要，還是人民言論表達的需要?在一個資本主導的世界里，表達自由是被階級關系構建的。今天，在對信息化資本主義所深陷的政治經濟文化危機進行反思的時候，如何實質性地把民眾的表達自由原則貫徹于一個新舊媒體相互融合的傳播體系中，是美國維系和深化民主所面臨的一個挑戰。同時，這也是中國在繼承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劃時代的體制和機制創新，走出一條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促進世界傳播民主化進程的應有之義。在這個問題上，任何鼓吹媒體和文化產業不僅能賺大錢，而且還能打贏意識形態戰爭的說法，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意識形態煙幕彈，就是癡人說夢。
[1]趙月枝，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中國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2]汕頭大學出版社于2008年翻譯出版了《最后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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