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網上有關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詞被修改的事件鬧得沸沸揚揚，我覺得這是一件一目了然的事情，沒有什么值得說的，可是看了一些評論后，才知道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一目了然。就在前幾天，我在微薄上看到一些儒家人士，包括蔣慶，陳明，秋風等人，也就此事發表了聲明，宣稱此一事件破壞了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這些儒家對我而言，只是偶爾聽到名字，對其的主張毫不知曉，因而也有些神秘感。此聲明一出，說明他們就此事的認識水平和見識和那些演員藝人不相伯仲，真的讓我失望極了。既然支持南周的人說支持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那我就說說我的看法，當然我的這個觀點是絕對登不上南周這樣的紙媒的，我是沒有這個“自由”。
對這一南周事件，我以為可以做很多方面，不同層次的解讀，但是那些儒家，多數網友和某些演員的解讀的確是不能成立的，這一事件和新聞自由真的沒有半點關系。這一事件的本質在于誰來對媒體實行專制的問題。就政府而言，一直操控媒體，自然談不上新聞自由了，這一點都快接近全民共識了。那么事件另一方《南方周末》難道是遵循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典范嗎?稍微客觀公正的觀察者都清楚，《南方周末》在搞言論專制，一言堂方面，比起那個屢屢被罵的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
也許大家還記得，當年發生的《讀書》雜志換帥風波，主編汪暉和黃平被撤換，當時很多的自由派和媒體額手相慶，興高采烈，也說了很多官方應該撤換的理由，我記得當時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汪暉把《讀書》辦成了新左派陣地，媒體乃公器也，應該是不同觀點發布的平臺，所以汪暉是搞專制的，應該下臺。我記得當時看到一個有關此事的討論會的文稿，一些自由派人士大罵汪暉專制，讓我印象深刻。可是，汪暉固然有新左派傾向，《讀書》固然登載了不少新左派觀點的文章，但是，不容否認的是，汪暉主政的《讀書》，還是刊載了相當多的被認為是自由派學者的文章。那么，我們拿著自由派及其媒體對當年《讀書》專制的評判標準反過來衡量一下《南方周末》，你會發現相比較而言，汪暉更像一個維護言論自由的自由派，而《南方周末》才像一個徹頭徹尾的專制分子。《南方周末》的內容和評論太“純凈”了，真的只有符合南周媒體人的意識形態和意愿的文字才印刷出來，真的容不得半點不同的聲音。就像前兩年鬧騰的汪暉抄襲事件，在《南方周末》上，只有指責汪暉抄襲的聲音，沒有一點不同的聲音，是不是不存在不同的聲音呢?當然不是，在網上，我看爭論的相當激烈。南周為什么這樣呢?原因就在于汪暉的思想觀點和南周媒體人是不同的，所以就用這個南周這個“公器”來打汪暉，同樣的事件，換成朱學勤，南周就完全是另一個態度了。這個媒體完全成為這些媒體人推銷自己意識形態的私器。如果南方周末發出的是與官方不同的聲音，而官方容忍了它的存在，是不是表示官方在容忍不同的聲音方面，比《南方周末》要強的多，而南周媒體人把持的媒體，幾乎沒有一點不同聲音，不正表示這些滿嘴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人士的虛偽與極端專制嗎?這一次事件后，那么多人都在表示爭取南周的新聞自由，是不是也太無腦了?就像那個儒家的聲明，聲稱“《南方周末》新聞自主權遭到嚴重破壞，其作為社會公器的功能被嚴重弱化”，呵呵，這些儒家啊，還“社會公器”呢?因此，官方和南周的這次沖突，無非就是兩種專制力量爭斗誰來專制的問題，至于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和此事完全無關，只不過被專制分子拿來做為斗爭的工具而已。政府是要把這個媒體變成“黨的喉舌”，而南周媒體人是要把這個媒體變成“資本和洋人的喉舌”，都不過是不同的“喉舌”而已，犧牲掉的是真正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作為喉舌，另一個被犧牲掉的就是客觀和真相。
我本人是支持新聞自由的，但我支持的新聞自由和學者及網友們說的新聞自由不同，他們只是把西方媒體做為追求新聞自由的終極目標，我認為他們根本不是在追求新聞自由，只是追求換個操控主子，即把對新聞的操控對象由政府換成資本，這算哪門子新聞自由? 前一段美國媒體在對待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報道上，我們就知道，資本對媒體的操控是強大的。而且從美國政府打伊拉克前，美國媒體的自我審查說明，他們也沒有完全擺脫政府的操控。這樣被政府和資本操控的西方媒體，真的是我們追求的新聞自由和獨立的榜樣嗎?順便八卦一下，如果想用娛樂手段看看官方操控媒體，不妨看看《獅入羊口》這部美國票房慘敗的電影，這部電影藝術的表現了官方如何操控媒體。
真正的新聞自由是什么?這個我以前還真沒思考過，現在出了南周這事后，我憑直覺感到至少應該做到一點，那就是要努力去掉對新聞媒體的操控，我想操控應該分為外部操控和內部操控，所謂外部操控，主要指政府和資本，要去掉外部操控，我想是否可以把媒體變成公益的，非營利性的組織來辦，這樣媒體獨立的可能性應該大點;所謂內部操控，就是要警惕媒體人把媒體變成自己控制的工具，就是要防止即使去掉外部操控后，媒體人自己操控，就像《南方周末》那樣，媒體人把媒體變成自己的私物。為了防止內部操控，這就需要對媒體的報道和評論進行一些必要的硬性規定，以及由民眾對媒體進行有效的監管，迫使其只能把媒體作為真正的社會公器，真正的不同觀點，不同聲音發出的平臺。當然，這只是我的一點粗淺想法，可能非常幼稚可笑，僅用來促進大家對如何實現新聞自由進行更深的思考吧!
我上面所說的新聞自由，一時半會還真不能實現，那么我們還是面對現實吧。今天，我們媒體的最緊迫問題是什么，是政府的操控，而這個操控恰恰是對《南方周末》這樣的喉舌最為有利的，政府和自由派及其媒體的關系絕不是一些人浮在表面看到的對立的關系，它們的合作遠大于對立，像一對經常吵架卻又離不開的夫妻，對于其關系進行分析，完全可以寫另一篇較長的文章，這里就不多說了。就是因為政府對媒體的控制，才讓自由派的聲音完全占據了媒體，使得中國的媒體普遍的南方系化了，多數媒體的新聞和評論和南方系如出一轍，而批判自由派言論的聲音，基本都被官方給打壓了，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幾乎都是右翼媒體，而左翼媒體基本上都被政府給封殺了，這的確很中國特色，現在媒體上活躍的那些什么“資深媒體人”和“專欄作家”，多數都是自由派。正是因為依賴官方專制的力量，自由派才占據媒體的位置，他們的聲音才能獨大，因為民眾多數是媒奴(這也是官方和資本要操控媒體的重要原因)，所以民眾才信服自由派的言論，追求自由民主的話語，不是天然正確的，而是反復宣傳的結果。這種媒體上幾乎都是自由派的一言堂的聲音，是今天中國言論自由的重大傷害，而這種危害言論自由的行為，正是官方和《南方周末》這樣的媒體聯手完成的，恐怕這才是中國當下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我不敢奢望官方和南周一下子變了，但是不是應該遵從一下“百花齊放”的原則，讓更多的不同聲音能夠發出?這應該是當下我們追求新聞自由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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