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這篇2011年的文章，對于認識今日圍攻戴旭的那些公知依然有著“通緝令”般的參照作用。三年過去了，這幫所謂公知不僅無一點長進，反而愈加癲狂無狀，在涉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問題上，無常識、無理性，喪心病狂，或捏造事實、或斷章取義惡毒攻擊中國愛國軍人，配合日美戰(zhàn)略合圍中國，以由公知走上人民公敵之路，是可忍孰不可忍!網(wǎng)絡是人們自由交流的平臺，不是它們撒野橫行乃至損害國家利益的法外之地!對此，人人有責任共討之!
一、公知的黃昏
2011年無疑是一個可以載入史冊的年份，先是阿拉伯之春讓很多人歡呼民主的第N波，接著一些民主國家又不爭氣的鬧了起來，如倫敦大規(guī)模的騷亂，席卷各個民主燈塔的占領XX運動。 2011年似乎是個人類社會問題的一次大爆發(fā)。對于中國而言，值得提及的是這一年可稱得上是中國公知危機年，“中國公知”這個誕生時間不長，曾經(jīng)如日中天，幾乎代表了中國所有正義的群體，其聲望卻在2011年以自由落體的速度迅速跌落，讓中國股市也望塵莫及。一個剛剛出生時看起來頗為健碩的孩子，怎么一下子就進入了自己的暮年?而2011年的公知危機年對中國社會又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很多朋友，包括思想傾向偏左的和偏右的，都寫文章進行了闡述，我這里根據(jù)自己的觀察寫出自己的看法，當然，本文和學術無關，我也沒有任何的學術能力去深入的挖掘現(xiàn)象背后的文化，社會等深層原因，只能根據(jù)自己對社會與人性的認知從淺層來討論這個問題。
“公知”者，“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這個概念和中國當今眾多的有關社會與文化的名詞一樣，是一個舶來品，其意義特指那些就公共事務積極發(fā)言的知識分子。現(xiàn)在我們明確一點的是公知這個名字確實臭了，證據(jù)在于做為“公知大舞臺”的中國媒體，尤其是南方系，都不得不承認“公知”已經(jīng)成了罵人的話。但是，做為包裝中國公知的主體的中國媒體，是不甘心自己的辛苦無可奈何花落去，總是想替公知們辯解一下，比如我前一段在《羊城晚報》上看到一位公知發(fā)表的論述公知現(xiàn)狀的文章中，就聲稱“一些負有特殊使命的媒體和言論人士，開始有計劃地針對“公知”實施污名化，并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羊城晚報》2012年3月25日文章《“公知”為何被攻擊?》)，誰說自由派總是批判陰謀論，看看這個發(fā)表在正式紙媒上的沒有提供任何證據(jù)的信口雌黃的陰謀論，我多少知道公知的黃昏是中國公知必然的結果。那么，中國公知到底是因何進入它的黃昏期呢?下面是我的看法。
二、中國公知是有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知
我上面提到，公共知識分子是對社會公共事務積極發(fā)言的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國出現(xiàn)的時候，就像“民主”、“自由”這樣的詞一樣，是一個“好詞”，這個詞落在誰的頭上，對誰而言就具有了相當?shù)臋嗤?，說話就有了相當?shù)姆至?。這對一貫利用自己的話語權把各種“好詞”霸為己有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已，具有極大的誘惑性，“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好詞只能由中國自由主義者們獨享，而自由主義者的對手們，是絕對不能擁有的。我所說的自由主義者的話語權，指的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對中國媒體及互聯(lián)網(wǎng)的掌控。以前我有一個錯誤的認識，那就是認為中國的話語權是中國政府第一，中國自由主義者第二。原因在于中國政府控制著媒體，而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是由自由主義者來操辦的。但是，這是錯誤的，錯誤在于中國的話語權其實是中國自由主義者是老大，至于中國政府的話語，前一段時間不是流行一個什么“塔西佗陷阱”嗎，這個塔西佗陷阱就惟妙惟肖的表現(xiàn)了中國政府的話語在社會上的地位。那么，中國政府不是有權力可以解除自由主義者對媒體的控制嗎?是的，他有這個能力，但是卻不能做，只能偶爾加以限制。至于原因，那可以寫另一篇文章，這里就不贅述了。正是由于政府只能把媒體交給自由主義者來辦，而政府自身深陷塔西佗陷阱，這就造成了中國自由主義者幾乎完全掌控媒體的局面。
按照公共知識分子的含義，汪暉應該算公共知識分子，左大培，韓德強，王小東，張宏良等等也應該算公共知識分子，但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眼里的論敵，自由派是無論如何也不愿意把 “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好詞送給他們，這樣，“公共知識分子”實際上成了中國自由派的私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南方系媒體評選的中國五十大公共知識分子中，幾乎都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后來還出來一個美國媒體評選的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基本上也是如此。這個所謂的“美國媒體”，應該是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國人在美國辦的，其行為做派和中國的媒體如出一轍。經(jīng)過媒體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賣力推銷，大眾也基本上只把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當做公共知識分子。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中國自由派們喜歡“普世”，但是一旦需要，他們搞“中國特色”一點也不比別人差。
我上面說了那么多，那么這種“中國特色”的公知對以后公知的衰敗有什么影響呢?我簡單分析一下。
我記得2008年美國的《外交政策》雜志曾評選了全球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中國大陸有三位入選：汪暉、胡舒立和閻學通，美國的這個評選還是比較平衡的，不是僅根據(jù)意識形態(tài)評選的。這三個人，汪暉是國內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胡舒立是自由派的代表，而閻學通，我認為是正牌的國家主義者，不知道為什么，自由派現(xiàn)在把新左派都打成了國家主義者，強力炮轟，卻對正牌的閻學通不太感興趣，而新左派最多也是業(yè)余的，實際上還算不上國家主義者，最多不過是要國家發(fā)揮更好的功能而已。如果中國國內的公知不是中國特色的，而像這份美國雜志評選的具有多元特點，那么中國的公知就不會有今天的狀況。因為一個人，如果對汪暉觀點意見很大，那他的攻擊基本上不會上升到公知層面，因為他可能比較喜歡胡舒立。反之，一個對自由派意見很大的人，他的攻擊是具體的派別和個人，也不會上升到公知層面，因為他可能喜歡汪暉或者閻學通。一個思想觀點各異的知識分子組成的公知群，可以有效的避免整個公知群體走向太平間。但是中國的公知不幸只是由同一觀點的人組成的，對各類公共事務的發(fā)言如出一轍，都像是事先商量好的，這樣對其中一個的批評就很容易上升到整個共知群體，而且在中國，這種上升誤傷的幾率很小。這種情況，恐怕是自由派知識分子把“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好詞當做自己這一派別的囊中之物時沒有想到的。
其實，何止是“公知”，自由派把很多的好詞獨占后，將會逐漸的會把這些好詞慢慢的給毀了。這一點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三、自作孽，不可活
如果僅僅是自由派們利用話語權把公共知識分子的帽子只往自己頭上戴，那還不足以造成公知的惡名，因為如果這些共知們表現(xiàn)的像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如果他們的言行都是按照自由主義的標準來進行的，那么這些共知依然可以獲得良好的名望。遺憾的是，中國公知的表現(xiàn)恰恰相反，這才是他們使“公知”變臭的主要原因。其實，僅就中國自由派把“公共知識分子” 據(jù)為己有這一點，就已經(jīng)違背了自由主義的原則。我以前也多次寫文章說，中國的多數(shù)自由派自由主義風范不足，專制味道倒是十足。正是這些人，占據(jù)了公知的位置，進而把公知給搞臭了。
“公知”這個詞變臭的結果正是公知們用自己的言行做到了這一點。這一部分本應該大書特書，但是本文寫的晚了，如果不是一些有公知頭銜的人在公園毆打吳法天的話，本來我也沒打算寫這篇文章。先前已經(jīng)有很多朋友寫了這一部分的內容，把公知們的本質基本都給揭露了，我再多說不過是重復他們的話。因此我這里只簡要梳理一下。
公知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于缺乏邏輯，好玩情緒。比如喜歡自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批判別人，卻指責別人用道德批判自己，類似這種雙重標準正是公知眾多缺乏邏輯的表現(xiàn)之一。還喜歡用煽動情緒的方法吸引粉絲，增加影響力。
公知的另一個問題是喜歡扯淡。美國教授哈里。法蘭克福曾寫過一本暢銷書《論扯淡》，書中寫道：當今人們普遍相信，作為民主社會之公民，有責任要對所有的事或至少有關國家的任何事都發(fā)表意見，這就導致大家紛紛扯淡。這是作者在批判那些民主社會的公民的，但中國的公知歷來喜歡把自己看成“公民”，把這些話用來形容中國的公知，仿佛就是專門給中國公知寫的似的。這一方面說明為什么公知發(fā)言的欲望那么強烈，完全不管自己是否懂得。中國公知的扯淡使得公知們變化多端，一會兒是地質學家，一會兒氣候學家，一會兒是環(huán)保專家，一會兒是水利專家等等，而且異常強勢，如何被批評者不聽他們的話，或者有人批評他們說的不對的時候，公知們都一蹦多高，有諸多的大帽子給別人戴?？磥?，公知們是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是狀元，這不可能做到，卻仿佛是現(xiàn)實。
公知還有一個問題是專制，像給人亂扣帽子，揚言毆打不同觀點的人等等。專制一點這些很多人都有體會的。
公知還有一個問題是喜歡自我標榜，自我美化。比如標榜“獨立”，在明白人眼里這不過是個笑話，而且越是不獨立的，還越是喜歡標榜獨立。
公知還有一個問題是太多的公知喜歡造謠，而且無恥的為造謠唱贊歌。
公知還有一個問題是不但自己是，而且逼著別人也做洋奴和資奴。
公知還有一個問題是只能自己批判別人，容不得別人批判自己。
……
公知的行為，大家不妨參考其它的批判文章。所以，公知走到今天的結果，不是人們多聰明，要是真聰明根本就等不到2011年了，而是公知們自己太不像話，太不珍惜榮譽了。
四、成也微博，敗也微博
微博的出現(xiàn)，剛開始曾經(jīng)是公知的福音，因為微博自身的一些特點使得公知發(fā)言傳播能力更強，使得公知又多了一個傳播利器，同時也是公知直接聚攏影響粉絲的渠道，增加自己粉絲，也就增加自己的影響力和話語權，而且中國的微博本身也似乎喜歡向網(wǎng)友推銷各個公知。這是微博對公知有利的一個方面。
微博對公知有利的第二個方面是公知隊伍的擴容，而且是極大的迅速的擴容。一時間，在真正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之外，另外一些打著新自由主義大旗的人，如“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網(wǎng)絡紅人”等也擠進了公知的隊伍。還有一些諸如演員，資本家，甚至不少流氓，失意的發(fā)泄者等也進入的公知的隊伍。一時間，公知的隊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只有一點相同，這些人至少口頭上都還是流行的那套自由主義話語。這種公知在微博時代急速擴容的現(xiàn)象，客觀上也提高了公知的影響力，也使得自由主義話語具有了更大的話語霸權。
但是，有得就有失，恰恰是微博，成了公知們的太平間，公知在微博上走向了輝煌，也在微博上走向了衰敗。擴容使得眾多微博加V的人成了公知，本身使得公知們的質量下降了，就像大學擴招，研究生擴招，學生的質量總體上一定是下降的。前一段聽說，歐洲杯足球賽的決賽隊伍也要擴容，那么我們可以推測，歐洲杯決賽的比賽質量總體下降是一定的。同理，經(jīng)過擴容，公知的質量無可挽回的下降了。這是微博對公知的一個不利的影響。
微博對公知另一個不利的影響是把質量已經(jīng)下降的公知隊伍的各種問題充分的暴漏了。正是在微博上，我們看到了我上面提到的公知的種種問題。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共知不僅沒有邏輯，而且連知識都嚴重欠缺。舉個例子，公知網(wǎng)友“五岳散人”在他發(fā)的微博中，稱哈維爾寫了《通往奴役之路》，有人告訴他那是哈耶克寫的，他也老實的承認他分不清哈維爾和哈耶克。這種知識真讓人有點瞠目結舌，這就是南方系媒體力捧的時評家和著名公知嗎?還有微博的一些釣魚貼，只要稍具推理能力或者稍具歷史社科知識的人就能識破，偏偏每次都有眾多的公知上當，這些凸顯了公知理性和知識的欠缺。以至于現(xiàn)在的很多釣魚貼都幼稚到可笑的地步，居然還是有人上當。
公知走向黃昏，很多是公知們自己發(fā)布的微博中，讓我們看到了我上一部分談到的種種問題，不知為什么，很多公知寫文章，多少還是有些理性的，但是在寫微博時，就往往顯得沒有理性，還脾氣甚大。從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微博，比起那些博客和論壇，其實是更接近人的本性的地方，更容易暴露真實的自己，也就是說，更容易接近人的真實情緒?？赡苷沁@個特點，使得公知的問題充分的顯露出來，成了公知走向沒落的舞臺。
五、韓寒是壓倒公知的一棵小草
公知在2011年走向黃昏，方韓大戰(zhàn)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方舟子對韓寒抄襲的質疑，以及很多人維護韓寒的形象，在這一來二去的過程中，順帶著給了“公知”這一群體重重的一擊。韓寒，本身就是公知的一員，同時也是眾多公知吹捧起來的一個大泡沫，以這種方式倒下是令人非常遺憾的。如果中國網(wǎng)民真的睿智的情況下，即使韓寒根本不存在抄襲的問題，就憑他的那些只為迎合人們情緒的，且符合被自由派劃定的政治正確的文章，他也早就該倒了。不管有什么遺憾，韓寒的泡沫還是破滅了，在這過程中，很多拼命維護他的公知也跟著喪失了聲望，尤其有些公知說維護韓寒并不是因為韓寒有沒有問題，而是因為韓寒是自由派陣營捧出來的，韓寒倒了會影響到自由派公知們的大業(yè)，所以要維護韓寒，這種論點更讓理性的網(wǎng)友不滿。
還有的網(wǎng)友在韓寒聲望大跌之時，把以前眾多公知曾經(jīng)吹捧過韓寒的話語收集起來，做成長微博在微博上傳播，這個東西真不能看，一看就覺得這些公知的話太肉麻了，也太無恥了，這都對“公知”產(chǎn)生了極壞的影響。
綜上所述，公知們的今天其實是“公共知識分子”神話的破滅，我總是樂見各種神話的破滅，因為這種種的神話都是人們頭腦中的枷鎖，破除這些枷鎖，其實就是一場思想解放。做為普通民眾，我們應該提高自己認識事物解讀社會的能力，或者至少調高自己分辨別人觀點正誤的能力，而不應該依賴別人，不要迷信那些知識分子，網(wǎng)絡意見領袖之類的，只會跟隨別人，那也是對我們自己智商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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