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新聞自由”又稱新聞出版自由，是指政府通過憲法或相關法律條文保障本國公民言論、結社以及新聞出版界采訪、報道、出版、發行等的自由權利。對于新聞自由，有這樣一種誤區，要么不分青紅皂白地全盤接受，甚至對之頂禮膜拜;要么帶上“刻板成見”，感性地而不是理性地徹底否定它，仿佛要“一棍子打死”，并且先入為主地打上所謂的“自欺欺人”和“虛偽本質”的主觀烙印等。
西方新聞自由的歷史考察
西方新聞出版自由理念是在反對書報檢查斗爭中提出并得到論證的，在人類精神發展的漫長歷史中，這個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最早提出這一理念的是英國政論家約翰·彌爾頓，他于1644年11月在英國下院作題為《論出版自由》的演說中提出：讓人們“有自由來認識、抒發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彌爾頓的這一觀點主要包括兩點內涵：第一，人之所以為人，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如果不否認理性是人的天性、人性的標志，那么通過檢查制度遏制出版自由，不允許人們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無疑就是扼殺人性;第二，要發展人的理性并且使人們能充分運用自己的理性分辨錯誤和正確，就要讓各種不同意見不受限制地自由討論。學界的共識是，出版自由在彌爾頓的這篇演說中，基本屬于自然法范疇的概念。這不僅反映在其立論的基礎上，而且在于其對于出版自由的歌頌，對人的理性的張揚和對遏制自由、扼殺理性的抨擊，因此明顯有些“絕對自由”的味道。
西方新聞自由的歷史告訴我們，從古典新聞自由過渡到現代新聞自由，再到20世紀中期以后的當代新聞自由，西方新聞自由在理論上不斷得到修正、調整和完善，從絕對走向相對。新聞自由的相對性，指的是在一定范圍、一定限度內的自由，任何自由都是有界限的。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劉建明認為，自由是擺脫束縛和限制，又離不開限制，沒有限制就沒有自由，了解自由所受的限制也就了解了所應享有和可能享有的權利。不難看出，西方新聞自由的理論設計和理想境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時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過程，但西方新聞自由的現實圖景與之相比則相差甚遠。
西方新聞自由的理性批判
通過對西方新聞自由的歷史考察我們不難發現，西方社會的“新聞自由”主要被兩種勢力所控制：一種勢力是媒體寡頭。西方新聞媒體大都屬于私有，被極少數的大公司和媒體寡頭所操縱。這些巨頭辦媒體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資本的趨利性決定了其新聞媒體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擺脫資本和集團利益的束縛與制約。而另一種勢力就是政府。由于體制的原因，在多數情況下，西方政府并不直接控制新聞媒體和新聞報道，而是通過政策傾斜、利益交換、政治壓力等來影響媒體及其幕后老板，通過幕后老板左右新聞記者和新聞報道。在西方，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系比較微妙，一方面是政府希望控制媒體，操縱輿論;另一方面是媒體希望自由、獨立的同時又能借助政府的影響力。這樣的最終結果，也使西方所宣稱的“絕對的、超越階級的”新聞自由名不副實。
西方政治家們往往被兩件事情所困擾：一是政治事件將以怎樣的面目呈現在公眾面前;一是可否創造一個更好的形象，從而帶來一定的政治優勢。解決這兩件事的最好辦法是利用和操控新聞媒體。他們認為，新聞和信息的合理運用是政治成功的關鍵。在西方，競選是最大的政治活動之一。在信息化時代，西方選舉政治深受媒體輿論導向的影響，政客們為了撈取更多的選票或者鞏固其政治地位，往往拉攏媒體站到自己一邊，而媒體為了捕捉新聞資源也主動靠攏政府。一位總統候選人的競選主管說：“競選的實質就在于利用媒體。”或如一位重要的總統顧問所說的，沒有離開新聞現實的政治現實。他們的共識是，不能控制新聞就等于政治上的失敗。邁克爾·蒂夫在里根總統任職期間曾將媒體管理提升到某種藝術的高度，里根政府媒體管理學的觀點是，對待媒體的手段就是一手拿蘿卜，一手拿大棒，威脅和合作戰略并用。
對于西方的新聞媒體而言，新聞自由有時只不過是一枚“橡皮圖章”，是他們濫用新聞采訪權的一個幌子，社會責任和職業操守早已被商業利潤所取代。全球的媒體目前集中在一小部分企業巨頭手里，如美國在線時代華納、德國的貝塔斯曼，或者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指導新聞采集和發布的根本原則應當是高于一切的民主責任感，但媒體現實卻表明，實際上的利益驅動和市場力量對新聞的影響越來越明顯。傳播學者羅伯特·麥徹斯尼指出，商業新聞體系幾乎與公共服務或社會責任格格不入。他暗示，如果我們揭開“新聞自由”的面紗，我們會發現媒體用第一修正案作保護傘，更多的不是為了保護他們發表有政治風險內容的自由，而是為了保護他們放棄服務公眾利益轉而追求利潤的行為。當新聞不再承諾為公眾服務時，它也就淪為追逐利潤的生產線。在西方國家，資本壟斷著新聞媒體，資本左右著媒體的視線，影響著新聞對報道內容的選擇與加工，時時處處可以領略到資本對媒體的傲慢。在這里，我們所看到的是新聞自由成為他們追逐利潤的“名片”，新聞自由權的濫用成為他們獲取更高利潤的最佳通道和慣用手段。其實，西方新聞自由是政府迫于民意的壓力而不得已滿足新聞工作者的一種妥協，即便在獲取憲法保護之后，西方政府對于新聞自由的戒心也不可能消除。
西方新聞自由理論與實踐給我們的啟示
當然，我們不能天真地認為西方國家因種種丑聞的發生就會輕易改變新聞業監管的機制與方法，加強對新聞界的嚴格管理。其實，西方人并不比我們愚鈍，西方新聞自由的現實圖景是：新聞自由的理念設計雖然近乎完美，但濫用新聞自由權的現狀又是非常地荒唐與尷尬;新聞自由雖然存在諸多弊端，但要想根除又是何等的困難與無奈。我們同時認為，在西方現有的政治體制背景下，要想破解新聞自由的現實困局幾乎是不可能的。
每當談及新聞自由的時候，我們的一些國人要么是不加批評地對西方新聞自由頂禮膜拜，盲目地認為西方的新聞自由是完全、充分的自由，是不受任何約束和限制的自由;要么就全盤否定西方的新聞自由，簡單而又武斷地認為西方新聞自由一無是處，甚至稱之為完全是欺世盜名的“假把戲”。實際上這兩種極端的理解都是對西方新聞自由的一種誤解、誤讀，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我國社會主義新聞自由理念的確立和新聞自由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無論是西方的新聞自由還是中國的新聞自由，都不可能是絕對性的，只能是相對性的。西方“新聞自由”框架下的新聞采訪權被媒體及其記者肆意濫用，新聞媒體與政治權利之間存在著相互利益(即商業利潤和政治利益)的博弈，利用和被利用與各自的利益訴求有著難以割舍的關系，人權和公信力成為媒體與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犧牲品。
(作者為安徽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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