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風先生：就“漢奸論”與學者劉仰商榷

 近日，在《環球時報》，讀到北京知名學者劉仰的一篇文章“罵別人漢奸的時代已過去”，劉仰先生是左翼熟悉的的愛國學者，在該文中， 劉仰對于某網站（顯然是指烏有）發起了“當代十大漢奸”網絡評選活動十分不感冒，故而痛斥之。

姑且不說這樣一個評選活動只是正義之劍網友個人搞的，發表在烏有網站上的（烏有的編輯在正義之劍的文章中已經加了按語說明），根本談不上什么“某網站發起”，極右派在新浪微博和境外媒體上將此事強加給烏有，企圖借以丑化攻擊烏有，經常光顧新浪微博的劉仰先生顯然也被誤導了。筆者只想就劉仰先生的文章問問，什么才是劉仰心中的漢奸！

劉仰認為“漢奸”即“出賣國家利益”，或者“通敵”或“叛國”，才能叫做漢奸！特別是“通敵”或“叛國”，只有國與國之間有明確敵對關系時才能成立。當今中國，國與國之間明確的敵對關系并不存在，頂多只有敵對意識存在，所以要謹慎使用“漢奸”一詞。

如果按照劉仰上述表達，那當今的南方系是絕對算不上漢奸的，南方系鳳凰網雖然與美國主子勾勾搭搭，但口口聲聲依然在叫喊維護南海利益！同樣，秦檜、汪精衛等也不應稱之為漢奸，秦檜、汪精衛雖然也分別與大金、大日本勾勾搭搭，但客觀上也維護了本國利益，特別是秦檜同志，紹興和議兩國和平百余年，使得大宋國與大金國之間明確的敵對關系不復存在，頂多只有敵對意識存在罷了，所以我們對于秦檜同志要謹慎使用“漢奸”一詞。

但是，劉仰特別表示，歷史上將秦檜、汪精衛等稱為漢奸是正確的。從劉仰對于漢奸的定義來看，顯然與這句話是矛盾的！劉仰將秦檜、汪精衛稱為漢奸，不過是對于傳統說法的因循罷了，實際上是缺乏自己的思考的！宋史白看了！

劉仰還寫道，印度很少有“印奸”的說法，是因為印度太弱，不像中國，即便被外族打敗，文化依然強大。對此，筆者也不能贊同，儒家沒有擴散到印度，倒是印度的佛教擴散到了中國，至今樹佛像不絕，我們拿什么證明比人家文化強大？當今中國，傳統文化被鄙薄，被輕視，被扭曲，被壓制，到了非西方文化不自由，不民主的時代，遍地都是文化洋奴，我們還高談闊論什么自己的文化強大。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很明顯，知識界文化界依然并不清楚！

劉仰最后表示，確認“漢奸”的前提之一應該是明確的戰爭狀態。此外，在國際關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確認“漢奸”需要有明確的賣國證據，否則就應該慎重，不能僅憑觀點和感情就給人隨意貼上“漢奸”標簽。

筆者認為，等到真打起來了，有了“明確的戰爭狀態”，就什么也來不及了！作為草民，那些人通敵賣國的證據現在未必能夠拿到，這本是政府的職責。但那些人的言論行為，客觀上對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已經造成了實質性的巨大威脅。欲滅其國，先滅其史。南方系媒體精英現在干的不正是這個勾當嗎？網友已經有大量揭露南方系罪狀的貼文，筆者在此不需再一一贅述。

筆者認為，批判漢奸，實際上是在批判其漢奸意識、漢奸思想，使其反思，使其猛醒，提醒其思想越線了，已經有損于民族的未來了。使其快速反正，這才是批判漢奸的意義！

而并不是真的要打倒其人的肉體，他們都是我們親愛的同胞，“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不是治病救人，懲前毖后的做法！但是，真要到了有“明確的戰爭狀態”的時候，依然在吃里扒外，那就必須要不客氣了！

抗日戰爭時期，張自忠將軍也曾經被輿論貼上了“漢奸”的標簽，后來，張自忠以慷慨戰死明志，證明自己不是漢奸！朝野惜之！

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但針對漢奸意識的批評是不能沒有的！只要國與國之間的明爭暗斗還存在，它就有理由存在下去！

（謹以此文，與劉仰先生以及眾網友共同探討！或有得罪之處，請海涵！）
 

編輯補注：劉仰先生博客原文

慎用“漢奸”一詞

    某網站發起“當代十大漢奸”網絡評選活動，該活動由網站提供18名“漢奸候選人”，再由網民投票產生。組織、程序的公正性問題暫且不說，網站決定18名“候選人”已經有少數人先入為主的傾向性，我并不贊同這一做法。因為它首先牽涉到“漢奸”的定義問題。我認為“漢奸”的定義至少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出賣國家利益”，再明確一點，便是“通敵”或“叛國”，前者稍寬泛些，后者基本上是在國與國之間有明確敵對關系時才能成立。
    因此，歷史上將秦檜、汪精衛等稱為漢奸是正確的，因為那時的確存在國與國之間的敵對關系。對于當今中國來說，國與國之間明確的敵對關系并不存在，有敵對意識存在，這很正常，而且，敵對意識也很難永久性地消除。如果要細分，敵對意識也有不同的形態。一是意識形態上的，這的確有你死我活的意思；二是國家利益上的，未必全是你死我活，也有可能共存。后面一種因為商業社會的競爭，有時也非常殘酷，但確實容易與意識形態上的敵對相混。在只有敵對意識或殘酷競爭而沒有明確敵對關系時，使用“漢奸”一詞，我認為應該謹慎。例如，商業間諜能否稱為“漢奸”，值得商榷。該網站在這一活動的后半段，將名稱改為“評選當代十大文化漢奸”，多少體現了這種思考，但依然有濫用“漢奸”一詞的傾向。
    痛恨“漢奸”與“漢奸”現象的存在是并存的，這一現象在中國有自身歷史的特殊原因。國與國敵對關系或戰爭狀態下的“漢奸”現象，在其他國家也有，例如美國獨立戰爭時也有“內奸”、“叛國”一說，似乎可以稱為“美奸”；納粹時期，猶太人有“猶奸”，法國也有“法奸”等，性質上與宋朝的秦檜、抗日戰爭時的汪精衛之類等“漢奸”大同小異。
    非戰爭狀態下的“漢奸”現象，在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加突出。用印度做一個比較，為何印度很少有“印奸”的說法？因為，印度太弱，成為殖民地后，社會上層領導權力幾乎全部被西方人掌握，印度人只有順從或反抗兩種選擇。中國的不同在于，中國歷史上即便被外族打敗，在文化上依然比較強大，外族很難在上層所有權力領域徹底掌控中國，由此，不得不借助部分漢族人來實行統治。這一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多次出現，宋朝時期就有很多，遼國或金國都有大量漢人掌握高層權力，元朝、清朝也一樣。這一現象中有些人被稱為“漢奸”，有些人則沒有，關鍵在于，在非戰爭狀態下，元、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部分。
    中國近代歷史中，上述歷史現象發生了重大轉變。鴉片戰爭后，中國在軍事上被西方打敗，西方難以像控制印度那樣徹底掌握中國的高層權力，由此便出現了“買辦”階層，他們是西方間接控制中國的特殊階層。由于西方未能像元、清那樣接受中國文化，反而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將中國視為低等、劣等民族，因此，“買辦”階層成為近代中國與西方關系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它也成為最容易誕生漢奸的沃土。買辦階層既需要維護自身利益，又要維護西方的利益，他們維護自己的利益又要借助西方力量，因此，買辦階層表面上聲稱維護本民族或國家利益，實際上則與西方暗通款曲，出賣本國利益，這是廣大中國人將他們當作“漢奸”加以痛恨的本質原因。
    當今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與西方的關系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將中國視為劣等民族的西方傲慢仍在延續，新的買辦階層也還存在，但畢竟與過去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在這一形勢下，將這些新的買辦階層或者替買辦階層說話的人都稱為“漢奸”，未必合適。我認為，定義“漢奸”的基礎還應該是明確的戰爭狀態，在國與國之間已經關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確認“漢奸”則需要有明確賣國證據，否則，就應該慎重。不能再像戰爭狀態和半殖民地奴役狀態下那樣，僅憑觀點和感情就給人貼上“漢奸”的標簽。

    網絡評選漢奸活動可以看成是左右派交鋒的一個行動。我一直盡量避免左右派提法。以“漢奸”來說，左右派都有可能出漢奸；反過來，左右派也都有可能出堅定的愛國者。因此，西歷2011年間，左右派的交鋒熱熱鬧鬧；聲稱超越左右、達成共識的活動也不少；有人甚至認為去年一年間左派終于占了上風。我認為，這一機械的劃分并不有助于認清現實。更貼切的說法應該是，維護中國國家利益、認清本國利益與世界一體化關系的輿論占了上風。就理論概念來說，注重國家利益的，其實屬于右派，提倡世界主義、普世價值的，其實才是左派。時下風行的左右交鋒、誰勝誰敗的結論、未來中國向左向右的猜測，常常只能讓人更加糊涂。

注：本文刊于《環球時報》，刊出時，標題改為“罵別人‘漢奸’的時代已過去”，我覺得標題改得不太好，容易被誤解為“永遠過去”，但我想說，它很有可能回來。雖然當前中國還能保持和平，但戰爭的威脅始終存在。此外，《環球時報》刊出本文時也有刪節，在此貼出全文。

《環球時報》刪節改標題的文章：

罵別人“漢奸”的時代已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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