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來，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為名義侵犯“新聞自由”的全球威脅系數在不斷增加，尤其是那些標榜高揚民主和尊重法治的歐美國家，不僅沒有在“新聞自由”上作出表率，采取一些實實在在的舉措，而且有時做得還非常離譜，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西方媒體標榜“新聞自由”，其實未必然。“西方社會的‘新聞自由’主要被兩種力量所控制：一種力量是政府，另一種力量是媒體寡頭，即資本。”安徽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沈正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沈正賦告訴記者，西方政府非常重視對媒體的操控，但在多數情況下，并不直接控制新聞媒體和新聞報道，而是通過政策傾斜、利益交換、政治壓力等來影響媒體及其幕后老板，通過媒體老板左右新聞記者和新聞報道。
1971年，美國國內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風起云涌，壯觀的反戰場面促使《紐約時報》采取了一項驚人之舉：發表國防部絕密文件，揭露美國政府在越戰問題上對美國輿論的誤導和欺騙。當時美國政府以間諜法要求《紐約時報》停止刊登。
2005年7月，《紐約時報》記者朱迪思·米勒在對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瓦萊麗·普拉梅的身份泄露事件調查中，因拒絕透露她的消息來源，被一名法官判處監禁。
沈正賦告訴記者，這些例子說明，如果“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發生沖突時，歐美國家政府會毫不猶豫地以“國家安全”為借口對法院施壓，有時法院也會屈從于政府作出荒唐和不理智的判決，這樣西方所自詡的所謂“新聞自由”就變成一紙空文，難以兌現，這無疑是對社會公正與道德良知的一種挑戰，是對公民合法的言論自由權利的一種褻瀆。
那么，西方政府緣何要控制媒體呢?
在沈正賦看來，西方的政治家們深知，盡管新聞內容并非總是最好地反映政治，它卻可以影響決策的制定，影響公眾對這些決策的反應，影響公眾判斷哪些政治家或政治集團最有實力、最有影響。可見，媒體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足以對公眾的價值取向和政治傾向性產生一定影響。于是，他們試圖通過操縱新聞來達到控制公眾輿論的目的。
另一方面，西方新聞媒體大都屬于私有，被極少數的大公司和媒體寡頭所操縱。這些巨頭辦媒體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資本的趨利性決定了其新聞媒體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擺脫資本和集團利益的束縛與制約。
“對于西方的新聞媒體而言，新聞自由只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是他們濫用新聞采訪權的一個幌子，社會責任和職業操守早已被商業利潤所取代。”沈正賦在接受采訪時坦言，全球媒體目前集中在一小部分企業巨頭手里，如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德國的貝塔斯曼，及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這表明利益驅動和市場力量對新聞的影響越來越明顯。
傳播學者羅伯特·麥徹斯尼認為，商業新聞體系幾乎與公共服務或社會責任格格不入。他暗示，如果我們揭開“新聞自由”的面紗，會發現媒體用第一修正案做保護傘，更多的不是為了保護他們發表有政治風險內容的自由，而是為了保護他們放棄服務公眾利益轉而追求利潤的行為。
沈正賦說，當新聞不再承諾為公眾服務時，它也就淪為追逐利潤的生產線。在西方國家，資本壟斷著新聞媒體，資本左右著媒體視線，影響著新聞對報道內容的選擇與加工，時時處處可以領略到資本對媒體的傲慢。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是新聞自由成為他們追逐利潤的“名片”，新聞自由權的濫用成為他們獲取更高利潤的最佳通道和慣用手段。
“在西方，無論是政治控制媒體還是資本控制媒體，其背后都是有利可圖的，而且有著各自的目的。”沈正賦告訴記者，“政治”與“資本”之間的利益博弈從來就沒有消停過。就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門”事件來說，此前英國政界之所以“始結終棄”默多克，原因有三：一是默多克傳媒對底層讀者有極大影響力，可以吸附廣大底層選票;二是默多克傳媒壟斷輿論，便于政治家制造聲勢;三是“趨利避害”，唯恐無孔不入的默多克帝國窺己隱私，故而來個互不得罪。
由于受到政府和資本兩大力量的控制，西方媒體一直宣揚的新聞自由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在沈正賦看來，在西方，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系比較微妙，一方面是政府希望控制媒體、操縱輿論;另一方面是媒體希望自由、獨立的同時又能借助政府的影響力，它們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彼此制約的關系。這些做法的最終結果，也使西方所宣稱的“絕對的、超越階級的”新聞自由名不副實。
沈正賦告訴記者，近年來，西方國家以“國家安全”為名義侵犯“新聞自由”的全球威脅系數在不斷增加，尤其是那些標榜高揚民主和尊重法治的歐美國家，不僅沒有在“新聞自由”上作出表率，采取一些實實在在的舉措，而且有時做得還非常離譜，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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