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石飛先生2014年2月27日發表在上海《文學報》上的文章《批評浩然無關“文人相輕”——與樊發稼老師商榷》一文，我感到，石飛一是對浩然的為人不了解;二是對中國農業合作化時期的社會真實狀況不了解，三是對浩然的作品更不了解(石飛說，他對浩然的代表作《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全都讀過，我對此表示懷疑——道理后面再講)。石飛的這篇文章，可以說毫無新意。他的這些說法，都是以前批判浩然的一些人，已經說過無數次的話。只能說他的話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石飛說：樊文“存在近乎常識性的謬誤。”其實，真正存在謬誤的，不是樊文，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比如，他的文章中說：“包括浩然的兩本‘巨著’在內的，所有以農業合作化為背景的文學作品, 只要是反映農民自覺自愿要求入合作社、心甘情愿放棄土地的，無不是用文學手段圖解當時的極左政策。”就存在“常識性的謬誤”。這里所謂的兩本“巨著”，自然指的是浩然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凡是讀過《艷陽天》的人都知道，《艷陽天》寫的是1957年麥收前后幾天內的事，故事是以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時期為背景，反映的并不是農民是否愿意入社的問題。由此便可以證明，我上面所說的，石飛根本就沒有讀過《艷陽天》，即使讀過，怕也是囫圇吞棗，不得要領。
石飛文章的重點，是說浩然描寫互助組、合作社的作品都是“撒謊”。并以他自己的家庭為例說：
“我的戶口是1958年初轉入縣城的，祖輩生活在城郊農村。農民對于土地合作化的態度，我是深有體驗，深有感觸，他們的情緒極端抵觸，他們的態度極其不滿。可以說，沒有農民心甘情愿把自家祖祖輩輩辛苦積攢下來的土地(包括土改分得的)拱手奉送給農業合作社的。亙古以來，土地都是農民的命根子，舍不得放棄，天經地義，合情合理。”
“在農民愿意不愿意放棄土地、想不想參加合作社的問題上，浩然的‘巨著’全部是有悖真實的謊言鬼話。”
據知，石飛出生于1946年，上世紀50年代初期的農業合作化時期，不過六七歲，也許是由于他的“早慧”，六七歲時，他就對“農民對于土地合作化的態度，深有體驗，深有感觸”。他又質問樊發稼先生：“樊老師也是農家子弟。敢問，合作化時期，您老家里是自覺自愿把土地交給合作社的嗎?如果不是，那浩然連您的家庭也沒代言。”對此，我不知樊發稼先生做何回答。不過，我倒是可以以我的親身經歷來回答這個問題。有我印在書里的《小傳》為證：我也是個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而且在土改中被劃為貧農成分，也正是在土改中，我和母親分得了幾畝土地。我出生于1936年，比石飛整整大十歲。當石飛還是個六七歲的孩子時，我已經是個十六七歲的年輕人了。我雖愚鈍，但對當年的情況卻還清楚的記得，浩然書里所寫的情況，正是為我的家庭做了“代言”。因為我家里只有我和母親兩個人。1947年，我11歲參加了革命，到河北省軍區辦的一家工廠去做工。建國后，組織上又送我入學讀書。家里就留下我母親一個人。雖然在土改中分得了幾畝土地，卻沒有牲口，沒有農具，每當耕種時，就要到處求親戚幫忙，或是像《金光大道》中所描寫的那樣，雇人、借農具耕種，十分艱難。在這樣的情況下，把土地交給農業社，從此，耕種時再不用到處求人、雇人、借農具，自然是心甘情愿、求之不得的了。據我所知，像我家這樣的情況，也絕非特例。要知道，當時有些農民雖有了土地，但沒有牲口、沒有農具的家庭是為數不少的。當然，不愿意把土地交給農業社的家庭也是有的，正因為如此，李準才在1953年寫了《不能走那條路》這篇小說。在浩然的《金光大道》中，也并不是寫的所有農民都積極要求入社，而是有積極入社的，有猶豫觀望的，有頑固抵制的，甚至搞破壞活動的。正因為如此，才需要黨員干部和積極分子去做工作，以至和那些搞陰謀破壞活動的人去做斗爭。這正是忠實地反映了當年農業合作化過程的實際狀況，怎么能說成“全部是有悖真實的‘謊言’‘鬼話’”呢?難道說，石飛一個人童年的感受，一個人現在的臆想，就能代表全國幾億農民當年的想法嗎?石飛這樣說，是不是太主觀武斷、太不顧事實了?用他批樊發稼先生的話說：“是不是有點太霸道了”?
自從1977年冬，廣東的李冰之(于逢)開始向浩然發難以來，一些人即隨之跟風。罵浩然;詆毀、歪曲浩然的作品，似乎成為一股時髦的潮流。這些罵浩然的人，有的認識浩然，有的不認識浩然;有的讀過浩然的作品，有的沒有讀過(即使草草讀過，也根本沒有讀懂)。浩然健在時罵;2003年浩然重病后，不能自己發聲了，他們繼續罵;2008年浩然去世了，仍然在罵;至今，浩然已經去世了六年有余，像石飛這樣的人，還是在接著罵。真如一位評論家的文章標題所寫的那樣：“追到黃泉罵不休”。當然，如果真是浩然的作品有缺點，有錯誤，予以實事求是的批評，是正常的，是無可厚非的;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為什么非要把浩然的作品故意歪曲后，作為靶子，來加以攻擊。比如，明明《金光大道》寫的是從1950年農村搞互助組，到初級農業合作社，再到1956年農業合作化完成的歷史過程，根本沒有涉及后來的“大躍進”、“公社化”，有人卻硬說它歌頌了“大躍進”、“公社化”。這些人這樣歪曲浩然的作品，如果不是無知，就只能說是居心叵測了。因此，不能不說這是一股歪風。是一切正直的、有良知的讀者和評論家所看不下去的。當然，這只是一股逆流。主流還是對浩然的為人和作品的肯定與贊揚。如對浩然的作品做了深入研究的評論家劉國震，就以一系列有理有據的評論文章和《感悟浩然》一書，對那些強加給浩然及其作品的污蔑不實之詞，做了駁斥和澄清。和浩然有過較長時間接觸、對浩然有著深刻了解的作家吳漢賓，也在他的《記憶浩然》一書中，對浩然及其作品，做了真實客觀的描述。這樣為浩然仗義執言、為浩然辯誣的評論家還有許多許多(其中，樊發稼先生就是一個)，他們都是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文章，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浩然，對浩然的作品，做出了客觀、公正的評價。然而，那些罵浩然的人對這些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再散布他們的歪理邪說。不知這股歪風還會刮到何時?不過，我相信歷史是公正的，廣大讀者和有正義感的評論家眼睛是雪亮的。無論他們怎樣對浩然及其作品大潑污水，都絲毫遮蔽不了浩然及其作品的光輝。
2014年3月2日晚匆草，3月3日晨改定。
(作者系內蒙古自治區文聯副主席、作協名譽主席，著名兒童文學作家、詩人)
拓展閱讀：劉國震：不是浩然“撒謊”，是你們變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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