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取一個政權要靠“筆桿子”和“槍桿子”，穩定一個政權也離不開“筆桿子”和“槍桿子”。如果說奪取政權時更多靠“槍桿子”，那么穩定政權時則更多靠“筆桿子”。正如劉云山同志在2013年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強調的：“在社會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媒體格局深刻變化條件下做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要樹立政治意識，對于黨的基本政治路線、重大原則問題、重要方針政策，要有正確的立場、鮮明的觀點、堅定的態度。”
劉云山同志的意見絕非無的放矢。當前，我們的“筆桿子”已經出現了嚴重問題。就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召開前后，發生了影響極壞的南周新年獻詞輿論事件。這一事件的關鍵不在于宣傳部長有沒有修改南周新年獻詞，而在于這一事件的指向：即宣傳部長有沒有修改南周新年獻詞的權力，或者說，黨有沒有權力管理媒體，哪怕是自己直屬的媒體。南周作為一個黨媒敢于公開挑戰黨對媒體的領導，這才是這一事件的本質。無獨有偶，本次南周輿論事件中，新華社的記者第一個喊出要起義，公開支持南方周末;中國青年報公開發表社論肯定南方周末是個好刊物，立場明顯站在南方周末一邊;人民網自從上市之后，已經在立場和南方周末看齊了……這些媒體都是我們中央級的黨媒，卻在重大事件中不是選擇跟黨中央保持一致，而是公然站在中央的對立面。黨的核心媒體紛紛出現這樣的情況，非常讓人震驚。
南周輿論事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以南周為代表的南方報系集團，近幾年制造了多個具有影響力的輿論事件，比較典型的有：咒汶川地震是天譴;奧巴馬訪華矯情開天窗;沉痛紀念911，下流“抗日”918;造謠八毛錢治好十萬元的病; 歪曲報道“縫肛”門;辱罵航天員劉洋;發明“謠言倒逼真相”普世論;斷章取義報道孔慶東罵香港人;編造“救救我，我是張書記”新聞……登峰造極的是南都深度微博公開發布的這條信息：“如果解放軍算是共黨的，那人民也應可另組軍隊，干死丫的”，其猖狂和反動已無以復加。這些輿論事件的矛頭大都指向黨和政府，均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均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為什么南周他們有這么大的能量呢？原因是以南周為代表的“南方系”是國內反對黨的領導、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右翼勢力盤踞的主要輿論陣地。“南方系”其得名來自于一個很著名的報紙——《南方周末》，該報從屬于南方報業集團，狹義的南方系指的是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報紙、雜志(報紙有《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南方周末》《南方農村報》《新京報》《21世紀經濟報道》《云南信息報》《南方體育》《21世紀環球報道》，雜志有《城市畫報》《名牌》《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紀商業評論》《風尚周報》《理財周報》);廣義的南方系，則是指由南方報業集團培養的媒體人或捧紅的公共知識分子滲透的所有網絡及紙面媒體，例如《時代周報》以及幾大門戶網站。“南方系”浸淫多年，堪稱今日中國主流輿論界的“黃埔軍校”，其培養的媒體人及捧紅的公知活躍于各個主流門戶網站、紙面媒體，甚至是廣播電視媒體。即使是新華社這樣的中央級媒體，也寄生著大批南方系嫡系或其擁躉。南方系的勢力究竟有多大?前兩年，南方系某員工得意忘形，說出了這樣的話：“我告訴朋友，在四大門戶中，QQ的總編輯是前南方周末的陳菊紅，搜狐主管博客的趙牧是前南方周末的、劉同學新征是新京報來的，新浪也有不少前南都和新京報的舊人，而網易就不用說了，從副總裁、總編輯、副總編輯、總監甚至到各個頻道的主編，大部分都是南方報業出來的”。雖然媒體的人員流動性比較大，但是時至今日，四大門戶網站控制在南方系或其擁躉的狀況沒有改變。極右顛覆勢力在博訊網上的一篇文章也從反面驗證了這點：“隨著中宣部對南方報系的打壓，南方系的精英紛紛轉陣新興媒體。騰訊、新浪、網易、搜狐、百度、鳳凰等門戶網站的從業人員，尤其是主要把握內容方向的編輯權力，都在原南方報系員工手中，因此中國整個社會的輿論仍然是以自由主義理念占據主導地位”。
這些還只是“筆桿子”問題中的冰山一角，因為我們并不掌握全面的數據和信息來顯示問題的全貌。但這些已足以顯示媒體存在的問題之嚴重程度，充分說明了我們黨對媒體的領導和輿論引導能力在下降，反黨勢力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對媒體的滲透不斷加劇。
我們黨向來重視“筆桿子”問題。“筆桿子”關系輿論導向，輿論導向關系到民心向背。“筆桿子”控制在代表不同利益的人手里，就會有不同的宣傳導向。一個政權的穩定來源于政權本身的合法性。這里的合法性，不是某個法律法規的狹義合法性，而是指“政府與法律的權威為民眾所認可的程度”，或者說“正當性”。如果能夠控制一個國家的輿論機器，就能夠影響這個國家很多民眾的思維意識和行為選擇。近幾十年來，這方面的例子數不勝數。
蘇聯的瓦解無疑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一方面，執政黨和政府自己辦的報紙、廣播、電視在輿論導向上出了問題，不僅不再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保持應有的戰斗力和社會責任感，反而站在黨和政府的對立面，對黨和政府工作進行不負責任的批評和指責。這種自己出錢辦報罵自己的現象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是難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種反對派別也深知控制輿論的重要性，紛紛不惜血本辦起自己的報刊，這些報刊幾乎都以丑化蘇共、責罵社會主義為宗旨。1990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各種“非正式”出版物多達上千種。媒體充斥的這些對蘇共歷史和社會現實進行妖魔化的各種消息，最終摧毀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信心，從而使得一個世界上有著最強大武裝力量的國家，被極端右翼勢力幾乎不費一槍一彈就瓦解了，“筆桿子”最終戰勝了“槍桿子”。對此，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指出：“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侵入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
和蘇聯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發達國家自始至終都非常重視輿論的導向和控制問題，這無疑是這些國家的長期相對穩定的關鍵因素。以美國為例，美國對其他國家進行意識形態滲透的同時，對自己國家的意識形態進行嚴密保護和控制。美國的言論自由以不威脅資本主義制度和美國國家利益為邊界，絕對不允許美國的主流媒體充斥反對美國制度的聲音，決不允許任何挑戰所謂普世價值的意識形態在美國廣泛傳播。50年代針對媒體界的左傾聲音，美國開展了忠誠調查運動和麥卡錫運動對媒體進行大清洗。60年代，美國又開展了針對反戰運動和民權運動的媒體大清洗。1967年美國546名反越戰人士被捕，包括兒童文學家斯托克、詩人金斯伯格等，還導致《紐約太陽報》被數度關停。白宮發言人稱：“國家意志，是不可觸碰的底線”，并通告處罰《紐》的原因是其與境外勢力勾結。這次清洗一致持續到1977年，基本上清除了媒體界的不同聲音。另一個突出的例子是意大利，二戰后在位時間最長的總理貝盧斯科尼擁有500多家企業，包括意大利最大私營電視臺和最大的出版社，占據著意大利商業電視市場90%的江山，觸角甚至延伸到法國和西班牙。當西班牙《國家報》刊登貝盧斯科尼與裸女狂歡的照片時，當意大利左翼報紙《共和報》不斷刊登他與18歲少女名模的隱秘之事時，貝盧斯科尼毫不在乎:“我絲毫不懼怕，這些照片并不代表什么，也不是什么丑聞。”事實上他確實無需懼怕，因為這些媒體在意大利影響不大，而貝盧斯科尼掌控的媒體幾乎從不討論這些問題。正如巴斯大學的意大利問題研究員菲利亞-阿魯姆所說：“雖然貝盧斯科尼在1994年才踏入政壇，但是他已經利用自己的傳媒集團影響意大利十幾年了。貝盧斯科尼對媒體的控制是其多年不倒的主要原因”。
中國歷史上同樣出現過輿論導向問題造成嚴重政治后果的情況。例如，當年那場風波很大程度上是媒體失控的直接產物。從當時有“風向標”之稱的社科院《蘇聯東歐問題》雜志就能很清楚的看出這一點。1988年12月出版的《蘇聯東歐問題》(1988年第6期)《蘇聯改革時期的意識形態工作》一文毫不掩飾對蘇聯輿論失控的羨慕：“曾幾何時，‘斯大林主義’這個西方世界的咒語，竟得到蘇聯輿論界的青睞:‘扭曲’、‘變形’這樣的字眼竟與‘社會主義’結伴而行;斯大林的名字后面出現了‘獨裁’和‘罪行’;而布哈林竟被稱為‘列寧的接班人’，西方學者的文章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共產黨人》雜志的圣殿……在蘇聯歷史上，意識形態從未出現過如此民主、寬松、活躍的局面。即使50年代的‘解凍’時期也無法與之相比.改革浪潮為意識形態工作開辟出新的前景，帶來了新的特點，同時也賦予它新的歷史使命;為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可靠的理論和思想保證。”到了1989年4月出版的《蘇聯東歐問題》(1989年第2期)《匈牙利關于多黨制問題的爭論》更公然支持匈牙利實行多黨制：“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說得好：‘關于可能實行多黨制問題……應當由(各個)國家的負責領導人決定。在一個國家內建立多少黨派的問題或制訂任何黨的制度問題‘都根據內部的需要，而不是理智性考慮’。今天，社會主義已經沖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縛，新的模式尚在探索之中。波日高伊前不久指出，‘過去的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此不能受過去的禁令的束縛’。匈黨領導愿意‘把自己樹立為一個樣板，一個實現變革的實驗室’，他們這一獨立思考，大膽探索的政治實踐無論成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事業都能提供有益的經驗。” 要知道，該文的作者汪毓清可是素以比較“保守”聞名的!至于“開明”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就不必重提了。試問，在這種輿論氛圍下，出亂子有什么奇怪的呢?不出亂子才奇怪了吧?
之后，中國對“筆桿子”進行了一系列整頓，形勢一度有所好轉。但在蘇聯倒下之后，中國就成了西方最主要的顛覆的目標。和對付蘇聯一樣，國內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的顛覆同樣是先瞄準意識形態領域、從控制“筆桿子”占領輿論陣地開始，經過20多年的經營，輿論形勢再度嚴峻起來。目前中國的輿論形勢是：表面上輿論監管權仍然牢牢握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但是實際上“筆桿子”已然失控并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僅從媒體的動員能力而言，親西方勢力控制的媒體力量甚至已經超過官方控制的媒體力量。這非常類似于蘇聯解體之前和1989年政治風波前夕的媒體狀態。
“筆桿子”的失控導致了一個詭異現象的出現：雖然我們在憲法和黨章中都明確規定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指導地位，但是真正宣傳馬列毛的輿論陣地卻在整個輿論資源中占據了微不足道的比例，直接結果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但無法占據意識形態的主流，反而在現實中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
理論合法性是一切政權合法性的前提，所謂理論合法性，就是某個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一個政黨，如果其理論主張都不合法，那么執政的合法性又將安在?在古代社會，統治階級的理論合法性是神意(比如宗教信仰，君權神授);在現代社會，統治階級的理論合法性是意識形態(比如普世價值，民主憲政)。我黨的理論合法性只能寓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中。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還叫共產黨嗎?拋棄了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還叫中國共產黨嗎?為什么面對普世價值的挑戰和進攻，許多共產黨員居然連招架的力量都不復存在?重要原因就在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已經被妖魔化了。所以習近平同志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
宣傳普世價值的極端右翼勢力，其基本目標是在中國實現改旗易幟、共產黨下臺，所有不利于他們基本目標實現的理論和實踐都是他們反對的，毛澤東思想是他們必然要妖魔化的，鄧小平理論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共同富裕目標，也是他們堅決否定的。而這些都是我們的立國之本，我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石。丟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任何冠之以“社會主義”的理論也不可能真正的占據輿論的主導地位。事實上，當前極端右翼勢力對共產黨進行的妖魔化已經開始由“選擇性”轉向“全方位”，妖魔化的對象已經從社會主義建設史擴展到共產黨的整個革命史，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擴展到任何哪怕是保留部分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論內容。十八大之后，中國的主流媒體卻對某些領導批判改旗易幟的講話進行軟封殺，對強調的不利于他們改旗易幟的內容或者不報道或者進行斷章取義的剪裁，給讀者傳遞錯誤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信息,其目的無非是想用輿論來引導中國的改革按照他們所希望的改旗易幟的軌道進行。
輿論陣地，我們不占領，別人就會占領，絕對不會留有真空。以南方系為代表的以宣傳普世價值為主要目標的媒體，長時期利用其控制的大眾輿論平臺，進行以下動作：嫁接新聞，編造謊言，手段卑劣;結黨營私，封殺中國愛國力量;借揭露中國問題，攻擊中國體制;攻擊國企，為外資和私企帶路;灌輸腐朽價值觀，解構民族自信與道德;偽造歷史，顛覆共產黨合法性;販賣普世價值，充當美國第五縱隊。不重視占領輿論陣地的結果是我黨的理論合法性基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主流媒體邊緣化，甚至被妖魔化，而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事實上已經成為輿論陣地的主流聲音。輿論失控的嚴重程度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推崇西方價值觀的所謂公知成為主流媒體的主要撰稿人，他們給這些主流媒體生產的主導精神產品是傳輸西方價值觀的;主流媒體的媒體人普遍推崇西方價值觀，即便是作為官方媒體的新華社、中青報的很多媒體人都在用西方價值觀觀察思考和描述社會;網絡上抹黑共產黨，美化國民黨的逆流已經蔚然成風，已經到了公開半公開的肆無忌憚的程度，幾大門戶網站和炎黃春秋、南方報系等紙面媒體打著還原歷史真相的旗號進行的針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陰謀史學，日復一日的影響著很多人對中國現代史的認識，顛覆了他們的歷史觀……西方價值觀的廣泛傳播，嚴重影響了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讓這些人對黨、對社會主義充滿誤解甚至敵意。
“筆桿子”的失控導致的另一個詭異現象就是所謂“媒體人”圈子的出現。媒體界流傳的一句話是：不怕被處理，就怕被五毛。事實上，近年來宣傳部門處理的一些“媒體人”，幾乎個個都很快就在私營媒體重新找到了工作，收入甚至超過了被處理之前。而支持共產黨和政府的“媒體人”卻被斥為“五毛”，受到圈內人的排擠，在媒體界幾乎寸步難行……以“南方系”為代表的“媒體人”圈子事實上已經成為脫離黨的領導之外的“第二社會”，并且與“教育人”、“法律人”、“經濟人”等一個個圈子遙相呼應，隱隱形成與共產黨抗衡之勢，和東歐劇變前的情況如出一轍。其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1989年的“工自聯”、“高自聯”，前文所提的南周輿論風波不過是這個圈子實力的冰山一角。
媒體、經濟和教育領域歷來是西方勢力重點滲透的領域。他們先是利用經濟勢力在教育領域和媒體領域進行滲透、培植利益代言人，然后通過教育領域代言人的講臺來影響年青一代學生，通過他們媒體領域的代言人來引導輿論影響大眾，已經培養了數量龐大的“美國粉”，這些人把美國視為自己的祖國，把美國利益看得高于中國利益，他們愛美國已經勝過愛中國。他們立志于做社會主義的掘墓人，甚至他們中的一些人已經以給美軍帶路為榮。前幾年北京大學的焦國標副教授公然宣稱：“如果有一天我執掌了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我一分錢就把她賣給美國作它的第五十一個州”、“等東亞恐怖主義(指中國政府)滅亡了，我建議美國考慮把中國切分成七個國家，讓她回到秦統一以前去”。近幾年旅澳華人周亞輝則更加露骨：“根據中國人的優良的習慣法傳統，殺人償命，父欠子還……中國至少要殺掉2億支那劣種才能實現現代化。”而此人竟長期擔任人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講師，可見教育領域和媒體領域失控到了什么程度!
當前，“筆桿子”失控最為嚴重的當屬網絡媒體。中國的極右顛覆勢力非常重視網絡媒體的作用，而且，網絡被新自由主義主導。以最近發表在博訊網上的一篇文章中所說：“也正是在2003年，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和技術開始普及大眾，由于其時效性、開放性、高效性、隱秘性、便捷性都遠遠超過普通平面媒體，網絡輿論已經成為整個中國思想輿論的中心，從2008年開始，所有的報紙、期刊、電視、廣播幾乎都受網絡輿論影響，甚至跟著網絡輿論走……因此中國整個社會的輿論仍然是以自由主義理念占據主導地位”。中國互聯網輿論的實際情況確實如此，中國的流量和影響力占前六位的門戶網站基本是以新自由主義聲音為主流。網絡媒體的情形確實如同《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一文所坦率承認的那樣：“去看看騰訊網、網易、搜狐、新浪、鳳凰等網站的時政版塊及歷史版塊、歷史專題，去看各大微博的時政和歷史話題，我們就可以知道那些南方報系的前員工們正在新的陣地上兢兢業業地刨中共的祖墳。在各大門戶網站上，以吳敬璉、張維迎、茅于軾、陳志武、賀衛方、徐友漁、朱學勤、楊奎松、沈志華等自由主義經濟、政治、歷史學者一直占著主導地位，那些老左、新左文人根本上不了正式版面”。可見，在中宣部對紙媒體進行清理整頓之后，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輿論就主要轉移到了網絡媒體，網絡成為傳播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瓦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要輿論平臺。其言論之大膽露骨，以至于讓極端右翼勢力認為這些文章和視頻“完全掘掉了XX保守專制勢力的命根子”。
由此可見目前網絡輿論的情勢之嚴重，之所以會淪落至此，主要是由于兩個原因：一是中國的幾大門戶網站均由私人資本投資并由親西方人士控制，有些甚至在發展過程中引入了外國的風險投資資金，其實際控制權究竟是在中國人手里還是在外國人手里，現在都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一旦主流門戶網站被外資控制，那么它們在立場上不但跟社會主義對立，同時也會跟中國的國家利益對立。
在工業時代，誰控制了資源和工業，誰就能控制世界。在信息時代，誰控制了網絡，誰就能控制現實；誰控制了互聯網，誰就能控制世界。這絕非危言聳聽。美國蘭德公司指出，工業時代的“戰略戰”是核戰爭，信息時代的“戰略戰”主要是網絡戰爭。網絡戰爭不見硝煙，但殺傷力驚人。有人形象的比喻“每一次敲擊鍵盤，就等于擊發一顆子彈，每一塊CPU，就是一架戰略轟炸機”。美國在線透露，美國情報機構為了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非暴力政權更迭”，專門開發了各種最新通信工具，美國蘭德公司把這種戰術稱為“蜂擁而至”，意思是年輕人通過互聯網互相聯系，蜂擁聚集在一起，聽從更迭政權的指令。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先后爆發的“顏色革命”，互聯網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特別是2010年年底至今，從突尼斯到埃及，從利比亞到敘利亞，發生了“茉莉花革命” 。互聯網、手機媒體、Twitter、YouTube、Facebook等新媒體成了這次席卷中東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劇變的時代標志，這一切為我們敲響了警鐘。
美國針對中國的網絡戰早已開始。美國通過網絡來向年輕人傳播他們的價值觀并且作為對中國實行顛覆的工具，已經是公開的秘密。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過“有了互聯網，對付中國就有辦法”，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更是露骨的承認他們把搞垮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的幾億年輕網民和八千萬個博客上，認為“他們會帶來變化，將中國擊垮”;甚至美國紐約時報做出這樣的預言“過去百戰百勝的中國，將在未來的網絡戰爭中敗北”。對手發出的各種信息提示我們，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確實要提高對網絡戰的認識和重視程度。特別是微薄自媒體的興起，讓敵對勢力對媒體的控制可以通過更隱蔽的方式進行。自媒體會占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通過組建水軍公司和投資各種營銷賬號，輔助以其他技術手段，可以“制造”出強大的“民意”，具有極強的煽動性。僅以新浪微博為例，截止到2013年1月31日的最新數據，粉絲過千萬的微博已經有73個，粉絲數量介于五百萬到一千萬之間的微博有100個，粉絲數量介于一百萬到五百萬之間的微博有1026個，其中粉絲過百萬的營銷賬號就有幾百個。如果把騰訊和網易微博計算在內，上面的數字起碼要擴大一倍。事實上，粉絲過百萬的微博中，在政治立場上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占很小比例，很多卻表現出明確的親美傾向。而且，堅持愛國主義擁護特色社會主義觀點的微博，很難得到資本控制的微博平臺的推薦和支持。而沒有微博平臺的推薦，就無法積累這么巨大數量的粉絲，也就因此無法享有對沖那些反共反華聲音的話語權。極端右翼勢力控制的媒體從來都是有著鮮明的政治立場的。這些微博大V中很大一部分如@任志強@潘石屹@李開復@薛蠻子等，幾乎每天都在發布一些不利于黨的領導打擊政府公信力的微博，甚至他們接二連三的在微博上公然鼓吹取消黨對軍隊的領導實行所謂軍隊國家化;而且，這些影響力巨大的微博已經表現出很明顯的聯動特征，每遇到熱點事件，這些微博之間通過互相轉發，可以在短時前內形成微博風暴，然后通過其他媒體迅速擴散;這些微博博主還大都有自己的博客，他們的博客也同樣具有的強大的影響力和數量巨大的受眾，韓寒作為他們重點扶持的“意見領袖”，其微博轉發量經常過十萬的同時，他的博客點擊量經常超過200萬……微博自媒體已經成為當下的網絡輿論發動機。
如今，“筆桿子”的失控，不但使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受到了各種歪曲，甚至愛國主義的價值觀也遭遇妖魔化，嚴重威脅著共產黨執政地位和國家民族的利益與安全。極端右翼勢力對媒體資源的控制優勢，讓他們早已具有制造和改變社會熱點的能力;他們采用西方那套媒體傳播學，又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通常以反對公權力的“民意代表”、“意見領袖”的面目出現，對社會公眾特別是年輕人具有相當的迷惑性和極強的煽動性。特別是當今社會積累了一些矛盾，經過這些人的煽動，會把一些小的群體事件煽動成為大的社會事件，什邡事件、寧波PX事件之所以鬧的那么大，就跟這些煽動力量的推波助瀾有很大關系。經過極端右翼勢力控制的媒體不斷的妖魔化，黨直接控制的官方或者半官方媒體資源的比重雖然很大，但是公信力和傳播能力卻在急劇下降。這導致出現社會突發事件時，極端右翼勢力控制的媒體可以通過散布謠言來煽動民意，官方媒體卻因為公信力的缺失而難以起到辟謠作用。這樣一旦出現較大的突發事件，因為缺乏與極端右翼勢力平衡的媒體力量，很容易導致謠言四起，從而有可能醞釀成比1989年更大的政治風波。
當今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遇到了1929年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這場危機正在進一步深化，一旦更大規模的危機爆發，西方制度的光環就很可能從此全面喪失。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繼續從第三世界輸血，但是這種輸血速度已經應付不了美歐的貧血程度，于是他們把目標對準了中國。中國的極端右翼勢力也在通過各種方式力圖向中國轉嫁危機。他們想在美歐倒下之前先讓中國倒下，重演蘇聯的故事，讓中國給美歐大輸血。經過多年布局，他們已經在中國各個領域種下了特洛伊木馬，埋下了金融炸彈和糧食炸彈，就在等待引爆的時機。到時候，媒體輿論會成為掩蓋他們陰謀，借危機來煽動民眾的工具。輿論危機已經成為當前最大的危機。我們應該把筆桿子問題提到保衛國家政權和國家安全的高度，把輿論牢牢控制在擁護中國共產黨和支持愛國主義的人手里。否則，蘇聯的悲劇就很可能在中國重演。
就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抓“筆桿子”可以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首先，牢牢確立黨管媒體的原則，實現黨的宣傳部門對媒體的統一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指導地位，在輿論斗爭中立足于制高點;另一方面要打破“媒體人”圈子這個脫離黨的領導之外的“第二社會”，建立起對“媒體人”有效處理機制，可以參考西方國家的經驗，明確私營媒體不得雇用被宣傳部門處理過的“媒體人”，并對違規媒體進行處理。其次，要限制私人資本特別是外國資本對媒體的滲透，明確大型媒體的國有化原則，從而保證黨的宣傳部門對大型平面媒體和門戶網站的控制力。最后，要樹立起正確的輿論導向。就目前媒體界的現實而言，主張“改旗易幟”的聲音非常強大，他們對從近代史上到今天現實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切持全盤否定態度，很大程度上已經控制了輿論界的主導權，構成了對樹立正確輿論導向的主要威脅;因此，目前可以在輿論導向上應該支持社會主義的擁護者和愛國主義者的聲音，改變這種輿論失衡的狀態，并逐步發展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主流聲音，使其成為輿論的主旋律。
在蘇聯解體前夜的1988年，安娜烈耶娃發表了著名的《我不能放棄原則》，沙赫納扎羅夫拍攝了影片《零城》，對當時的媒體輿論失控局面進行批評。就當時的反饋，看過《我不能放棄原則》和《零城》的人均有80%持肯定態度。但是，他們很快受到了媒體界充斥的反共輿論和官方輿論的雙重圍剿，此后便基本無法發聲。于是，1989年開始就再也沒有任何像樣的質疑媒體輿論失控的聲音了。失去了制衡力量的極端右翼勢力完全控制了輿論導向，終于在兩年之后奪取了政權。蘇聯解體后很多人認為，如果當時蘇聯當局不是和極端右翼勢力聯合撲滅這種本就稀少的聲音，而是積極培育對極端右翼勢力的制衡力量，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輿論的主旋律，或許出現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局面。可惜，歷史是不能假設的，蘇聯共產黨已經失去了執政地位，蘇聯人民也已經失去了這個強大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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