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周刊文春》30日刊文揭露加藤嘉一履歷造假。10月31日，加藤嘉一在其日語網站上發表博文，承認自己“沒有考上過東大，當然也不曾入學”。
這個爆料讓一手捧紅加藤嘉一的中國主流顏面掃地，卻又一時沒法翻臉罵人，11月2日中青報刊文《中國式造假需要加藤式救贖》為加藤說好話【http://zqb.cyol.com/html/2012-11/02/nw.D110000zgqnb_20121102_4-02.htm】，文章說：
“加藤嘉一幾乎第一時間就作出回應，分別在日本官方網站和中國人愛上的主流網站微博上致歉，不可謂不及時，態度也不可謂不誠懇。”
這種充分“理解”的口氣完全是選擇性地掩蓋這次丑聞的真實情況：
除了加藤嘉一學歷造假板上釘釘之外，《周刊文春》還對加藤偽造履歷進行了四點總結。第一，關于加藤是否是公費留學生的疑點，文中指出，加藤在中國出版書籍中寫到自己是日本的公費派遣留學生。而在日本的出版物中介紹自己留學費用由中國教育部負擔，兩者自相矛盾。第二，關于加藤是否是北京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研究員的問題，文中引用中國媒體的報道對此進行了否定報道。第三，關于加藤是否是慶應大學SFC研究所“上席研究員”?該研究所表示，加藤并非上席研究員，他是訪問研究員。第四，關于加藤曾經獲得日本全國柔道大會第四名的成績。記者核對了該大會的歷屆比賽結果后，未曾發現加藤的名字。
對以上四點來頭更大的履歷造假加藤嘉一只字未提，如果是媒體污蔑他，大可大大方方地站出來澄清。沉默算什么?這種態度就是中青報所謂的“不可謂不及時，態度也不可謂不誠懇”?
該文還稱“這種迅速承認錯誤的精神，就很值得學習”，并表示“也不能因為加藤在學歷上說了謊，就全盤否定這個人，他的很多言論還是有價值的”。
一個人，頂著如此之多的“光環”騙了中國人近八年時間，還被譽為所謂“青年人精神導師”，我們還要跟他學習他的“精神”?這好比于一個強盜搶光了你家東西，回頭還過來不痛不癢地道歉，你就要原諒他?還要學習他知錯就改?
明明身為受害者，還要大方寬容地表示我們感謝你，是你讓我們學會了堅強?這不是放縱了加藤嘉二、加藤嘉三……在中國繼續胡作非為?
加藤嘉一頂著如此多的光環，在中國發表了多少“有價值”的言論?請看：
關于釣魚島歸屬問題
2010年9月18日(注意日期)，加藤嘉一在其鳳凰博客發表《中日撞船風波是絕佳的學習機會》一文(該文發表在9月15日的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第三眼”)，稱此次事件“給了兩國國民深入認識，并學習對方國內政治的機會。如果此事得到比較圓滿的處理，它必將成為日中兩國走向相互理解的一個契機，甚至反過來推動雙方解決各自內政中涉及對方的問題”，而不談關于釣魚島主權歸屬的核心問題。
http://blog.ifeng.com/article/7670296-2.html#comments
在2012年6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加藤再稱：
“我不可能主張這個島是中國的，不可能。我跟你說，這個不是得罪，而是說，畢竟你看到了不同的體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輿論環境，你面向這里的讀者，如果要讓他們好好地思考，就要表達得溫和中庸辯證，至少在中國，你不這樣表達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強調日本的立場，這種態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達還有什么意義啊。”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6/18/15379008_1.shtml
今年9月，中國民眾掀起一股游行大潮抗議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對此，加藤嘉一寫了一篇題為《日中危機中的信息不對稱》的文章，試圖讓日中兩國政府共擔引發釣魚島危機的責任，肆意歪曲釣魚島危機的性質。
他如此解釋：“日本政府的判斷是，與其由東京都來購買，不如由國家來管理，把島國有化以后，其實什么也不會做，維持現狀，這樣有利于該島的和平與穩定。如果島由東京都買下，有關人士可能會對島采取這樣或那樣的措施，而不顧日中關系大局，對一向重視日中戰略互惠關系的民主黨政權來說，這會觸碰國家利益的底線。因此，中央政府決定自己來買。”
http://www.haijiangzx.com/2012/wicket_0926/21740.html
關于日本核泄漏問題
2011年10月4日，加藤嘉一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節目中說：“在日本除非你得靠近福島核電站，離那大概20公里的地方，其他的都沒有問題，中國人特別喜歡的京都、奈良都沒有問題。”還稱自己“最近一直在日本，我也剛剛在日本跟我們政府的人，一塊兒去了一下日本旅游的地點，包括中國人很熟悉的京都、奈良，包括我的家鄉伊豆、香根、東京什么我都去了，衣食住行沒有任何的問題，不要說輻射，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對此，旅日華人作家、評論家莫邦富在其鳳凰博客中給出了強烈的反駁，他稱：
“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勸誘中國游客去日本旅游時，(加藤嘉一)完全無視日本包括東京在內的很多地方受到核污染的這一鐵的事實，居然一再說日本很安全，只有中國人不愿去日本旅游。”他“激起了旅日華人社會的反感”。
“就說加藤家鄉伊豆所屬的靜岡縣吧，當地產的干茶葉受到放射性銫的污染，測出每公斤含有679貝克的銫，超過日本政府臨時制定的500貝克/公斤的最高許可水平，消息傳出，占日本綠茶總消費量的40%以上的靜岡縣產茶葉蒙受重大打擊。”“生產那些茶的茶場距離福島第一核電站大約355公里!”……
莫邦富稱，加藤嘉一“這段發言顯然是間接代表日本政府而發的”。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924457.html
不止在中國，在日本加藤嘉一也“有罔顧事實、傳遞虛假信息之嫌”，莫邦富描述了他如何在日本民眾中惡意抹黑中國：
2011年8月中旬，在日本避暑勝地、同時也是加藤的家鄉伊豆高原舉行的一個高層論壇上，有人問加藤嘉一：“中國是個大國，在311日本發生大地震后，卻只派來了區區15人的救援隊，比臺灣甚至其他小國都要少得多。這是為什么?”加藤回答說：“那是胡錦濤、溫家寶政權怕派出人數眾多的救援隊去日本救援會引起中國老百姓的不滿，所以才派出這么一個小規模的救援隊。”聽到這個回答，我吃驚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簡直就是顛倒黑白，罔顧事實了。
而事實真相是地震發生當天，也就是3月11日，中國地震局就通過聯合國國際災害搜救系統(INSARAG)表示了準備派遣救援隊去日本的意愿，并強調人員規模為“80～100人”的救援隊“已做好2、3小時內就可以出發的準備”。
不料，日本方面第一不愿立即接受中國救援隊。因為日本把接受美國救援隊排在第一等級，而中國被排到第四等級。日本外務省擔當中國的部門覺得這樣做可能會產生問題，竭力抗爭，中國的等級才被勉強提高到了3.5等級。所以，即使中國救援隊心急如焚地想馳援日本災區，也無計可施。最后，整整把中國救援隊的出發日期壓后了2天，日本才表示同意接受中國的救援。
第二，日本堅決不愿接受中國派遣這么多人數的救援隊，硬是要求中國救援隊大幅度地壓縮派遣人數。中國后來退卻到至少維持20人規模的底線，日本依然不同意，萬般無奈的中國方面只好派出了一個小小的15人的救援隊。而土耳其救援隊是32人、瑞士是27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韓國是107人(以消防隊員為主)，臺灣63人。一場救命如救火必須爭分奪秒地予以展開的國際救援活動居然被日本演繹成了一場帶有濃重色彩的政治秀!當日本在地震發生了整整2天之后，才表示愿意接受中國救援隊時，國際電話上出現了這么一段對話：“非常感謝!”“不用謝!”在電話中表示感謝的居然是派遣救援隊的中國，是在感謝日本總算愿意接受中國救援隊了;而說不用謝的竟是理應首先表達謝意的日本!
這些消息并不是我獨自掌握的內幕消息，日本朝日新聞等媒體都作過報道，在互聯網上至今仍然可以查到(如http://globe.asahi.com/feature/110403/03_2.html，等)。”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924457.html
關于南京大屠殺和抗日戰爭問題
2011年12月31日，在《鏘鏘三人行》節目，加藤談到《南京!南京!》說：
“我大概能想像，它拍的是什么樣的片子，我不是說批評張藝謀同志，就是說有點不敢看。” 在日本描寫抗戰的電影里，日本人“沒有太多就是說像中國人看日本的時候那樣，帶著一種仇恨的態度，那我們也不可能帶著仇恨嘛”。
關于南京大屠殺，“我們沒有說30萬人，我們說圍繞數字，中日兩國之間是有爭議的，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很多的日本人，看到中國的導演拍了《金陵十三釵》，拍了《南京，南京》這個時候我們就是厭煩，今天的日本人跟當年的日本人怎么可能是一樣的呢?戰后60多年，我們的自衛隊是沒有殺過一個人，我們戰后是本著和平憲法始終在憲法層面禁止對外發動戰爭的，那這一切證明我們對戰前的行為是反省的，但是今天此時此刻，中國的導演，中國人依然從那個角度去看所謂的日本人，而所謂的日本人里面，過去的日本人。”
除了避免談及南京大屠殺，對于日本的戰敗，加藤這樣說：
“日本人對當年跟中國打仗的認識為什么是有局限呢?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我作為日本人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說日本人不認為日本敗給了中國。”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hjd/qqsrx/detail_2011_12/31/11698177_1.shtml
今年5月20日，加藤嘉一在南京先鋒書店做了一場《致困惑中的年輕人》的講座，一位現場觀眾在自己的博客中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這個男生羞澀地提問說，加藤君，對于日本人在南京發生的事，不知道你怎么看，不知道怎樣才能有更多的渠道去獲知真相?”
“加藤嘉一以一種輕松地姿態說：關于這個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和日本政府都需要反思，這是第一位的。在私下里，日本很多右翼人士和他交流這個問題時說，中國政府和人民自己為什么不反思，如果他們不反思，憑什么得到我們尊重。”
“他又開始說，總之，這件事，真相是很難知道的，中國是這樣講，日本是那樣講，香港那樣講，臺灣又那樣講，反正我不明白，我現在也不明白。”
“他繼續說道，如果中國政府不進行認真的反思的話，在西方，歐美(國際)是得不到尊重的，是絕對得不到尊重的，我緊盯著他的臉，這張日本人的臉，在說出絕對兩個字的時候，完全沒有了輕松和俏皮，一霎那之后，他開始輕松地教育和指導說，要想知道真相，就應該多出去走走，比如到香港，到臺灣，到國外，當然，到了自由言論的地方，你也不要完全相信他們說的話，你可以多學幾門語言，你看新華社的文章，用中文的和用英語，肯定尺度是不一樣的。你多會幾門語言，你會多了解一些真相。無可否認，這個年輕的日本人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傳播之道，他輕松圓滑地避過了這個所謂敏感的問題，并且在暗示了他對南京大屠殺歷史不承認不相信的同時，又溫情脈脈地提醒中國年輕人要學習，不要只聽一面之言。”
“我從人群里走到前面，我說剛才你回答的那個問題讓我困惑，如果對在南京土地上發生的事你不明白的話，你怎么作為在華最有發言權的日本人進行發言?他的臉色變了”，“我清晰地聽到他回答我，你不要妨礙公共軼序。”
http://www.utpcs.net/Article/zatan/2012/06/297042.html
這場風波引起了網友的憤怒。甘肅教育廳迅速叫停了加藤原定在甘肅農業大學舉辦的講座， 6月7日還在其新浪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個人受委屈可以忍受，民族的榮譽和自尊一點都不能受玷污，這應該是中國人的底線”。
在此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加藤嘉一顯得特別委屈：
“你知道我的立場”，“要是我一直否認或者質疑南京大屠殺，那你說我能走到今天嗎?”
加藤嘉一的兩面三刀
除了一些關鍵問題上避免直接的表態，加藤嘉一有眾多兩面三刀的做法，他一面在中國說著中國的好話，一面在日本言辭惡劣，《日本東方新報》在其新浪博客博文《有病的中國，虛偽的加藤》中說：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可以有不說的真話，但不能總說兩面討好的假話，而加藤嘉一卻徹底違背了這一底線。”
“在中國，他對記者說，我是把自己的青春交給了中國……
而在日本，他對年輕人說，中國是國際社會中的異端，中國越被認為是異端對日本而言就越加的有利。亞洲的事務日本必須發揮出領導作用才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59275401014fdp.html
加藤對自己的這種行為直言不諱，且引以為豪：“首先，我會這樣說，如果我說‘南京大屠殺’，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說‘南京事件’，我應該就在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會說，當年在南京發生的屠殺事件，這個說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這是我的智慧，對吧。”
在同一件事情上，分別面對日本人和中國人時，加藤往往會有不一樣的表達。他說自己寫作時有四個軸：“第一，我是日本人，我絕不能違背日本的國家利益和作為日本人的尊嚴;第二，這里是中國，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即使因此被日本右翼勢力痛罵，我都不會妥協，我肯定會遵守這里的地形;第三，我的言論要對中國決策層、知識界有說服力，不能簡單迎合大眾;第四，我的文章要被大眾所接受、喜愛，對他們也有說服力。”
http://news.163.com/12/0611/00/83M6EJKJ00014NQF.html
一位署名橋本隆則的日本作者在此次造假事件后說：
“加藤嘉一偽造學歷與經歷，已經不是一天兩天。在中國，今年上半年就有關于加藤的各種偽造經歷的文章以及質問函。”
“今年開始，加藤在日本也聲名鵲起。很多雜志與報紙都希望他開專欄。加藤知道日本人喜歡聽什么、不喜歡聽什么，所以一般的節目不會出錯。”
http://world.gmw.cn/2012-11/01/content_5545359_2.htm
“兩面三刀”其實是“愛日本”
加藤的兩面三刀有兩個底線：
第一， 關鍵歷史問題上絕不含糊地站在日本一邊;
第二， 在中國可以說假話，因為是為了生存。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訪中，有如下幾段話：
如果中日必有一戰，你支持哪邊?——加藤常被問到這個問題。“諸位，我是個日本人。”他頓了頓，眼神變得嚴肅冷酷，又重復一遍：“我是個日本人啊!”
“我并不愛中國”，他說，“愛上的話，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員)那樣的老外，保持距離是我的底線。”
加藤嘉一稱，他是一個“愛國者”，“人家罵日本不好我就很不高興”，“觀察中國是個愛國行為，我必須得做，當然這也可以給我帶來飯碗。”
“這個還不到30歲的日本青年，小心翼翼、費盡心思地處理著每一篇文章以及生活中的每一層關系，其目標又異常明確：為了謀生，更是為了服務日本。他一直都夢想著有朝一日回到日本從政，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2_06/18/15379008_1.shtml
身為日本人，加藤嘉一愛日本本來無可厚非，但是為了他的“愛國”，而曲解被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事實，特別還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如此囂張地表達他的“愛國”情緒，這樣的做法是對中國人和中國歷史的赤裸裸的侮辱。
更甚，加藤嘉一還侮辱中國人的愛國情緒，巧妙地為日本的作為辯護：
加藤寫了一本書《愛國賊》，其中批判中國的一些整天把愛國主義掛在嘴上的民族主義者，對2005年的中國反日游行他如下評價：
“當時組織或參加那次游行的人清一色喊著‘愛國無罪’。喊著‘愛國無罪’的口號打砸別國使館的人，是否屬于‘愛國賊’呢?我認為‘是’。
無論是中國的還是日本的，基于商業考慮，過多重復報道同一個鏡頭，向民眾灌輸充滿虛擬性的‘反日’或‘反華’的媒體從業者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為‘是’。
看到媒體報道后，不經任何思考，盲目自大地痛罵對方國家，提倡斷絕與對方交流的，憤怒中的網民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為‘是’。”
那么他認怎么樣不是愛國賊：
“后來到全國各地向民眾傳達中日關系的重要性，提倡冷靜和理性的官員、學者等是否屬于愛國賊，我認為‘不是’。”
http://r.club.china.com/data/thread/2614689/2746/84/39/9_1.html
加藤一面“愛國”，一面還不允許別人愛國，簡直是無恥。看似站在替中國考慮的角度，實質上，加藤嘉一借此否認中國老百姓眾怒的事實，否定反日游行的正義性，回避了對日本政府和部分勢力的否定歷史作為的譴責。
加藤嘉一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加藤嘉一現象為何會出現？
加藤嘉一在日本并不出名，也只是“今年開始，在日本聲名鵲起”，在媒體看來，“他利用中日兩國的信息不對稱，和外國人身份的逆差，成了中國眾人追捧的公知，把自己的影響力四兩撥千斤做到了最大”，是個“兩面三刀”的人物。他吹噓自己被中央官僚約見，卻被日本媒體揭了面皮。
這樣一個靠著偽造履歷頻頻活躍在主流媒體上、言語兩面三刀、侮辱歷史和中國人民感情的狹隘民族的小丑，在自己的祖國不受待見，卻能被中國的主流媒體捧成“中國青年人精神導師”，站在在各地大學講堂上宣傳自己的“成功”經歷，教育中國的“年輕人該怎么學、怎么活、怎么奮斗”，簡直是荒唐。
《有病的中國，虛偽的加藤》中稱：
“無論如何，加藤嘉一的個人言論怎樣不靠譜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那就是真正有病的是中國。只有在當下的中國，可以糊涂的讓一個‘沒有底線’的年輕人成為公知。”
橋本隆則在文中說：“加藤已經不需要通過用見過大領導或者在中國有多少粉絲來抬高自己，但是中國總有一些人不斷地造神，把他的形象塑造成高大全，其實這樣是離事實越來越遠”。
“中國總有一些人”包括什么人?
中國媒體就批判加藤嘉一時，總是泛而又泛地談什么“整個社會對成功的過度追求，對名校的過度關注，對精英文化的過度仰慕，早已超越了對個人的關注，這才豢養了一群在夾縫中獲得巨大能量的投機主義者”，似乎對于“成功學”的泛濫，“整個社會”都需要負責，其實這是沒有意義的指責。
真正需要負責的恰恰是某一部分媒體。加藤嘉一的過分之處，不是在其造假，而是他對歷史的侮辱，對中國人民的侮辱。
正是某些媒體，一味地拋棄國家和民族的立場，追捧加藤，縱容這種侮辱的言論泛濫，才給了加藤膽子和機會去一步步欺騙和侮辱中國人。這不，即使加藤的形象已經被打破，還是有《中青報》之流如此體諒地為他說話，反認為中國人自己需要反思?
關注一下加藤經常出現的媒體，是否可得出這樣的結論，加藤不過也是他們輿論炒作的棋子，替他們說出了他們不敢說的話?
今年7月，加藤終于在中國混不下去了，決定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并留下了一些依舊惡心人的“心里話”。在此之際，日本揭露了他的造假面目，無疑是利用加藤這個棋子到了極限。此前利用他歪曲歷史、污染中國年輕人的精神世界，此次利用他狠狠地羞了中國一場。這種堅定的民族、國家的立場，不知中國的主流媒體何時能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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