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小學選班干部算起，我參加選舉的次數和選舉過的人不計其數，直至參加國家最高級別的選舉。當我每次投上莊嚴神圣一票的同時，不禁要問自己，我“這一票”能起多大作用，這是否就是民主?一次次投又一次次問，每次選舉都有結果，但心中疑云未消。盡管如此，我還是毫無怨言地不放棄任何一次投票選舉的機會。抱著“我選故我在”的心態，堅守“民主政治就是民主選舉，民主制度可治社會百病”的信念。一次次地走近投票箱，期盼著“這一票”能改變選舉結果，選出的政治精英給百姓帶來福祉，使社會更加繁榮。期望變成企盼，結果總是難如人意，制度沒改變，問題并沒解決，社會矛盾依然尖銳，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民主是什么，投票管用嗎，民主制度是否是最理想的社會制度，民主化到底能給大眾(選民)帶來什么?最近，帶著這些問題，讀了布賴恩·卡普蘭著的《理性選民的神話》。讀后感觸很深，積淀在心中多年的疑問在這里找到答案。
這是一部研究民主制度下公共選擇的學術專著，是一張對準民主機制拍攝的X光片。作者獨特的視角，透視了一條始終存在，但從未被清晰展露的邏輯通道。這就是“民主制度產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鏈條，或“選民自愿選擇下策”的制度缺陷。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民主制度一直被人類所追捧。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人們對民主制度又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近代工業革命以后，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社會分工的出現，人們要求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呼聲越來越高，相同利益的群體開始出現，并對政治利益集團表達訴求。此時，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制度才開始構建。它最基本的要求是實現政治民主化，在保障人們最基本的權利的前提下，選舉產生政治利益集團，并參與事務的決策。人們堅信，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完美的制度。這種制度一旦形成，從此便可高枕無憂。因為人們相信大部分人在多數場合都是正確的。只要決策者們善于聽民聲、察民情、順民意，且不斷堅持下去，公共政策就會如同綁上衛星導航儀，哪怕起點多么偏遠，遲早都會回到正確的軌道。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找到了關于偏見的心理學及公眾輿論調查研究的證據，證明在與政策直接相關的問題上，選民偏見不僅普遍，而且在數據統計上十分顯著。由于選民自身的原因和對民主制度下經濟政策的看法存在著系統的偏見(作者概括為：排外意見，就業偏見，市場偏見和悲觀主義偏見)，“民主傾向”未必能產生“經濟良策”。為什么呢?早在1997年，喬治·布倫南和洛倫·洛馬斯基合著的《民主和決策》之中，兩位學者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達性作用”的觀點，告訴我們人們投票的動機。選民之所以去參與選舉投票，并不是為了改變選舉結果，是因為想證明自己的存在，顯示自己的品德，標榜自己的作用。同時，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對選舉結果的影響接近于零，選民才不關心不良經濟政策對自己造成的實際后果。
為了揭開民主神秘面紗，作者在對選民投票動機研究的基礎上，通過思維試驗，對民主制度下由于選民的非理性導致愚蠢政策的出爐進行了研究。作者指出，民主是偏好的結合，如果選民具有某種形式的非理性偏好，就容易導致錯誤的結果。事實上，人類具有“雙重屬性”，即社會屬性和自然屬性，這就決定了民主制度下并不一定產生十分完美的政策。最典型的就是人們在高喊打擊假冒偽劣產品的同時，個人的虛榮和逐利還是到“秀水街”購買“名牌”;在呼吁“要實現教育資源均等化”的同時，又托親朋好友使子女上“名校”;在呼吁懲治腐敗，為國家前途擔憂時，又大肆搞權力尋租。凡此種種，人們在言論上夸夸其談，在行動上精于算計，這種情況恰好是不同約束條件下追求最大利益化的典型表現，卡普蘭稱之為“理性的胡鬧”。
《理性選民的神話》是一部政治經濟學專著。該書除了緒論和結論外，共分八章。各章獨立成篇又相互聯系并層層遞進，圍繞民主制度下為何產生不良政策展開討論。通過實證分析和對人性的剖析，得出了民主制度下未必產生完美政策的結論。至此，卡普蘭先生并未停住，學者的責任和良知使他繼續深入研究，就如何解決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等問題給出答案。如果說，“理性的胡鬧”會產生不良的經濟政策的分析結論是該書的特點，那么，依靠市場的力量減少“理性的胡鬧”是該書的又一大特色。作者認為，民主是一副備受推崇的政治萬靈藥，但糟糕政策的存在是因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存在利益的分歧，解決這一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市場。無論你是否相信市場的絕對力量，如果民主使事情變得很糟糕，那么相應地市場往往能改善事情的效果。對作者堅持這種觀點的對錯暫且不論，但就其這種科學的態度和執著的精神不正是我們今天正在尋找并要堅守的東西么。
(《理性選民的神話》，(美)布賴恩·卡普蘭著，劉艷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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