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炎黃春秋》雜志刊載的署名張鵬程的一篇文章《毛澤東致蔣介石的一封信》。讀后感覺此文可商榷之處甚多，真有不吐不快之感。
張文所說的毛澤東同志致蔣介石的這封信(信的全文附后)，指的就是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以毛澤東同志的名義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張文認為，這封信中“毛澤東非常明確地表示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愿意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共同抗日”，且“這封重要的信函在很長的時間里未被國內研究者所了解”。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研究過黨史的人都知道，以毛澤東同志的名義寫作的這封信并不是什么秘而不宣的絕密材料。它誕生于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爭已經進入持久作戰階段的關鍵時刻，誕生于中共全黨進一步統一思想，明確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的關鍵時刻。這封信的主旨其一在于鼓勵蔣介石堅持團結抗戰，其二也是向蔣介石陳述中共關于抗日持久作戰的設想。文中所述觀點鮮少“秘聞”色彩，正如張文中所 說“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圖冊中收錄了這封信，最先披露此信全文內容”， “1985年印行的《武漢抗戰史料選編》(武漢市檔案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舊址紀念館、武漢圖書館合編)，武漢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武漢抗戰史料》(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一書，再次收錄此信”，這實在是一份舊材料了。
那么，張先生今日重提此文，其意何在呢?
原來，張先生是在赴臺灣游歷期間，在“國父紀念館”有幸見到了這封信的原件，特別是見到信中提到共產黨承認國民黨抗日領導地位的內容，一時如獲至寶，以為找到了可以指責共產黨刻意回避承認蔣介石“領導”抗日證據的稀世材料。其實，這恰恰說明了張先生對史料掌握的不夠全面，或者說是“刻意回避”。
須知，承認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的領袖地位，是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之一，對此中國共產黨的官方史料從未否認。比如，毛澤東同志在寫作這封信的同時，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工作報告中就曾說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而兩黨中又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見《中共黨史重大爭議問題研究》2013年10月第一版，第58頁)，這段話關于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地位描述的清楚程度，似乎還要在張先生引述的這封信之上，難道還能說共產黨在刻意回避歷史嗎?
由此，我又想到周恩來同志在西安事變期間與蔣介石會面時，明確說過“只要蔣先生能夠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就連我們紅軍也可以聽蔣先生的指揮”(見《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這恰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待國共聯合抗日這段歷史，堪稱襟懷坦白，無可指責。
歷史，是復雜的，但是很多歷史事件本身并不復雜，把簡單歷史事件搞復雜的正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我們不妨把它看做歷史虛無主義的又一種表現形式——望文生義，或許這才是對這種言論最恰切的評價吧。
讀史需用心，治史當謹慎啊！
附：毛澤東同志致蔣介石的一封信(1938年9月29日)
介石先生惠鑒：
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余。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于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于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并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于長期的艱苦奮斗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啟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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