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圖攪亂改革全局的蠢動——評《炎黃春秋》第二期孫旭培關于新聞立法、新聞改革的文章

    《炎黃春秋》今年第二期發表孫旭培的文章：“三十年新聞立法歷程與思考”，引人注目。新聞宣傳、新聞改革和新聞立法歷來是這家刊物的重頭關注點。多年來發表過多少專文，以及在各種文章中往往作為重點部分，累加論及。《炎黃春秋》的思路是：要宣揚、兜售自己的非社會主義改革觀、新聞觀，必須點準穴位。而新聞改革又被視為啟動各項改革的骨系所在，抓新聞立法，在《炎黃春秋》看來就是點準了新聞改革的穴位。《炎黃春秋》講新聞立法，正是并非就立法講立法。孫旭培先生先則是，在敘述所謂三十年來我國新聞立法的歷程中，搬出了自己的版本（這方面可暫不置評）；繼則是，也是最惹人眼的是，在他自己洋洋灑灑、萬言長文中，縱橫捭闔，意氣風發地把攻擊矛頭集中在黨的整個新聞宣傳和新聞改革上，這才是孫先生，也是《炎黃春秋》諸位先生最大的興奮點。
    孫先生的文章從新聞管理方式做起，用個別案例，如上個世紀80年代武威收報事件作為黨管報紙所產生弊端的一個典型來說事。但是，武威收報事件只是一個地方黨組織個別領導人干的糗事。事件一發生，就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并且迅即得到了上級黨組織的糾正和處理。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什么樣的個案沒有啊？問題在于是聽之任之，還是迅速地果斷地加以正確處理。答案是后者。但是作者對 集到此類個案是大喜過望的。它可以被用來當作射向黨的新聞事業的一顆子彈，并可以由此引起種種思考以及按著自己的思路予以恣意放大、展開……
    從孫先生的全文看，以下幾個問題特別引人注目。
    一、如何看待輿論導向的把握。孫先生在文章中說到：“一些主管部門和領導機關以及相關個人擁有對新聞報道的控制權”，以至“往往會為少數人搞‘權力尋租’提供條件”。孫先生對這一條顯然是最恨之入骨了。但是把握正確輿論導向，作為加強黨對新聞工作領導要端之一，其實對一個工人階級先進政黨來說，是至為尋常的事。不說別的，就以近幾年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諸如建國60周年，建黨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等，由黨的主管部門提出輿論導向的要求，如何把握正確，如何防止偏差，在宣傳中要注意些什么，不是十分正常嗎？對于如此重大事件的新聞報道難道要注意些什么，不是十分正常嗎？對于如此重大事件的新聞報道難道可以不聞不問，不予置理嗎？當然不能。不但要置理置問，而且要力求做到妥善完美，這是責無旁貸的。近年來歷屆黨代會，歷屆中央領導人講話、中央許多重要文件都一而再，再而三強調把握輿論導向的重要性。就新聞宣傳來說，幾可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各級黨組織的主管部門，為此采取種種部署和舉措，是我國新聞宣傳工作的常態。只是對于孫先生以及《炎黃春秋》的先生們來說，自然是絕難容忍的。當然，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但是，我們倒是要反問一句，在這個地球村里，有著各種不同制度的國家，難道有哪個國家不注重對自己國家新聞輿論導向的把握嗎？難道有在導向把握上放縱無度的國家嗎？說孫先生天真無知，那是太小看了他。孫先生只是容不得社會主義中國從國家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出發，名正言順地倡導正確把握輿論導向罷了。
    二、如何看待新聞自由。在這個世界上，有社會主義的新聞自由，也有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這是鐵板釘釘的事實。楞把資本主義新聞自由說成是人類的普世價值，是徹頭徹尾的謊言。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我們領教夠了。在美歐各國大量日常報道中，前些時，對利比亞，當前，對敘利亞；在戈爾巴喬夫大搞公開性、自由化的年月里；以及我國89風波前夕的某些報道中，我們都領教夠了。《炎黃春秋》想把新聞自由移植到中國來，用西方的新聞自由來取代我國的的社會主義新聞自由，這只是一種永遠也不能實現的癡心妄想。孫先生稱自己是“一輩子都是研究新聞自由、新聞立法和新聞改革的”，自然是以個中老擘自詡了。但是這位倡導新聞自由的“老擘”所萬般稱頌、頂禮膜拜的無非是資本主義的新聞自由。以他對各國新聞自由度的評判為準，他說：“我以為，如果新聞自由度可以量化……美國或許可以定為95度，西歐則是85度，我國將來能達到70—75度也就可以了。……沒有法治，只有人治，新聞自由度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會是不及格……不解決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我們永遠只能在二三十度徘徊，我國新聞想在世界上贏得公信力，那只是自說自話，并沒有可能的。”又說：“美國、西歐高度的新聞自由對于這些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的發展起了巨大作用，與集權的新聞制度相比表現出很大的優越性”。孫先生對美國、西歐“高度的新聞自由”的“巨大作用”作了超高評價，而對所謂“集權新聞制度”，自然是指中國這樣國家的新聞制度，作了超低評價。在他看來，中國和美國、西歐在新聞自由度方面根本缺乏可比性。現在沒有，將來如果不按孫先生指引的路子走，永遠也沒有。如果按孫先生指引的路子走，也只能上升到及格線上一點點，永遠也甭想趕上美國和西歐的高度，孫先生一定是對中國的“集權”積弊太深而至為抱憾了。孫先生是一位自恃甚高的星相士，他給中國新聞界的現狀和未來算了一個不可更改的命：我國新聞宣傳在全世界都“沒有公信力”，全部是“自說自話”，這里，倒要向孫先生再問一句：我國關于奧運會的報道，關于世博會的報道以及關于汶川地震救災的報道……都是自說自話嗎？都是屬于無公信力嗎？孫先生故意對世界上公正輿論就中國發出的這些報道作出的積極評論閉目不見，充耳不聞，“自說自話”一番，真像是一個狂妄的矯情者的夜半夢囈。
    三、如何看待20年前蘇共亡黨時的新聞“公開性”。孫先生說：“蘇共是被自己長期積累的錯誤和腐敗打倒的，不是某一個領導人的的問題。”只要是具有正常理性思維的人都知道，蘇共之所以亡黨，有著極其復雜的外部和內部因素。蘇共自身的腐敗和錯誤自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且不說美、英等西方國家長期對蘇聯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是促蘇共亡黨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蘇共叛徒戈爾巴喬夫自上臺六年來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打著“讓人民知道一切”和不留“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等旗號，大肆煽動公開性。在戈氏的謀劃、指揮下，蘇聯的大眾傳媒海量刊登專事揭露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陰暗面和消極現象，甚至是恣意歪曲和偽造歷史的報道，竭力丑化社會主義制度，誹謗列寧、斯大林和十月革命，并進而全盤否定蘇聯和蘇共。孫先生卻說“不是某一個領導人的問題”，這是明目張膽地為叛徒戈爾巴喬夫開脫。只有具有和叛徒同樣心態和思維的人才能做出為叛徒打辯護、開脫的事來。孫先生和戈氏一樣如此醉心于戈氏導演的公開性，正是出于一種把這種“公開性”看成是超高度新聞自由“華麗”展示的心理。孫先生還公然提出從戈氏“公開性”叛變行徑中得到的一個啟示是要“堅持公開性”。這個啟示是什么呢？無非是在我國也要實施戈氏提倡的那種沒有任何限制，沒有任何籬笆的極端新聞自由。正是這種自由是導致蘇聯亡黨亡國的關鍵因素之一。拿這種新聞在中國境內如法炮制，他想達到什么目的，還需要別人挑明嗎？
    四、如何看待以正面宣傳為主以及穩定壓倒一切這兩句口號。這兩句口號是我國新聞宣傳的兩條基本方針。孫先生鉚足了勁，決意要動搖這兩條基本方針。對于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來說，“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具有恒久意義，并非一時一事的心血來潮和權宜之計。以正面宣傳為主，是由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決定的，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題中應有之義。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舉世公認。如實地反映這些成就，正是社會主義新聞媒體遵循真實、全面、客觀、公正報道原則的一種應盡的起碼責任。正面宣傳這些成就，是對發憤圖強、付出極大辛勞的各族人民一種精神激勵和振奮，也是社會主義新聞工作者的應有擔當。近期，在新聞界如火如荼展開的“走轉改”活動，深刻反映了來自基層第一線的許多感人肺腑的光輝事跡，歌頌了許多為祖國建設付出無窮智慧和勤勞的普通草根群眾，也反映了廣大基層政權、基層黨組織關注民生的種種務實有效舉措。這些正面宣傳難道不應該在我們的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上唱主角嗎？正面宣傳是弘揚主旋律的主要手段之一。主旋律反映指導當今社會發展的主導思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時代的最強音。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弘揚主旋律，對一切社會主義新聞工作都都是不可回避的。當然，要增強正面宣傳的宣傳質量，提高正面宣傳的感染力和吸引力，這需要付出辛勤努力，是一個長期過程。我們從最近春節期間各路記者深入基層采訪的實際活動中，看到了許多在提高宣傳質量方面令人鼓舞的可喜進步。尤其令人可喜的是，通過“走轉改”活動和春節下基層的磨煉，許多年輕新聞工作者社會主義新聞職業使命感得到了回歸，忠誠于黨的新聞事業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凈化，社會主義新聞職業道德得到了提升，采訪作風開始了深刻變化。大家嘗到了甜頭，這方面的經驗是應該認真總結的。至于孫先生說什么加強正面宣傳會削減輿論監督的報道量，這是一種惡意的無根據的栽贓。當今天下，在人人掌握麥克風、人人都是記者和評論員的新媒體時代，從六億網民張起的輿論監督大網中應予以監督的人和事，如果我們去做一番審視，有多少漏網的呢？我國的主流媒體和新興媒體，以建設性的態度和以正確引導為前提，交叉、默契地配合，展示了多少輿論監督成功的范例，有多少貪官、歹徒落網，受到了法律的嚴正制裁，這還要一一地在這里費筆墨嗎？
    至于貶譴“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應該說這正是反映了孫先生的一種陰暗心理，我國三十年來取得的煌煌成就不正是由于我們把社會穩定、人心穩定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所致嗎？我們力爭延續，延長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機遇期，不是有賴于我們堅持穩定壓倒一切這個正確方針的正確貫徹嗎？穩定壓倒一切，從整體、全局來說，正是彰顯了一種更高程度的公平和正義。只有不講辯證法，如孫先生這樣的“老擘”才會得出“讓穩定壓倒了公平和正義”的謬說。至于有些地方和單位用“穩定壓倒一切”這個口號來掩蓋自己工作中的失誤，在當今這個麥克風時代，能掩蓋得住嗎？它們不都一塊塊地成了輿論監督砧板上并不光彩的俎上肉嗎？
    縱覽孫先生的全文，充斥了一派惡意歪曲的挑動，反攻倒算和強詞奪理以及許多個掩蓋全貌的以偏概全和夸張，不克，也毋須一一予以置評。在孫先生看來，中國當前新聞未立法，以及新聞改革未按孫先生設計的途徑和方針行事，種種罪過源起于“新聞觀念沒有更新”。要更新什么新聞觀念呢？孫先生倒是沒有閃爍其辭。他把一切罪過都歸之于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孫先生說：“不要再搞假馬克思主義、真斯大林新聞觀教育。”他攻擊在我國新聞界深入持久進行的并取得實施的三項教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是這三項教育中的首項）為我國在世界上沒有贏得新聞“公信力”，“自說自話”，新聞自由只能滯留在及格或以下超低的“二、三十度徘徊”等等嚴重狀況的罪魁禍首。廢棄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代之以孫先生崇拜得五體投地的顯示西方超高度新聞自由的資本主義新聞觀教育，是孫先生苦心孤詣、“一輩子”進行潛心研究的至重至要課題。孫先生說：“中國當今政治和社會中出現的所有重要問題，都與不搞新聞立法、延誤新聞改革有關”。可見孫先生和《炎黃春秋》的先生們是何等看重新聞立法和新聞改革，他們簡直把這個課題擺到解決一切問題的執牛耳的地位。牽一發而動全局。從新聞立法、新聞改革切入，正是孫先生等妄圖搞亂改革全局，蠢蠢異動之舉，人們是絕不會小覷于此的。
    應該正告孫先生和《炎黃春秋》的先生們，黨管新聞，黨管輿論導向，黨管新聞單位領導權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是黨對新聞工作加強領導的天經地義之事。這幾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不存在討價還價的余地；換言之，在這些重大原則問題上是寸步不讓，錙銖必較的。在管的過程中，難免有瑕疵、失誤和弊端，如何改進、完善，這是一個過程。例如在大政方針已經確定的前提下，如何具體貫徹落實，其中一些技術層面的問題，諸如如何組織版面、制作標題、設計千姿百態的報道形式……應該相信媒體能夠做到精心駕馭。媒體是在黨領導下的。媒體的領導人一般都是經過挑選的，忠誠于黨的新聞事業的能夠勝任的骨干成員，廣大記者和編輯人員也都是有戰斗力的，值得信賴的，應該足夠充分的信任他們。如果上級主管部門在輿論導向把握的具體指揮和組織上失之過碎、過繁，以至束縛了別人的手腳和積極性，那么，這方面的工作方法是應該予以改進的。從現實看來，確也存在著可以完善的不小空間。也應該看到，這方面的改善也是卓有成效的。問題的本質首先在于應該管，管得對，如果放任不管，則是瀆職、失職。這一點是我們和全然要排斥黨對新聞工作的領導以及對輿論導向的把握的孫先生根本分歧所在。如何管得得當，管得好，在這些技術層面的問題上，我們當然應該虛心聽取意見和批評，使工作不斷趨于完善。
    孫旭培先生作為資產階級新聞觀的辯護士在業界是擁有相當知名度的。這幾年，不大聽到其聲音，似乎銷聲匿跡了。不其然。孫先生從未消停過。這不，今天借《炎黃春秋》這塊反主流思想的獨特陣地，孫先生大大地放出了一通宣揚資產階級新聞觀的厥詞。孫先生秀得如此給力，如此出色，必將增添他作為資產階級新聞觀辯護士的知名度，也從而增強了人們的現實警覺性。孫先生和《炎黃春秋》諸位先生們的這些蠢蠢之動都發生在黨的18大將要召開不足十個月之際。人們真是應該為此好好感謝孫先生和《炎黃春秋》諸位先生們不失時機的提醒。（2012年2月11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