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美國公民斯諾登將在中國香港迎來自己的30周歲生日。大約兩周前，這位年輕的電腦天才、前CIA技術助理做出了一項震驚世界的舉動——將美國政府秘密監聽民眾隱私的“棱鏡”項目曝光于天下。他這樣做，也使得自己成為媒體和美國特工競相追逐的目標。
斯諾登的父母都是美國體制內工作人員，他生活優渥，投身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以自己的才能來滋養“棱鏡”系統。他被告知為了國民安全必須擴大監聽權力。但越是深入這個項目就越是感到不對勁，理想與現實始終在他心中交戰。他告訴衛報，美國政府通過棱鏡收集百萬計的電話記錄和互聯網數據。“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世界里，我所做的和所說的一切被記錄。”他觸及到了我們每個人都會擔心的問題：當那個世界上實力最強大、技術最先進的政府可以不經法律授權監聽任何公民的時候，會發生什么?
事件爆發后，亞馬遜網站上《1984》的銷量暴增。斯諾登和我們一樣，一定都曾是喬治.奧威爾或者漢娜.阿倫特的閱讀者，深受自由精神熏陶。然而現實卻使他陷入身心分離的痛苦。他不是“老大哥”，只是為老大哥服務的千萬人中的一員。他一定意識到，如果繼續這樣做下去，自己就是阿倫特筆下執行“平庸之惡”的人。
作為接受過專業訓練的情報人士，他不可能不了解作為國家戰士的職責，也不可能不了解政府在西方是必要的惡。但是他了解的顯然比這些還要多。雖然奧巴馬宣稱必要的監聽不會越界，但斯諾登一定已經體會到，沒有人能抗拒使用不受限制的權力。他也許已經面對過這樣的誘惑，他決定毀掉它，即使不能毀掉，也要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這并不容易。一旦他選擇挑戰美國政府，那就是要面對一個巨大無比的敵人。挑戰者往往萬劫不復。
激動人心的電影《云圖》用六段故事向我們傳遞永恒輪回的反抗精神，終于，第七個輪回出現在斯諾登身上。然而現實中的體制力量比電影中更直接。美國政府、兩黨齊聲指責他為叛國者。國家機器正在開動，參議員格雷厄姆稱：“我希望追至天涯海角，也要讓斯諾登得到‘正義’的審判。”FBI局長聲稱“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將這名泄密者繩之以法”。前眾議員保羅認為美國政府里有人會主張用巡航導彈或無人機殺死斯諾登。澳大利亞《先驅太陽報》則報導，早在斯諾登5月從夏威夷離開后，美國一個叫“Q小組”的安全機構就一直在追緝這個揭秘者。從美國政府如此激烈的反應來看，他確實戳痛了這個巨大的機器。
雖然對肉體的消滅并沒有展開，但精神空間的清洗已經開始——原本應當承擔公開辯論、言論自由實踐的美國媒體一致批判斯諾登。紐約時報稱他為原子社會的孤獨泄密者，赫芬頓郵報稱他為刑事罪犯……批判是媒體的正常功能，但大報對于一個孤獨個人一邊倒的批評則是不正常的。
所有這一切都在斯諾登意料之中。“我知道我的舉動會讓我經受災難，但如果聯邦政府的秘密法令、不平等赦免以及不可抗拒執行力量等這些支配著我所深愛的世界時，而這些被立即曝光出來，我會非常滿足。”他和美國政府一樣都不相信溫情，卻義無反顧。個人挑戰強權，在今天已經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從電影中的“國家公敵”到現實中的阿桑奇，無數挑戰體制的英雄及其個人主義神話給了他力量。他開始像肖申克與斯科菲爾德一樣精心策劃“越獄”過程。憑借在信息篩選方面的特長，他最終選定了一位“既敢于反抗體制又擅長使用博客和其他社交媒體”的人——《衛報》評論員格林伍德(Glenn Greenwald)。經過長達半年的加密通訊聯絡，他帶著四臺電腦和一些隨身物品，與家人和女友不辭而別，孑然一身出發了。
個人再周密的安排，也必須仰賴命運，仰賴一些隨緣的回響，仰賴更多真心守護自由的人們的幫助。他把這個寄望發送給了香港——“讓香港人來決定我的命運。”
他來了。嚴格說，來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中國人將如何對待他?
中國的輿論看似分成截然相對的兩派。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輿論向美國發難，認為美國欠全球網民一個解釋，并批判美國喜歡站在道德高地上用自由和人權“兩把匕首”攻擊中國。官方的說法更含蓄一些，外交部發言人沒有正面談論此事，只批評了美國政府在網絡安全上的雙重標準。
在另一方面，以往與環球時報對立的媒體人這次卻比較安靜。面對斯諾登，一向熱火朝天的反體制輿論卻出現了尷尬的沉默。各大商業媒體僅僅發布一些事件報導和資訊，只有財新新世紀雜志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非常正確地反思網絡時代體制對人權的威脅，并不忘告訴讀者：“一直依靠西方政府道德榜樣來提醒本國政府、捍衛互聯網自由的人士可以稍微松口氣，至少谷歌接到的‘棱鏡’項目數據請求，并沒有超過之前谷歌在透明報告中提到的政府查詢請求模式，似乎政府大手并沒有直接伸進谷歌服務器內部。‘天下烏鴉一般黑，各國政府都監控互聯網’，也許尚未在這個項目上成為事實。”
總體而言，比起當我國的維權人士遇到困境時，媒體的討論和支持之熱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語。甚至有媒體人發布文章批評斯諾登違反美國法律咎由自取。某公知型評論員更聲稱：“他試圖為世界人民爭自由，卻把自己變成世界上最自由國家的叛徒。他應該知道：全人類的自由如果少了美國引領，很可能會倒退而不是前進。”那些昨天還在傳播阿倫特思想的人，在面對斯諾登的時候卻無話可說。仿佛他們不知道正是因為有斯諾登這樣勇敢的美國公民，美國才有可能變得自由。
任何政府都值得質疑。我們尊敬美國，是尊敬存在于這個國家歷史中、文化中以及美國民眾中間根深蒂固的獨立自主精神、敢于挑戰強權的個人主義精神，而并非無條件尊重他們的政府，否則，那些批評政府體制之惡的美國先哲們就沒必要存在了。
在中國輿論面前，我深深感覺到斯諾登的孤獨。環球時報的評論似乎關注他的安危，認為此事涉及中國國家利益，已經不能由美國說了算。“斯諾登是送上門來的‘一張牌’”。也就是說斯諾登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張牌。我承認，這是事實，是大國競爭時代和全球治理危機時期的時勢使然，個人無法拒絕這樣的命運。無論環球時報還是財新雜志，都是在拿公權力說事，而平凡的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一個叫做斯諾登的“人”?
他天真嗎?
是的，他很天真。騰訊網評論員連清川嚴厲批評他有精神潔癖。《華盛頓郵報》則報導，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多數美國人贊同國家安全局的監控方案，即秘密跟蹤電話記錄。56%的人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所有這些人都比斯諾登世故。
但我要說，所有這些人都是置身事外者，不是情報工作人員，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監聽，無法體會當事人的煎熬。而斯諾登必定體會過常人難以體會的內幕，就像《竊聽風暴》里長期監聽異見人士的斯塔西終于無法忍受良心的叩問。
是的，他很天真，他以為政府必須是自由的守護人，必須接受民眾監督而不是監督民眾。觀察者網沈逸的評論認為他不懂得純粹抽象的自由主義原則在現實中不可能貫徹。可我還是覺得，如此的天真與執著也許正是現代人信念延續所不可缺少的火種。沒有這種天真，又怎么會誕生自由主義者的偶像伯爾(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納粹眼里就是戰場逃兵)、遇羅克、索爾仁尼琴?是的，天真者總是顯得沖動，總是考慮不周，但他們身上也總有一種會讓我們流淚的力量。那個指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孩，無論對錯，對這個世界的積極作用都超過他們能造成的傷害。如果美國政府監聽民眾沒有錯，又何必擔心曝光?如果沒有監聽，又何必擔心一個夸張的孩子，而必視作全民公敵?
如果說斯諾登天真，更天真的則是那些相信美國天然自由、美國政府必然不會做惡的人。
我們理解美國曾受到的恐怖襲擊傷害，也理解因為這種傷害而做出的過分反應。但我們同樣不要忘記，任何動機都可能被利用。2012年當中國新的刑法修正案出臺時，國內輿論界曾經一片質疑，因為83條規定對于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的罪犯可以不通知家屬而采取行動。意見領袖們擔心這一條被濫用，誰來判定一個人是否危害國家安全?同理，斯諾登有理由質疑美國政府是否會濫用權力，肆意以恐怖主義來界定對象?
可是這一次，大陸的輿論界和良心媒體顯然沒有給予斯諾登足夠的支持，除了一些不痛不癢顧左右而言其他的評論，更有對他的攻擊。這一次意見領袖們顯然忘記了質疑的意義，也忘記了他們一向主張的觀點：就算是謠言，也可以倒逼美國政府的真相。
斯諾登很天真。他本可以選擇不公開身份，但沒有這樣做，只因為曾親眼見過對匿名揭秘的調查給同事帶來的影響，他不希望自己的同事再受此煎熬。他深知自己將作為永遠的流亡者生活，也許連名聲都不會留下，因為國家機器可以輕易將他從人們的記憶中抹去。他的女友痛哭流涕，因為知道那個人再也難以回來。《盜夢空間》里主人公九死一生，終于戰勝體制之惡與愛人團聚的故事恐怕難以在他們身上重演。
但斯諾登用清澈、憂郁而堅定的眼睛望著記者，這雙眼睛令我回想起另外兩雙相似的眼睛。青年凱恩斯用清澈的眼睛在《預言與勸說》里凝望著我們，“當我在寫這些文章的時候，就痛苦地意識到肯定會有許多人起來反對我，而支持我的人卻非常少。”在電影《英國病人》里，沙漠中的艾馬殊用清澈的眼睛望著愛人，望著關卡的哨兵卻無法得到回應。但那樣充滿熱望和憂郁的眼睛本身卻正是沙漠里的綠洲。
凱恩斯與斯諾登
誰來守護斯諾登的天真?面對這樣一個年輕人，如果我們沒有起碼的同情，還談何自由、人權?今日欣聞香港居民已經上街示威游行反對將斯諾登引渡回香港，民意調查更顯示49%的香港人反對遣返，只有17%支持遣返。香港的輿論和民眾表現顯然強過了大陸。看來，香港的傳奇并不僅僅是人造大黃鴨和電影里的重慶森林，還將在現實中繼續。
斯諾登的眼睛和凱恩斯一樣，即使在全神貫注望著你的時候，也仿佛望向了遠方。這樣的眼睛不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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