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第23稿《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第二遍和第三遍修改的重點是文化反思，其中有對軍人罵人習性的論述，所以，對孔慶東教授罵人被判一事，有了點反思和疑問，羅列如下，供大家拍磚：
從舊中國各階層的整體狀況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底層草根大眾，絕大多數都有罵人習性，相比較而言，那些騎在他們頭上的壓迫者階級的頂層精英反倒是談吐文雅，彬彬有禮。這里肯定有“文化教養”上的原因，但問題是，不同“文化教養”形成的根源又是什么?精英階層的“文化教養”是根除被壓迫者階級罵人習性的坦途嗎?
兩大對立階級的接緣處，往往聚集著本應屬于壓迫者階級的三類“愛罵人”的人：一類是直接欺壓老百姓的壓迫者;另一類是為壓迫者階級服務的文武打手;還有一類，是有文化的人加入被壓迫階級隊伍后，特別是知識分子參加窮人造反的隊伍并從最基層干起的時候。這三類人，前兩類好理解，最后一類為什么會這樣?是要昭示與虛偽的精英階層告別?還是為了在語言交流中更快地融入他們為之奮斗的階層?還是要釋放被以往“文化教養”束縛了的意識和情緒?這，大概需要社會心理學家來解讀。
中共最儒雅的領袖周恩來，對于手下將帥們的罵罵咧咧，是不是從來沒有責難過?若是，誰能解釋為什么?能否這樣說，沒有被壓迫者的階級解放，就不會有被壓迫階級話語習性的徹底改造?對于草根大眾的“罵人”習性，老一代革命家遵循的原則是不是在肯定其社會歷史根源的基礎上，不歧視它，不刻意制止它，在沒有完成階級解放之前適當順應它，在實現了階級解放之后逐步改造它?
從歷史上看，整個中國社會各階層話語習性最好的時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那時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推行田力為先生歸納的“扁平化管理”，即將管理層的利益通過官兵一致被向下壓縮(減薪，提倡艱苦奮斗等)的同時，將被管理層的權力通過建立以士兵委員會為標志的草根民主制度向上提升，并將“群眾反映”視為干部的政治生命。想想看，那些出口成“臟”性情“粗野”的老軍頭，哪個下連當兵的時候不“文雅”，不“溫柔”?在毛澤東強調“干部不參加勞動就會變成國民黨”后，各級領導干部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基層參加體力勞動的時候，領導和群眾的話語習慣是不是都有了改變?
“罵人”，是不是一種無奈心理的自然宣泄?若是，當下的“罵人”潮又反映了一種什么樣的社會情緒?存在決定意識。這種社會情緒又反映了那些社會存在?
追究“罵人”所要遵循的，是以“程序正義”為主，還是“內容正義”為主?罵人“狗漢奸”被追究，確有漢奸言行(如辱罵志愿軍烈士的袁騰飛等)的要不要被追究?如果只追究罵漢奸的，不追究真有漢奸言行的，政治立場何在?司法趨向何方?當下的社會，如果真要追究漢奸言行，法院忙得過來嗎?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之初，反動言論也不少，沒有什么法院去追究那些層出不窮的“反動言論”。原解放軍第一四八師政委陳一震是這樣告訴基層政治工作干部的：“你們不要給舊軍官壓力，要允許他們暫時不檢討、不認罪，允許他們思想轉變有個過程，但不準他們壓制士兵控訴舊軍隊。群眾發動起來了，問題就會迎刃而解。”陳一震當年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否具有立足于中國本土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普遍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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