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被稱為“即興創作的新聞”，通過謠言人們在一個不明朗的情境中評論自己周圍的事件。缺乏直接或個人知識的普通人，依靠傳聞來理解新的現象，合理化他們對謠言的信任，相信“無風不起浪”。與普通人相比，精英階層如商人、政治家和研究者則往往是因為不同的原因參與謠言傳播。政治因素通常助長了未經證實的說法，比如中國將囚犯送到海外做勞工這類事情。
從2000年代后期，全球都在流傳這個謠言。2010年，五大洲的報紙通過披露一些聳人聽聞但未經證實的關于中國輸出囚犯的指控，將這些傳聞升級為“事實”。戰略研究專家、印度政府顧問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一篇文章里發表了一系列指責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行為有問題的斷言。他的指責含有“陰謀論”色彩，認為中國政府、中國國有企業，甚至包括某些華人群體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互相勾結，將大量中國囚犯秘密送到國外去做勞工。
中國勞工與囚犯
中國囚犯在非洲的傳聞最早獲得少量國際傳播是在1991年，負責人權問題的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羅伯塔•科恩(Roberta Cohen)呼吁，美國應該拒絕和中國的正常貿易關系，說她幾年前曾經“獲悉”：受雇于中國江蘇建設公司去貝寧修建公路的工人中，有75%是囚犯。她沒有詳細說明消息的來源，而中國政府則認為這是無稽之談。
紙質和網絡媒體登載的關于中國囚犯的傳聞出現在至少過半的非洲國家，以及南亞(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中亞(塔吉克斯坦)、加勒比海地區(安提瓜、巴巴多斯、格林納達、特立尼達和多米尼加)和中東地區(迪拜)。據說在非洲的中國囚犯要從事各種各樣的工作：他們與叛亂分子作戰，修建輸油管道，守衛在蘇丹的石油設施，給馬拉維和加蓬建議會大樓，在贊比亞采礦和建發電站，在津巴布韋的公路和種植園做苦工，在萊索托的臺灣人開的私人工廠里做紡織服裝工人，在盧旺達的水泥廠做奴工，在尼日利亞做建筑工人甚至是“外國專家”，在埃塞俄比亞建高架橋，在毛里塔尼亞和剛果建醫院、鐵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在肯尼亞修高速公路、建國防部大樓，在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馬里、塞內加爾、多哥、赤道幾內亞這些國家的建筑公司工作，在加納、坦桑尼亞、摩洛哥、利比里亞修建體育館，在安哥拉和尼日爾修建煉油廠，甚至還有的在喀麥隆賣甜甜圈。媒體和網絡中有關中國囚犯在發展中國家的消息大多是來自在這些國家的西方游客和外派人員。少數媒體稱消息來源于這些國家的永久居民。還有少部分消息來自傳說中的囚犯工作或居住地方附近的人。
這些“見證人”大多都是根據所謂的目擊來推斷的，他們目擊到中國人具有某些所謂囚犯特征，比如長時間重體力勞動。舉個例子，蘇丹要在18個月之內修建一條1500公里的輸油管，一個中國工人要在酷熱底下一天工作14小時，就推論出他們可能是囚犯勞工。
這些謠言設定了中國囚犯來到發展中國家的三種方式。有的說犯人們可選擇在海外度過刑期;有的說一些前科犯被假釋來到發展中國家;而大多數說法是說犯人們被強制送來做勞工。一位人類學家在納米比亞則聽說犯人們選擇在那里服刑。
謠言的地方性
在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地區，關于中國囚犯的地方傳聞之所以出現，部分是因為工作和生活習慣方面的差異。緊張的工作節奏、紀律、中國工人的集體生活方式都引得人們想象他們是囚犯。上世紀70年代，中國工人和工程師來建造坦贊鐵路時，紀律在中國人看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外國人眼里，中國雇員還是有著超乎尋常的工作節奏。一位瑞士人類學家聽說了在非洲兩個國家的中國囚犯的傳聞后，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工人超常的工作效率”。一位中國工程師回憶在安哥拉，非洲人不斷勸他采用“安哥拉時間”，因為按他的時間表是不現實的。他回答說一個中國公司兩年之內就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巨大的高樓，而旁邊一座非中國人建的大廈十年都沒建好。
一個愛爾蘭記者說，典型的中國人在非洲的居住習慣“會使人對這些新移民和他們的生活方式產生豐富的聯想。在安哥拉流行著一種說法，中國將囚犯派過來在公路上施工”。許多中國人合住在一個屋里，自己做自己的家務。本地人常常難以想象外國專業人員會那樣居住，因此猜想他們是囚犯。
謠言傳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當地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缺乏直接的認識。對于一些靠勞動力市場生存的本地人，中國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是令人費解的，甚至帶有競爭性的威脅，因此有這些謠言可以“使他們心安理得，沒那么大壓力”。
謠言的跨地區和全球傳播
大多數/西方人對中國的海外行為持負面態度。在2007年的一次民調中，一半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對美國國家利益會形成很大或較大的威脅。2008年西歐的民調也顯示，多數人認為中國對于全球穩定是一個巨大威脅。對中國和中國人在海外行為的負面態度，使西方人產生了一個對謠言“有偏見的吸收”的傾向：反華情緒使他們容易相信這些謠言，相信謠言又加強了這種反華情緒。
盡管*缺少證據，對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持負面評價的人，仍然傾向于相信中國的確是輸出了囚犯，他們用一種三段論式的推理邏輯：中國在世界上做壞事;輸送囚犯到發展中國家是一件壞事，因此斷言中國輸出了囚犯的說法是可信的。
對謠言的相信使謠言更容易傳播。同樣，涉及某種危險性的、使人有緊張感的謠言也令其更容易傳播，例如說一個殺人犯(或外國犯人)逍遙法外。中國囚犯在發展中國家工作的謠言所引起的不安，跟他們的存在可能帶來的犯罪行為有關，也與他們可能給中國企業帶來的超強競爭力有關。因此，謠言給人的印象是中國工人和雇傭他們的中國公司都具有某種不合法性，而他們的存在是政府間的一個陰謀。謠言所賦予他們的威脅加強了謠言的全球傳播，盡管有時傳播者意識到他們其實是沒有根據的。在非洲，網絡并不普及，上網也價格不菲，精英階層以及與西方有關系的人更容易上網，使謠言在網絡上的跨地區傳播更為便捷。
謠言的政治性
非洲國家的國內政治對中國囚犯謠言的傳播也有影響。西方媒體經常引用贊比亞曾經的反對黨愛國陣線(PF)領袖邁克爾•薩塔(Michael Sata)的話。在他領導的一次反華運動中，他聲稱“贊比亞已經變成一個勞動力集中營了。大多數中國人都是良心犯”。一些學者依據媒體的報道，也附和薩塔的觀點。
在贊比亞，謠言也使人們指責贊比亞當時的執政黨MMD(Multi-Party Democracy)。一位在以色列的贊比亞人在贊比亞報紙網站上發帖說：“奇利拉邦布韋市Kamenza鎮充斥著中國人。僅僅在奇利拉邦布韋就有約500名中國人……他們并不是像MMD所說的那么有素質和技術。
事實上，有人說他們其實在中國是囚犯。他們來贊比亞是為了服刑。而現在，又有印度人成群地出現在Kamenza鎮了……薩塔先生是對的。”
我們去奇利拉邦布韋市采訪了駐在當地的中國工人，他們來自安徽一家礦業公司，給贊比亞的兩個銅礦公司(一家中資、一家是英國/印度公司)提供專業打井服務。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與傳說中的情況不盡相同：他們成群地上下班，七八個人共住一個民房(有幾個房間)。但是除此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跡象表明他們是囚犯。
2007年，在贊比亞議會里曾有一個部長被質問是否有中國囚犯在中國有色金屬非洲礦業有限公司(NFCA)的謙比希(Chambishi)銅礦工作。2010年，議會里同樣有關于中國送犯人來贊比亞服刑的質疑。兩次質疑都是由戚辛巴•卡姆威利(Chishimba Kambwili)提出的，他是盧安夏(Luanshya)的一名愛國陣線議員，盧安夏鎮現在也是另一個中資銅礦的所在地。任何關心贊比亞政治的人都知道，提出“中國向贊比亞輸送囚犯”的議題，都是想要使當時的執政黨難堪，而當時的執政黨既是“親中”的，又是“親西方”的。
關于中國囚犯的問題也成了斯里蘭卡的一個政治議題。主要的反對黨——新自由主義的聯合國家黨(UNP)聲稱，在2009年，在Mahinda Rajapaksa總統的家鄉漢班托塔(Hambantota)南亞最大的港口建設工程中，有400名無技術或半技術的中國囚犯。這項耗資上十億美元的工程，是2008年由中國海灣建設公司和中國水利水電集團公司承建的，85%的資金都是來自中國進出口銀行的優惠貸款。UNP稱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正在使斯里蘭卡變成一個殖民地，斯里蘭卡有25000名中國囚犯(其中2042名在漢班托塔)，而之所以有中國工程的存在則是因為官員的腐敗。一位UNP的議員說有“超過十萬”在斯里蘭卡工作的中國人是囚犯，他們再也不會回中國了。這個傳言也被一個在印度的泰米爾民族黨派進一步傳播，他們抱怨斯里蘭卡政府將在斯里蘭卡內戰中被損毀的泰米爾地區的重建合同給了中國人，而不是泰米爾人自己。他們也宣稱囚犯只是中國情報單位的一個幌子。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關于中國囚犯的謠言也帶有處心積慮的經濟目的，這和本地建筑公司與中國建筑公司之間的競爭有關。斯里蘭卡一家著名的本地建筑商，以及肯尼亞建筑行業龍頭公司的CEO都提出了對中國公司的指控。納米比亞一家本地建筑公司的老板說：“我們很難從政府那里接到活，而中國卻用集裝箱運來一船一船的囚犯到公共工程工作。”
美國加利福尼亞的阿諾德•施瓦辛格州長曾計劃把該州的罪犯輸出到墨西哥監獄，墨西哥的回應是一個主權國家沒有義務接收未在自己境內犯罪的罪犯。事實上，輸出的罪犯基本上很難秘密地入境，因為很少有政府愿意冒政治和安全的風險。
然而，美國政府卻散布了關于中國輸出囚犯勞工的謠言。2010年，美國國務院關于人口販賣的一份報告指出：“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和印度人在贊比亞銅帶省地區的中國或印度所有的礦井里工作，他們被礦業公司剝削，被強制勞役。工作時間之外，一些中國礦工被限制在有守衛的居住區里，四面混凝土高墻圍繞，墻頂上還布滿了通電的帶刺鐵絲網。”
我們曾采訪過贊比亞礦區的中國人。他們是有薪水、有技術的工人、工程師和管理人員。他們住處的高墻和電網的功能和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一樣：是為了防止入侵者。
傳播中國輸出囚犯勞工謠言的人，未能提供任何證據，比如囚犯逃跑的報告、囚犯避難申請、有中國人對外部承認或華人社區內部有人承認這個事實，或中國工人受到監工的體罰和嚴格監視等。然而，面對持久、廣泛流傳的謠言，只有少數觀察者還保持著懷疑。
謠言是很難破除的，在網絡時代更難。而破除謠言的努力可能是“弄巧成拙”，反倒增強了人們對謠言的相信。謠言作為一種政治“信息”來源，如果在一種不透明的政治文化中產生，更容易被人相信。
因此，即使中國政府否認曾輸出囚犯，如1991年和2010年都有否認，但這種否認得不到接受，只被當做是“宣傳”而已，謠言也就繼續存在下去。中國政府可能基本上是在已有的國際秩序下做事，與其他大國妥協，但因為中國還保有的一些政治差異，也因為中國的崛起，西方政治力量及其盟友視中國為具有競爭性的異類。
關于中國囚犯在海外的這個“都市傳奇”，諸多國際主流媒體放棄了職業素養，未加質疑地接受、毫無節制地傳播。謠言就像一個鬼影，實質上根本不存在，除了相信它的人會假定它存在以外。可能，不是所有囚犯都被關在高墻和電網里面，有些人是坐在編輯的書桌前，做他們自己意識形態偏見的囚徒。
國家領導人形象是政府形象的人格化，通過國際輿論的傳播也可以投射出國家形象。那么，當前國際輿論是如何呈現中國領導人形象的，我們又可以怎樣改進領導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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